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主题思想在剧本创作中的作用

　　有人认为写剧本不一定要有主题思想，只要凭“感性地写，我想怎样写，就怎样写”，而不想在剧本里“解决什么问题”，没有什么主张,不想给剧本任何思想教育意义。还有人主张“见啥写啥”，纯客观地照抄生活。以上两种主张不仅否定了主题思想的重要性和它在艺术作品中所起的决定性作用,并且把生活真实和艺术真实混淆起来了o生活真实和艺术真实的区别就在于前者是原始自然状态的生活，是错综复杂、头绪纷繁的;后者是把生活概括集中，经过艺术加工,从生活中理出一个头绪来，前后连贯，有头有尾，而这艺术加工的核心力量就是主题思想。艺术作品是客观事物和主观意图相结合的产物。世界上并不存在纯客观地反映事物的艺术作品。……在“为艺术而艺术”或“纯客观反映现实”的作品里仍然可以找到作者的主题思想，不过他们的主题思想也是像生活一样,是杂乱无章的，或是歪曲生活的,因为只注意生活表象的真实，就不可能反映生活本质的真实,因而是歪曲生活的。要把生活概括、集中，提炼成“更高,更强烈,更有集中性，更典型,更理想，因此就更带普遍性”的艺术作品，就必须有一种核心力量,而这核心力量，就是作者的企图和目的,也就是作品的主题思想。没有鲜明、突出的主题思想的作品，不可能成为一部好的艺术作品。主题思想的作用,可以分两方面来讲。

　　（1）主题思想在剧本中可以起凝聚、集中、统一的作用。生活是散漫的，而艺术作品是集中统一的，是完整的。艺术作品的完整性是艺术作品最显著的特点。早在二千三百年前亚理斯多德就一再强调戏剧艺术的完整性。他说道:“悲剧是对于一个完整而具有一定长度的行动的模仿（一件事物可能完整而缺乏长度）。所谓'完整’，指事之有头，有身，有尾。……所以结构完美的布局不能随便起讫,而必须遵照此处所说的方式。”①所谓艺术的“完整性”，包括头绪的完整一致，结构的完整一致,和体裁风格的完整一致三个方面，而这三者的完整

　　①亚理斯多德（今译为“亚里士多德”）:《诗学》第7章;见《诗学•诗艺》。

　　性却都决定于主题思想的一致,也就是取决于作者的意图目的的一致。这是对艺术作品一般的要求,但对戏剧的完整性的要求却比其他任何艺术要高，要严格得多。因为戏剧艺术是受时间和空间的严格限制的。一部小说在一个比较广泛的主题统一下，可以有比较松弛的结构,有比较纷繁的头绪。因为它不受时间和空间的限制，例如一部《水浒》可以写一百O八位英雄好汉投奔梁山的故事,一个一个地写，也可以几个人合起来写。这样头绪纷繁、人物众多的故事要在一部戏里表达出来是绝对不可能的。在小说里可以从一个人物引出另一个人物，从一个事件带进另一个事件,从一个地方写到另一个地方，或者跳来跳去，夹叙并写，不受限制。这种方法在戏剧里就不可能，也不允许。我们要求戏剧有更单一的头绪，更紧密的结构，更统一的风格,也就是要求更单一的鲜明突出的主题思想。

　　李渔说:“头绪繁多，传奇之大病也。”①他又说:“作传奇者，能以'头绪忌繁'四字刻刻关心，则思路不分，文情专一。其为词也，如孤桐劲竹，直上无枝……”有人认为如果我们只写一个人，突出一个主人公的事迹,头绪就简单了。其实不然。李渔说:“后人作传奇,但知为一人而作,不知为一事而作,尽此一人所行之事,逐节铺陈,有如散金碎玉。以作零出则可，谓之全本,则为断线之珠,无梁之屋。作者茫然无绪，观者寂然无声，无怪乎有识梨园望之而却走也。此语未经提破，故犯者孔多。而今而后，吾知鲜矣。”②他主张“一人一事”，一线到底。他说:“此一人一事,即作传奇之主脑也。”这里所谓_事是指_个完整的事件而言。在一个剧本里着重地写一个主人公，写一个完整的事件，就很容易确立鲜明的突出的主题思想。但一个完整的事件并不是说要硬性规定只写一个情节,不许写许多情节,关键还在于戏剧结构的严密性，情节虽多，但统一在一个主题下,仍不失为一个完整的事件。

