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甫成都诗传二

　　无论如何，过了剑门关，道路平顺，气候也越来越温和，相对于秦岭山中，吃食也丰富多了。不一日，来到了进入成都平原的最后一道关口，德阳北三十里、距成都一百五十里的鹿头山。过了此山，就是一马平川了。

　　杜甫又写诗一首《鹿头山》：“连山西南断，俯见千里豁。……及兹险阻尽，始喜原野阔。”连绵崎呕的群山终于在西南方向上消失了，从山头上望下去，只见豁然开朗的一马平川。往前，就再也没有地理上的险阻了，不由人不心生欣喜。

　　这首诗不光写鹿头山上所见的风光，同时，也是写给节度使裴冕的：“冀公柱石姿，论道邦国活。斯人亦何幸，公镇逾岁月。”这几句诗也需要解释一下。冀公，指裴冕。他来主政川西前，就已经被封为冀国公了。“柱石姿”，是使一方安定的柱石。《尚书》说：“论道经邦”，就是能够治国安邦的意思。“斯人”，这里的人民。这里的人民多么幸福啊，在您治理下，得以度过如此安定静好的岁月。这样的口吻，多少有些恭维的意思了。

　　没有记载说，杜甫得到了裴冕什么样的回复。但应该是对他表示了欢迎。所以，当他从绵竹县出发，当成都这个大都会出现在他视野中的时候，他的心情的确是欢欣的。这已经是759年的最后几天了。这是杜甫一生最为颠沛的一年。这一年，国运与家事都让他忧心忡忡，好在这一年的最后几天，当他望见成都的时候，久违的喜悦心情重新充满了他的身心，又一首诗《成都府》在胸中涌动了。

　　翳翳桑输曰，照我征衣裳。

　　我行山川异，忽在天一方。

　　呀，眼前的景象与萧瑟枯寂的秦州和同谷是多么不一样啊丨温煦的阳光，照着植物的翠绿，也照在自己久经风霜、颜色黯淡的衣裳上。

　　但逢新人民，未卜见故乡。

　　大江东流去，游子去日长。

　　人也跟北方完全不一样了。北方口音浑厚浊重，而这里的人民，话音清脆，节奏欢快，如同歌唱一样。这时，诗人已经忘记在心中盘算何时能回到故乡了。看来在外流寓的日子会非常漫长啊。

　　《旧唐书》：“成都府，在京师西南二千三百七十九里，去东都三千二百一十六里。”

　　杜甫这“一岁四行役”，加上在秦州和同谷绕了那么大一个弯，一年中该是走了四千里以上的路了。

　　终于到达成都了——

　　曾城填华屋，季冬草木苍。

　　喧然名都会，吹箫间笙簧。

　　信美无与适，侧身望川梁。

　　“曾”，通“层”。有史料说，杜甫到达的彼时的成都由三部分构成：大城、少城和州城。三个城互相连接，一个套着一个，所以叫层城。三城里头都满是漂亮的房子。“季冬”，冬天的最后一个月。农历十二月，在今天的公历，已经是来年的一二月间，是大地回春的时节。经冬不凋的草木已经有新绿萌动了。哦，作为天府之国中心的有名的成都，真是美得名不虚传。

　　从望见成都到进入成都，步步行来，位移景换，步入城中时，已经是黄昏时分了。

　　鸟雀夜各归，中原杳茫茫。

　　初月出不高，众星尚争光。

　　自古有羁旅，我何苦哀伤。

　　来到了这么美丽的地方，我也不必为自古以来很多人都经历过的颠沛流离而独自哀伤，我要在这“天一方”的“新人民”中开始新的生活了。

　　成都确实对他张开了温暖的双臂。一家人被安置在一座寺庙里。寺庙，在古代常常成为风雨羁旅中人们的安身之所。几百年后的宋代，经历了乌台诗案的四川人苏轼被流放到湖北黄州。这段经历与杜甫入川有些相似之处。也是冬天，也是一个诗人堕入人生的低谷，也是经月跋涉，一路从北方南下。到达目的地后，也是暂时在一座寺庙里栖身。那座寺庙叫定惠院。而杜甫所居的那座寺院也是一座名寺，古称草堂寺。该寺建于南北朝时期，也称益州草堂寺。宋代人记载其位置在成都府城西七里，与后来杜甫建草堂处相距三里。

　　一家人刚在这里安定下来，老友高适就派人来看望他了，送来了钱粮，还赠诗一首《赠杜二拾遗》。前面说过，唐人题名赠诗，要写诗人的排行，由此我们知道杜甫在杜家兄弟中排行老二。也称官职。拾遗是杜甫此前当过的最高官职，虽此时已是一介布衣，但高适出于尊重，还以这个官职相称。杜甫却只能答诗一首《酬高使君相赠》，感谢他的救济。通过他的诗，今天的我们才可以看到杜甫对当时生活和那座寺庙的描述：“古寺僧牢落，空房客寓居。”这座著名的古寺已经没有多少僧人了，所以才有房间空出来供他一家居住。生活过得还不坏，因为这里人对他很好，“故人供禄米，邻舍与园蔬。”以前相识的故人，包括高适在内送来了粮和钱，不认识的邻居送来了自家菜园里的时蔬。“双树容听法，三车肯载书。”我们常说，中国人，尤其是中国知识分子的知识结构或世界观是儒释道三教合一的。这个局面是在魏晋南北朝期间形成的。有唐一代的知识分子，多具有相当深厚的佛教修养。所以杜甫这两句显得深奥的诗，用的都是佛教的典故。“双树”，是佛经中的娑罗树，总按东西南北的方位成双生长。用以代指寺中的树。寺中的树都在听人说法，更不要说耳聪目明的人了。“三车”，在《妙法莲华经》中指鹿车、羊车和牛车，喻指佛教声闻、缘觉和菩萨三乘的不同教法。也就是说，安顿在此的杜甫，一旦暂时摆脱衣食之忧，便与寺中僧人研讨佛法了。

