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诗歌的长矛挑战命运的风车——刘禹锡（2）
《唐才子传》中说这首诗，“权近闻者，益薄其行”。《旧唐书》中也说“人嘉其才而薄其行”，甚至后人也有评价说刘禹锡刻薄不厚道。如果“行”就是遭遇打击之后摇尾乞怜、俯首求饶，刘禹锡无疑是“无行”的。两首桃花诗，没有隐晦的暗示，没有自怨自艾的“香草美人”，一句“前度刘郎今又来”简直是赤裸裸的挑战，毫无掩饰的宣言，这无疑是在向权贵们宣告：“你们可以夺去我的地位，可以夺去我的金钱，甚至夺去我的生命，但是你们无法夺去我的尊严！无法夺去我的骄傲！”如果这就叫“无行”的话，只能说，中国文人像刘禹锡这样“无行”的实在太少了，我们常见的是“皇恩浩荡，天王圣明”，常见的是被满门抄斩之后还叩谢天恩，常见的是一有风吹草动就赶快认罪，甚至以告密卖友作为赎罪的砝码。即便不做这些，也会在被贬之后极力渲染自己的悲惨与可怜，以换取一点廉价的同情。
刘禹锡被贬之后，不是没有痛苦，也不是没有悲凉，但是他天性中的桀骜不驯还是驱使他举起诗歌的长矛向那个不可一世的“风车”进攻，即使碰得头破血流也绝不退缩。甚至到了晚年，他还写了《子刘子自传》，表明在这场贯穿了他后半生的政治争斗中，他的态度始终未变。这种倔强，这种不妥协，在中国文人中的确是罕见的。在这场战斗中，已经无所谓胜负，因为诗人展示的是作为一位有骨气、有胆气的文人深埋于内心的力量，这种力量，就是作为人的不可磨灭的尊严。于是，我似乎明白，刘禹锡为什么被白居易称为“诗豪”了，其实，刘禹锡更是文人之豪，人中之豪！
所以，无怪乎当秋天已经成为中国文人固定的抒发伤感悲凉情怀的对象时，刘禹锡却能写出这首让人惊叹不已的《秋词》了：
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朝。
晴空一鹤排云上，便引诗情到碧霄。
用泥土的滋味调和生命的盛宴
刘禹锡与柳宗元不仅是科场同年，而且是终生好友。为了让刘禹锡能奉养老母，柳宗元甘愿用自己的贬所换刘禹锡更荒僻的播州。柳宗元去世之前，专门给刘禹锡写信托付后事，其文集也由刘禹锡收藏并刻印。他们的文学声望也大致相当，在中唐都享誉一时；两人的政治命运也十分相似，都是因为“永贞革新”而被贬，远窜遐荒。但是，两个人的结局却大不一样：柳宗元终于柳州刺史任上，年仅四十六岁；而刘禹锡在连州刺史之后，还做过三任刺史，终于太子宾客之职，享年七十一岁。我经常想：是什么原因造成这两位好友命运如此不同？
翻看两人的诗作，不难发现：柳宗元的诗歌大多是抒发被贬之后的悲凉之情和对故土的思念之情，文多悲怆，辞甚凄凉，似乎诗人不是用笔墨，而是用鲜血写就了这些诗章；刘禹锡固然也有抒发贬谪后悲凉之情的诗歌，但是在他的全部作品中，这类并不占主要地位，更值得注意的是，刘禹锡的诗歌中有一个散发着清新泥土气息的小花园，这个花园，几乎是此前其他诗人都没有的，而恰恰就在这个小花园里，栽种着欣欣向荣的青青芳草，盛开着极富生命感的艳丽的鲜花。或许，这就是诗人在贬谪的困顿和凄凉中对抗官场和命运的凄风苦雨的雨伞，这个小花园的门上写着三个字——竹枝词。
竹枝词，简称竹枝，早期的竹枝词多以“竹枝”和“女儿”两词作为衬词，估计竹枝词的名称便由此而来。竹枝词又叫巴歙，“巴”即巴郡，即现在重庆东部奉节至宜宾一带；“歙”就是民歌。施蛰存先生在《唐诗百话》中说：