　　所以,有时一出戏虽然头绪多,但只要把主题思想贯穿得好,处处以主题思想为核心来构建情节，繁多的头绪也能组织成一出完整的统一的好剧本。一般来说,戏曲剧本的头绪是比较简单,线索比较清楚，人物少,戏集中，情节单一,

　　①李渔:《闲情偶寄•减头绪》。

　　②李渔:《闲情偶寄•立主脑》。没有或很少穿插,正所谓“孤桐劲竹，直上无枝”o例如《梁山伯与祝英台》,只有梁山伯与祝英台的自由恋爱与封建门第观念的斗争冲突;《白蛇传》只是白素贞、小青和法海的斗争冲突。戏曲是写意的，又有歌唱舞蹈的丰富表演力，就像中国画里的松竹花鸟，只突出主题，略去了背景和枝叶;除龙套外，主要人物只有一二人至三四人,因此对人物性格和重要情节的描绘,可以精雕细琢,深刻动人。一般说来,话剧是写实的，没有戏曲的歌唱舞蹈的表演要占去演出很大的篇幅,表演方法也更接近于现实生活,可以允许较多的头绪,较复杂的情节,较多的人物上场。但正因为如此,更需要一个鲜明突出的主题来把它们统一成完整的艺术品。例如曹禺的《日出》，反映买办资产阶级和流氓恶霸相勾结的旧社会的错综复杂的情况和形形色色的人物和他们之间的复杂关系，不能不写许多头绪，但在鲜明统一的主题思想下,它们也就凝聚成一出完整而又优美的艺术性相当高的作品。像《日出》这样头绪纷繁的剧本，在戏曲剧目里是不易找到的。

　　但戏曲里也并非没有头绪较多的好剧本，例如《四进士》一剧里可以找到三条线索:四个进士结拜为弟兄，相约不做贪污违法的事是一条线,杨素贞诉冤是一条线,宋士杰打抱不平又是一条线，每一条线就是一个头绪，但以宋士杰打抱不平为主线,宋士杰不怕强暴，仗义执言这一主题就把其他头绪凝聚成一个比较完整的艺术故事。又如《群英会》一剧，其头绪也是比较多的,周瑜与孔明的斗争是一条线，黄盖假投降到曹操那儿去是另一条线，蒋干和周瑜的斗争又是一条线，但这出戏就缺少一个可以凝聚全部线索成一整体的主题思想，因此戏的整个结构是松弛的,不统一的，每一折都有它各自独立的主题,只不过这些事件广泛地统一在刘孙联合抗曹的主题下，在时间上是连贯的，主要人物也贯穿在各个折子里，在一起演出还不失为一个完整的戏,但严格说起来,这出戏的结构是松散而不严谨的。在西洋戏剧里也有头绪较多和头绪较少两种不同的剧本。例如莎士比亚的剧本头绪比较纷繁，情节比较曲折，人物比较多，穿插比较丰富，但他的剧本主题思想是鲜明突出的,因此错综复杂的情节在主题思想的凝聚和集中下，成为完整的艺术作品。他的前期作品，如《威尼斯商人》、《无事生非》等，主题思想还不够鲜明突出,与主题关系不大的穿插也比较多,但后期的成熟作品,如《哈姆雷特》、《奥瑟罗》等,虽然头绪多,情节复杂,人物也不少,但它们的主题思想却鲜明突出,因此它们的艺术价值也就比较高。易卜生和莎士比亚相反,头绪少,情节简单,人物不多，戏集中,因此他的剧本的主题思想非常明确。

