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大傩逐疫

人类开始出现，疾病就伴随着而来，其中相当一部分是传染性的。在人类社会前进的历史中，随处都可见到疫病折磨我们人类的踪迹，疫病带给千百万普通老百姓巨大而无穷的苦难与悲哀。疫病传染方式的不可捉摸，弥漫在人们心头的全是神秘和恐怖，于是开始了对巫术的崇拜和尊敬。

疫，这一中国古代史书中的常见的名称，就是今天的传染病。它是由各种致病性微生物或病原体引起的传染性疾病。早期的人们对传染病的认识十分有限，无法详细地区分传染病的种类，遂将传染性的疾病统称为疫、疫病。

大约1万年前，人类已逐渐以农业经济取代了渔猎经济，饲养业也逐步发展，从游牧生活走向了定居生活。人类逐渐开始对自己的健康有了要求，对防疫治病有了比较粗浅的认识。

传说中的神农氏时期，人类向文明社会逐步迈进。神农氏带领了他的人民由采集渔猎向农业社会进化，后代《白虎通义》说：“古之人民皆食禽兽肉，至于神农，人民众多，禽兽不足，于是神农因天之时，分地之利，制耒耜，教民农作，神而化之，使民立之，故谓之神农。”由于人口开始增多，自然条件已不允许再过游牧生活，于是在神农氏的带领下，人类由生食到熟食，从狩猎进入了农业。众多人口聚居在一起，就很容易遭到疫病的袭击。

如何抗击疫病的传染，成了人类发展历史上的一个十分严峻的问题。有人从社会实践经验中不断总结出原始医学知识，开始进行医药防治疫病。

传说中的神农氏除了“教天下耕种五谷而食之，以省杀生”之外，还“尝味草木，宣药疗疾，救夭伤之命。”他“尝百草之滋味，水泉之甘苦，令民知所就避。”神农氏成了传说中医药的创始者，是中国人开始有意识地对自己的健康进行保护的始祖。

传说中的黄帝，也教民治百病。他“咨访岐伯、伯高、少俞之徒，内考五脏六腑，外综经络、血气、色候，参之天地，验之人物，本之性命，穷神极变”，研究医道。后代把他与当时的一些名医如岐伯、雷公等讨论医学的著作，编成《内经》，署名为黄帝所作，称《黄帝内经》。据说黄帝时期有很多名医，在发展医药、预防疾疫等方面有了一定的认识。如黄帝大臣桐君“识草木金石性味，定三品药物”，根据自己对药物的认识编成《药性》四卷。人类对医药认识的进步，标明对疫病治疗从无奈进入了有为的阶段，开始用医药对疫病进行控制。

不过，医药刚刚进入萌芽起步阶段，它的作用毕竟有限，人们对防治疫病的愿望主要寄托在巫术上。

远古时代，由于生产水平和认识能力的低下，人类对许多自然现象，如对天地、山川、风雨、雷电、霜雪、旱涝及人体生理、疾疫、死亡都无法理解，充满恐惧心理，感到神秘莫测。在当时的语言、思维和推理能力之下，人们试图从当时的认识水平对这些自然现象加以说明和解释，于是出现了对自然界的崇拜和信仰。当时的人们认为宇宙间有一种主宰万物的神灵，人的疾疫生死，都是神的降临，不可抵御。他们企图通过与神的交流来达到心灵的宣泄，来弥补和控制疫病产生出现的无奈痛苦而造成的心理失衡。在这样认识背景之下，求神祈灵、驱鬼逐邪之类的巫技应运而生，“巫”出现了，人的祛病除疾的原始本能也被染上了神灵的光晕。“巫”充分利用了人类的幻想，自称与神可以相通，能采用某些方法影响自然，改变人的生老病死。稍后，“巫”的发展呈理论化和系统化，有一套完善的咒语、祭祀、祈祷与迷信活动。

上古时期的巫在防治疫疾方面所起作用很大。我国古代巫是活跃于政坛的一个群体，许多巫都是当时传说中帝王的医学大臣。他们是保佑民众，维护人们健康的一批在当时来说属于知识分子的人。传说中古代的巫有巫咸、巫彭、巫妨、巫抵、巫姑、巫礼、巫盼等人。巫咸据古史《世本》记载为帝尧大臣，“以鸿术为尧之医，能祝延人之福，愈人之病”。巫彭据《路史》记载，黄帝曾命他与桐君为百姓冶病，“人得以百年”。他们主要以祈祷和诅咒为形式进行“驱鬼”、“逐疫”，同时也辅以医药进行治疗。因为医药水平有限，所以巫的发展是适合了当时的社会需要，巫术成为原始的医疗方法。

