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悲情时代正在到来。
在福州，很多纪念性的处所，都是温习这段悲情的课堂，但我不想花太多时间去重温那些悲怆。我更愿意重温中国人，至少是东南沿海的中国人频繁而自信地出入于海上的时代。也是在柔远驿，和当地朋友交谈时，听到了番薯如何进入中国的故事。当地史志中记载：“按番薯种出海外吕宋。”其实，番薯和今天我们习以为常的很多食材，如：辣椒、玉米、西红柿、马铃薯等来自更遥远的美洲。番薯也是一样，先是被殖民者带到欧洲，再传到吕宋，然后，被明万历年间到吕宋进行海上贸易的福建人陈振龙发现。他见当地遍植番薯，并了解到此种作物耐旱、高产、适应性强，生熟皆可食用。一本欧洲人所著的叫作《改变历史的贫民美馔》的书中说：“甜薯，是牵牛属的一种蔓性植物，在哥伦布登陆海地之后，便跟着他回到了西班牙。”“自1493年开始，西班牙的船只从海地及其他地方陆续回到欧洲，并引进了甜薯。”最初的欧洲人并没有充分认识这种植物的食用价值，而是被西班牙国王作为观赏植物栽培在花园中。后来，他们又将这开花植物赠送给英格兰国王。这个国王是亨利八世，“也非常喜欢甜薯，却是为了一个终将让他失望且沮丧的理由：他以为这是一种春药”。这个甜薯，就是福建人口中的番薯。我们已不知道此种作物又如何传播到吕宋诸岛，却确切地知道，恰恰是在番薯进入欧洲的一百年后的1593年（明万历二十一年），陈振龙将番薯从吕宋引种到了家乡福建。我们还知道，那时番薯的经济价值已经被殖民国家充分认识，所以，其种苗和种植技术不是自由传播的。陈振龙是靠把番薯藤编织在船上所需的众多的索具中，才避过了出境检查。他经过七昼夜航行回到福州，随即在住宅旁的空地上开始试种。这时正逢闽中大旱，五谷歉收，陈振龙促其子陈经纶上书福建巡抚金学曾，报告吕宋番薯可以救荒。金巡抚允许试种，俟收成后呈验。当年，试种成功，金巡抚即于次年传令遍植闽境，解决荒年缺粮问题。闽人感激金学曾推广之德，一时间曾将番薯称为金薯。今天，中国凡气候适合之地，已遍种此物。并在中国不同的方言区中有了更本土的名字：比如地瓜，比如红苕。今天人们不仅食用其淀粉丰富的块茎，其藤叶，也成为一道餐桌上常见的健康食品。这次行于福建沿海，有虾蟹鱼蚌的餐桌上，也总有一盘嫩绿的薯藤在丰富的动物蛋白中加添几缕植物疏淡的清香。今天的贸易的主流，是技术与资本，而在古代，从陆上丝绸之路到海上丝绸之路，来自不同方向的众多的外邦植物改变了中国的农业与中国人的食物结构。
一个番薯故事，足可让我们体会到开放与贸易带给人民的福祉。
所以，我更愿意先来写写此行在曾经因开放而繁盛了好几百年的泉州的所见所感。
十来年前，去过一次泉州。唯一的原因，就是从书上看到这座城市曾经的一个名字，刺桐。字是中国字，词是中国词。但不知为什么，却觉得那是一个异国风味十足的名字。和读历史中那些用非汉语的字眼对音而成的地名一样有着别样的风情。那些引起我同样兴趣的地名是汗八里，是花剌子模。是暹罗，是占城。那是中央朝廷还没有动不动就兴起海禁之想的时代里流布于汉语典籍中的名字。
刺桐，这种春天开满红花的树木和番薯一样，也从南洋而来。这种极具观赏性的高大乔木，至少在唐代，就已经完全改变了一个中国城市的面貌。读过一本写中国古诗中植物的书，说刺桐在唐诗中已经大量出现。
海曲春深满郡霞，越人多种刺桐花。
那时，阿拉伯人早已从海上来到过中国。