　　高适在慰问杜甫的诗中最末两句说：“草玄今已毕，此后复何言。”

　　“草”，书写。“玄”，指汉代文豪四川人扬雄所写的名作《太玄》。高适在这里是说，你以前那些诗篇与《太玄》一样著名，此后你还会写些什么样的作品呢？

　　杜甫在这首诗的最末两句对此作了回答：“草玄吾岂敢，赋或似相如。”我哪里敢和扬雄比啊，就跟司马相如差不多吧。四川人应该知道，扬雄和司马相如这对汉代文坛双雄，都是四川人。所以，外省来成都的名诗人，在诗中都拿这两位来说事。对于自己的诗才，杜甫并没有太过自谦。说自己或许能像司马相如，那就是敢跟扬雄比肩的意思了。

　　杜甫说出了这样的话，同时代的诗人高适也对他有那么高的期许，中国的诗歌史，可以期待这位伟大的诗人写出那些今天我们依然耳熟能详的作品了。成都，这座历史文化名城，送出了司马相如北上长安去描绘那里的盛世景象。几百年后，从长安走来一位诗人，将要开始描绘成都，以他那些即将诞生的著名诗篇为成都画像，为成都在中国历史上留下一个优美的背影。更重要的是，在大唐盛世已经因安史之乱而猝然中止时，盛唐一代的诗人，比如高适，比如过几年将会来到四川的岑参的创作的高潮期已经过去了。因为安史之乱一爆发，当时远在河西走廊和更遥远的西域生活写作的他们，都随东撤回援平叛的唐军回到了中原，并相继来到了四川。但还有盛唐一代的诗人用他们的写作延续着盛唐气象。李白还在漂泊放歌。杜甫在成都的写作更是要成为盛唐诗中那些最重要的篇章。

　　美国汉学家宇文所安，在他那部流传颇广的专著《盛唐诗》中说：“关于安禄山叛乱所导致的文化创伤，已经谈了很多。这里再讨论将是多余的。的确，除杜甫外，战乱后的诗歌几乎普遍地收敛了。……高适、岑参及元结的作品明显地转向了守旧。甚至连豪放的李白，在最后几年的诗作中似乎也减少了放纵。”

　　成都，将使盛唐诗歌通过杜甫之口，吟诵出那些最后的、也是最美妙的华章。

　　草堂岁月

　　至少从在秦州时开始，构筑一座可以让一家得以安居的草堂就是杜甫的一个梦想。

　　在此之前，他有更远大的理想，那就是辅佐君王，改变社会:“致君尧舜上，但使风俗淳。”

　　但这个理想早在战乱之中，在他被贬为华州参军，并最终弃官而去时就彻底放弃了。残酷的现实摆在他面前的最迫切的问题，就是构筑一个能使一家人躲避风雨的安身之所。理想被不断简化，直到变成一座再具体不过的草堂。

　　在成都，他这个梦想得以实现。

　　他用自己的诗把这一过程，以及草堂建成后的生活情景都详实地记录下来。后人评价杜甫诗是“诗史”，其实他首先写的是个人经历，个人所经历的历史。个人经历映照着时代，构成更宏阔意义上的诗史。

　　构建房屋，第一就是选址。反映在杜诗中就是《卜居》。当时他寄居在城西浣花溪畔的古草堂寺，选择地址自然就从日渐熟悉曰渐亲切的浣花溪畔开始。果然，地址也就选在寄居寺院不远的浣花溪畔：

　　淀花溪水水西头，主人为卜林掩幽。

　　今天为解这两句诗，注解家为一件事争论不休：谁为杜甫“卜”了这个地方，并出钱为他修了草堂。一方认为这个人是裴冕，一方认为裴冕与杜甫并没有多么深的交情，加上这位节度使深谙权谋，且不爱诗歌，不可能资助杜甫构筑草堂。我觉得，这争论一开始就有些偏了。修草堂第一重要的不是钱，而是要一块地。从古至今，中国的土地都是国家所有，唐代也不例外。所以，要建一座房子，最重要的是地，而不是钱。尤其是在这距省城才几里路的地方，那土地的所有权还是相当重要的。大家都离开那个“卜”，而只去说钱，并在此问题上聚讼不已，眼界有些狭窄了。我倒认为，这个主人就是裴冕，是他给了杜甫一块地。“卜”本来就是选地的意思。

　　已知出郭少尘事，更有澄江销客愁。

　　一个弃官而去的布衣，不需要住在城里朝九晚五。这里江流萦回清澈，对一个面山临水时写过动人诗篇的诗人来说，真是一个再好不过的地方了。诗人自己也喜欢这个地方。看，风景多么美丽，江水之上：“无数蜻蜓齐上下，一双表觸]|对沉浮。”

　　然后，有人送钱来了。《王十五司马弟出郭相访兼遗营草堂资》。这位在王家兄弟中排行十五、官职是司马的人是杜甫的表弟，他出城来看望杜甫一家，并送来修筑草堂的钱。“忧我营茅栋，携钱过野桥。”盼着钱来的杜甫早就在江边等着了，所以王表弟还在江那边就被他望见了，看着他一步一步从桥上走了过来。写诗需要想象。读诗也需要一点想象。有了想象，诗中的场景才能生动活泛起来。

　　有了钱，就可以开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