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非法传销的理性思考

　　传销，危害多多，已成为过街老鼠。但是，记者在采访过程中却发现，尽管我国执法部门对传销作了多次打击，却屡禁不止，传销集团往往是东面不亮西边亮，你在这边打我到那边干，根本不耽误；尽管新闻界的朋友追踪报道，不断揭露传销的骗局和危害，可参加传销的人却成群结队，有的人甚至是死心塌地，见了黄河也是心不死。原因何在？为此，我从传销的理论与实践，以及我们工作中不够适应等方面，做了一些初步的分析：

　　一是用歪理邪说蛊惑人心，消解了传销虫的道德意识和法治观念。以华良“消费联盟”为例，他们编印了《华良模式》、《杭州华良公司产品及其消费联盟》、《华良卡消费联盟研究》等辅导材料，租用一些宾馆、招待所等，为被骗到昆明的受害人“洗脑”，一次时间是2至3天，人数在200多人左右，每位被“洗脑”的人还要付200多元的各种费用。讲座时，他们要求新卡友“努力调整心态，排除传统意识的困惑与干扰。做到心里什么也不想，一片空白”，“把白己当成一个没长大的婴儿”一样，不加思考地接受他们的宣传。他们根据受害人提出的各种问题，整理出47条《问答集锦》。

　　如有人问：“为什么我不能回去向亲友宣传鼓动，却要通过电话等，骗他们千里迨迨到昆明来？”他们回答：“你听懂了，但你还不能讲解让另外的人懂。刚毕业的大学生，不能教大学生。”

　　有人问：“打打电话，谈谈话，就算就业，到时能领工资，这正常吗？”他们回答：“老板们不正是如此吗？我们也正是当老板。”

　　有人问：“我来干这个事业，吃殍饭，睡地铺，我可以克服，但这个事业将诱使千千万万的人来这里过乞丐一般的生活，就觉得是害苦了许许多多的人？”他们回答：“激发人们追求成功、财富是正义之举！为追求成功而艰苦奋斗，必须舍得付出，这种人生选择是正确的。”

　　他们曾经在重庆、吉林等地的媒体上发表《华良现象访谈录》、做广告，进行欺骗性宣传，迷惑受害者。后来，华良“消费联盟”受到打击后，他们仍然用这些报刊的复印件欺骗那些文化程度不高的人。许多受害人就是在接受这些歪理学说之后，由怀疑到信服，由受骗人变成了“骗人精”。一些人的思想甚至受到了控制，中毒很深，难以自拔。

　　2001年9月5日下午2时，一名50岁左右的男子手持大铁锤，冒着大雨，突然走进了沈阳市苏家屯枫杨路工商所，身后还拽着一个男青年。老年男子神情十分激动，泪流满面地说：“求求你们救救我儿子吧!”工作人员急忙上前询问情况，老人一边流泪一边说，他是开原市农民，大约在半年前，20岁的儿子迷上传销，从家里跑到苏家屯，从此鬼迷心窍搞传销。儿子扔进去几千块钱后，又从村里骗走了4个乡亲做他的“下线”，让每个人都购买近2500元的“兴田紫苏油”。当4人发现上当后，要求返还2500元钱，但老人的儿子坚决不同意。随后4人逃回村子，找老人去要钱。情急之下，老人带着锤子，前往苏家屯找到儿子，并苦心婆心地劝其洗手不干，但儿子却没有一点儿悔改之意。工商所的同志连忙对男青年进行批评教育，男青年却坚持说：“我就是要通过传销发财！”。老人见他死心塌地要搞传销，情急之下，扑通一声跪在了儿子面前，痛哭流涕：“儿子，我求求你了。”儿子摇头不答应。老人气不打一处来，举起铁锤就向儿子砸去，多亏工商所的同志眼疾手快，予以阻拦，才没有发生血案。

　　没被打到的儿子情绪激动，竟向墙壁撞去，头上撞出了一个大包。然后，他跑到门外，跪在雨中向父亲大喊：“再给我两个月时间，我一定能发财。”

　　由此可见，传销对人的思想毒害和控制是多么大。亲戚骗亲戚，朋友骗朋友，父母兄妹互相骗，而且，“欺骗有理”、“欺骗有功”、“欺骗挣钱”，骗人者心安理得，毫无负疚之感。传销破坏了诚信这个社会赖以存在和发展的重要道德准则，成为人间亲情的第一杀手，这是非法传销最严重的社会危害之一。

　　二是用恐吓、限制人身自由等手段进行异地群体诈骗，对不愿同流合污者施以暴行。传销集团行踪诡秘，组织严密，生存能力较强。他们选择“有抱负需要机会的人、对工作现状不满的人、下岗工人、刚毕业的学生”等作为诱骗目标，通过长途电话谎称千里之外的某地有一份高薪工作，诱其上当。他们不在租住地诈骗，要求离租住地越远越好，这样就使驻地警方因管辖权问题而不愿立案，因他们居住在居民区而不愿“扰民”，而工商局又因他们涉嫌诈骗犯罪而无权打击，这样，执法机关就不会出面搜集其犯罪线索，无法及时对他们进行打击；上当受骗者因为身居异乡，举目无亲，加之身上的钱已花得差不多了，往回走损失太大，不太甘心，再经过反复“洗脑”，便自觉不自觉地在传销泥潭中越陷越深。对于未加盟者，他们采取了人盯人战术，48小时内，外出、打电话、与人交往等，都由专人“陪同”，实际上就是监视，并不准受骗人向家里报告具体住址、联系电话和事实真相。对不“配合”者，予以严厉拳打脚踢、饿饭、不让睡觉、不给水喝等处罚。大连青年邢某、许某，因为不愿再干伤天害理的传销活动，那些平时和颜悦色的“卡友”立马变脸，又要逼他俩交房租，又是催他俩交伙食费。他俩说身上分文没有，等回大连后再把钱寄过来，“卡友们坚决不同意。在挨了一顿毒打，扣下身份证和贵重物品之后，才被踢出门外。当时，天色已晚，又下着大雨，两人无依无靠，只能在昆明街头四处流浪……