前面说过，生活于十世纪的那个叫马苏第的阿拉伯人在他的地理学著作《黄金草原》中，已经有了关于中国的描述，他说，从阿拉伯出发，要经过七个不同名字的海，“第七海是中国海”。那似乎也是他们向东航行的极限，“在中国已远，于大海下侧既没有已知的王国，又没有已被描述过的地区，惟有新罗及其附属岛屿例外”。
《黄金草原》作为一本古代的地理书，大部分篇幅说的是海，是船，是海路，和海路通往的那些传说般遥远的国家，却偏偏命名为草原。把海洋当草原，游牧其上，那人内心里鼓荡着的是怎样一种浪漫精神丨这位地理学家甚至用阿拉伯语给中国的皇帝重新命名。比如奈斯尔塔斯、比如阿温、比如艾赛敦。他还记述了一位他命名为赫拉丹的中国皇帝，“该王令人建造了大船，让那些负责出口最为典型的中国产品的人登上了船，以前往信德、印度、巴比伦等远近不等和通过海路可以到达的地区。他们必须以他的名义向这些地区的君主们奉送珍奇的和价值昂贵的礼物。在他们返回时，又为他带来了在食品、饮料、衣服和毡毯方面最为珍贵，甚至是最为罕见的物品。此外他们还负有致力于了解他们曾参观过的所有民族的政府、宗教、法律和风俗习惯的使命。”
这些文字记述的大约是唐代时的中国。陆疆与海疆都高度开放的中国。但是，今天已经很少遇见唐代的文化遗存了。在泉州游走，总是会跟郑和劈面相逢。在地面上，一座面海的山丘，还竖立着一座高塔，传说郑和下西洋前，屡上此塔眺望海上浩渺的烟波。在地底下，前些年出土了一座被海边的风潮掩去的寺院。在这座重见天曰的佛寺中，循例该有的佛教众神殿中的那些佛菩萨外，还有妈祖和郑和雕像，作为那些时常去往无边的海洋上闯荡的泉州船民们的庇佑之神，与佛教的偶像一起在同一座大殿中享受香火。郑和的先祖是中亚细亚人，从陆上丝绸之路来到了中国。到郑和从中国海航向阿拉伯海的时候，除了伊斯兰信仰，他已经是一个百分之百的中国人了。泉州当地史志中还有关于率船队扬帆远航前到灵山圣墓行香的记载。
灵山圣墓，坐落于泉州城东灵山南麓。唐武德年间，即公元七世纪初叶，伊斯兰教初创，即有伊斯兰教创始人穆罕默德门徒四人随商队东来中国传教。正如《古兰经》经文所说：“船舶在海上带着真主的恩惠而航行。”这四位伊斯兰贤人到达中国后，三贤、四贤便在泉州居留传教，并在此终老落葬。这两座并排安卧于泉州的伊斯兰式墓葬，就是在整个伊斯兰世界看来，也是现存最古老、最完好的圣迹之一。
郑和下了西洋。他的航迹最远处究竟抵达何处，在今天的世界重又成为人们热心争论的话题。
这其实并不十分重要。
要紧的是他们的行为方式与目的，带着那么强烈的中国文化印记，正如马苏第在《黄金草原》中的记述：“他们还负责激发外国人对宝石、香料及他们祖国器械的热爱。大船分散于各个方向，在外国靠岸并执行委托给他们的使命。在他们停泊靠岸的所有地方，这些使者会以他们随身携带来的商品样品的漂亮程度而引起当地居民的赞赏。”于是，“大海流经其疆土的国家的王子们也令人造船，然后载运与该国不同的产品而遣往中国，从而与中国国王建立联系，作为他们获得该国王礼物的回报也向他奉献贡礼。这样一来，中国就变得繁荣昌盛了……”
唐代或更早前的中国人如何扬帆去往海外，从中国的典籍中已经很难寻觅翔实的记载，但在这些早于郑和下西洋五六百年的记述中国人航向世界的文字，仿佛正是对郑和们所做功业的详细描摹。
至今，在泉州当地还有遥远的锡兰王子因故不能归国，而长留泉州，其家族世代繁衍而最终化入中国的美好故事。
漫步泉州城中，四处都有海洋文明所带来的多元文化的遗存。
