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辛 酉 之 变
１咸丰帝的心结咸丰十年（１８６０）九月初六，留守京师的恭亲王奕奉旨与英法联军谈判。当天晚上，奕在试探落空后，表示同意他们提出的一切要求。九月十一、十二日，清廷与英法联军正式交换了《天津条约》，又分别与英法签订了《北京条约》。其中增加的条款有：割让九龙半岛给英国；对英赔偿白银从四百万两增加到八百万两，对法赔偿白银从二百万两增加到八百万两；在赔款付清之前，英法联军占领天津、大沽炮台、登州、北海、广州；清廷开辟天津为通商口岸；准许华工出国；归还没收的天主教教产等。最令人心痛的是，十月初二，俄国假借调停有功之名，逼迫清廷签署了《中俄北京条约》，夺去了乌苏里江以东（包括库页岛及海参崴在内）约四十万平方公里土地，开放张家口、库伦、喀什嘎尔等地为商埠，获取的利益远超英法两国。这个条约迫使清廷认可了《瑷珲条约》的合法性。由于这些不平等条约是经奕之手签订的，人们便把卖国的罪名扣在他头上，而且还蔑称他为“鬼子六”，而他主管的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则被骂为“鬼使”。奕把所有事情办妥后，将详情写成奏报，差人火速送到热河。
４８／紫禁城的落日：慈禧传咸丰帝虽然让恭亲王替自己背了锅，但他自己也饱受煎熬，看到奕的奏折后更加心痛。他的身体日渐羸弱，经随驾御医诊断，病因为忧心过度、气血亏损、脾肾两虚。御医嘱他调养，但他在山庄仍常做两件事———听戏、夜饮。当然，咸丰帝在避暑山庄依然忧心国事，十分关注太平军和捻军的动向。按照懿贵妃的说法，洋人想要的只是银子和地盘，而太平天国是要推翻清王朝，两害相权，内贼比外夷更可怕。朝中的主和派也持同样观点。所以，在与洋人交战的同时，咸丰帝又默认上海等地官员雇用华尔的洋枪队，联合围剿太平军。但从各地呈送的战报来看，“剿匪”的形势依然不太乐观。尤其是僧格林沁所部、胜保所部以及蒙古骑兵大部北调后，太平军和捻军的联合部队乘机在江北、江南同时发起大反攻。此时，何桂清正式接任两江总督，王有龄升为浙江巡抚，他们配合清军在江浙“剿匪”。后何桂清因屡失城池而被褫职逮问，曾国藩实授为两江总督。江南大营统帅和春战死后，太平军兵分三路再次向曾国藩驻守的祁门地区发动进攻。太平天国襄王刘官芳从北面进攻，堵王黄文金从西面进攻，侍王李世贤从东面进攻，曾国藩四面楚歌，又一次陷入惊恐之中。他让幕僚李鸿章统率淮扬水师去安庆、合肥招兵买马。湘军占领安庆，太平军和捻军转而进攻上海，受挫后，再攻浙江，陷新城、临安、富阳等地。胡林翼在安庆之战后在太湖死守。钦差袁甲三虽已调任漕运总督，但仍留在安徽督办军务，率军作战。因为云南义军李永和、蓝朝鼎兄弟已由云南入川，骆秉章①被调往四川督办军务。骆秉章的幕僚左宗棠则以四品京堂候补随曾国藩襄办军务，率楚军赶赴江西作战。咸丰帝看过这些战报后，虽有不满，但对“剿匪”比驱夷更有信心。这些战报，懿贵妃早已过目，甚至比咸丰帝更了解前线战况。①骆秉章（１７９３—１８６７）：原名骆俊，字吁门，广东花县人，晚清重要将领，曾任湖南巡抚、四川总督。入湘十载，位居封疆，治军平乱，功绩卓著。
第四章辛酉之变／４９十二月初，留守京师的恭亲王奕建议设立一个专门负责对外交涉的机构，得到咸丰帝的批准，随后在北京成立了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奕和大学士桂良、户部左侍郎文祥①三人被任命为总理事务大臣。没过几天，奕派载垣到承德向咸丰帝奏报，与四国的交涉已基本妥当，洋兵已经先后撤离京师，不会进攻紫禁城，留京大臣们准备恭迎皇帝回京。热河的官员们听说后纷纷议论，庆幸自己和清廷劫后余生，但是咸丰帝迟迟没有答复，大家猜不透皇帝到底怎么想，懿贵妃却很清楚。按照常理，因战祸逃亡在外的皇帝最担心的就是京城有变，皇位难保。现在京城已经平静，他理应迫不及待地回朝主政才是。懿贵妃对咸丰帝内心世界的了解远比那些近臣更为透彻，她知道皇帝不想回城是有所顾虑，他生性多疑，但危急情势之下即便是疑人也得重用，比如曾国藩、桂良、何桂清等。