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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爸爸眼睁睁看着樱子让两个宪兵带了出去，紧张不安有如魔爪抓挠着他的心。未知的结果总是让人惴惴不安，紧张、恐惧让我爸爸犯了一个错误：他居然想当着一帮宪兵的面逃跑。

　　这个时候外面不知道发生了什么，闹闹嚷嚷的，中佐跑出去察看，宪兵们站在队列里不敢乱动，却也忍不住扭头东张西望，好奇之心人皆有之，宪兵也不例外，他们都想知道外面发生了什么，谁敢到戒备森严的宪兵队来大吵大嚷。趁宪兵们分神的机会，我爸爸扭头朝身后的房子跑去，没敢上墙，墙上面有铁丝网，他听说过，那种铁丝网上都有电，能把人电死。我爸爸可不愿意趴在电网上变成烤肉。

　　宪兵们看到我爸爸跑了，马上追了上来，我爸爸还企图攀登着窗框门框上房，宪兵却已经追到了他的跟前。宪兵们很守纪律，没有人下命令，也就没人敢朝我爸爸开枪。可是我爸爸也没能跑得了，虽然他已经攀到了屋顶，探出山墙的房檐挡住了他的去路，他攀住了房檐，整个人吊在房檐上晃晃荡荡，却无法翻上探出山墙半米多的房檐。一个宪兵跳起来，抱住了我爸爸的双腿，其他宪兵连忙帮忙，齐心合力把我爸爸从房檐上拽了下来。

　　我爸爸和拽他的宪兵们一起滚落下来，他在最上面，底下有宪兵垫着，没有受伤，却把宪兵砸疼了，宪兵们怒气冲冲地围殴我爸爸。尽管我爸爸身上有武功，可是被那一坨宪兵屎壳郎滚粪球一样挤在中间拳脚交加，根本没有施展的机会，只能抱着脑袋硬捱着。

　　我爸爸那时候还是一个孩子，那些宪兵一旦动手，就变成了疯狂的野兽，对我爸爸拳打脚踢，似乎不把我爸爸捣成一团肉酱不过瘾。眼看着我爸爸就要被活活打死，从院墙外涌进来一堆人，一个日本人大声喝止，宪兵们立刻住手，乖乖地集合排成了一排。涌进来的人群中，有一个日本大官，起码比那个中佐要大，因为他身上穿的是呢子军服。喝止宪兵的是中佐，在大官面前战战兢兢，一个劲鞠躬。

　　大官脸色阴沉，活像即将泼下冰雹的天空。站在他身边的是井口先生，他牵着樱子的手，看到我爸爸被打得鼻青脸肿，满身血渍，井口过来扶起我爸爸，满脸的怜惜和愤怒，但是他什么也没有说，一手牵着他的女儿樱子，一手牵着我爸爸，掠过大官的身旁，在大官有几分茫然、几分惶惑的神色中昂然离去。

　　半个多世纪以后，我来到了日本，跟富士雄先生成了莫逆之交。每当我看到富士雄先生的时候，都忍不住会想起我爸爸口中的井口先生。我从我爸爸粗略的叙述当中知道，当年他闯关东落脚沈阳之后，正是这位日本人井口先生和他的妻子奈子给了他人性的温暖，让他在那寒冷陌生的关外，能够有勇气面对生存的挑战，挣扎出一条活路来。

　　富士雄是我到日本以后，成为朋友的第一个日本人，也正是他和他的妻子，还有他的孩子，用超越民族、国家的宽广胸怀，为我做了一切他们能够做的。他们，让我能够在异国他乡享受到亲情一般的温暖，让我能够在遭受人格屈辱的时候，时时刻刻想到我仍然是一个人，在我被繁重到残酷的体力劳动折磨得痛不欲生的时候，坚定活下去、活得更好一些的信念。

　　我经常在恍惚中，把富士雄和井口混为一人，仿佛影视里面的重合画面。有时候，我也会把我的经历和我爸爸当年的经历混为一事，似乎我走的过程就是我爸爸人生的重现。我不知道这是不是一种正常的精神状态，可是，这种情境经常发生，好在，这并没有影响我的工作和生活。

　　在回家的路上，井口先生告诉我爸爸，宪兵们把他弄去，目的是要让他教授中国武功，提高宪兵的搏击能力。我爸爸没弄明白他们的意思，也就没有给他们教拿手的七星螳螂拳，即便教，那也不是一年两年能学会的东西。我爸爸暗自庆幸，多亏他没有弄懂那帮宪兵的意思，不然，他就会混成日本侵略者的教师爷。

　　“你爸爸要是那一次真的教了他们武功，现在就得算汉奸了。”多少年以后，我爸爸给我说起这段经历，犹感后怕，满脸都是余悸。

　　宪兵们没能学成武术，却学会了用正反掌扇人耳光的技能。日本军队上级扇下级耳光、老兵扇新兵是最普及的教育管理方式。后来日本军队中正反掌扇耳光得到了极大的普及，大大提高了军官扇士兵、老兵扇新兵的效率。不知道这是不是我爸爸的功劳，遗憾的是没有人专门进行这方面的研究。

　　井口作为南满铁路的高级工程师，在日本人中享有很高的威望，那个带他找到宪兵队要人的大官，是他在东京大学的同学，他们学的都是铁道，井口先生一直干他的专业，那个同学却入伍加入了战争的狂飙，靠杀人挣扎成了高级军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