　　(2)主题思想的第二个重要作用，是使一般的故事情节或旧的故事情节获得新的启示、新的理解。因此给这故事情节以新的生命，成为新颖的题材。主题思想原是作家认识世界、认识事物的最深刻的反映。对于同样一件事实、同样一个故事，不同的思想修养、文艺修养的作家会有不同的理解、不同的认识、不同的启示，在作品中就有不同的反映，而这不同程度的认识最清楚地反映在他作品的主题思想里。作家对事物本质的认识越深，他的主题思想也就能够立得越高。世界上许许多多事情看来都是平平淡淡的,但诗人和艺术家就能在这平平淡淡的东西里找出新鲜而又深刻的含义来。我们从小生长在山区农村里,高山、松林、石桥、溪水看得极其平常,忙忙碌碌于生活，从不想到它们是美的,但经过画家的集中、概括、想象、构思，就可以把它们画成_幅非常美丽的图画,表达出艺术家的秀丽、超逸、娴静的主题思想。我们往往在山水画中才进一步认识到大自然的美，因为这些画是把客观的山和水和画家主观的认识、体会结合起来了，通过他对美的表现才引起我们对美的逬一步的认识。看了画才恍然大悟，原来山水是那么美的。不同的画家对同一大自然的山水可以画出风格迥然不同的图画，因为他们认识不同，认识的主观能力不同,认识的深度不同。有的画家看了某处风景有超尘出世、逃避现实的想法，有的画家看了有“江山多娇”的热爱祖国的思想;这就是他们对同一事物认识不同,因此他们画的时候就有不同的主题思想。作家对题材故事也是一样。作家下到生活里去，认识了很多人,经历了很多事，确实好像有很多东西可以写,但又觉得这许多事都平平淡淡，一般化,不知道选哪些人物哪些事件最合适;有时随便挑了_些人一些事来写,写出来又感到平淡无奇，没有新鲜的东西。这种情况归根结底是由于我们在庞杂的新事物面前看不到新生活的萌芽，看不到事物的本质，看不到事物发展的主要矛盾所在,只看见事物琐碎的表象,只看到事物的表面矛盾现象,因此我们的主题思想立得不正确，或者基本上还正确，但立得不深不高，或者落了俗套，人云亦云，自己没有比别人更深的体会,因此写出来的作品就缺乏新鲜的感觉。

　　但当作者找到了“题材所赋予的主题意义”，也就是能深刻认识生活、表现事物本质的主题思想后，就能给予题材和剧本以新的生命，新的光彩，新的教育意义。这在戏曲整旧工作上更显示出新的主题思想的确立，给剧本以“起死回生”、“点石成金”的作用。最显著的例子是《十五贯》。前已述及《十五贯》又名《双熊梦》，清初朱素臣根据宋人小说《错斩崔宁》加以改编发展而成。故事离奇曲折，有两条线索:淮阴县有兄弟二人，兄友兰,弟友蕙,家境贫苦,友兰出外做水手,赚钱供弟弟念书。弟弟书房隔壁住着一个美丽的童养媳,她的未婚夫是个丑陋的男子。有一只老鼠把童养媳房里的首饰衔到友蕙的书房里，把十五贯宝钞拖进鼠洞里，而将友蕙药老鼠的烧饼衔到童养媳房里,被她未婚夫误吃中毒死去。后来发现友蕙手里的首饰是童养媳的,就认为两人有奸请而伙同谋死丈夫。这时过于执在淮阴做县令，就把友蕙断成死罪，并向他追索十五贯钱。友兰在船上得知了这个消息，又得了商人陶复朱的帮助，赶往淮阴去救他的弟弟，而遭遇了另一场冤屈的官司。这官司就是改编的《十五贯》里的故事。弟兄二人在狱中会面，抱头痛哭。后来这两件冤狱都得到了昭雪，熊氏兄弟都取得了功名，做了官,并且分别娶了这两个女子。原来况钟翻案，不是由于他对案情发生怀疑,而是由于神明的托梦，这样就大大削弱了况钟实事求是、调査研究的优良性格,反过来也影响了对过于执的主观主义的批判。全剧给观众的印象只是清官翻案而已，主题思想非常模糊不清。经改编后，突出了反主观主义和官僚主义的主题思想,删除了“神明”的作用,使这剧本有现实的思想教育意义，使《十五贯》获得了新的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