他对亲王郡王也不信任，尤其是对恭亲王奕更是处处设防。恭亲王奕是咸丰帝的同父异母兄弟。道光帝共有九子，其中三个早逝，一个过继给亲王。道光帝准备立储时，五个皇子中有三个年纪不到六岁，有能力竞争帝位的只剩下十六岁的四皇子奕（孝全成皇后所生）和十五岁的六皇子奕（静贵妃所生）。由于孝全成皇后在奕十岁时去世，道光帝将奕托付给奕的生母静贵妃抚养。兄弟二人仅差一岁，从小在一起读书习武，但是，兄弟俩的性格迥然不同。奕聪敏过人，能文能武，很多方面都表现得比奕优秀。但奕“长且贤”，十分仁孝，又是皇后嫡出，因此道光帝晚年对立储入选一直犹豫不定，兄弟之间或明或暗的竞争也开始了。这时发生了一件小事，让道光帝迅速做出决定。时值仲春，道光帝一时兴起，到南苑围猎，诸位皇子随从左右。值此盛事，诸皇子兴致勃勃，开弓放箭，争先恐后，想在他们的皇父面前展露身手。校猎结束后，奕捕获的猎物最多，道光帝自然高兴；而奕①文祥（１８１８—１８７６）：字博川，满洲正红旗人，晚清名臣，历任工部主事、内阁学士、署刑部侍郎、军机大臣等职。“辛酉政变”后长期担任军机大臣及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官至武英殿大学士，是洋务运动的主要参与者和领导人之一。
５０／紫禁城的落日：慈禧传则一箭未发，道光帝心中生出些嫌恶，又不便发作，于是问他怎么回事。奕认真地回答道：“此时正是春季，鸟兽孕育繁殖之时，儿臣不忍杀害生灵以干天和。”道光帝听后大喜，心想：这才是有道明君的话呀！奕此番言行，其实是老师杜受田揣摩道光帝的心理后特意教他的。道光帝力倡以仁德治天下，立储的标准须以德孝仁义为根本，奕“藏拙示人”的“表演”掩盖了他才略的不足。道光二十六年（１８４６），道光帝朱批了两份上谕：皇四子奕立为太子，皇六子奕封为亲王。两道谕旨同藏于金匮中。由于是秘密立储，奕、奕心里都忐忑不安。道光帝有一次生病，奕和奕各去请教自己的老师应该如何表现。奕的老师卓秉恬说：“如果皇帝有垂询，要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奕的老师杜受田则不同，他说：“若谈古论今、条陈时政，你的才识绝不如六爷。只有一个办法，如果皇帝自言老病，将不久于人世，你只要伏地痛哭，以表孺慕之诚就行了。”奕按照杜受田的指点，果然有奇效，道光帝认为他仁慈孝亲，心中大悦。最终的结果是道光帝将皇四子奕立为皇太子，皇六子奕封为恭亲王，世袭罔替。奕登上皇位后，仍对这个“对手”时时警惕。由于恭亲王在皇族中的影响力越来越大，他终日惴惴不安，总担心自己的皇位会被他夺去。他虽然一度任命奕在军机处行走，但又无法容忍周围人对奕的认可和爱戴。有件事足以体现咸丰帝在这件事上的矛盾。咸丰五年（１８５５）夏间，已被册封为皇贵太妃的奕之母病重，恭亲王在咸丰帝面前哭着跪下说母亲已经奄奄一息，只有皇帝给她上皇太后的封号才能瞑目。咸丰帝漫不经心地答应了一声，然后让内殿太监传口谕，晋封皇贵太妃为康慈皇太后。实际上，咸丰帝只是为了让皇贵太妃瞑目，但恭亲王却信以为真，随后就到军机处，命令臣僚准备册封典礼。承办官员拿着封典议案请咸丰帝过目，咸丰帝一看大为恼火，但此事确实是自己亲口所说，君无戏言，哪能当着臣僚的面出尔反尔，于是勉强同意了封号。咸丰帝对此耿耿于怀，免去恭亲王的军机大臣之
第四章辛酉之变／５１职，罚他到他们以前一起读书的地方思过。为了平息臣工们的疑惑与不满，他推说是康慈皇太后驾崩前的懿旨。对于咸丰帝与恭亲王的貌合神离，懿贵妃看得十分真切，但她不便介入，只能静观其变。咸丰帝不愿急于回京显然是担心为自己“背锅”的兄弟心怀叵测。奕若与洋人联手，废黜他这个皇帝是易如反掌的事情，所以他不得不小心谨慎，以需要长时间疗养为由，滞留承德避暑山庄，度过了一个寒冷而漫长的冬天。２权力的制衡咸丰十一年（１８６１）春，咸丰帝见形势稳定，决定于二月二十三日回銮。就在他做回京准备时，京城方面又转来了一大堆奏折。咸丰帝以处理这些奏折为借口，又推迟了回京的时间。