《说苑》记载上古有个叫苗父的巫医，“以管为席，以刍刃狗，北面而祝，发十言耳，诸扶而采者，舆而来者，皆平复如故。”这个上古神医通过祈祷、诅咒方式，使前来医病之人恢复了健康。另外还有一个叫俞跗的巫医，“搦脑髓、束盲莫，炊灼九窍而定经络，死人复为生人。”巫的这种以祈祷为主、医药为辅的治疗方法，多少传播了一点卫生知识，给充满恐惧的患病者在精神上带去了莫大的安慰，有利于病情的减轻和身体的自我调节。

巫的出现，是这一时期人们对强大的自然主观能动积极性的发挥。然而巫医靠巫术治疫病，毕竟是无知时代人们认识有限的产物，是很少有可能治好疫病的。宋代朱熹曾经说过：“击鼓舞趋，祈禳疾病曰巫医，是则巫觋之徒，不知医药之理者也。”巫毕竟不是后代完全掌握正确医治方法的医，它把主要的心思放在与神沟通上，反而会延迟疫病的快速治疗，举行仪式时众人的集中，会使疫病传播范围更大，为害更甚。

占卜习俗历史悠久，内蒙古巴林左旗富河沟门村的富河文化遗址中，就出土有当时占卜所用的鹿类动物的肩胛骨。这些肩胛骨都有烧灼卜骨的痕迹。龙山文化时期占卜十分流行，牛、鹿、猪、羊等肩胛骨做成的卜骨背面都用火烧灼，正面出面裂纹，主持占卜者就会按照烧灼和裂纹情况来预测吉凶。这种祭祀中的占卜方式在甲骨文时期成了最为重要的沟通神灵的手段。

这一时期疫病流行不断。甲骨卜辞中的“疾”字，是以一张床的形象表示的，意指人卧床不起，后来通常指流行病。“疥”常用来表示痒疥类疾疫，指发生疹斑症的传染性发热病。“祸风”常作某某因风致疾，也即后世所谓的伤风，即今天所说的呼吸道传染性疾病。“蛊”字指器皿中有二个虫，人食之入腹，就成为蛊。这个虫大概就是后代血吸虫之类的寄生虫。甲骨文中的“疾年”，指这一年社会上反复出现规模、范围较大的流行疾病，这可以说是中国古代明确记载疫病流行的最早资料。

一旦疫病流行，往往会造成人员的伤亡，因而商周时期的人们采取了许多种方法进行治疗。上古流传下来的巫术盛行不衰，人们治疗的方法主要以巫术治疗为主。由于整个社会崇敬鬼神，发生疫病，人们往往会认为这是上帝肇病，祖宗降咎（人鬼作祟）。在这样的对疫病认识前提下，大家就祭拜鬼神，以求福祐，希望通过祭祀而禳除疫病。

在甲骨文的记载中，商人用祭祀占卜对付疫病，方法主要有这样几种。（甲）祰病。祰，祭也。凡染上疫病之后，就要向祖先举行“祰”祭，在祭祀之中报告病情以祈保祐。（乙）御病。甲骨卜辞中，有用“御”作为祭名的，含有禳除灾祸之义。（丙）礻比病。礻比，祭名，甲骨卜辞曾云：“乎（呼）比（礻比）役（疫），正？”即用礻比祭致于神，求神停止疫疾的传播。（丁）卫病。卫，也是祭名。通过卫祭，求神保护，以求禳病。当时王室大臣毕身患疟疾，遂向鬼神请求把疫病赶出体内。

夏、商、西周时期，巫术代医，是当时治疗疫病的主要方法。《山海经》中的《大荒西经》述说前代事情时谈到大荒之中，有座灵山，巫咸、巫即、巫盼、巫彭、巫姑、巫真、巫礼、巫抵、巫谢、巫罗等十巫就住在这里，替人治病的“百药”也存放在这里。《海内西经》也说有巫彭、巫抵、巫阳、巫履、巫凡、巫相等巫，“皆操不死之药”。《尚书》载周武王生病时，是周公用巫术的方法向上帝祝祷之后才得以痊愈的。反映了在医学中巫医占据了主导地位，而当疫病出现时自然主要是用巫术的祭祀方法来进行治疗。

