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

阿尔曼迪观察到，在印度和东南亚的各王国中，国王拥有大象的数量是衡量其财富和权力的标准。他进而讲到，只有国王可以一次捕获数十甚至数百头野生大象，这一点很重要。根据欧洲旅行者的记述，这正是阿尔曼迪所处时代的情况。正如麦加斯梯尼所述，公元前4世纪的孔雀王朝亦是如此。这种捕猎团队有时能达到数千人，只有国王才能调集如此庞大数量的人群。因此，捕获、训练并部署大象投入战争，正是属于王权时代的产物。

要了解大象的留存和退却，就必须了解王权和大象之间的关系，尤其是印度的王权模式；在这种模式中，捕获和使用大象也是必不可少的要素。该模式传播到东南亚王国的过程被称为“印度化”。这一模式甚至影响到了古代西方各民族的军事实践，其中包括波斯、希腊、迦太基、努米底亚、罗马，以及希腊化王国叙利亚和埃及。从公元前1000年到公元19世纪的数千年中，印度的战象观念远播至西班牙和爪哇。同样值得一提的是，中国人并没有接受这种捕获并使用大象的观念，他们对这一模式的充分了解至少不会晚于与东南亚进行印度化的王国发生交流的时期。但是，中国人没有采用这一模式。

这种复杂的文化传播主要借助国王之间的关系，无论是通过外交、礼物交换的和平方式，还是通过战争、收取贡赋的武力方式，或者通过模仿的间接方式；这种模式传播于盟邦之间与敌国之间，还有可能通过声名和效仿，发生远距离传播。因此，我们需要注意国王在观念、财富、知识和实践方面的交流，因为大象的使用逐渐扩散，成为印度王权的普遍标准，并影响到异域王国。同时，我打算考察包括王权在内的各种政治模式，从而区分王国、共和国、部落政体与大象的不同关系。

要探寻“王象关系”，就要研究军事史，像阿尔曼迪的经典著作那样。以下有关印度军事史方面的研究可以帮助我们开展研究：首先是霍普金斯，他对印度史诗中的武士阶层做了经典研究；接着是萨尔瓦·达曼·辛格，他撰写了有关吠陀时代相关内容的优秀著作；西蒙·迪格比，讲述了德里苏丹国的相关内容；戈曼斯，写作了关于莫卧儿帝国的著作；等等。另外，“王象关系”还可以作为一种思路，用来比较王权和其他政体形式，以助于政治史研究。

在这本书中，我将以这一关系作为线索，不仅将国王与大象联系起来，还将国王与森林、森林民族联系起来。我的目标是沿着这条线索更深入地了解印度环境史。简言之，国王被大象吸引的原因在于它们的体形，这是王权至高无上的象征，因此对国王来说具有重要意义。如前所述，大象身躯庞大，每天必须消耗大量饲料。大象只有到20岁时才适合工作，所以长期将不事生产的幼象圈养于象厩之中，还要为它们收集食物，就显得很不划算了。因此，捕捉成年野生大象便成为唯一可行的方式。大象确实可以在圈养中繁衍，但繁衍的速度并不快，因此仍需要继续捕捉野象。无论如何，任何情况下依赖圈养繁殖大象都很不划算。因此，保护森林中的野象对国王来说有直接的利益关系。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也为了随后能够捕获并训练大象，国王们需要森林民族的帮助。国王与大象的关系实际上是国王、大象、森林和森林民族之间的四角关系——这是一个丰富且复杂的关系网。研究此关系网，可以将森林及其居民的相关情况纳入王国历史，而不是将森林看作王国的对立面、农民与农业的对立面，以及村庄与城市的对立面。简言之，所有这一切构成了我们所谓的文明。这一关系在世界各地的情况也不尽相同，特别是在中国，情况就跟印度大不相同，因而本书也会阐明二者在环境方面的差异。