其实，自从他到避暑山庄后，大部分奏折都是由懿贵妃代为批阅。一般奏折呈皇帝御览后，朱批“知道了”或者“准奏”，然后交军机大臣们议处或交相关部门办理。之前在圆明园有很长一段时间，朱批的工作就是由懿贵妃“代劳”，这并非全因咸丰帝懈怠，而是表示他对爱妃的信赖。而在避暑山庄，他的心情和身体状况都很糟糕，让懿贵妃“代劳”的理由就更加充分了，但肃顺、载垣、端华等大臣都非常反感懿贵妃代皇帝批阅奏折。尤其是肃顺，屡劝皇帝不要专宠懿贵妃，并以汉武帝时期钩弋夫人的故事讽喻懿贵妃，让皇帝尽早除之，至少要留下遗诏，一旦皇帝驾崩，懿贵妃必须殉葬。咸丰帝听后连连摇头，表示他绝不会这么做。此时肃顺的身份是御前大臣、户部尚书、协办大学士，署领侍卫内大臣，还兼领宗正、副都统等职务。他认为，即使皇帝因故不能亲自批阅奏章，也可由内阁、军机大臣代办。当时咸丰帝身边的军机大臣有景寿①、穆①景寿（１８２９—１８８９）：满洲镶黄旗人，清朝大臣、外戚，娶道光帝第六女寿恩固伦公主，咸丰帝顾命八大臣之一。
５２／紫禁城的落日：慈禧传荫、匡源①、杜翰②、焦祐瀛③五人，为什么要违逆祖制让一个妃嫔代劳呢？咸丰帝虽然特别倚重肃顺，在许多大事上依靠他出谋划策，但在懿贵妃这件事上任谁劝说都不管用。所以，肃顺话音还没落，咸丰帝便拂袖而去，转身进了懿贵妃的西跨院，照例让懿贵妃给他读奏折。在批阅的众名奏章中有一份是以皇帝名义答复恭亲王的，诏曰：“前经降旨，订日回銮。旬日以来，体气未复。绥俟秋间再降谕旨。”咸丰帝亲口授意，把回京的时间推迟到了秋后。三月，恭亲王奕请求前来面见皇帝。咸丰帝亲自拟诏，答复恭亲王：“别经半载，时思握手而谈。唯近日欬嗽不止，时有红痰，尚须静摄，未宜多言。且俟秋间再为面话。”咸丰帝说的是实话，并非推拖之虚言，这一年他的哮喘病（也可能是肺痨）不仅没有好转，反而更加严重。皇帝久病不愈，皇后和随行的文武大臣焦急万分，身边常有三四个御医伴驾，日夜诊脉写处方，咸丰帝吐血倒是止住了，但身体却一天比一天衰弱。咸丰帝料知自己时日无多，便把皇后和懿贵妃传进烟波致爽殿，陪伴在自己左右。他常问皇后夷务之事，但皇后只是从奏折中了解一二，并没有更深入的了解，于是劝他不必劳心，只管安心养病。咸丰帝之所以问皇后而不问懿贵妃，是因为他发现懿贵妃奏事时总是有所隐瞒。他嘱咐懿贵妃，凡要事都送皇后决断，皇后忙推说懿贵妃比自己聪明、有才情，诸事一起商量为好。但凡外来奏章，还是由懿贵妃读给咸丰帝听。五六月，外来奏折明显减少，咸丰帝猜想懿贵妃有意隐瞒了一些奏①②③匡源（１８１５—１８８１）：字本如，山东胶州人，晚清大臣、书画家、教育家，咸丰帝顾命八大臣之一，“辛酉政变”后罢官还乡，在济南泺源书院讲学。杜翰（１８０６—１８６６）：字鸿举，山东滨州人，晚清大臣，咸丰帝老师杜受田之子。“辛酉政变”时遭革职，流放新疆，后被赦免。焦祐瀛：清朝大臣，咸丰帝顾命八大臣之一。“辛酉政变”后罢直军机处，议罪革职。
第四章辛酉之变／５３折，没有读给他听。此时的懿贵妃开始独断专权，有时外面有奏章送进来，她不与皇后商量，自行批交出去。皇后心知肚明，并不与懿贵妃争。一方面，咸丰帝病重，亲自批复奏折确已力不从心；另一方面，皇后对权力不感兴趣，对朝政也不热衷，只因咸丰帝经常问政于她，她才不得不越“雷池”，如今懿贵妃代为理政，她不赞同但也不会去争权。况且懿贵妃表面上“慑于嫡庶之分，亦恂恂不敢失礼”。咸丰帝料想自己时日无多，便趁头脑还清醒的时候安排后事。他在遗诏中明确告知天下，“立皇长子为皇太子”。然后，他极为审慎地考虑年幼的皇太子继承大统后朝政的监督制衡和皇权的分配问题。他认真研究分析了辅佐顺治帝的“二人格局”和辅佐康熙帝的“四人格局”。顺治初即位时，多尔衮①追封为摄政王，直接代表皇帝摄理政务，掌握最高权力。康熙朝的四大臣辅弼制度则是从旁辅佐皇帝处理政务，但因人数较少，形成了鳌拜一人专权的格局。他思忖着，皇后年方二十五岁，懿贵妃二十七岁，皇子才六岁，一旦他离去，留下的便是势单力薄的孤儿寡母。他必须想出一个万全之策，不致皇权旁落。