除了祭祀以祈求保佑、抵御疾疫外，夏、商、西周时期已知道用药物对付疫病，但在用药前，也要问问上苍是否可行。殷人用大枣治疫病，甲骨卜辞曾说：“甲戌卜，贞：有疟，秉枣？”患疟疾以后，卜问用枣子进行治疗是否合适。现代中医认为枣子味甘平，可治心腹邪气，安中养脾。中国历代医学界都认为可用枣治疟，如后代的权威医学著作《本草纲目》认为可用一颗“咒枣”治疟，病人一吃，病马上 痊愈。

除占卜外，商周时期也流传祝禁之类的巫术。如当时流行的饕餮等纹饰，就有可能是禁术的一种。禁术是从图腾禁忌发展而来的，被装饰在青铜祭器上，是巫师天地沟通仪式上必须配备的器物。这种野兽张着大口，像要吃什么的样子，有人推测是把死者的彼岸同生者的此岸分隔开的最初象征。这种纹饰也有可能是为了禁怖鬼神的，特别是引起传染病的疫鬼，饕餮张大的嘴巴其实是想吞吃一切魑魅魍魉。

凭藉巫术治疗疫病的方式在春秋战国的前期仍然盛行。人们头脑中鬼神观念还是相当强烈，凡有疫病发生总认为是鬼神在作祟，于是延请巫医祈祷驱疫。当时医巫还未分离，医还没有完全从卜祝、巫等神职人员中游离出来，形成独立专业，诊断、治疗疫疾依然主要是通过卜辞、巫等采用巫术加医术的方法进行的，一旦疫病流行，无助之下的人们首先想到的还是巫术，就连国王也不会例外。

公元前581年，晋景公梦见自己看到了疫鬼，披发及地，搥胸踊跳，打坏大门及寝门后闯进房间。晋景公醒后，他不是急着找医生查出自己做恶梦的原因，而是先召桑田巫询问。巫术其实与无知是相伴随的，没多久景公病情加重，才不得不请医生治疗。相似的情形在齐国也见到了。公元前522年，齐景公得了疟疾，一年多病未见好转，大怒之下，他怪罪于替他用巫术治病的祝、史。手下人想想这几个巫师功力的确有限，竟打算杀掉他们以事鬼神。

国王如此信巫术，遂将巫术推广到全国各地。有一本记载春秋战国时期事情的《逸周书》说：“乡立巫医，具百药，以备疾灾。”在广大的乡村，巫除了祈祷驱逐瘟疫外，有时也兼用药物来治疗，但以巫术形式为主。

战国以后，巫的作用部分减弱，医巫分业，当时有很多医生极力地反对鬼神迷信。名医秦越人每到一地，就大力劝告平民百姓不要相信巫术，提倡要采用医学技术来对付疾病，所以鬼神迷信的影响开始减弱。在《周礼》的记述中，医官形成了独立系统，其职责已包括诊断和治疗。卜、祝、巫的职责已和医分开，属春官类，其治病的作用大大降低，对人们的精神进行麻痹和对瘟疫造成的恐惧心理进行抚慰成了巫们的主要工作。如大卜用龟占卜的内容中，最后一项是“八曰瘳”，即问病是否能痊愈。大祝“掌六祈以同鬼神示”，其工作主要是禳除疠疫。男巫职责是“冬堂赠”，即在冬季驱逐疫疾，“春招弭，以除疾病”。医巫分业的趋势，实际上是卜、祝、巫等神职人员在防治疫病上的作用不断下降的过程，医学对巫术逐渐具有压倒的可能。

巫术在秦汉并不是防治疫病的唯一方法，但老百姓中仍然流行着巫术治疫，每年都要举行一系列驱赶疫疾的活动。

秦汉时期出现了驱赶瘟疫的伏日之祭。《史记·秦本纪》：“德公二年（前676年）初伏，以狗御蛊。”初伏时，人们要进行祠社活动，还要“磔狗邑四门”。而这个蛊是什么？有人认为“蛊者，热毒恶气为伤害人，故磔狗以御之”。如此来看，蛊也是一种传染现。有人说：“磔，禳也。狗，阳畜也。以狗张磔于郭四门，禳却热毒气也。”杀狗是为了驱赶毒气，伏祭成了汉代的重要祭祀活动之一。