伊斯兰教的清净寺创建于北宋，据说是仿照了大马士革著名的礼拜堂的形制。如今这座寺院已基本损毁，但有着鲜明阿拉伯风格的门楼依然高耸。倾圮的礼拜堂有了更中国化的名称：奉天坛。但四围的墙壁仍在，其西墙正中还有拱形的壁龛。内壁上镌刻的阿拉伯文仍清晰可见。专家告知，这些文字都是《古兰经》中的警句。今天，信众们的礼拜之处是屡塌屡修的明善堂，已然是一个中国风味十足的砖木结构的建筑。
浓重的树荫背后，开元寺双塔雄峙的身姿缓缓从天际线上升起。
眼前情景正合了李太白的诗意：“宝塔凌苍苍，登攀览四荒。顶高元气合，标出海云长。”不由不听了主人的导引去往开元寺。
刚刚来到庙前，我的目光便被一块石雕所吸引。这块花岩石雕砌入了廊下的石阶。那狮身人面的雕像显然不是佛教众神殿中的造像。其强烈的风格让人想起印度教万神殿中的造像。然后，在这座佛寺中，我们又相继见到了多个印度教风格的神像和建筑构件，它们或者单独陈列，或者已经作为建筑材料嵌入了佛寺的整体构造。就是这样一些物件，透露出生动的文化气息：在这座佛寺建立之前，印度教也曾在这块向着海洋敞开的土地上传播，并构建过自己敬奉众神的神庙。活跃在这个城市的外邦商人，兴许也有接受了这种宗教的当地人，在这里以香花敬神，以歌舞娱神，以猛烈的祈祷求得神灵的佑助。有史料显示，唐代的时候，随着贸易的人流，从陆上和海上两条丝绸之路来到中国的，也有世界各地信仰坚定的传教者们络绎不绝的身影。他们带来了伊斯兰教、犹太教、摩尼教、祆教、景教，在泉州开元寺，我又看到了印度教也曾到访，并试图扎根中国的确切物证。印度教当时流行本地的景况已渺不可考，却想起撰于唐代的《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的文字，想必也可大致构想当时印度教流布的情形：
“或重广法堂。崇饰廊宇，如肇斯飞。更效景门，依仁施利，每岁集四寺僧徒，虔事精供，备诸五旬。倭者来而饭之，寒者来而衣之，病者疗而起之，死者葬而安之。清节达娑，未闻斯美。”
今天，景教与印度教在中国土地上几乎断绝了踪迹，但同样自西而来的佛教依然在中国大地上香火旺盛。熙熙攘攘的信众，正依了佛经的教导，“见佛塔庙，作礼围绕”。
出得庙来，在佛寺之侧，我见到高过殿檐的几株菩提树，微风过处，那些有着七到八对明晰叶脉的绿色叶片便敏感地振动起来，发出细密的声响。佛教的创始人释迦牟尼就是在此树庇荫下悟得佛教精义，因此，菩提树在虔敬的佛教徒那里也是圣物，风动振叶，所发声音，亦可当成是梵呗之音，有称颂礼赞，有消除业力的无边功德。我辈俗人，不是阿难，不是迦叶，也仿佛听见佛所教导：“谛听丨谛听丨汝当谛听丨”
我静心谛听，不是佛教徒，未感受法力的加持，却似乎从历史深邃处看到文化强劲的光亮。
那天，还在树下发现数茎结构简约精巧的蓝色小花，如星光闪烁，这花的名字，也包含有远方消息，名字唤作阿拉伯婆婆纳。
终于到达海边了，去寻访马可•波罗出海处。立在泉州海边，退潮时分，夕阳西下，有长桥通往烟水迷茫处；身旁，在坚固的水泥码头上有起重机举着集装箱在轨道上徐行。
恍然看见中国风的福船正在扬帆出海，看见阿拉伯风格的船正在靠岸，水手们正在徐徐地落下一面面风帆。
脚前因退潮而裸露的滩涂上有小生物在匆匆奔忙，山脚前，刺桐和芒果树正在开花。芒果树以结果为要，花虽繁密却又朴素至极。但是刺桐，不着一叶，却以苍劲的枝干高擎着一簇簇艳红的花朵。仿佛为了表明来自异邦的身份，那一枚枚花朵都采取了弯曲的象牙的形状。又仿佛为了表达与这片土地的亲和，每一朵花，都闪烁着丝绸的质感。
我来到这里，还因为这些滩涂上淤积的泥沙中，曾有一艘古船重见天日。然后，我在泉州海上交通博物馆中见过了那艘发掘于滩涂泥沙下的漂亮的大船。