因此，他没有采用摄政王制度，而是效仿康熙朝采用亲王和非王公大臣混合辅弼制度，而且人数由四人变为八人，希望通过多人互相牵制，杜绝“鳌拜式”专权。在大框架设计好后，咸丰帝觉得不够完美，还必须给皇后和皇贵妃特别的权力———最高而又可以制约的权力，使她们能够在关键时刻自保，并保护年幼的皇帝。因此，咸丰帝赐给皇后一方“御赏”印，赐给皇太子一方“同道堂”印，因皇太子未成年，此印由其生母懿贵妃掌管。并申明，凡谕旨，起首处盖“御赏”印，即印起；结尾处盖“同道堂”印，即印讫。只有盖了这两方印鉴，谕旨才生效。这两方印鉴非同小可，它是皇权的象征。这就意味着咸丰帝在弥留之际，出于对①多尔衮（１６１２—１６５０）：清太祖努尔哈赤第十四子，清初杰出政治家、军事家。皇太极死后，和济尔哈朗以辅政王身份辅佐顺治帝，称摄政王。顺治元年（１６４４），指挥清兵入关，清朝自此入主中原。
５４／紫禁城的落日：慈禧传皇权的长远考虑，还是把懿贵妃纳入皇权的核心之中。当然，咸丰帝对懿贵妃的猜忌并未完全消除。据说为了防止懿贵妃成为皇太后以后依凭幼帝专权，他还赐给皇后一道密诏：“懿贵妃援母以子贵之义，不得不尊为太后，然其人绝非可倚信者，即不有事，汝亦当专决。彼果安分无过，当始终曲予恩礼；若其失行彰著，汝可召集廷臣，将朕此旨宣示，立即诛死，以杜后患。钦此。”此诏由皇后密藏，后来再没有人见过这份密诏。咸丰帝精心设计了权力分配方案后，就放下心来，决定再安逸地看几场戏。七月十四日传谕，如意洲花唱照旧；十六日晚饭后，咸丰帝突然晕厥，半夜以后才苏醒。他自知难以支撑，急忙传谕内廷大臣前来烟波致爽殿的西暖阁，当众誊写他亲拟的“派载垣等八大臣赞襄一切政务”诏书。主要内容有二：其一，皇长子载淳着立为皇太子；其二，派载垣、端华、景寿、肃顺、穆荫、匡源、杜翰、焦祐瀛尽心辅弼，赞襄一切政务。到十七日凌晨三时许，御膳房伺候端上冰糖煨燕窝，未来得及食用，咸丰帝于五时许驾崩。七月十七日，颁布咸丰帝遗诏，遗诏进一步强调了八大臣辅弼制度。这一整套方案都由咸丰帝钦定，是合法的。该遗诏的公布，意味着咸丰皇帝确定了未来一段时间内的政权体制，即年幼的皇帝继位临朝，八大臣“赞襄一切政务”。七月十八日，内阁奉上谕，爱新觉罗·载淳继承皇位，改年号为“祺祥”，尊生母懿贵妃叶赫那拉氏为圣母皇太后、皇后钮祜禄氏为母后皇太后。九月初一，新帝为两位太后上徽号，分别尊母后皇太后为慈安皇太后、圣母皇太后为慈禧皇太后。３一场迅疾的政变咸丰帝驾崩后，清廷形成了三股政治势力：一是以肃顺、载垣为首的辅政大臣势力，二是以恭亲王奕、醇郡王奕（同治三年时加亲王
第四章辛酉之变／５５衔，八年后晋封亲王）为首的皇室宗亲势力，三是以东太后慈安、西太后慈禧为首的帝后势力。虽然咸丰帝生前用心良苦地设计了较为完备的运作和制衡机制，然而，百密一疏，他对谕旨的拟订、呈览、修改、颁发等一系列问题没有留下具体要求。因此，新帝登基之时，表面上一派祥和，实则暗流涌动、杀机四伏。朝中三股政治势力的较量迅速拉开了帷幕。承德避暑山庄在八大辅臣势力的控制之中，以两宫太后为首的帝后派随时会遇到意想不到的非难。对慈禧来说，皇帝只有六岁，还是一个需要她每天照顾的孩子，不足以为依靠；慈安太后作为先帝的中宫皇后，凡事理应以她为主，但她深居宫中，“见大臣呐呐如无语”，社交能力和魄力都不够。眼看三家势力已成，慈禧心里清楚，绝不能让这种对峙继续下去，必须做生死一搏。要么任肃顺等人随意摆布，坐视皇权被臣下僭越；要么找机会彻底铲除他们，拔掉这“眼中钉、肉中刺”。要想扳倒肃顺等人，首先必须设法壮大帝后势力，慈禧想到了自己的妹夫醇郡王奕。虽然醇郡王在朝中没有实权，但作为皇室宗亲，其影响力不容小觑。同时，她又想到了恭亲王奕。恭亲王虽然被咸丰帝排除在朝廷权力核心之外，但他仍不失为皇室宗亲里的实力派，他党羽众多，皇室宗亲中几乎没有第二人能与之匹敌。只有争取到醇郡王和恭亲王，帝后一派才有胜算。慈禧做此设想后，立刻去找慈安太后商议。慈安太后首先考虑的是维持稳定，不希望先帝刚一宾天就引起内乱。慈禧只得搬出尸骨未寒的先帝：“姐姐，肃顺一党嚣张跋扈，如果他们针对的只是宫闱后妃，那倒也无妨，只是你我的日子不好过罢了。可他们如今渐露虎狼之心，不除掉他们，皇权迟早落入他们手中，到时我们如何向先皇交代啊！”一提到咸丰帝，慈安觉得慈禧言之有理，八大辅政大臣只是皇权交接、朝政平稳过渡的桥梁，如果桥梁不是为新帝所设，不如趁早毁了它。慈安太后犹豫片刻，问道：“那妹妹打算如何做？”慈禧说：“仅靠我们两个人的力量是不够的，或许可以借助皇室宗亲的力量。”