　　更为严重的是，黑社会恶势力已渗透进传销集团，致使传销集团内部充满了血腥和暴力。2001年，海口市警方在打击传销行动中，破获了一个由30多个山东荷泽人纠集的传销团伙，这个团伙对不肯交钱加盟传销的人，进行了关押、打骂、剁手指等暴力侵害，行为令人发指。由于受害人大都是下岗工人子弟，到外地后怕父母担心，不愿说出实情，怕挣不到钱回家“掉价”，怕传销集团威胁、迫害，又没有回家的路费，无力回天之际，被迫昧着良心加盟传销集团，与他们同流合污。

　　“消费联盟”等传销集团还立了不少清规戒律，如不许提“为朋友早加积分”、“某人发展不动之类”言语等。成为卡友后，男的剃光头，女的剪“幸子头”（日本电视连续剧《排球女将》的主角）那样的短发，已成“时尚”。

　　三是利用人们的侥幸心理和暴富心理，以传销形式连环诈骗谋取暴利。传销集团的基层组织一般以10人左右为一个“家庭”，集体租房居住，小头目称作“家长”，相互之间互称“卡友”，大“家长”、“大头目”，一般传销人员根本接触不上。以华良“消费联盟”为例，受害者被骗到昆明后，需要交1680元才能成为“下卡”，积1000分，骗他去的人因此成为“上卡”，同时也积1000分。交1680元之后，“消费联盟”给你5盒无发票、无商标、由锦州华良保健食品有限公司生产的保健品“海豹油”（买4盒奖一盒），多买不限。必须积10000分时，才能从总部设在上海的网络公司提款1700元，也就是说，你自己买不起10份，就要诱骗同学、朋友来昆明，“发展”动员他们加盟后，才能成为“上卡”。

　　有的传销集团更为露骨，近日，郑州的付先生打开自己的电子信箱查阅信件，发现信箱里有一封署名为Unknown的人寄来的信件，上面写道，您可以通过“下线”制度赢得1000美金。第一层奖金100美金：你在30天之内发展15个一层“下线”；第二层奖金400美金：如果你在60天之内多发展30个任何级别的“下线”，你就可以拿到400美金；如果你在3个月内一共发展了95个“下线”，你就可以拿1000美金了……因为有利益驱动，且刚加盟者发财心切，不少人使出浑身解数，进行诱骗。这样“滚雪团”发展，使人数剧增。如果骗不来“下线”，他们只能编造谎言蒙骗父母兄妹，让他们寄钱给自己，以维持生存。因此，传销给许多家庭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损失和精神伤害。

　　四是传销公司善于钻政策和法律的空子，给执法部门内部协调、联合执法制造困难。从查处非法传销的执法主体来看，主要是工商部门和公安部门，还涉及到银行、电信、交通等诸多部门。从事非法传销的企业要由工商部门取缔，利用非法传销方法进行诈骗则由公安部门处理。但是，传销组织也是吃一堑，长一智。现在，它往往是在外省注册，参与者又是外省人。它从低到高划分若干个级别，如实习商、发展商、管理、经理和总裁等，上下级之间等级森严，均保持单线联系，绝不允许越级联系，并且，公司要求加盟对象必须是“异地专职”人员，即必须是外地人，入会后必须专职从事传销活动。整个网络有很高的隐蔽性，最上级的头目更是“神龙见首不见尾”。它的传销活动区域一般位于城乡结合部的特定居民小区，游戏规则是“兔子不吃窝边草”，即不在当地发展“下线”或“下卡”，从而希望逃避打击。比如，广西北海市的正天花园，是该市西南方一个较为偏僻的住宅小区，号称是非法传销者“集中营”。整个小区的7幢楼房里，曾租住着700多名传销人员，每天晚上都有组织、按“体系”开会。与以往不同的是，非法传销组织者更“含蓄”了一些，以前开会大呼大喊的情景没有了，而是由几个“头儿”分“体系”进行“研讨”、“交流”。小区里开有日用品商店7个，理发店3个，小吃店3个，游戏机室1个，还有2个录像厅，简直成了“独立王国”。靠着这个“独立王国”，传销者可以“足不出户”满足各种生活需要。

　　按照权限规定，工商部门无权到居民区查处经营活动，而在居民区里经营，只要不破坏社会治安，公安部门一般也不会主动干预。正是由于这样的天然空隙，使非法传销可以比较长时间地逍遥法外。即使公安、工商好不容易地协调起来，联手查处传销集团，但在取证上难度也很大。因为，从事非法传销的人反侦查能力很强，他们行动谨慎，钱、货来往皆隐秘，执法人员在巡查中即使查获或通过举报查到涉嫌非法传销的人员，但是往往不能发现可指证其传销员身份的钱、货。同时，传销员分为各种级别，这些都是其内部掌握的，执法人员也很难找到证据明确其身份、级别。这些人行动诡秘，经常变换住处，“打一枪换一个地方”，较难抓捕。即使公安、工商等联合行动，也难以把他们一网打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