《汉书》载有杨恽的《报会宗书》，说农民劳作很辛苦，“岁时伏腊，烹羊炰羔，斗酒自劳”，“酒后耳热，仰天拊缶，而呼呜呜”。这天大家都“拂衣而喜，奋褒低印，顿足起舞”。民间普遍存在着这样的驱疫活动，巫以舞降神，与其他的一些祭器、享牲等配合在一起，想达到驱除致病鬼神的结果，但巫引导了大家又唱又跳，欢天喜地，实际上在远离逐疫的本意。

大傩逐疫的形式盛行于汉代。《礼记·月令》云：“命有司大傩，旁磔，出土中，以送寒气。”大傩逐疫的活动秦朝以前其实已经出现。据蔡邕《独断》、应劭《风俗通义》等书记载，汉代人防病驱疫意识非常强烈，把那些使人致病的隐匿性病因当作病魔、害鬼，如相传帝颛顼的三个儿子即疟鬼、魍魉、小鬼。人们常常在每年的十二月岁末时以先腊之夜逐赶它们，“闭户以御凶也”。

《太平御览》卷531引西汉末年出现的《礼纬》谈到颛顼有三个儿子，出生后不久就全逃走了，成为疫鬼。一个居住在长江边上，成为虐鬼；一个居住在若水畔，成为魍魉鬼；一个居住在宫室内的一个角落里，经常吓人，是个小儿鬼。于是国王们常在正岁十二月，让礼官方相氏蒙熊皮，黄金四目，元衣纁裳，执戈扬柳，带了数百位奴隶及童子，“而时傩以索室，而驱疫鬼。以桃弧苇矢土，鼓且射之，以赤丸五谷播洒之，以除疾殃。”大傩风俗是一种思想上的依赖和信仰，想依靠众人的力量，协力把鬼疫驱走。

大傩风俗十分壮观，《后汉书》说当时皇宫里举行大傩时一般要选拔120名中黄门子弟作为侲子，在宫庭中禁驱赶疫疾。礼官方相氏蒙熊皮，执戈扬盾，威风凛凛。有人扮成十二兽专吃疫鬼。仪式开始，黄门令先上奏说“请逐疫”，于是众侲子齐声恐吓疫鬼道：“甲作食凶，肺胃食虎，雄伯食魅，腾简食不祥，揽诸食咎，伯奇食梦，强梁祖明共食磔死寄生，委随食现，错断食巨，穷奇腾根共食蛊。凡使十二神，追恶凶，赫女躯，拉汝干节，解汝肉，抽汝肺肠。汝不急去，后者为粮。”方相氏率领众人在宫内欢呼转圈三次，就手持火炬将疫病送出端门。守在外面的骑兵将火炬接过后，快马扔到洛水中，于是仪式正式完成。

民间也有驱疫大傩仪式。《荆楚风时记》说仪式中一大群人是敲击细腰鼓，头戴假面具，作金刚力士状，蜂拥而前，手舞足蹈，驱赶疾疫。在这种场面下，瘟神只有抱头逃窜的份，逐疫的人们胜利了。张衡《东京赋》的记载中，大傩的人们把山泽之神、恶鬼、委蛇、旱鬼、木石之怪、赤疫鬼等一一歼灭干净。

从山东嘉祥县武氏祠出土的汉代石刻《逐傩图》中，我们看到了当时打鬼逐傩的生动场面。尤其引人注目的是画面上还看到虫豸两条，逐傩者手中高举扑虫的工具，并看到人们拿着罐、碗等物挥洒的情景，使我们联想到古代在举行逐疫仪式时，同时还采取除害灭病措施。根据《后汉书》记载，逐疫时还播洒“赤丸、五谷”，借以起到驱虫防疫的作用。据张仲景《金匮要略》记载，赤丸、黄丸是由丹砂、雄黄一类具有一定杀虫效果的药物配成。