５６／紫禁城的落日：慈禧传咸丰帝驾崩后的第三天，两宫太后以尽快恢复处理朝廷政务为由，召见八位辅政大臣，商议有关谕旨的拟订、颁发及疏章上奏和官吏任免等最紧要的事项。这是一次试探，她们准备根据八位辅政大臣的反应和态度来采取相应对策。肃顺等人提出了他们早已准备好的主张，其中提出谕旨由大臣拟订，太后只负责钤印，不得改易内容，官员上奏的章疏不呈内览。实际上，八位辅政大臣只给了两宫太后闭着眼睛盖印的权力。自清朝入关以来，按例，谕旨必须由皇帝亲拟或者口授，全国各地的奏折呈送到京后，由内阁票拟，呈交皇帝御览。皇帝逐件朱批后再交代下去，由相关部门办理。加印和朱批是皇帝神圣的权力，如果臣下有伪造、假传谕旨或擅自改动朱批者，将以抄家灭门之罪处。现在皇帝年幼，这一特权由辅政大臣代管，没有任何监督机制，太后只能盖印。慈禧一眼就看出这是一种极其严重的“侵权”行为，必须坚决反对。她知道，谕旨是皇权的象征，谁掌握了谕旨拟订和颁布的权力，谁就控制了最高权力———皇权。她也明白对朝政运作了如指掌的肃顺不会放弃操控的企图，她必须严阵以待。在肃顺等人提出主张后，慈禧马上想好了对应之辞。她不紧不慢地从咸丰帝的安排说起。首先，她表示皇帝的遗诏是派八大臣“赞襄一切政务”，所谓“赞襄”，就是从旁参谋辅助、出谋划策，而不是替代皇帝处理政务。顺治朝、康熙朝都出现过错把“赞襄”当作“替代”以致引祸上身的，所以本朝要防止重蹈覆辙。其次，皇帝虽然年幼，不能处理政务，但先皇生前已做出安排，用“御赏”和“同道堂”二印代皇帝行使权力，并非将皇权全部委托给八大臣。这实际上是一种不能被替代的监督权。八大臣票拟的奏章，必须由两宫太后朱批后才能加印。但而今八大臣却试图取而代之，这不仅违反祖制，还置先帝遗命于不顾，更置先帝赐予两宫太后的御印于不顾。这难道不是公然篡权吗？慈禧的反驳一针见血，不仅条理清晰，而且简明扼要，处处落在一个“理”上，让八大辅臣不能不服，也不敢不服。他们没想到这个年
第四章辛酉之变／５７轻寡妇如此有胆识，连平素跋扈骄横的肃顺也一时语噎，其余七人也都面面相觑，无言以对。可以说，肃顺犯了一个严重错误，那就是低估了慈禧的能力。八大辅臣还没来得及辩解，慈禧提出了自己的主张：两宫仔细揣度圣意。依遗诏，今后上呈章疏奏折由八大辅臣转呈两宫批阅，下行谕旨则由赞襄政务的八大辅臣合议票拟，经皇帝和两宫太后阅览后，加盖两印。所有一切应用朱笔处，均以两印代之。至于荐选官员，四品以上京官、各省督抚、八旗统领、将军、提督、总兵等要缺，由八大臣提名，两宫太后裁决；五品及以下官员的任命，则用抽签方法选定。八大辅臣勉强同意了慈禧的主张。慈禧通晓满汉文，熟知朝政运作，在得到慈安太后的支持后更是如虎添翼。八大辅臣虽然对慈禧颇有微词，但在这些方面，她以先帝遗诏为理由，八大辅臣无法公然反对。但肃顺等人对这样的朝政格局显然是不满意的，更激烈的争斗必将继续。由于载垣等人在北京及地方官场的地位还没有确定和巩固，除掉慈禧这件事必须从长计议。而慈禧对此早有准备，她在各处安插了眼线，顾命大臣的动向都在其掌握之中，她可以随时制定对策。虽然肃顺同意把恭亲王奕加进皇帝治丧委员会的名单中，但列入名单的五位京中官员，除了与肃顺关系密切的吏部尚书陈孚恩①奉命火速赶往热河外，其他四人“均毋庸赶赴热河”。这项禁令让几位丧仪大臣疑虑重重，百思不得其解。慈禧急于寻求帝胤派的支持，想尽快与京城的恭亲王互通音信，但八大辅臣阻断了帝后派与京城的一切联系，为此她不得不巧施一计———制造了一起看似极其平常的后宫事件。她授意安德海与慈安太后最宠信的宫女双喜发生争执。两人斗起嘴来，双喜说得安德海无言以对，他恼羞成怒，狠狠地抽了双喜一巴掌。此事发生后，为了平息慈安太后的怒气，慈禧严惩了安德海，并命殿内首领太监①陈孚恩（１８０２—１８６６）：字少默，江西新城县钟贤（今江西黎川县中田乡）人，清朝大臣、书法家，由七品小官仕至刑部、吏部、兵部尚书，军机大臣。
