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世上竟有这样的“政变”？

　　“尽管名义上慈禧太后从政府的职务上退休，但是不管什么时候她只要愿意，她仍然是帝国的专制统治者，并时刻准备声称她有这种能力。”⒇所以，当慈禧太后感到光绪帝“不听话”了，对自己的地位产生威胁时，她便主动出击，“如缚雏鸡”“如薙枯草”，囊中取物似的收回授予光绪的事权。

　　据史料记载，9月18日（八月初三日）下午2时以后，也就是光绪皇帝离开颐和园、返回紫禁城不久，杨崇伊“恳请太后再次训政”的奏折，送到慈禧手里。

　　接到《奏折》时，慈禧正在看京剧。对政治动向极为敏感的慈禧太后深感问题的严重性。思量半晌，当晚八九点钟，她才定下决心，明日一早就回宫去。美国传教士何德兰（1859—1942）的《慈禧与光绪——中国宫廷中的生存游戏》里，做了如下描述：

　　她（慈禧太后）叫来了自己的轿子，上了去紫禁城的路。她没带军队，只由她可以全力依靠的自己宫内的那些太监护卫着，一旦出起事来也足够可以抵挡皇上的那些太监了。……皇上听说她已在路上的消息之后，就派人送信给康有为，叫他逃走，并想办法挽救时局，而自己则想要躲进外国使馆，但还未等到这么做就被慈禧太后抓住了。于是，光绪结束了他的亲政生涯，开始了囚徒生活。

　　德龄（1881—1944）是满州汉军正白旗人，父亲裕庚是清末三品外交使臣，后任太仆寺卿；母亲是法国人。1903年3月，经庆王、载振推荐，德龄、容龄姐妹俩进宫，成为慈禧的御前侍女，为慈禧做英语、法语翻译。德龄在慈禧身边生活时间较长，掌握许多宫廷秘闻。她说：“我因为曾经留在清宫内给太后当过几年侍从女官，对于光绪的一切，幸得有较深的认识。同时，得到有最先的机会听到他自己所说的许多悲痛的故事，以及他打算革新国家政务的各项计划。”从1911年开始，她陆续出版了《童年回忆录》、《金凤》、《清宫两年记》、《慈禧御苑外史》、《光绪泣血记》、《皇室烟云》、《莲花瓣》等作品，每部著作的出版或再版，都风靡海内外，盛销不衰。《光绪泣血记》也曾译作《瀛台泣血记》或《光绪皇帝》。对于慈禧太后返回皇宫“夺权”一事，德龄做了比较翔实、生动的记载：

　　……第三次密报又来了，其时太后的鸾舆正在匆忙地抬进宫门。

　　光绪因为早已死心塌地的缘故，精神反而觉得安定了许多。他和珍妃就在很少的几个太监的掖护之下，整好衣冠，走到最外面的一座大殿前的石坪里跪着，静待太后到时接驾。

　　……即使光绪自己还甘冒不韪，用武力来和太后周旋一下的话，事实上也办不到。因为……他手里没有可以直接指挥的军队……

　　老佛爷的一班侍卫，都堆着怪骄傲的神气走进来，仿佛是专门随着太后来拿办光绪的。不久，太后自己也从鸾舆里慢慢地跨下来了。光绪大着胆，偷眼望她一瞧，只见她满面怒容，颜色泛白，白中透青，真像一个打算跟人家拼命的老太太一样，这倒也是怪不得她的。因为当她从颐和园回到大内这一段路是相当长，她老人家独坐在鸾舆内，尽把这件事翻来覆去的想着，自然愈想愈恼了。

　　……他（指光绪）虽然说得十分恳切，无奈太后已不愿再跟他多费甚么唇舌。因此，她就愤愤地把手一挥，制止他再说下去。

　　“别再给我花言巧语了，现在只有很干脆的几句话：你要知道这天下是老祖宗们打下来的，他们所定的一切法度，一切规矩，当然都有他们的道理。我们做子孙的人，要保守这个基业，就只有完全遵守这些法度和规矩的一个法儿，你是什么人，配来变动它们啊！要如真照你想的那些混帐新法儿搅下去，我们大清帝国的天下，怕不要在你手里断送掉吗？如今你自己也该明白了，你到底配不配再统治这个国家？快给我想一想看，你现在应该如何收拾才好？”

　　太后这句话一说，光绪心里是立刻明白了。他知道自己的政治生活已到了不能不暂时结束的地步了——当初他真以为是暂时的结束，不料后来却变为永远的休止——于是他重复再磕着头说：“亲爸爸，孩子懂得了，明天孩子马上草一张诏书下去，把掌理国家大事的权柄依旧请你老人家来执掌，因为孩子实在太没用了。

