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道（道光）末咸（咸丰）初，大清王朝风雨飘摇，老孙家也到了多事之秋。

　　如果从节俭和不好声色的角度，道光皇帝可能在中国历代皇帝中，属于最为节俭的一个，节俭到连裤子上都要打块补丁，宫闱生活也是循规蹈矩，堪称道德模范；如果从治国的角度看，其实他是个昏君，专爱听奉承之话、专爱用奸佞小人，谁若是提个意见、直陈问题，就会被扣上“妄议朝政”的大帽子，轻者被“冷藏”，重者受处罚，一时间，“多磕头，少说话”成为官场流行哲学，报喜不报忧成为大家的默契。这样的好处大大的：皇帝耳根清净，整天生活在太平盛世的幻梦中；百官不犯言罪，上朝后你好我好大家好，一团和气……社会矛盾长期没人解决，日积月累，小病酿成大祸，以至于发作之时已难以收拾。

　　道光二十年（1840年），中英爆发鸦片战争，道光皇帝在战与和上左右摇摆，决策一错再错；林则徐等人也受时弊影响，“临以兵威，屡战皆捷”，谎报战绩，最后，英军打到了南京城下，真相败露，道光皇帝不得不屈膝求和，与英国签订了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从此，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人民生活雪上加霜。

　　对外倘若屈辱，对内更加跋扈。经济敲骨榨髓，镇压愈演愈烈，道光皇帝驾崩不到一年，酝酿已久、连绵14年、史上最大规模的农民大起义——太平天国起义——就像火山一样，在偏远的广西桂平金田村爆发了。满清王朝遭受到了前所未有的血光之灾！

　　对于政坛的不作为和不允许作为，时任礼部右侍郎曾国藩痛心疾首，他中肯地批评道：朝廷“九卿无一人陈时政之得失，司道无一折言地方之利病，相率缄默。”“以畏葸为慎，以柔靡为恭。”“京官之办事通病有二：曰退缩、曰琐屑；外官之办事通病有二：曰敷衍、曰颟顸。”

　　同一时段，寿春孙氏家族也坐起了“过山车”：

　　道光十八年（1838年），大哥孙家泽进士及第之后，给弟弟们树立了学习榜样。第二年，老二孙家铎就中了举人，并于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成为进士。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堂哥家醇进士及第。咸丰二年（1852），老三孙家怿与堂哥家縠同时中举，孙家怿选授安徽省休宁县教谕，议叙知县，刑部员外郎。老四孙家丞少年得志，入京朝考（大省6人，中省4人，小省2人），夺得一等优贡荣誉，当即被提升为浙江乐清知县，走马上任……

　　就在孙氏兄弟金榜题名、春风得意的时候，噩运也像个“羡慕嫉妒恨”的小人，不请自来。

　　1846年（道光二十六年）8月，孙家泽积劳成疾，在北京英年早逝，年仅33岁。噩耗传来，全家哭成一团。父母老迈，三个哥哥都在外地做官，分身无术，20岁的孙家鼐只身北上，经过一个来月的舟车辛苦、鞍马劳顿，抵达京城，出面办理好大哥的丧事，然后，又带上两个嫂夫人和8个未成年的侄男侄女，返回寿州老家。老宅子里，一下子多了十口人，不但居住拥挤，而且开资陡增，原本赢实的家境，经济开始紧张起来。作为母亲的唯一帮手，孙家鼐白天要把全副精力都拿出来，用于对付10个孩子（自己的2个女儿、6个侄子、2个侄女），辅导大的学业，照料小的生活，搞得手忙脚乱；只有到了晚上，等老少都安顿下来，他才有点闲心思，青灯黄卷，刻苦攻读……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咸丰三年（1853年），就在癸丑科开考前夕，孙崇祖一病不起。

　　科举，不仅要考楷法、考学问，也是一个“体力活”。科举蕴含开科取士、为国求贤之意。它始于隋炀帝大业元年（公元605年）。经过唐、宋、元，到了明清，日臻完善。由低到高，分为院试、乡试、会试暨殿试，采取逐级淘汰制。

　　院试属于基础性考试，在府城或省直属州州城举行，由各省学政主持，三年之内组织两次，童生就有资格参加，分为正试、复试二场。试八股文与试帖诗，并默写《圣谕广训》百数十字，考中者为生员（俗称“秀才”），有了“功名”，开始步入士大夫阶层，享受免除差徭、见知县不跪、不能随便用刑等特权。秀才分作三等，最高等叫禀生，由官府按月发给禀米六斗或禀银4两；

　　乡试，通常是在京城及各省省城举行。主考官一般由进士出身的翰林或部院官担任。三年一次，因在秋季，也叫“秋闱”。乡试在正规的考场（即贡院）进行，主要内容是四书、五经策问、八股文等，共考三场，初九、十二、十五日各一场。中试者称为举人，有了做官资格；