５８／紫禁城的落日：慈禧传将他遣送回京。为了能与恭亲王奕取得联系，在紧要关头，慈禧展示了非凡的政治手腕。就在慈禧与辅政大臣初次交锋的时候，远在京城的恭亲王奕坐立不安，他召集几位王大臣及军机大臣文祥、内务府大臣荣禄①等分析形势，奕对众人说：“现在皇帝大行，嗣主年幼，一切政权，想来总在怡、郑二王及尚书肃顺手中了。本王几次请往奔丧皆被拒，显见他们已另有打算。”他说到这里，连叹数声。对于咸丰帝在遗诏中将他完全排除出统治集团核心的做法，他满腹狐疑，心生不满。他的几个亲信齐声附和道：“王爷是先皇胞弟，论起我朝祖制，新皇幼冲，应由王爷辅政，轮不到怡、郑二王，肃顺尚书更不必说了。”奕听了不置可否，脸色十分阴沉。大家正在商议时，总管内务府的大臣宝鋆②来报，说御前太监安德海从热河赶来，有密事求见恭亲王。奕一心想探知热河那边的情况，一听慈禧太后身边的太监到来，料想有要事相告，于是让众人退下，单独召安德海进府。安德海匆匆给奕行了个礼，立刻将慈禧的密信呈上。奕一边看信，一边问了安德海几个问题，安德海一一作答。最后，奕悄悄把他送走。第二天，奕又把醇郡王、宝鋆等人请来，醇郡王奕也不是辅政大臣，同样心存疑虑。他坚决要求前往行在吊唁，同时问个究竟。几人议定再呈折子请求前往行在吊唁。折子以六百里加急发出后，恭亲王、醇郡王、宝鋆一行从京城出发，迅速赶往热河。奏折比二王早到一天。怡亲王载垣、郑亲王端华看后不知如何定夺，又交予肃顺。肃顺只瞥了一眼，也不详看恭亲王、醇郡王申述的理由，便对怡、郑二王说：“恭亲王假借奔丧强行前来，实为夺我等政权，须想法子阻住方好。”载垣说：“他是先皇胞弟，称来此奔丧乃家事，①②荣禄（１８３６—１９０３）：字仲华，满洲正白旗人，清朝大臣，出身于世代军官家庭，“辛酉政变”后为慈禧和恭亲王奕赏识，官至总管内务府大臣。宝鋆（１８０７—１８９１）：字佩蘅，满洲镶白旗人，咸丰时曾任内阁学士、礼部右侍郎、总管内务府大臣，同治时任军机处行走并兼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体仁阁大学士。洋务运动的主要领导者之一，造就“同光中兴”。光绪年间晋为武英殿大学士。
第四章辛酉之变／５９名正言顺，这次恐怕是拦他不住了。”肃顺不知恭亲王、醇郡王已在来的路上，他对载垣说：“立刻拟旨，就说京师重地，留守要紧，恭亲王不得片刻离京。况梓宫不日回京，更无须来行在奔丧……”肃顺还未说完这番话，便觉得这个理由站不住脚。那个时候，朝中大臣遇丁忧可请假三年，就算正在前线打仗，也可请假一年。肃顺对京城的局面并不十分清楚，还有什么理由阻拦先皇的亲兄弟前来奔丧呢？他只能想办法迫使恭亲王、醇郡王速来速回。恭亲王奕抵达热河当天，慈安、慈禧两宫太后在内殿秘密会见了他。这次叔嫂会面称得上是咸丰帝宾天后朝廷最高首脑的首次会晤，两宫太后希望与恭亲王联合，扳倒肃顺一派。双方目标一致，都做好了放手一搏的准备，因此一拍即合。这次会见的时间很短，其内容今人已无从探知，根据零星史料，可对会面商议的内容做一番推测。这次会面大约持续一个半时辰，三人足够详细地商议政变的细节。一是时间问题，因为只有在为先帝治丧期间，皇亲才有自由行动的机会，所以政变与治丧同步进行才是最好的选择；二是政变的地点，奕认为热河是八大辅臣控制的地区，不宜在热河发难，“非还京不可”，必须促成先帝梓棺尽快回京；三是考虑外国人对政变可能采取的态度，预备必要的方案；四是确定政变拟旨的人选，这个人要绝对可靠，双方的一致意见是由醇亲王担任，他既是奕的弟弟，又是慈禧的妹夫。他们还对政变的细节问题做了周密安排。奕这位自诩为文武双全、又有与洋人交涉经验的亲王，对两位嫂子刮目相看，尤其不得不承认慈禧聪慧机敏、敢作敢为。他相信他们可以完成这一扭转乾坤、匡扶清廷的大业。肃顺一党根本没有料到这次叔嫂会面会改变清朝的政治格局。先皇的两位胞弟在热河只进行了一些常规性活动便起程回京。这正是肃顺所希望的，他巴不得奕早日离开热河。就这样，在肃顺严密控制的热河，一个旨在推翻肃顺一党的政变计划完成了。八月七日，奕单独起程回京去做准备。
