古典印度文明形成期（2）

这些事件实际上是印度遭受的第一波中亚游牧民族周期性军事入侵。他们是武力的掠夺者，首要目标是伊朗，其次是印度的定居农耕民族。游牧民族的周期性军事入侵大约每500年循环一次。正如前述，在公元前1世纪，第一波入侵的伊朗语游牧民族攻破印度边界。公元5世纪，西北方出现了可能使用突厥语，并与欧洲匈人有亲缘关系的胡纳人。到了公元1000年左右，信奉伊斯兰教的突厥人在阿富汗建立政权，并在接下来的两个世纪里，接二连三地洗劫了印度，最终在印度建立了德里苏丹国。16世纪，与蒙古人有亲缘关系的莫卧儿人在印度次大陆站稳了脚跟，建立了欧洲殖民印度之前印度最大的帝国。

中亚游牧民族必须随身携带所有财产，无法一边过着游牧生活，一边积累着财富，因此，游牧民族没有足够的物资储备来应对困境，而劫掠农耕聚落就成为他们摆脱困境的方法之一。游牧民族拥有大量的马匹，马术和弓箭技术高超，面对农耕王国行动迟缓的庞大军队，他们拥有决定性优势。展开劫掠生涯的游牧部落很快发现，自己无法一边看守牛羊，一边进行战争。很快，军事胜利瓦解了游牧经济。部落军事首领一开始依靠不断从农民手里掠夺大量唾手可得的财富来维持个人权威。一旦劫掠将资源耗尽，首领的权威就将受到挑战。四处劫掠的游牧部落成功打劫的速度越快，部落瓦解的速度也就越快，它会迅速崩解为许多相互争斗不休的小团体。

早期印度的游牧国家已跨越了首领依靠个人权威进行统治的阶段，尤其是贵霜帝国和西萨特拉普王朝，它们形成了比较稳定的政治结构，个人领导转变为世袭君主制，对附属王国肆无忌惮的劫掠转化为向农民征税。土地税是王国财税的稳定来源，因此，管理土地税需要巧妙的官僚统治技术，既要保障财政收入，又不能损害农民生产的积极性，然而游牧国家缺乏官僚统治的经验和技巧，因此，他们必然要与过去数世纪来已拥有丰富官僚统治经验的伊朗精英和印度精英合作。

当地人逐渐将统治者视为宗教的支持者，而非敌对者，由此可见，统治者对当地宗教的赞助和保护，密切了与伊朗、印度精英之间的合作关系，促进了军事统治向官僚统治的转型。

从有关贵霜与西萨特拉普的零散材料中，我们无从得知转型的详细过程，但可以找到转型的影响。贵霜钱币显示，帝国赞助着印度的宗教信仰，其中就包括印度教的湿婆、佛陀；贵霜帝国横跨印度和伊朗，因此许多伊朗神祇也同时出现在钱币上。佛教中盛传迦腻色迦王为佛法护持，广受欢迎的大乘佛教这时逐渐登上了历史舞台。然而，贵霜人长期保持着中亚人身份认同的标识，尤其是继续戴尖帽、穿分襟骑马袍、宽大长裤和皮靴，这些服饰和佩饰虽然能适应中亚的草原气候，却不适应北印度平原炎热的气候。考古学家在北印度发现了贵霜人使用的钱币及其人物塑像。

另一方面，西萨特拉普王朝则在一片完全与伊朗和中亚隔绝的土地上统治了300多年，因此，其印度化的程度似乎较深、范围似乎较广。第一份长篇梵语谕令出现于国王鲁陀罗达曼统治时期，诗人并非赞扬他的骑术和箭法，而是赞扬他精通音乐、逻辑学、诗歌和梵语语法。这是一项长足的进步，充分显示出王朝对新兴艺术的浓厚兴趣。

中亚入侵者带来的骑兵术有效地终结了战车战争的历史，但是，印度文明从他们身上借鉴的元素并不多。过去吠陀众神驾驭空中战车，这时的印度教神祇则自行选择坐骑。统治者赞助、保护新生的大众宗教、科学和宫廷诗歌，为古典印度文化的形成贡献良多。此外，他们也促进了印度文明与其他地区的沟通交流，尤其是佛教进入了干旱塔里木盆地的汉朝西域，最终于公元1世纪抵达中原。

南印度与德干

古典印度文化在发展的同时，也传播到了整个印度次大陆。传播的方向由北向南，但不要因此误解它传播的过程。达罗毗荼语曾一度在北方广泛使用，如我们所知，最早的梵语文献里就有达罗毗荼语词汇，说明北印度形成的古典印度文明的诸元素，乃是不同语言、文化族群融合的新产物。虽然我们无法细分各语言和文化对古典印度文明的贡献，但是，古典印度文明确实是个融合体。

了解达罗毗荼文化范式最好的资料，是南印度的古泰米尔语文学。泰米尔语区自西向东有三大王国：哲罗、潘底亚和朱罗。阿育王时代的铭文明确表示，三大王国不在阿育王帝国的统治范围内；阿育王向三大王国派遣说法大使。三大王国及其他小王国支持泰米尔语宫廷文学的发展，泰米尔语宫廷文学约与梵语宫廷诗歌同时发展起来。桑伽姆文学，是指公元2—4世纪间，潘底亚王国首都马杜赖的一群文学专家收录的泰米尔语诗歌选集。泰米尔语法书《朵迦比亚姆》辑录于同一时期，包含严正的诗歌理论，该理论建立了桑伽姆文学的知识传统，诗人、赞助者、评论家和出身武士阶级的绅士名媛共同分享这一知识传统。古典泰米尔语诗歌艺术分为两种主题：阿哈姆主题和普拉姆主题，即爱情诗与英雄战争诗。这些诗歌略微提到国际奢侈品海上贸易的起源；希腊水手利用季风风向，从埃及和地中海出发，满载着双耳陶罐装的意大利酒、红珊瑚珠宝和其他稀有之物，驾船前往说泰米尔语的王国，为南印度宫廷带去奢侈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