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文如其人：《论语》中的孔子呈现

　　历史上流传下来的孔子形象是多面的，有的是孔子本来的面貌，有的是后世强加的面貌。只有《论语》中的孔子形象，才是最真实、最丰满、最立体的。《庄子》也塑造了孔子，只是为了立论的需要，将孔子作为批判的对象，不免有虚构的成分，但庄子去孔子年代不远，也隐含了孔子原始形象的某个侧面。从汉代开始，随着孔子地位的提高，统治者根据思想和文化统治的需要把孔子粉饰成高高在上、善于说教、面目可憎的道学先生。孔子也是封建统治的受害者，我们固然反对封建统治，但不能对孔子采取落井下石的态度。

　　孔子是一个刻苦学习的人。孔子博学多识，却并非子贡溢美的“天纵之圣”，而是始终如一地刻苦学习的结果。孔子说“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学，敏以求之者也”（《论语·述而》），坦诚地交代了“好学”是自己取得成功的原因。尽管我们说《论语》的篇章结构缺乏必要的逻辑性，但全书第一句是孔子的“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论语·学而》），这样的安排不能不说有重要的目的。我们不妨表述为，学习是孔子成功的关键，是孔子一以贯之的态度，是孔子教授弟子的要旨，是孔子人格的基

　　104础。孔子一生谨言慎行，为人处事谦虚恭敬，但唯独对自己“好学”的品质引以为傲。他曾自信满满地说“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学也”（《论语·公冶长》）。忠信是春105秋时代最重要的德性，因此孔子说像我这样忠信的人比比皆是，但像我这样好学的人却不常见。叶公问子路孔子是怎样的人，子路没有回答，孔子告诉他可以这样回答：“其为人也，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云尔。”（《论语·述而》）孔子对自己最满意的是，进入学习可以废寝忘食，沉迷学习可以忘却忧愁，笃志学习不觉时光变迁。孔子以学习为乐，说“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论语·学而》），把学习看成是赏心乐事。孔子真正做到了终身学习，他自述成长的历程说：“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论语·为政》）孔子从十五岁立志学习，到了三十岁做到言行符合礼义和规范，到了四十岁不为外物所迷惑，到了五十岁得知天命，到了六十岁能明辨各种不同的意见，到了七十岁便达到自由自在却不会破坏规矩的境界。孔子通过学习不断升华自己的境界。孔子有很多的老师，但没有真正的老师，如果有，就是圣人之道。子贡回答孔子学问的来源说：“文武之道，未坠于地，在人。贤者识其大者，不贤者识其小者，莫不有文武之道焉。夫子焉不学？而亦何常师之有？”（《论语·子张》）“文武之道”就是圣人周文王、周武王文治武功的功绩。只要传授“文武之道”的都是孔子的老师。孔子确实善于向各种人学习，他说“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论语·述而》），孔子说只要有人的地方就有我的老师，换句话说，任何人只要有一技之长，都是

　　我学习的对象。孔子为什么这么重视学习呢？他对子路讲了“六言六蔽”：“好仁不好学，其蔽也愚。好知不好学，其蔽也荡。好信不好学，其蔽也贼。好直不好学，其蔽也绞。好勇不好学，其蔽也乱。好刚不好学，其蔽也狂。”（《论语·阳货》）仁、知、信、直、勇、刚，是君子必备的六种品德，但如果不“好学”，不仅不能得其要义，反而会产生六种弊病。具体来说，如果不好学习，那么爱好仁德的弊病是容易被人愚弄，爱耍聪明的弊病是放荡没有根基，爱耍诚实的弊病是被人利用伤害，爱好直率的弊病是说话尖酸刻薄，爱好勇敢的弊病是捣乱闯祸，爱好刚强的弊病是胆大妄为。