逐疫风俗从战国时期出现，较多地表现在出丧驱祟上。但自秦汉以后，却从出丧风俗中脱颖而出，形成了腊月驱鬼逐疫的特色。每当疫病流行时，人们往往把疫病的原因归之于鬼神的作祟。为了消灾免禳，有的人俯首帖耳拜倒在神灵脚下，为了祈求上帝、祖先的降福或鬼神的宽赦，他们战战兢兢地贡上大批牛、羊等祭品，想通过祈祷或祭祀的方式，乞求获得生存。究其实，无知和恐惧相结合，疫病的肆虐更是畅通无阻。也有一些人采取了骂鬼、驱鬼的方式，玩起了藐视鬼神的游戏。大傩仪式的主体应该说就如上面所述的那样一种游戏，因而这种风俗的流行，表明了人类有战胜疫病的坚强信心，表明了人类热爱生活的美好愿望，有利于人民身体健康，鼓励与疾病作斗争，提倡清洁卫生运动。至魏晋以后，驱傩风俗渐渐向着娱乐方面转化，娱乐成分越来 越多。

很多人认为中国的古代是医巫一体的，后来才渐渐分开，医药从巫术中游离了出来，这是人类认识逐步深入、掌握医药知识越来越多的结果。就像巫术常常用药物替人治病一样，医者制药用药时常常运用巫术的方法去说明许多无法解释的问题，借助于神灵来抬高药效医技。

《左传》记载了这样一件事。一天晋侯得了重病，向秦国求援。秦国派出著名的医师医缓前去治病。医缓在路上时，晋侯做了一个梦。他梦见了二个附在他身体上的的鬼。二鬼知道医缓马上要到了，一用药自己就要死掉，遂商量如何逃脱。其中一个鬼说，只要我们居于膏之上，肓之下，他就没法对付我们了。另一个鬼问，为何居于膏之上和肓之下医缓就不能奈何我们？前面那个鬼说，因为我们居于膏之上和肓之下，医缓就没有办法用药，也不能用针灸。二鬼很开心，各居于商量好的地方。医缓到晋国后，诊断了晋侯病情，认为已病入膏肓，无药可救，他无能为力。医缓回国不久，晋侯就病重身亡。从这则故事中，我们可以看到，医药确有一些病是无法医治的，但要解释这种情况，只能借助于神灵鬼怪了，于是良医和巫术并存在这件事情中。

药物的采集本是十分常见的事情，但也被蒙上了巫术的色彩。《金匮要略》中说到治金疮的王不留行散，说是一定要八月八日才能采集，如果其他日子采了药效就不行了。一些阴阳属性明显的药物，采集的时是规定得更加莫名其妙地严格。如茱萸要九月九日重阳时采，艾一定要五月五日端午时摘。荆楚间人，每年五月五日采艾，做成人的形状，悬挂于门户之上，禳除毒气。也有的在这一天将艾做成老虎形状，有的仅如黑豆般大小。有的人剪纸成小老虎，上面粘上艾叶戴在头上，这样可以卫生逐疫。至于为什么非要在这一天，固然有民俗学上的涵义，但更主要的恐怕还是巫术的影响所致。

一些医家提出采集药物时要讲究仪式。如制造朱砂时，先要在静室内焚香斋沐，然后取出朱砂，再用香水沐浴。在这些巫术之下制造的朱砂，人们认为质量最高。合成治疗疹痘的药物时，有七七斋，即在房间内要待上四十九天。究其实，这种疫病很难治愈，使一些人在药物治疗不怎么有效的情况下想靠巫术来帮忙，求得神灵的眷顾。

唐宋以后，象数之学大行，医学上的巫术长行不衰。东汉后期诞生的《蛤蟆针经》谈到的“人神避忌”的方法就明显带有巫术内容。隋唐时的《黄帝蛤蟆经》，是一部十分流行的关于经络针灸的医书。他的第一卷就是蛤兔图，其后就是各种针灸的避忌法。如书中说新月的第一天，月中蛤蟆刚露出头和嘴时，人气行于足少阴的足心处，这天就不能针灸。乌立于日中时不可针灸，如果动针就会使人很容易癫狂。每天对应于玉兔和蛤蟆生出或隐去的人体相应部位的 穴位，是严禁用针的，否则一定会造成人体的伤害。像这样的人体和蛤蟆、玉兔相对应的理论，就是巫术在医学上的 表现。

