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亚

佛教传道僧继续东行前往中国。根据传统说法，公元1世纪时，在汉明帝的邀请下，印度佛僧竺法兰与迦叶摩腾首次将佛教传至中国。中亚的佛寺这时成了取经僧侣的中继站，这些僧侣来自中国、韩国和日本，前往印度朝圣并学习佛法。其中三位僧侣——法显、玄奘和义净——的回忆录，特别能够说明朝圣学者的交流情况。这些朝圣僧侣的目的主要是带回正确的佛经和不同佛陀、菩萨的画像，作为绘画、雕塑的范本。印度知识与文化的其他层面，则伴随宗教一同产生影响。当然，中国本身有历史悠久而复杂的发达文化，有自己的文化半影，因此中国的印度文明半影与中亚的印度文明半影，十分不同。

佛教在中国发展的高峰期在唐宋之际，当时佛教受到帝王推崇，与儒、道并称三家。然而印度的其他文明成果在中国的影响，远不及佛教。中国文明古老而复杂，有高度发达的王权文化，并不需要印度的王权思想和宫廷文化，这一点与中亚的城邦和东南亚的王国不同。然而，中国科学虽然同样发达，却能够从印度科学中汲取养分。这种借鉴尤其明显地体现在印度擅长的两个领域：天文—占星—数学和语言学。

前者以佛教为媒介传入中国，中国统治者寻求印度占星历法专家入仕，执掌天文机构。我们从中文史料得知了其中的三个家族：瞿昙氏、迦叶氏与拘摩罗。同时也得知印度天文学权威伐罗诃密希罗与婆罗门笈多等人作品的译文在中国流传。

佛教在中国的传播，也带动了梵文，也许还有其他印度语言的传播，更形成了翻译印度佛教经典的行业。特别是玄奘，由戒日王统治时期的印度返回中国后，组织了大型的翻译团队。在搜集、研究、翻译佛经的过程中，中国学者不仅接触到了梵语，还接触到了印度的文字与梵语语法。梵语语法与文字都建立在对语言学的精确理解之上，包含对语音学极为深入的了解。研究上古时代古典诗歌的中国学者尤其需要运用印度的语音学进行分析。中文书写系统的好处是，即使是使用各种不同方言的人也能理解书写的内容，局限则是无法传递字词发音。久而久之，随着字词发音的改变，上古时代的中文诗歌失去了韵律，原始发音也随之失传。运用印度语音学分析方法，中国学者编纂了古代经典的音韵辞典，在此基础上重建了古文发音。时至今日，这些辞典对探究远古中文语音的学者来说仍旧适用。虽然中国人并未放弃杰出的书写文字而改用印度式拼音文字，但其他东亚语言确实以佛教学者为中介，采用了以印度语言为基础的文字和语法。

目前，关于中国对印度的文化影响，我们了解甚少，但关于贸易和商品，我们则了解甚多。首先，我们知道中国丝绸很早就抵达了印度，考底利耶在《政事论》中称其为“中国布”。丝绸在陆上通过中亚，沿着知名的丝绸之路，一路传向中东与欧洲；同时也通过海路，绕过东南亚前往。印度人最终学会了丝绸纺织技术，如我们在中印度知名的曼达索尔铭文中所见，在一首丝织者行会纪念寺庙兴建的优美诗作中，诗人数度提及他们的丝织品。我们还能从古代印度文献中发现其他来自中国的商品——樟脑、茴香、朱砂、一种品质极高的皮革、梨和桃，这些商品的梵文名都以china开头。这些再次说明，对印度来说，高度精致的中国文明是其奢侈品的来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