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甫成都诗传三
开工之时，杜甫对于草堂已经有了详细的规划。看来“主人”拨给他的地够大，不但要让他盖一座房子，还要让他可以靠着这地讨将来的生活。草堂开工是在春天，也正是栽树植竹的最好时令。杜甫开建草堂，同时也是在构筑一个园子。钱都花在草堂的构筑上，营造这个园子的其他材料就要向当地的旧友新识寻求帮助了。一个诗人，唯一的手段也就是写诗。好在那是个诗歌与诗才受到珍视的时代。不像今天，称谁是诗人，已经是对人表示轻贱的一种方式。他的第一首诗是讨要桃树苗，他要在园中种一片桃树。作为诗人，他喜欢桃树“来岁还舒满眼花”，作为一个生活无着的人，他要的是桃树结果，“高秋总馈贫人实”。可以自己吃，多出来的还可以拿到集市上售卖。他写诗《萧八明府堤处觅桃栽》，向一个姓萧的县令要桃树苗：“奉乞桃栽一百根，春前为送浣花村。”规定数量，还要规定送达的时间地点。这可以看出当时的时代风习。如若不信，假设在今天，一个失业诗人来到一个地方，给当地县长写一首这样的诗，大家都可以想见会是什么结果。又有注杜诗者说，这样做是为了美化环境，这不全面。即便今天，拥有亿元豪宅的人，房前屋后也栽不下这许多树去。想想一百棵桃树栽下去，要多大的地方，这是要弄一个规模不大的桃园。可见“主人”为他“卜”的这块地并不太小。
接着，他还要继续为这个围绕着草堂的园子栽种别的都很占地的东西。唯一的办法还是写诗。这回要的是绵竹县的竹子。“华轩蔼蔼他年到，绵竹亭亭出县高。江上舍前无此物，幸分苍翠拂波涛。”要竹子的对象是姓韦的绵竹县令。几个月前，他入成都前经过绵竹县，所以说“他年到”，也就是去年曾经到过。发现那里的竹子很好，所以去讨要。
还不够，还要栽树，要栽生长快、很快成材成荫的树，打听一遍，四川此地，生长最快的要数桤木。写《凭何十一少府邕觅桤木栽》：“饱闻桤木三年大，与致溪边十亩阴。”要造成十亩阴凉，数量也不是一株两株。
然后，向人要松树苗，写一首诗去。
再向人要果树苗，也是写一首诗去。而且要的不是一个品种：“草堂少花今欲栽，不问绿李与黄梅。”看来这个园子够大的。
房子盖好了，园子里栽了那么多的植物，房子里还少些用具。还是写诗问人去讨要。《又于韦处乞大邑瓷碗》：“大邑烧瓷轻且坚，扣如哀玉锦城传。君家白碗胜霜雪，急送茅斋也可怜。”
杜诗有一个特点，表面看朴实无华，就是诗人的随手书写，但艺术感染力就在这貌似不经意的起承转合，在诗意的随处点染处发生。有古人评此诗说：“一瓷碗至微，却用三四写意。初称其质，次想其声，又羡其色。先说得珍重可爱，因望其急送茅斋。只寻常器皿，经此点染，即成韵事矣。”今天人说诗意，往往“为赋新词强说愁”，离开具体的生活另行营造。而真正胸怀诗意者，都是从亲身经历与日常生活中开掘出来。日常事便成了“韵事”，平常的起居就成了今天人常抄洋人荷尔德林的话，所谓“诗意地栖居”。
关于这瓷碗的出处，还可一说。
唐时的四川，有名窑烧制瓷器。杜甫向韦少府讨要的大邑烧瓷就出于当时著名的窑口：邛窑。从汉至唐至宋，在中国，四川一地都是经济生产非常发达的地方，繁盛的丝织业之外，传统的瓷器生产也在中国占有一席之地，其中的代表就是邛窑。今天在邛崃一带，还有窑址可供凭吊。比如十方堂遗址。民国年间，内战不休的四川军阀还曾大面积开掘窑址，将出土的器物拿到市场上大量出售。当时在华西大学古物博物馆担任馆长的外国人葛维汉曾向国民政府提出对邛窑遗址进行科学发掘的报告，却未获批准。他退而求其次，便在古物市场上紧急收购。今天，我们可以在四川大学博物馆看到馆藏的邛窑精品，得感谢葛维汉等人的抢救之功。
当大邑白胜霜雪的瓷碗送到浣花溪边，杜甫营造草堂的工程便初步完成了。
他满怀欣喜之情，写了一首诗《堂成》：