　　孔子是一个积极救世的人。周武王建立了周朝，将天下分封

　　给诸侯；周公摄政时平定了“三监之乱”，扩充了疆域，巩固了统治；及至康王，人民生活安定，西周国势臻于强盛。到了昭王、穆王时代，屡屡对外用兵，王道衰微，国势日蹙。周厉王在位三十年，因用兵淮夷导致财力空虚，只得搜括百姓，终于被国人赶跑。在经历了宣王短暂的中兴期后，周幽王在内外交困的政局下倒行逆施，造成了西周的覆亡。周室东迁后，权力关系发生了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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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化，“礼乐征伐自诸侯出”，诸侯仅仅是名义上尊周天子为共主，但各奉其政，已经不受王室的约束了。及至孔子时代，诸侯的权力也发生了下移，出现了107“陪臣执国命”的现象，诸侯的国卿掌握了权力。面对君不君、臣不臣的尊卑倒置的局面，孔子希望能够恢复周朝的秩序，因此他积极主动地去谋求做官，目的是为了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孔子说“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论语·子路》），认为只要有国君任用他治理国家，一年就有效果，三年就能成功。孔子自视甚高，子贡问有一块美玉，是要藏在柜子里，还是要卖给识货的人，孔子说当然卖掉它，“我待贾者也”（《论语·子罕》），孔子认为自己是一块美玉，等待识货的国君。孔子出仕后在鲁国做得不错，但因为齐国的挑拨离间，最终不得不去国远游，希望在别的国家找到实现理想的机会。周游列国的十四年间，孔子四处碰壁，受尽了隐士的嘲笑，他有时也想学隐士去隐居，说“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论语·泰伯》），又说“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可卷而怀之”（《论语·卫灵公》），一度“欲居九夷”（《论语·子罕》），还说“道不行，乘桴浮于海”（《论语·公冶长》）。既然政治理想不能在华夏实现，那就不如搬到海滨的东夷去。孔子为什么这样想呢？孔子是商人的后裔，商人本是东夷的一支，东夷是孔子的血脉来源；周文王、武王和周公的功业，是在战胜商人的基础上开创的，孔子或许想在东夷的土地上重现文武周公的事业，重新恢复西周初年的理想世界。

　　孔子是一个堂堂正正的人。堂堂正正，一般解释为光明磊落，这当然是孔子重要的品质。堂堂，本指盛大的样子；正正，

　　本有整齐的意思。孔子的言行举止、为人处事，完全称得上堂堂正正。孔子对自己的行为举止要求极高，比如《论语·乡党》记载“食不语，寝不言”，吃饭睡觉不要说话；“席不正，不坐”，坐席摆的方向不合礼制不能坐；“寝不尸”，睡觉不能像尸体一样笔直躺着；“升车，必正立，执绥。车中，不内顾，不疾言，不亲指”，乘车要端正地站好，拉好带子，不东张西望、不大声说话、不指指点点。孔子说话也很谨慎，在不同的场合有不同的表现，力求合乎礼节的规定。孔子在乡里，“恂恂如也，似不能言者”（《论语·乡党》），温和恭谨，好像不会说话一样，但在宗室朝廷，“便便言，唯谨尔”（《论语·乡党》），孔子在庄重的场合表现得非常健谈，但能够保持谨慎，做到言多不失。孔子为人处事也非常周到、得体。马厩失火，孔子退朝回来，问“伤人乎”，却不问马。他关注人的生命安全，而不关注财产损失，也没有去追究养马人的安全生产责任。孔子在有丧事的人身边吃饭，从来没有吃饱过，而且他还会陪着哭，这是属于设身处地、以心比心的恕道。孔子遇到穿着丧服、礼服的人和眼睛失明的人，都会肃立行礼，经过的时候，一定快步行走。他托人带礼物给其他诸侯国的朋友，会向受托的人“再拜而送之”（《论语·乡党》）。

　　孔子不仅努力学习圣人之道，而且善于将所学应用到人生实践和人格锻造上，真正实现了学问和人生的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