此外，当时还有飞腾八法、灵龟八法等，宋朝以后还有子午流注等针法，都是用巫术推演医学的理论，使人看了之后，将信将疑。

巫术不但渗透在医术中，而且还与民间的孝道交织在一起，使得中国出现了很多令人咂舌的治疗方式。

一种是子女的尝便。疫病流行，这种愚昧的方法不知害死了多少孝子孝女。

南朝庾黔娄为孱陵令，刚任官没多少天，其父庾易在家里得了重病，黔娄听说后，心惊肉跳，全身流汗，当天就弃官逃回家。医生说：“你父亲这病到底怎样，还很难说，但只需要尝一尝他的粪便是甜还是苦就知道了。”其父庾易当时得的是急性菌痢，腹泻不止，黔娄就天天拿了他的粪便尝尝是什么味道。当他感到味道变甜且滑溜溜时，十分忧愁。到了晚上，他就向老天祈祷，请求以自己代替其父亲得病。后来，他听到天空中有声音说：“你的父亲寿命已尽，不可能再延长了，你的祈祷是真情流露，上天已经知道了，你的仕途政事会很顺利的。”不久其父亲就死了。菌痢流传严重者会不治身亡，但为了尽孝，庾黔娄只能听从医生的吩咐去品尝粪便。今天来看，通过尝便来了解病情是十分不科学的，菌痢是一种易感疾病，粪便中含有大量细菌，如果用口尝的方法去检验，只会将疾病传染给健康人，扩大感染范围。医生无法将病人救活，结果搬出天空中的一个神灵来胡诌一番。

尝便习俗因为是一种忠孝之举，备受人们的称赞，被载入史册，千秋传颂。庾黔娄尝便，恐怕是史书记录称颂的第一人。这种习俗到隋唐时期仍然受到人们的津津乐道，许多人效法仿照。有个名叫田翼的人，以对母亲孝顺而著名。田翼的母亲卧床一年有余，田翼每天服侍，换洗床单衣裤，无任何一句冤言。母亲吃好饭后，他才开始吃饭；母亲吃不下饭，他也没有心思下咽。隋文帝开皇中，田翼母亲得了细菌性痢疾，腹泻不止，田翼担心母亲是中了毒药，所以亲自尝便观察母亲的病情。作为封建伦理的楷模，田翼为了母亲而尝便，其实他并不懂母亲得了传染性疫病，粪便的传染性特别强，他的尝便做法实际上是在扩大传染源，对人对己都是十分危险的。

田翼尝便之后有什么后果？歌颂忠孝之道的史书在记载上十分讲究技巧：“母终，翼一恸而绝。”但剥开史书披在他身上的一层伪装，我们很容易看清事情的真实面貌。其母亲死于痢疾，尝便的田翼紧跟着死去，很有可能并不是悲痛所致，而是感染疫病后的结果。田翼之妻“也不胜哀而死”，我们同样也怀疑是细菌性痢疾后的结果。医学技术的不发达，救不了其母亲，这是时代的局限，但田翼和其妻的死本是可以避免的，然而为了做一个成为孝顺父母的模范，无知的做法使他们白白地献出了生命。尝便习俗是万万提倡不得的！

由于中国古代大倡孝道，史书上对孝子之举总是记载不绝。元代还有个高唐人孙希贤，母亲得了痢疾，腹泻不止。希贤披阅方书，见到里面有句话说：“血温身热者死，血冷身凉者生。”希贤就亲口尝尝其母大便里的血，发现其母拉下的血很热，遂号淘大哭起来，向上天祈祷，希望自己代母亲去死。故事的结尾当然是他的母亲在儿子的孝道感动上天后奇迹般地转好了，孝事父母的人有了一个圆满的好结局。

巫术、医术与孝道相结合的另一种主要方式是孝子割股割肉给疫中的父母吃，这是一种十分残忍的疗法，在唐朝已经出现。唐陈藏器的《本草拾遗》中就有用人肉治病的记载，自此以后，“民间以父母疾，多割股肉而进”。割股的始作俑者今天难以相信的竟是医家。唐朝有个叫王友贞的，母病，医生说只要吃人肉就会变好，“友贞剔股以进，母病愈，诏旌表其门”。医家的鼓动，得到了不明真相的皇帝的旌表，这种巫术变体就一发不可收拾。

