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王与大象（3）

这件罕见且奇特的陶像，见证了印度的贸易和模式在拉尔萨时期的影响。该动物被刻画为正在行走的姿态，其直背、小耳、粗腿的形象表明它属于印度品种。如印度河文明的徽章那样，陶像上的大象没有长牙，因此可能是一头雌象。陶像雕刻有略长的尾巴和卷曲的长鼻，仿佛在采集食物；脖子上的痕迹可能是褶皱的皮肤或是项链。骑乘的方式更为独特。一条宽大的编织的带子系在这个动物的身上，印度现在也使用这种宽带子固定象轿。雕刻上的驭象人既没有坐在大象头部，也没有坐在大象背部，而是以一种不自然的姿态坐在大象腹部一侧，并且驭象人的右膝卡在宽带子上。这恰恰与伊沙利的一块浮雕类似，那块浮雕上雕刻的男子以同样的姿势骑在印度瘤牛的背上。在两块雕刻中，人物的上半身和双臂都被表现出来了，左手放在动物的脊瘤或肩上，右手握着稍微弯曲的驭棒；除了轻巧的缠腰布和腰带外，两位骑者都是裸身的。

首先必须指出，如我们所见，象轿在较晚近的时期才被发明出来，这一点毫无疑问。本书很快就会考察上文提到的印度品种的大象陶像。

在另一部著作中，勒格雷恩写道，该陶像“明显是由不熟悉大象或不知道如何正确驾驭大象的工匠制作的”。他认为，大象的形象与上文提到的印度品种相吻合。但是，驭象人，即印度象夫，“在雕像上的姿势很不自然——既没有坐在大象的头部，也没有坐在大象的颈部，而是悬在大象的腹侧中央，左手放在大象的肩膀上，右手持短弯棍，骑于象上静止不动”。总体上，人们在解读该形象时都在指责工匠，但从未怀疑当时的印度人就是这样骑乘大象的。我希望能证实这一点，而不仅仅停留在假设阶段。

解读一个独特的陶像本就困难，更何况用其表现的骑乘方式控制如此庞大的动物既不可能也不现实。勒格雷恩认为，这位当地工匠的创作受到了印度的影响，因为陶象上有着与印度那块浮雕类似的骑乘方式，这个推测很有可能，尽管我们也应该考虑到，叙利亚的工匠与当地大象的距离更近一些。虽然骑瘤牛之人的姿势看起来像是跨坐式骑乘，但是除非能在象背上找到同牛一样的U形凹陷，否则我们无法解释骑象人的骑乘姿势，毕竟自然条件下我们无法在大象身上找到这样的生理结构。我赞同勒格雷恩的说法：这个人的骑象姿势不可能存在。我们不知道如何分析这个案例，也不知道该案例意味着什么。或许，这是对印度河文明骑象方式的遥远共鸣，证明印度河文明在这一时期与美索不达米亚有贸易往来；但如果真是这样，我们需要从印度河文明的遗迹中找到相应的证据。但是，正如我们即将看到的，印度河文明的遗迹中并没有证据能支持这种说法。

中国

自有文字开始，中国就出现了“象”字，甲骨文和金文中都出现了“象”字。甲骨为牛肩胛骨和龟甲，占卜者用拨火棍将其加热至出现裂纹，就可以根据裂纹图案回答求卜者提出的问题。这些解读不管是否会成为事实，都会被记录在该甲骨上。商朝都城殷的出现可追溯至公元前1400年。人们在此发现了大象的下颌、鲸鱼的肩胛骨和众多野生动物的骨头，还有刻着字的甲骨和青铜武器。安阳现在是河南省北部一座拥有500多万人口的城市。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这些大象的残骸最初被认为是从南方引进的，但是后来有证据显示，野象曾遍布中国北方。很明显，自中华文明开端起，大象就在权力象征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在中国神话中，有一则关于舜帝的美妙故事。舜为人简朴、谦逊，自幼在家中田间辛勤劳作，因而远近闻名。后来，元朝郭居业编纂的《二十四孝》，将舜树立为孩童的榜样，其事迹也在《二十四孝》中位列第一。虽然舜的父母和弟弟虐待他，但是出于孝道，舜的态度依然如以前一样，还更加孝顺父母，友爱弟弟。舜的美德高洁，以至于大象都替他耕地，鸟儿都为他除草；也就是说，舜的美德使农民的敌人变成了朋友。

在之前的章节中，我介绍了文焕然对中国历史中大象存在的证据进行了调查。在这里，我将探讨文焕然在研究中涉及的公元前500年的文献。这些文献历史久远，数量很少，有一定的可信度，显示了当时的人捕捉并驯养活象的可能性。

除了已提到的涉及大象的早期文献外，商朝还有华丽精美的青铜礼器。虽然这些青铜器表面的刻画纷繁复杂，但是整体形象栩栩如生。在此时期，有两份文献佐证了“人象关系”。不过，这些文献的成书时间比其所述事件的发生时间要晚很多。

第一份文献来自《吕氏春秋》。在秦即将成为帝国之前，宰相吕不韦召集学者编纂了这部关于善治国家的哲学著作纲要。其中，《古乐》一章曾这样描述大象：“成王立，殷民反，王命周公践伐之。商人服象，为虐于东夷。周公遂以师逐之，至于江南，乃为《三象》，以嘉其德。”

当时大象可能被用于军事行动中，但文献没有记载它们的使用方式，而且可能只使用了3头大象。它们隶属于前政权的残余势力，并且被驱赶到了江南——这里更适合大象生存。这些文献著成于该事件发生的数百年之后，我们有理由怀疑其可靠程度。即使这是商朝真实的传统，我们也不得不说，中国在军事行动中使用大象的记录始于周公战胜大象的赞歌，也终于此。因为在中国的军队中没有使用训练有素的大象的惯例。

另一份文献来自著名思想家孟子的著作，也表达了类似的观点。孟子说，周公辅佐武王出力甚多，曾经“驱虎豹犀象而远之，天下大悦”。此文献的成书时间同样是其所述事件的数百年之后。在这个例子中，周公将野兽驱逐出森林，使土地可以居住耕作。很明显，与舜帝的故事相比，一个不同的“仁政”观念出现了，并且显示出更强的影响力。

还有另一份证据，记载了公元前506年楚国被吴国军队击败的历史。楚国的都城被包围，于是楚军把燃烧着的火把系在大象的尾巴上，控制并驱使大象冲向敌军，但是没有成功。显然，这是一种孤注一掷的做法，并非常规操作。当时孙武就在吴国的进攻部队中，而这一情况并没有引起他的注意，因为在其经典著作《孙子兵法》中并没有提及大象。但是，这暗示着，楚国与中原文明存在文化差异，其都城中饲养着驯化的大象，不过原因不详。

因此，我们找到了两个疑似的案例，记录了人们捕捉大象并将其应用到战争之中；但是，即使这两个案例记录了真实的历史，那也只是一种尝试，并没有产生持久的影响。总体而言，中国的君主似乎已经将大象用于展览并获取象牙。而且，他们还因可以驱逐森林中的野兽使得人们能够安全耕种而获得赞誉。中国的君王并没有将战象发展为一种制度，在后世也没有接受印度东传的战象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