　　乡试次年春天，全国各地的新进和往届的举人都集中到京城，进行会试，也称“春闱”。由礼部主持。会试也考三场。所试项目与乡试基本相同，有四书文、五言八韵诗、五经文以及策问等。中试者称为贡士。

　　会试的下个月，对贡士进行一次复试，再淘汰一批。最后，在保和殿里，由皇帝任命的主考官、监考官等组织，举行殿试。殿试只考策问，天蒙蒙亮，应试者排队进入紫禁城的太和殿，历经点名、散卷、赞拜、行礼等礼节，然后颁发策题。策文不限长短，一般在2000字左右，起收及中间的书写均有一定格式及字数限制，书写的字要符合“馆阁体”标准：方正、光园、乌黑、等大。要考一天，天黑了才收卷子。经受卷、掌卷、弥封等官收存。

　　到了阅卷日，这批考卷依次分交8个读卷官，每人一桌，轮流传阅，各加“○”、“△”、“\”、“1”、“×”五种记号，得“○”最多者为佳卷，而后就所有卷中，选○最多的十本进呈皇帝，钦定御批一甲第一、二、三名即为状元、榜眼、探花，称作“进士及第”；二甲若干，占录取者的三分之一，称作“进士出身”；三甲若干，占录取者的三分之二。最后发榜。一甲三人立即授职，状元授翰林院修撰，榜眼、探花授翰林院编修。二、三甲进士如欲授职入官，还要在保和殿再经朝考，综合前后考试成绩，择优入翰林院为庶吉士，俗称“点翰林”，其余分发各部任主事或赴外地任职。

　　清代进士录取无定额，每科参加会试的举人有6000多名，考中进士者，一科最少是96名（乾隆五十四年即1789年），最多是406名（雍正八年即1730年），一般情况之二三百名不等。

　　每逢皇帝大婚、大寿等，对乡试、会试格外开恩，加考一次，叫着恩科。

　　一个学子，从乡试到殿试，十年寒窗苦读、几十场严格考试，没有一副好身板不行。在关山阻隔、道路不畅、交通工具落后的年代，进京赶考，本身就要脱一层皮。即使老天青睐，平安抵达京城，数次参加决定命运、前程的会试、殿试，身体不佳，照样会“晕堂子”，发挥不出最好水平。

　　按理说，28岁，青春年富，正是求取功名的良机。这个年龄，大哥家泽已经考取进士4年，二哥家铎也已考取进士2年，相比较而言，孙家鼐此时参加科举，已算晚的。面对病重卧床的老父亲，孙家鼐的心中很是纠结。

　　自古以来，寿州民俗素来重孝。唐朝，寿州出了个“孝且慈”的董邵南，令“唐宋八大家”之首的韩愈大为感动，欣然命笔，为其写了一篇《嗟哉董生行》；又出了个“割股疗亲”的李兴，让文坛地位仅次于韩愈的“唐宋八大家”骨干柳宗元大为感慨，他撰写了《寿州安丰县孝门铭》，希望将李兴的孝行“建此碑号，亿龄扬芬（万古流芳）”。

　　因此，在功名与孝顺的“二选一”中，孙家鼐毅然选择了后者。

　　真是病来如山倒啊。曾经壮实如牛的孙崇祖，生病之后，不能吃不能喝，很快消瘦，脸颊显出了一个大坑，颧骨、眉骨高耸，眼窝中，眼睛大的有些吓人。最明显的，是他的手、脚，瘦得皮包骨，好似朽木枯枝。

　　为了挽救父亲的生命，孙家鼐整日端茶端饭，喂汤喂药，白天，到处请医生看病、抓药，晚上，帮父亲擦脸翻身。等父亲睡下，他就认真阅读《黄帝内经》、《难经》、《伤寒杂病论》、《神农本草经》等名著，学习医术，希望为父亲解除病痛，同时，也为家里节省一些请医请药的费用。不懂的地方，等到医生看完父亲的病后，他就有针对性地虚心求教。一年下来，他已经掌握了不少医学知识。

　　咸丰三年四月十九(1853年5月26日)深夜，孙崇祖紧紧抓住老儿子的手，似乎想交代什么，但一口浓痰憋在嗓子眼里，脸色发紫，怎么也说不出话来，最后一句话也没能留下，就咽下了最后一口气。

　　母亲两眼红肿，哽咽着说：“老五啊，你伯的意思我知道，他是想嘱咐你不要耽误功名。要你抓紧时间苦读，早日考中进士，好光宗耀祖……”

　　孙家鼐扑在父亲慢慢变凉的尸体上，嚎啕大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