元代绍兴山阴有个叫陆思孝的樵夫，平时十分讲究孝道，其母年老得了痢疾，思孝为其请医治疗，很长时间也没有把病治好。听说孝子如果把自己大腿上的肉割下来烧熟了给自己双亲吃，就能治好他们的病，思孝想想也只有这个办法了。一天他睡觉时梦见有神人授给他一个药方，思孝醒后觉得十分不可思议，第二天照方抓药，其母亲服用后竟然好了。史书讲述这个故事，无非是想说亲人得了疫病，人们不应该冷落、抛弃他们，而割股是讲究孝道的至极境界，所以连上苍也被感动了。

医术和巫术观念相结合，治病时要求子女讲究孝道，这种风气形成后，使防治疫病增加了困难。巫术思维指导下的孝子孝女们，很容易感染疫病。

清朝宜兴人贾锡成，其父贾映乾得疫病去世。平时就以孝闻名的贾锡成悲痛不已，天天守在父亲的棺木前，神情痴痴呆呆的。一会儿他伏在棺木上喃喃不休，像与父亲在对话，一会儿在棺木旁躺在地上睡着了，梦中发出欢笑。一觉醒来后，又大哭一场。仅过几天，他也得病了，很明显是感染了父亲的疫病菌。其父死后的第五天，贾锡成也死了，其疾病的症状与其父一模一样。

永平人武烈妻赵氏，平时孝事婆婆，受到大家称赞。一天，武烈得了疫病，病情十分严重，有人说如果用口在病人胸口吸吮，病人如有汗出来，病就会好的，但吸吮的人就会得病。赵氏说：“果真是这样的话，我就是死了亦值得。”于是她就用口在武烈胸口用力吸吮起来。但这毕竟是民间传说，并不是有效的治疗方法，最后武烈还是不治身亡，而赵氏也感染了疫病，病情十分危急，幸亏医生的抢救才使她没有白白送掉一命。

巫术的的延续，一定程度说是缺乏科学知识所致，人们对疫病的传染性没有足够的认识，同时由于古代伦理道德的影响和提倡，对疫病患者缺乏相应的隔离措施，而孝子、烈女们在封建伦理道德支配下，增加了与病源的接触机会，他们的举动十分危险。他们这样做，一方面自己往往会送掉生命，另一方面又大大增加了疫病的传播面，自己也成为新的传染源。

防治疫病中的巫术活动，使得无知的人们以为有了上苍的帮助，可以救民于水火之中，反而放松了对疫病的警惕，很多人并不知道要通过有效的隔离措施来防止疫病的传播。乾隆时熊品立曾尖锐地指出：“一人患病，旁议纷纭，或说鬼称神，求符延咒，延巫数辈，摆设铺张……每见连夜禳求，劳神伤食后而次日家人邻戚辄致病起，此难保其病人之病必不致渐相传染者又其一也。”原始时期巫术中带有医术，对防治疫病起了一些积极的作用，而到了后代巫术带来的无知，却会造成更多的危害。

巫术活动渗透进医疗疫病的过程中，往往将一些救疫活动弄得神乎其神。

明代有个山西人叫任荣云，世代为良医，靠了祖上的阴德救活了很多人。弘治年间，他年六十无疫而终。由于是个好医生，人们都很想念他，于是各种传说也产生了，乡人陈守一年后说曾在河南的陈州市里见到过他，显然人们把任荣云神化了。

任荣云的曾孙任服远继承家业，从很小时起就潜心学医，治病救人。正德四年（1509年），瘟疫大流行。由于这次疫病传染性很强，许多人一接触病人就莫名其妙地死去。因此谁生了病，其亲友都不敢前去探望。任服远由于没有找到有效的办法，心里很是焦急，心想堂堂的名医世家子弟，对疫病束手无策，实在是有愧祖宗，对不起乡邻。一天夜里，他梦中见到了他的曾祖父，曾祖父告诉他：“为何不用松黄冈普济消毒方剂，让病人服用？”醒来后，他马上翻检医书，查找到了这个医方，遂依方用药，果然这个药方对疫病很有针对性，病人一吃就好。在这次疫病流行中，任服远前后共救活了数千人。这里，借托了祖宗的神灵，任荣云成了一个神医。