６０／紫禁城的落日：慈禧传在热河，以肃顺为首的辅臣一派依然按照他们的意志把控着全局，自认为万无一失，但危机早已潜伏在朝局中。肃顺虽然深受咸丰帝信任并重用，但为人骄横跋扈，在朝中人缘极差，被人评价为“屡兴大狱，窃弄威福，大小臣工，被其贼害，怨毒繁兴”。他担任户部尚书时，协办大学士周祖培①也担任该职务（当时官制，凡高级官职满汉各占一席），二人同堂办事。周祖培的资历比较深，但肃顺却看不起他。有一天，周祖培派人将已经批阅过的部分奏折交肃顺审核，肃顺佯作不知，故意问送文件的人：“这些奏折是谁批阅的呀？”送文件的人小声告知：“是周中堂批的。”肃顺顿时破口大骂：“呸！这帮混混，就会吃干饭，哪里懂得公事！”于是将公文拟稿“尽加红勒帛”，即用红笔涂抹不合适的文句，表示严厉批评，连周祖培表示“同意”的批示也一并加上“红勒帛”。慑于肃顺的淫威，周祖培只能“默然忍受，弗敢校也”，经历此事后，周祖培终日提心吊胆，难安于位。之后，周祖培被恭亲王奕拉入阵营。在慈禧的授意下，奕与周祖培积极配合，四处物色合适人选。周祖培首先将自己的得意门生———山东监察御使董元醇推上前台。按照惯例，一省之监察御使无权弹劾顾命大臣，但因有慈禧“撑腰”，董元醇斗胆上书，奏请两宫太后垂帘听政，并派恭亲王辅政。奏书中说：“皇上冲龄，未能亲政，天步方艰，军国重事，暂请皇太后垂帘听政，并派近支亲王一二辅政，以系人心。”奏章传给两宫太后慈安与慈禧阅览后，她们召见肃顺等八位顾命大臣，把董元醇的上书交给他们看。肃顺首先反对道：“臣等奉遗诏赞襄皇上，不能听命于皇太后，且本朝家法素无后宫临朝之例。”其余几位辅臣附议，双方不欢而散。慈禧第二天又召集八大辅臣，督请他们照董元醇所奏实行，肃顺等人“勃然抗论”，并声称自己“系赞襄皇帝”，实难听从太后之命。双①周祖培（１７９３—１８６７）：字淑滋，河南省商城县牛食畈人（今安徽金寨牛食畈），晚清大臣，历仕嘉庆、道光、咸丰、同治四朝，担任过陕甘学政、侍读学士、詹事府詹事、文渊阁直士、内阁学士、刑兵户吏四部尚书等职，赏加太子太保衔。
第四章辛酉之变／６１方争论激烈，吓得小皇帝啼哭不止，以致“遗溺后衣”。但最终依旧是争论无果，慈禧只得另想他法。第三天不等宣召，八大辅臣就径自闯入后宫与两宫太后大吵大闹，希望以威势震慑两宫太后与皇帝。面对这群径自冲进后宫的男人，慈安和慈禧气得浑身发抖，几乎晕厥过去。面对两个寡妇，八大辅臣自然不会轻易退让，他们干脆以罢工相威胁，一切有关朝政国事的奏章都拒不处理，也不移交两宫太后。慈禧清楚地意识到，八大辅臣的行为直接关乎朝政的正常运行，如果处理不当，必将影响政局的稳定。此事拖延一日，朝廷就多一分动荡。此时热河已经完全被八大辅臣掌控，两宫及小皇帝随时有被劫持的危险。慈禧没有控制局面的力量，而恭亲王在北京准备得如何，她也不清楚。如果她坚持垂帘听政的主张，一旦让八大辅臣识破她夺权的用意，那么不仅前功尽弃，还会招来杀身之祸。慈禧审时度势，决定将八大辅臣拟订的公开批驳董元醇的谕旨下发，且一字不改。谕旨下发后，八大辅臣才“照常办事，言笑如初”。慈禧乘机催促道：“京中闻已安静，不必多虑，总归早日回銮才好。”肃顺一党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此时北京已经磨刀霍霍，准备对他们采取行动。咸丰十一年九月初四，在热河烟波致爽殿正殿，两宫太后召见顾命大臣，提出端华兼职太多，命端华只任署理行在的步军统领，醇郡王奕任全国步军统领，恭亲王奕任京师步军统领。奕任步军统领，意味着他掌握了京师卫戍的军权。当然，京城内侍卫大臣还是端华。为了排除内侍卫的干扰，不久，奕又开始兼管善捕营事。九月二十三日，咸丰皇帝的梓棺由承德避暑山庄起灵驾，新帝载淳与两宫太后随先皇梓宫从承德起程返回京师。两宫太后以皇帝年龄小、自己为年轻妇道人家为借口，从小道赶回北京，由八大臣中的载垣、端华、穆荫、景寿等大臣扈从；而醇亲王、肃顺、仁寿、陈孚恩等大臣护送先帝梓棺仍走大路。这一安排意在使核心人物肃顺与其他权臣分开，使其首尾难顾，以便各个击破。