背郭堂成荫白茅，缘江路熟俯青郊。
桤林碍日吟风叶，笼竹和烟滴露梢。
暂止飞乌将数子，频来语燕定新巢。
旁人错比扬雄宅，懒惰无心作解嘲。
背对着城市的草堂建成了，屋顶上盖的是白茅草。从江边已经走熟的路上望出去，可以看到郊外青碧的田野。桤树挡住了阳光，风动叶片，仿佛在吟咏诗章。一笼笼竹子上露水下坠的同时还缭绕着炊烟。树上飞来了带着雏鸟的乌鸦，燕子也频频飞来，在屋檐下筑起新巢。有人说你这就是扬雄的家嘛，算了，我也懒得跟人解释说我不是他了。
前面说过，杜诗的特点能将诗意随处点染。如何点染，就看诗中所用的那几个词好了：“碍日”的“碍”。“吟风叶”的“吟”。“和烟”的“和”。“暂止”的“暂”。“语燕”的“语”。杜甫自己就夫子自道过：“语不惊人死不休。”怎么惊人，就是如此惊人。
成都，给了杜甫一个颇为宁谧的安身之所，杜甫将在这里为成都为世界留下永恒的美丽诗章。
成都给杜甫的这个地方好啊：“锦里烟尘外，江村八九家。”诗人想，我是不想离开此地了，这样的心情也是有诗为证的，“卜宅从兹老，为农去国赊。”离朝廷越来越远，我就在这里做一个农人老去了。杜甫诗是上承陶渊明的。陶的诗作正是写他归隐乡间农事的实践。好了，草堂建成了，就要接待客人了。
《有客》：“有客过茅宇。”这个“过”不是今天过去的意思，而是到来。杜甫正在园中劳动，“自锄稀菜甲”，有点衣衫不整，自己整理吧，手上怕沾着泥土，所以“呼儿正葛巾”。
《宾至》：“岂有文章惊海内，漫劳车马驻江干。”我的诗文怕不是那么有名吧，哪敢惊动大人把车马停在江边来看我啊丨这位出门有车有马的人是谁呢？“主人为卜林塘幽”的主人吗？杜甫没说，我不去费心猜度了。有客是好的，但客人身份太高，就有些拘谨，还要为饭食不好而表示歉意：“竟日淹留佳客坐，百年粗粝腐儒餐。”这首诗还值得一说。那就是其在诗歌史上的创新性。明末清初注杜诗的权威仇兆鳌说：“直叙情事而不及于景，此七律独创之体，不拘唐人成格矣。”也就是说，唐代人写七律，不能光叙事，还要先写两句景。但这首诗没有写景，直接叙事，打破了陈规，有独创性。还有《客至》。这回轻松多了，随便多了。
舍南舍北皆春水，但见群鸥日曰来。
花径不曾缘客扫，蓬门今始为君开。
盘飧市远无兼味，樽酒家贫只旧醅。
肯与邻翁相对饮，隔篱呼取尽馀杯。
这首诗流传甚广，不解释了。只说今天成都市中还有名叫盘飧市的，这名字也是得于杜诗吗？又或者那时城中就有这样名字古雅的菜馆了。刚刚说古人表扬过《宾至》一诗不拘一格的独创，而这首《客至》又回来了。前两句就是写景的。如此看来，诗的创新与否，还在于内容表达的需要。古人所谓“不以辞害意”，说的正是这个意思。针对这首诗，美国人宇文所安说，在成都期间，杜甫形成了一种新的律诗风格。“在此类诗中，经常出现快乐自得的形象，老狂士在小农舍中过着朴素的生活，周围是优美的自然风景。”宇文所安正是把这首《客至》当成这类诗的典型。他说：“轻快的笔调加上完美的形式，使这首诗备受赞赏，几乎没有一位重要的诗人没有模拟过它的首联。”
还有一位叫韦偃的画家来访草堂，并在其东壁上画了一幅奔马图，事见杜甫诗《题壁上韦偃画马歌》。韦偃是当时以画马闻名的著名画家，也与杜甫一样寓居成都。今有《双骑图》《牧马图》传世。他画在草堂壁上的马却消失在时间的深处，无觅踪迹了。不过，从杜诗中读得这些遥远的往事，再去游今日草堂，笔底乾坤，心中波澜，确乎会有更真切深沉的感怀。
无论如何，这时的杜甫不再是安史之乱发生时，奔波于道上，亲见亲历苍生苦难而写下“三吏”与“三别”的杜甫了。也不是从华州到秦州再到同谷颠沛流离满心苍凉的杜甫了。在这里，他将带着欣喜之情为成都画像，为成都写下优美的诗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