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章 入仕.2投资.链接2

《仕途与人生的中国智慧》

第一卷，入仕

第二章：投资

链接：《秦汉商人的生存环境及其与政治的关系》（下）

商人真正的灾难始于汉武帝时。商人的财产和生命没有保障，从当时的税收制度即可见一斑。

汉代商人上交的税主要有三种：

第一种称算赋或口算，是一种人头税。前汉初期的税率为每人一算（一百二十钱），对商人和奴隶的人头税是二算（二百四十钱），为普通人的两倍。

第二种称算訾，即财产税。

诸贾人末作（从商）贳贷卖买，居邑稽诸物，及商以取利者，虽无市籍，各以其物自占，率缗钱二千而一算。诸作有租及铸，率缗钱四千一算。非吏比者三老、北边骑士，轺车（轻车）以一算；商贾人轺车二算；船五丈以上一算。（《史记•平准书》）

这是在个人自报财产价值的基础上计算征收财产税的办法，税率是每一万钱的财产交一算（一百二十钱）的税。汉武帝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政府对贸易商和制造商的税率猛烈提高，贸易商的财产税是每两千钱付一算（即普通人家的五倍），制造商是每四千钱付一算。同年，对一般人的车征税一算，对商人的车征税两算，所有长过五丈的船征税一算。

制定这些措施一方面是为了抑制商业，另一方面是为了缓解国家因军事花费而引起的财政不足的问题。政府以强力推行这些措施，对那些自报财产不全或不报的人处以流放边境一年的惩罚，并没收他们的财产，检举人可得到没收财产的一半：

匿不自占，占不悉，戍边一岁，没入缗钱。有能告者，以其半畀（音bì，给予）之。

汉武帝的这些法令执行得极为严厉：

告缗遍天下，中家以上大抵皆遇告。杜周治之，狱少反者。乃分遣御史廷尉正监分曹往，即治郡国缗钱，得民财物以亿计，奴婢以千万数，田大县数百顷，小县百余顷，宅亦如之。于是商贾中家以上大率破，民偷甘食好衣，不事畜藏之产业，而县官有盐铁缗钱之故，用益饶矣。

朝廷鼓励告发隐瞒财产的人，于是各地的中等以上的人家都被告发。而酷吏杜周审这些案子，被告的富人很少有能够洗脱罪名的。朝廷又派遣御史和廷尉的下属官员去各地处理这些案子，结果，价值万亿钱的财产被没收，其中包括几千名奴隶和每县按其大小从一百到几百顷的土地。所得到的奴隶被分配于政府各部门，土地则分归少府和大司农。于是中等以上的商人大都破产了，百姓偷偷地“甘食好衣”，不再节俭积蓄财产，——这是当然，谁会像傻子一样省吃俭用，积蓄了家产，等着给人抢，——但官府的收入却日渐宽裕。

第三种是市租，即营业税。营业税以家长提出的收入报告为基础进行估价。对上报不实和家长不自己上报的人处以两斤黄金（两万铜钱）的罚款并没收犯者的财产。各种货物的税率不详，只知道酒的税率在汉昭帝始元六年（公元前81年）停止国家专营时是每升（0.2公升）二钱。

商人的税负如何沉重这一点且不谈，仅这样的税收方式就已经造成了许多问题。

现代社会，有发达的会计记账方式，据此来征收营业税。征收财产税更复杂一些，一般的西方国家都有中介机构进行家庭资产的评估，然后据此征收。隐瞒资产或营业额，只会适量处以罚金，数量巨大者可能也会坐牢。

但汉代的商人要自报家产和营业额，官家据此征收财产税和营业税。上报不实，则没收财产，并流放边境或处以巨额罚金。那么当时家长上报后，官府如何核定呢？可以说，是否申报不全，是否瞒报，只在执行官员的一句话。可见商人的财产，甚至生命，完全没有保障。古人所谓“破家的县令”、“灭门的知府”，绝非虚言。