要澄清一点，我不认为古代王权在本质上普遍具有“环保意识”，也不认为印度王权特别具有“环保意识”。实际上，就像我们从珍珠、珊瑚、皮毛的奢侈品贸易和药用动物组织的贸易中看到的那样，王权在动员人力和调配资源时给环境增加了压力。我的看法很简单：国王对战象有特定需求，因此需要保护野象及其栖息地。我的问题是，这种需要是否还不足以有效解释印度和中国之间的差异。

人们如果去参观新德里的国家博物馆，就会为众多精美的大象雕刻所折服。那些无名的石雕匠在精心创作这些雕刻时，肯定近距离观察过或许为人工驯养的活象，也观察过莫卧儿时期细密画中的大象。大象在印度的艺术、民俗、神话、宗教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其形象存在于艺术与宗教中，得益于森林中的野生大象持续存在，人类聚居区也在不断驯化大象。大象时时刻刻都充斥在印度人的生活和想象中。

战象是众多大象主题艺术的核心，也是野生大象和驯化大象众多社会功能的核心，不论过去还是现在。因此，我将重点论述战象及其作用，而不考虑大象在印度人类历史中的许多其他功能。因为战象是“王象关系”的核心，正是这一功能赋予其他所有功能存在的意义。在野战和攻城战中，战象很少使用，并且只有在极端情况下才会出现。但是，在两场战役之间较长的休战期，大象则会派上用场，它们被列阵骑行，充当外交礼物，作为缴纳的贡赋，等等。大象的身躯庞大，是军事潜力的显著标志，是国王麾下强大军事力量的象征。因此，国王之间冠冕堂皇地运送、交易大象带有一种社交意义，这也是战象所体现的功能。与之相对，优质战象的特性决定了野象的捕捉标准。优质战象的特性还影响了人们对大象身体特征的认识，例如将某些特征当成吉凶的标志等；这些特征为人工驯化大象建构了一个不断扩大的分类体系，应用于包括战争在内的所有用途。大象是一个引人入胜的话题，每个研究方向都极具诱惑力。但是，就本书的研究方向而言，最好是将注意力集中在战象上。正是战象带我们来到问题的核心。

依据这种观点的逻辑，我不认为国王将大象的用途分为工具性和仪式性两种，那是一种错误的二分法。毕竟，王室游行中展示大象也是在展示战争资源。展示战象这种行为也影响到了其他的国王，那些国王需要时时评估邻邦掌握的各种资源实力。从《政事论》中可以看到，国王总是在相互比较各自王国所拥有的资源。《政事论》还向国王提出建议，如何利用自身的相对优势、克服相对劣势；而大象就是国王最重要的资源之一。

一些学术观点认为，印度国王过分迷恋大象的态度对自身不利；也就是说，印度国王在大象这一问题上十分不理智。这种观点来自西方，源于欧洲的帝国时代，也就是重型火炮出现并终结战象时代以后。我并不赞成这种观点，因为它无法解释为什么战象制度可以长期留存并广泛传播。即便如此，我们也有必要从一开始就达成共识，战象只是“王象关系”的一种形式。因此在下一章，首先我将详细说明“王象关系”在早期文明中的全部内涵，因为印度王权发明战象正是基于这种关系。

在印度，古代文献主要由宗教大师撰写，包括王国史在内。因此，印度地区的古代史以及我们对印度王权的理解，都有被纳入宗教史叙述的趋势。关注国王之间信息、商品、制度的交流，会发现这些文献资料在某种程度上与其来源的写作意图相左，能够以作者未曾料到的方式加以阐释。“王象关系”研究与宗教文献写作意图之间的矛盾可以带来一些益处。比如，某种图像形式显然是从王权领域进入宗教领域的；例如，某位神、某件圣物或某本新出版的书负于象背之上，如同国王一样。这也表明，国王在某些方面，其身份和关系要高于宗教和宗教大师，也有自己的行为逻辑，比如在互相竞争的多个宗教之间充当仲裁者。当然，王权与宗教关系紧密，宗教大师对王权的表述也有自身的侧重点。他们的侧重点可能与我期待的王权视角并不一致。我希望通过这些文献资料，寻找与宗教不同的王权本身的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