６２／紫禁城的落日：慈禧传九月二十九日，新帝载淳和两宫太后回到北京皇宫。因为下雨，道路泥泞，灵驾行进十分迟缓，肃顺等人被甩在后面。两宫太后到京后，即在大内召见恭亲王奕等人。在京城，帝胤派以恭亲王奕为首，朝中重臣主要有军机大臣文祥、大学士贾桢和周祖培、户部尚书沈兆霖、刑部尚书赵光和执掌军权的僧格林沁、胜保以及品级稍低的董元醇等人。慈禧在众人面前哭诉载垣等人欺负她们孤儿寡母，希望得到众臣工的同情和支持。周祖培欲报私仇，假意问道：“何不重治其罪？”慈安、慈禧太后也装模作样地说：“他们都是先皇钦命的赞襄王大臣，怎可径自给他们治罪呢？”周祖培出谋划策说：“皇太后可先降旨夺去他们的官职，再予拿问。”恭亲王奕顺势将早就准备好的治罪诏书奉上，二位太后分别用印，签发了逮捕令。奕此时早已取得军方支持，僧格林沁、胜保已站在他这一边，同时他身边之人早已为支持两宫太后垂帘听政、亲王辅政造好了舆论声势。九月三十日，两份奏章同时送到两宫太后手里。一份出自文臣之手，由大学士贾桢与周祖培、户部尚书沈兆霖、刑部尚书赵光联名；一份出自武将之手，起草者正是护送咸丰帝灵柩的胜保。两份奏章的内容大同小异，都是请求两宫太后垂帘听政并任用近支亲王（实暗指恭亲王、醇郡王）辅政。这就意味着朝中文官与武将都倒向了两宫太后与小皇帝一边。此消彼长，八大辅臣的势力被大大削弱。九月三十日晨，正四品以上在京官员都接到了上早朝的谕令。清廷自雍正朝起，群臣早朝的例制已经废止，京官们奉谕到乾清门听宣时，一个个心怀忐忑，猜想定有大事发生。果然，在朝堂上，大学士贾桢、副都统胜保等亟请两宫太后训政。接着，恭亲王奕宣读了捉拿载垣、端华、肃顺等人的诏书。载垣、端华二人莫名其妙，质问道：“八大辅臣并未拟诏交两宫太后，这份诏书从何而来？”这时，他们的质问显然是毫无意义的。军机大臣文祥宣读圣谕，历数八大臣的罪行，特谕肃顺、载垣、端华解任，其余五人退出军机处。
第四章辛酉之变／６３随后，立于台阶上的带刀侍卫一拥而入，褫去载垣、端华二人冠带，废去爵位，押赴宗人府。另一边，肃顺一行刚到密云，睿郡王仁寿①、醇郡王便带领人马前去捉拿，破门而入，从床上捉住肃顺，连夜解往北京。一日之内，八大辅臣中的三个重要人物全部被抓。政变仅仅用了短短三天时间，可谓迅雷不及掩耳。十月初，咸丰皇帝梓宫奉移至京，入紫禁城，停于乾清宫。在京的低品级官员和百姓这时方知咸丰帝已宾天，全城大哀，似乎大清朝最凛冽的寒冬已经来临。十月初六，京城已恢复平静。两宫太后对八大辅臣做出处理决定：赐载垣、端华自尽；肃顺判斩立决；景寿、匡源、杜翰、焦祐瀛四人被革职，穆荫遣戍军台。相关人员仅处理了与肃顺来往特别密切的六名官员、五名太监，未波及太广。慈禧没有搞家族株连，命人将从肃顺等人家中抄得的书信及账簿统统“公开焚毁，毋庸呈览”。此举为两宫太后赢得了“恩泽惠下”的美名，并得到王公大臣们的拥戴。为防止政变引起朝局动荡，慈禧还宣布：“力除积习，若有专擅不臣者，文武大臣可行据实参奏，立予治罪。有人倘或不自检束，唯载垣等人是例。”同时授恭亲王奕为议政王，在军机处行走；文祥、周祖培、宝鋆、荣禄等人皆加官晋级。就这样，慈禧在恭亲王等人的配合下，经过缜密的准备，以闪电般的速度发动了中国历史上一场惊心动魄的政变，不发一兵一卒，以极小的代价稳定了政局，轻松转移了清朝的最高权力，自此开启了“两宫垂帘、亲王议政”的全新局面。这次政变设计之缜密、呼应之巧妙、舆论之完善、行动之周详、时间之准确、处理之精当，无不令人拍案叫绝，从中我们也可以看到年轻的慈禧身上已经具备了政治搏斗必需的性格特点———机敏、睿智、狡诈、冷静、决绝。①仁寿（１８１０—１８６４）：清朝宗室，摄政王多尔衮后代，袭睿亲王，担任过镶白旗汉军都统、正红旗蒙古都统等职，管理过左、右两翼宗学，做过玉牒馆总裁、镶黄旗领侍卫内大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