　　同样的戏剧性政变场面，在京师大学堂西学总教习丁韪良的《花甲记忆》中，也做出现过：

　　面对皇帝的革新措施，保守派魁首惶惶不可终日，叩请慈禧太后挽救大清帝国于水火之中。于是，太后像天神一般降临人间，斥退了年轻的法厄同（即太阳神之子，驾驶其父亲的太阳车狂奔，险些焚掉了整个世界，幸好被宙斯用雷击毙），避免世界着火焚烧，而太阳车也回归原来轨道。

　　皇帝的九五之尊得自太后，此次犯错，便扑倒在母后脚下，承认错误，恳请母后“示儿如何治国”。（26）

　　当然，我们对这些像电视剧一样的记录可以提出质疑，但是，戊戌事变后，“始作俑者”杨崇伊在递给慈禧的密折中的说词，却有助于我们了解当年“政变”实情，也有利于解答人们提出的各种疑问。在《乱党虽平，慎防后患折》中，杨崇伊对“政变”的记叙是：“祸机一发，各国环集，时日先后，间不容发。幸而皇太后即日训政，不动声色，弭乱未形。”也就是说，慈禧太后不费吹灰之力，就把国家大权夺下来。世上还有这样轻而易举、手拿把掐的“政变”？

　　“从实际情况看，即使双方的矛盾已经发展到了不可调和的程度，孱懦的光绪皇帝也丝毫没有与当政几十年的太后分庭抗礼的胆略和力量，这也正是慈禧能够轻易用‘训政’的形式，便将皇帝控制住的原因所在。因此，这次政变，如果也算作一次非正常的权力移交的话，充其量也只是‘和平政变’。”（28）马忠文虽然对政变说法不太满意，但他的结论有些扭扭捏捏，尚不够旗帜鲜明。而戊戌当年的舆论，也有“皇太后布置一切，以收回事权……”（29）的说法。

　　综上所述，我认为，“戊戌政变”是“皇权至上”者及其光绪皇帝的同情者梁启超等人脱离实际的臆见，它根本就没有发生过；回到历史现场去看一看，就会幡然醒悟，当年9月21日所发生的，只不过是慈禧太后从傀儡皇帝光绪手里收回事权事件，准确地概括应为“戊戌收权事件”或“戊戌事变”。

　　在《戊戌政变记》一书中，政变“原委”占据突出位置。全书的6卷正文，都是按照戊戌政变的原因、经过和结果展开叙述的。这是为什么呢？据研究，慈禧太后重新登台后，康党在海外掀起“勤王求救”运动。梁启超于“9月27日，在大岛军舰上上书伊藤博文，希望他‘念兄弟之邦交，顾东方之大局’，‘与英、米诸国公使商议，连署请见女后’，告之日‘若大皇帝有大故，某等各国将下国旗绝交，兴问罪之师，代支那讨弑君贼’，并请营救谭嗣同等。10月26日，上书日本总理大臣兼外务大臣大隈重信，说政变的原因有四：‘一曰帝与后之争，二曰新与旧之争，三曰满与汉之争，四曰英与露之争。’并列举慈禧‘可讨之罪’，光绪‘英明仁厚’‘奋然行之’之圣，从而‘为秦廷之哭，呼将伯之助’。”康有为则相继抛出了自己编造的两道“密诏”，并在《奉诏求救书》中，详细列举慈禧“不恤国家”、“失地失权”等十大罪状，其训政是“废君篡位”的“伪临朝”，为“勤王求救”大造舆论。就是在这一时代背景下，《戊戌政变记》出笼了。康梁精心炮制的“政变”之说，由此开始传播，被大量近代史教材和相关专著所尊信。对此，有人做了一番精心梳理、辨析：