明朝还有个叫尹蓬头的，传说他乘了铁鹤仙去，是一个异人。有一天，一个贵人的女儿得了虚弱的病，形容削瘦，给她看病的医生一个个束手无策，无药可以治愈。病女的母亲十分钟爱自己的女儿，不甘心女儿的病从此就这个样子，打听到尹蓬头是个仙人，就请他去诊视。尹蓬头看后说：“你女儿有痨虫（似是肺吸虫病），是可以医治的。”其母问：“请问仙人应该用什么药？”尹蓬头说：“药力是没有办法治的，只要她与我睡一夜病就会好的。”病女的母亲相信尹蓬头是个仙人，决无戏言，就将他的话讲给了病女的父亲听。其父大怒曰：“这简直是胡说八道，哪里有公侯贵族家的女儿与一个疯疯颠颠的道士同宿的道理？”但当父亲见到女儿病越发严重，已是没法救活的样子，而其母又在边上哭哭啼啼求他，父亲只能同意这样做了。

尹蓬头令人用纸糊成一间小房子，不许留一个孔，里面就放一张床，也不用障幕。他让病女脱光衣服，自己用手摩擦脚跟，当手心火热时，用手抵住女孩的**，遂和病女一个头朝东，一个头朝西睡下了。临睡前，他对病女说：“如果喉咙中有虫出来，马上叫我。”病女睡不着，整夜不敢合眼，而尹蓬头身体一躺直就鼻息如雷，睡得像死猪似的。天将亮时，病女大叫虫已从口中飞了出来，尹蓬头马上在四处找虫，就是没有发现，断言说：“虫可能从什么地方钻了出去。不能除根，它还会害一个人的。”这时病女的奶妈不放心这个疯道士和一个女孩子睡在一间小房子里，偷偷地开了一个小孔在观察这个道士的举动，而这条虫从病女口中出来后就直接飞入了奶妈的腹中。

天亮后，女孩的父母看到自己的女儿气色开始好转，心里十分高兴，而仙人尹蓬头大笑离去。数月后，女孩订婚，找到了一户好人家，而奶妈竟然不治死去。

这是一则神话色彩浓重的医案，治疗上医家们或许已有许多特殊的方法，但为了防止技术外传，或为了抬高自己，故意遮遮盖盖，装神弄鬼，巫术、医术并用，当时的人们无论如何是分不清真假的。

在中国历史上，关羽是位知名度极高的人物，他勇猛无敌。官渡之战前，他被曹操俘虏，受到厚待。为报答曹操，在白马一战中，他充当曹操的先锋，杀了袁绍的大将颜良，被曹操上表封为寿亭侯。然关羽杀颜良的事情到了清代与疫病联系上了。

传说吕城是吴国吕蒙所筑。在吕城河的两岸，有两座当地的神庙。其一是祭祀唐朝汾阳王郭子仪的，另一是祭祀袁绍部将颜良的。为什么要纪念这二人，当地人已讲不清楚什么原因了。但据当地百姓反映，在这二所庙内祈祷，是比较有灵验的。当地有个不成文的规定，方圆15里内，不允许设置一座关帝庙。如果设立了，就会有灾祸出现。

一位县令新上任，他不相信这种言论，恰好当地举行祭祠颜良的集会，县令亲自前去观看。看后，他又令戏子们在当地上演《三国志》中的杂剧。戏开演不久，忽然狂风大作，将搭戏台的芦席棚顶卷上天空，又突然从空中摔了下来，正好落到戏台上，演员被压死、压伤好几个。之后，方圆15里内，瘟疫大流行，人畜死亡不计其数。这位县令也染上了疫病，差一点点将自己的命送掉。

这件带有神话般的事情就是连清代人也将信将疑，纪昀就说：“颜良被杀已经很久，有一千多年的时间了，从来没有出现过怪异神灵，为何至今日突然变成了一个神？为何今天突然想要报复？想想天理，恐怕不会这样的。这大概是庙祝巫师们故意把事情讲得神神秘秘，是他们制造出了这些山妖水怪。”

用今天的眼光来看，这个地方肯定流行过一场大瘟疫。瘟疫过后，巫师们就想寻找点理由，认为是颜良发怒显灵的表现，把关羽也牵扯了进去。历史上，关羽总是以正面人物出现，意想不到的是在这里他成了制造瘟疫的罪魁祸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