当时，商人的出路有两条：一是把经商所得投于土地而成为地主，从而改换身份。这就是司马迁所指出的“以末致财，以本守之”。但这种做法是有风险的，因为官府的政策可能会变。武帝时，就有这样的限制：有市籍的商人及其家属，皆不得有田地。敢犯令者，没收田地和奴仆。二是找一个官员作为经商的保护伞。在普通的商人大量破产后，留存下来的，多半是这类人，或直接就是有势力的官僚权贵也同时经商。

因此，秦汉以后，虽然商人从政为官的心情更为迫切，但再也没有吕不韦这样的大手笔了。原因部分是因为官吏对商人几乎已经有了予取予求的权力，而商人对官府再无抗衡之力。在官吏与商人的合作中，商人不再具有相对平等的地位。

汉武帝时，也有几位商人出身的人极为显贵，那是因为武帝发挥他们的特长，让他们为政府理财。

以东郭咸阳、孔仅为大农丞，领盐铁事。桑弘羊以计算用事，侍中。咸阳，齐之大煮盐，孔仅，南阳大冶，皆致生累千金，故郑当时进言之。弘羊，雒阳贾人子，以心计，年十三侍中。故三人言利事析秋豪矣。

这三个人都出自商人家庭。东郭咸阳和孔仅都是以前的大盐商，被任为大司农（财政部）的官员。桑弘羊出身于洛阳一个商人家庭，任为侍中。他们三个人对商业活动知之甚详，对商人如何取利也明察“秋毫”，出台的政策细致入微，既有操作性，又无不中其要害，如盐铁专营、平准等策。

盐的政府专营办法是：官府招募盐户煮盐，提供产盐的滩田、作坊、盐灶等；官府向盐户提供盐盆，并以盆为单位收购盐，支付报酬。

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实行盐铁的政府专营，以政府的垄断经营获利，并对私铸铁器和煮盐者实施严厉惩罚。而管理盐铁政府专营的官员多数是以前经营盐铁致富的人。

铁的官营由于民众在深山私自炼铁无法禁止，只得废除。盐的官营则由于盐场、盐井非常有限，官府方便控制，历朝历代沿用不绝，成为政府的一项重要的财政收入来源，但盐价却因此贵了几倍乃至几十倍，贫苦百姓多吃不起盐。

所谓“平准”、“均输”，是官方成立的商业机构。他们在货物的市场价格低时买入，价格高时卖出，以平抑物价。这项措施在实行初期，为朝廷赚到了大量的收入。但长期执行，官营商业机构必然无法与私营者竞争，除非动用政府力量打击排挤私营企业，否则必然会大量亏损。这一点只要看看两千多年后的国有商业企业的经营状况就明白了。

后来，官府又出台了新的政策：小吏可以向官府交纳粮食补官，罪人可以交纳粮食赎罪，民众向官府交纳粮食可以终身免役，并不受“告缗”之害。这些政策实施后，官府得到了大量的粮食。

汉武帝的盐铁官营及严厉打击商业的政策，从表面上看，极为成功：“民不益赋而天下用饶”，即农民没有增加赋税，却极大地增加了政府的财政收入。这样的手段简直如同天上掉下来个吃不完的大馅饼，妙不可言。用现在的话说，这样的改革符合帕累托最优。所以，制定这些奇妙政策的人，努力实施这些政策的人，都得以快速升官。

当时的人认为，只要农业发展了，农民不增加赋税，政府手中有粮，农民没有受到过度的压迫就不会造反，天下自然太平。但是，天上不会掉馅饼，人间也没有免费的午餐。被政府重视的农民确实没有直接受到损害，但被政府轻视的商人却几乎被斩尽杀绝。而朝廷动员巨大的人力物力从民间搜刮的十分财富，往往只有三分进入国库，七分倒装入了各级官吏的腰包。这一时期出现了一大批集贪酷于一身的官员，武帝更为一时的财政丰裕所迷惑，四处巡游，赏赐无度。他不理解这种国富民穷的状态是一种杀鸡取卵的行为，是不可持续的。武帝晚年，商业凋敝，农业停滞，民变四起，朝廷岁入也掉了下来。

［注］上述汉代赋税资料取自：《剑桥中国秦汉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