那是一艘宋船，船的前半部尚还完整，果然是在福州听人介绍福船时状若飞鸟的形象。果然如古典的记述“上平如衡，下侧如刃”丨船的尾部已不可见，船上的桅、桅上的帆亦不可见。馆内也没有风，只有冷光源静静地照耀。
有宋一代，也许由于陆疆逼仄与局促，反倒激发了海疆的开放。高超的造船术之外，还发展出一整套的关于远航海上的知识与技术系统。
晚上翻看得自当地的《泉州古代海外交通史》，那些与航海知识与技术有关的文字真让人生出旷远之想。
大海弥漫无边，不识东西，惟望日、月、星宿而进。
舟师识地理，夜则观星，昼则观日，阴晦观指南针。
以针横贯灯心，浮水上，亦指南。
今既论潮候之大概于前，谨列夫神舟所往岛、洲、苫、屿而为之图。
每暑月，则有东南风数日，甚者则旬月而止，吴人谓之曰：“舶舻风。”
船舶去以十一月，十二月，就北风；来以五月六月，就南风。
其实，航海业的发达，除了航海技术本身的发展，还有更深刻的原因。
北宋时期，泉州一带兴建许多水利工程，并从越南引进占城稻种，大面积种植。同时，棉花、甘蔗、茶叶等经济作物也开始大面积种植，并发展出成熟的种植与加工技术。更重要的还有蚕丝织造与造窑烧瓷技术的发展。唐宋时期，中国社会经济重心与人口渐渐南移。有资料表明，早在公元742年进行的全国人口普查中，中国南方人口所占比重就由一百年前的四分之一，增加到了接近一半。
“产自南方的茶叶不再被当作药材，而主要用于提神。全国各地的人都开始饮茶，从此茶叶成为主要商品，随着中国东南沿海及东南亚一带的海上贸易激增，广州、泉州和福州等南方港口城市发展起来。”《剑桥插图中国史》中说，“宋朝成立之初，就鼓励对外贸易，尤其是海外贸易。朝廷官员出使东南亚地区，怂恿他们的商人来中国，中国商贾也主动出击。在宋朝，载着中国商人航行在南海上的中国船只，取代了南亚和西南亚的商船……各省城市的增长速度也是前所未有的……福建北部的建康是个内陆城市，居民可能有20万之多。福建南部的沿海城市泉州更大，其知州在1120年声称，该市加上乡村有50万居民。”
元代，泉州港繁盛的剧目还在继续上演。
所以，马可•波罗到达泉州时自然要发出赞叹：“运到那里的胡椒，数量非常可观。但运到亚历山大港供应西方世界各地需要的胡椒，就相形见绌，恐怕不过它的百分之一吧。”
所以，十四世纪来到元代中国的摩洛哥人伊本•白图泰会留下这样的文字：“我渡海到达的第一座城市是刺桐城……该城的港口是世界大港之一，甚至是最大的港口。”
只是，西方人所说的作为“世界中心”的中国的黄金时代行将落幕了。
明朝皇室对待海洋似乎有一种奇特的态度。
一方面，有郑和率官方庞大船队七下西洋的壮举。另一方面，又出台种种限制海洋贸易的措施。原通于万国的泉州港此时被规定只能与琉球通商。于是，当官方限制或禁止民间的海上贸易时，逐利的商人成为走私者，甚至成为海盗。在大明朝廷开始封禁海疆之时，日本的海盗，以及从事殖民贸易的荷兰人、葡萄牙人已经相继前来叩击关门了。而支持郑和七下西洋的朝贡贸易体制，终归因入不敷出，而被廷议所中止。海禁的时代到来了。
终于，随着主管海上贸易的官方机构市舶司迁往福州，泉州湾中，那些曾经帆樯如林的港口，被泥沙渐渐淤塞。还看到过一则史料，刺桐城的衰落，还与农耕时代过度开发造成植被破坏，严重的水土流失导致那些深水港被泥沙淤塞有关。总之以刺桐之名获得世界性荣耀的城池，火红的刺桐花终归是渐渐凋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