所谓“竹枝歌”，大概是当地青年男女在竹林里劳作时的对唱歌谣。这个名称也是当地特有的，正如苏州称为“山歌”，是山上劳动人民的歌谣。福建有“采茶歌”，是采茶姑娘的抒情歌谣。山东有“渔歌”，是渔民的歌谣。各个地区的这一类歌谣，都是劳动人民歌唱他们自己的工作与生活，就是所谓“劳者歌其事”。
巴人善歌舞，民间的竹枝词都是能唱能跳的，每逢佳节，巴人便聚在一起，击鼓踏歌，刘禹锡在《竹枝词九首并序》中曾记载过观看巴人唱竹枝的热闹情景：
四方之歌，异音而同乐。岁正月，余来建平，里中儿联歌《竹枝》，吹短笛击鼓以赴节。歌者扬袂睢舞，以曲多为贤。聆其音，中黄钟之羽。卒章激讦如吴声，虽伧儜不可分，而含思宛转，有淇濮之艳。
刘禹锡初贬朗州司马，朗州即今湖南常德，靠近屈原故里。在这篇文章里，刘禹锡说自己受屈原《九歌》的启示创作了一些诗歌：
昔屈原居沅湘间，其民迎神，词多鄙陋，乃为作《九歌》，到于今荆楚鼓舞之。故余亦作《竹枝》九篇，俾善歌者扬之。
这种音乐，在一般士大夫眼里，是不能登大雅之堂的。白居易谪居江州的时候，就说当地的民歌是“呕哑嘲哳难为听”。虽然刘禹锡先承认竹枝词“词多鄙陋”，但是他自己却不避这“村野鄙陋”，而是以士大夫身份，主动去采集民歌，并改造民歌、创造民歌。于是，竹枝词这朵原本只在深山中开放的小花，被诗人移栽进了唐诗的江山。
杨柳青青江水平，闻郎江上唱歌声。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还有晴。
文人诗歌多以典故卖弄学识，而民歌则多用比兴寄托情感，以双关表达情愫。这首竹枝词首句便描写出一幅充满生命感的鲜活画面：春和景明，杨柳青青，女孩斜倚碧树，江上传来情郎撩人心扉的情歌。这番景象，一千多年后的我们，只能在《刘三姐》一类的电影中看到。学者的典故大多来源于古书，而民歌如果说有“典故”的话，这“典故”也多半来自身边的自然，来源于自己与自然接触时的生活体验：东边日出西边雨。没有佶屈聱牙的古文，没有晦涩高深的“春秋笔法”，自然之母的一颦一笑，一举手一投足，都是最富于生命张力的诗歌题材。末句更是巧妙借用谐音双关：不是说无晴吗？为什么还是有晴呢？生长在明澈山水里的女孩，是不会有深宅大院里的闺秀们那么深的心思的，看到这首诗，仿佛看见了水一样明澈的女子的内心：情思柔婉，神韵自然，毫无做作之态。如果不看落款，恐怕很少有人能相信，这首竹枝词是出自饱读诗书、动辄子曰诗云的文人之手。
这首竹枝词是刘禹锡流传最广的一首诗，除此之外，他的其他竹枝词也是颇可圈可点，流传甚广。如他借女子之口表达对爱情的担心：
花红易衰似郎意，水流无限似侬愁。
用竹枝词表达贬谪之苦：
南人上来歌一曲，北人莫上动乡情。
用竹枝词表达人世艰难、人心难测：
瞿塘嘈嘈十二滩，人言道路古来难。
长恨人心不如水，等闲平地起波澜。
用竹枝词表现人心易改：
懊恼人心不如石，少时东去复西来。
《旧唐书·刘禹锡传》中说：“刘禹锡在朗州十年，‘乃依骚人之作，为新辞以教巫祝。故武陵溪洞间夷歌，率多禹锡之词也’。”施蛰存先生则说刘禹锡采集、改编、创作竹枝词应该是在他担任夔州刺史之时。这些问题，还是留待学者解决吧。毋庸置疑的一点是，刘禹锡的竹枝词在当时就产生了极大影响，就连留恋京都琵琶曲，看不起“山歌与村笛”的大诗人白居易，也忍不住写起了竹枝词：
竹枝词（其一）
竹枝苦怨怨何人？夜静山空歇又闻。
蛮儿巴女齐声唱，愁杀江楼病使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