　　比如颜昌峣的《中国最近百年史》(太平洋书店，1928年版)，历史研究社编的《中国近代史研究纲要》(新知书店，1946年版)，以及李鼎声的《中国近代史》(光明书局，1948年版)等等，都以《戊戌政变记》的体系来描述这段历史。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陆续出版了不少有关维新变法的研究专著，20世纪五六十年代汤志钧的《戊戌变法史略》(联群出版社，1955年版)和胡滨的《戊戌变法》(新知识出版社，1956年版)，在整体叙述方面虽然力求精致严密，但依然沿用了梁氏的体系。1980年代以来，有多部相关学术专著问世，其中具代表性的有王栻的《维新运动》(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和汤志钧的《戊戌变法史》(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它们对于维新变法运动的具体史实的考订严谨细密，但是在总体叙述体系上如出一辙，仍然没有越出梁启超《戊戌政变记》一书的框架。与此同时，大量出版的中国近代史教材，在维新变法史的叙述方面也沿袭了前人的做法。因此，梁启超对戊戌变法史的叙述体系逐渐权威化，其主要观点成为史学界长期以来普遍接受的一个基本观念体系。比如，梁启超将变法的过程描述为康有为由布衣而卿相的个人发迹史，将清政府陆续推行的新政缩减至康有为主导的“百日维新”(“百日维新”这个概念最早见于1903年版的《清议报全编》的《戊戌变法记事本末》，专指1898年6月11日至9月21日之间共103天受康有为影响的光绪皇帝推行的新政)，将康有为思想诠释为戊戌年新政运动的惟一指导思想，将政变的原因约化为主维新的光绪和主守旧的慈禧之间的帝后党争。这些观点在现行的叙述中演变为：康有为是维新运动的主要领袖，康、梁、谭等人构成的维新派是当时惟一的进步力量，康的思想是变法的主导思想，他多年奔走推动了变法运动的发展，并最终得到光绪皇帝的支持，于1898年推行了短暂的新政。但是，由于光绪皇帝没有权力，又与慈禧太后长期失和，维新派与顽固派的力量相差悬殊，变法被以慈禧太后为首的满汉顽固派所扼杀……

　　就这样，《戊戌政变记》在众多“推手”的大力鼓吹下，广泛传播一百多年，不知误导多少代人！

　　其实，早在1921年，梁启超就公开认错，坦言《戊戌政变记》是“有事虽非伪、而言之过当者”。他说：“无论何部分之史，恐‘真迹放大’之弊皆所不免。……吾二十年前所著《戊戌政变记》，后之作清史者记戊戌事，谁不认为可贵之史料？然谓所记悉为信史，吾已不敢自承。何则？感情作用所支配，不免将真迹放大也!治史者明乎此义，处处打几分折头，庶无大过矣。”

　　“《中国历史研究法》，原是梁启超于1921年秋在南开大学所作的演讲，同年11月、12月，《改造》第四卷第三四一号曾部分摘载，成书时文字上有修改，辑入《饮冰室合集》第十六册之七十三。”

　　1923年1月，商务印书馆出版《中国历史研究法》单行本，到1947年，已经印了6版。出版时间很早，发行量也不小。对于普通读者，读不读，也许无所谓。但作为史学研究者，特别是戊戌变法研究者，不读此书，不知道任公对《戊戌政变记》的认错，实在说不过去。大隐隐于市，智慧在民间，陈寅恪、钱穆、王国维、梁漱溟、启功等没有职称、甚至文凭很低的文史大家，莫不是从“草根”起步，走上高等学府“庙堂”的。这一方面说明不要盲目崇信博导、教授、社科院研究员等头衔，南郭先生最爱藏身于大乐队里；另外一方面说明，一些人受教于南郭先生，被“纸说”毒害很深，眼界狭窄，研究肤浅，一旦拿到学位或职称，拥有了话语霸权，便无知者无畏，以排挤异己为能事。开班授徒者，吐沫乱飞；提笔书写者，洋洋万言，实际上却是自欺欺人，一讹传讹，经不起时间的检验！中国文史研究队伍浩浩荡荡，但研究水平真的不容乐观。这种“鸠占凤巢”状况，不知何年何月才能够改变。

　　对此，1940年代，陈寅恪就已明确指出《戊戌政变记》存在“硬伤”。

　　吴其昌（1904—1944），字子馨，号正厂，浙江海宁县硖石镇人，著名诗人徐志摩的从表弟。1925年，他考入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师从梁启超，深得器重。梁启超在清华大学的文稿，不少都是由吴氏记录、整理而成的。从1932年开始，他先后担任武汉大学历史系教授、历史系主任。临终前夕，他呕心沥血写作《梁启超传》，仅完成上卷，就病逝了。在《读吴其昌撰<梁启超传>书后》，陈寅恪批评道：“子馨此书，叙戊戌变法，多取于先生自撰之<戊戌政变记>。此记先生作于情感愤激之时，所言不尽实录。子馨撰此书，亦为一时之情感多动荡。故此传中关于戊戌政变之记述，尤有待于他日之考订增补者也。”

　　《梁启超传》是吴其昌“冀少酬先师任公知遇之厚”的力作，自认为秉承“负责、确实、认真三义”、“本书为其昌呕血镂心之著述，虽片言只字，未敢稍苟”，却对《戊戌政变记》深信不疑，“叙戊戌变法，多取于先生自撰之《戊戌政变记》”，而对梁启超的《中国历史研究法》及其公开承认《戊戌政变记》“将真迹放大”错误的言论视而不见，充耳不闻，“纸说”之毒害之泛滥，还需要再费笔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