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两 宫 同 治

　　１整肃朝纲的恩与威咸丰帝尚未入土，他苦心设计的新朝政权架构便被慈安、慈禧两宫太后彻底摧毁。幼帝载淳和两宫太后接管了朝政大权，但此时的清朝就像一座千疮百孔的大厦，摇摇欲坠。要收拾这个“烂摊子”，实在不是容易之事。咸丰十一年（１８６１）十月底，幼帝载淳在太和殿重行即位礼，受王公大臣朝贺；同时颁布谕令，宣布改年号“祺祥”为“同治”，寓意两宫太后临朝共理朝政。以次年（１８６２）为同治元年，颁告天下。俗话说，一朝天子一朝臣。慈禧在垂帘听政的第一年，行事小心谨慎，深藏不露，从不明目张胆地揽权，以免被怀疑有篡权的野心。与此同时，她努力学习如何处理国事，拉拢重臣，以获得更多的拥护与支持。同治元年二月十二日，同治帝在弘德殿入学读书，特简礼部尚书、前大学士祁寯藻，管理工部事务的前大学士翁心存，工部尚书倭仁，及翰林院编修李鸿藻授读。祁寯藻是嘉庆年间进士，官至体仁阁大学士、首席军机大臣，先后做过道光、咸丰帝的老师。他最突出的是书法，深厚遒健，自成一体，为清代中晚期著名书法家，有“一时之最，人共宝之”“楷书称首”的美誉。翁心存是道光朝进士，官至内阁学士、兵部尚书、体仁阁大学

　　第五章两宫同治／６５士。他死后，由儿子翁同龢继续担任帝师。倭仁也是道光朝进士，官至文渊阁大学士，是著名的理学大师。李鸿藻出身于名宦世家，累代仕进通显，咸丰二年（１８５２）会试及第。他禀赋聪颖，读书刻苦，十几岁时便钻研经训、博览群书，因此百家之言无所不见，才华为世瞩目。这几位帝师都是赤胆忠心的博学老臣，且各有专长。慈禧一下子延请了四位帝师，是希望通过名师的教诲，使儿子成为像康熙帝那样博学睿智的皇帝，她的用心良苦可见一斑。另外，她想借此名义拉拢这些朝廷老臣，利用他们的影响力，为她主政出谋划策。“辛酉政变”的最大功臣恭亲王奕被授为议政王后，两宫太后又颁旨封赏恭亲王。但奕坚辞不受，他深知功高盖主遭妒、位尊至极必衰的道理。不过，慈禧此举是出自真心，垂帘听政犹如在迷宫中摸索，她需要理政经验丰富的奕为她献策。慈禧明白，当务之急是重振朝纲，实施自己的听政计划，让朝中大臣都诚服于己。虽说是两宫垂帘听政，但慈安太后是一个清心寡欲、与世无争之人，她的主要精力都放在了后宫的规整上。每当议政王奕请她发表意见，她总是推说：“妇道人家原不懂什么朝政大事，只请六爷忠心为国，替皇上办事，遇事奏明一声便了。”所以久而久之，朝中大事便都由慈禧和奕做主。“辛酉政变”后，慈禧命内阁颁布上谕，对于听政一事，“着王大臣、大学士、六部、九卿、翰詹科道，将如何酌古准今、折衷定义之处，即行妥议以闻”。大臣们一议再议、一改再改，经过半个月的反复斟酌，一份史无前例的垂帘章程终于成形，对两宫太后垂帘一事做出规定。同治元年十一月初一，两宫太后垂帘仪式在养心殿举行。养心殿从雍正帝开始就成为皇帝处理日常政务之所，批阅奏章，召见、引见臣下，均在此进行。为了显示两宫太后听政与历代皇帝处理朝政没有区别，慈禧决定召见、引见臣下的地点不变，依然在养心殿，只是在殿中挂起薄薄的帘

　　６６／紫禁城的落日：慈禧传子。在东暖阁召见时，在东大墙前的栏杆上罩上黄幔；在明间引见时，则用八扇黄色纱屏相隔。当时，绝大多数三品以下官员都见不到太后的真容，但他们的命运却牢牢攥在这个看不见的女人手中。垂帘听政伊始，慈禧就向朝廷大小官员明确了她的权力：朝中一切用人行政事宜，均须据实直陈，封章密奏。各级官员应各抒己见，切不可以空言塞责。按照这一规定，各省和各路军营一切关于行政事务的疏章必须先呈报太后御览，然后再发还军机大臣悉心详议。也就是说，即使是奕处理政务，也必须先获得两宫太后，尤其是慈禧的允准；而太后也如同历代皇帝一样，拥有皇帝的一切权力。十月十四日，江南道监察御史徐启文呈上一份奏折，内中建议：“将列圣实录、宝训择其简明切要者，恭纂一编；将汉唐以来，母后临朝的各事实，择其可法可戒者，不假修饰，据史直书，汇为一册，恭录进呈。”这个建议正中慈禧下怀。她当即谕令南书房、上书房、翰林院着手编辑，遴选史实，简明注释，以备御览。经过大臣们五个多月的努力，这本书终于编辑完成。呈送御览时，慈禧大喜，特赐名为《治平宝鉴》，并经常让大臣们隔帘为她讲解，从中学到更多的统治之术。听政，对慈禧来说是一件极具挑战的事情，因为她所面对的是千疮百孔的政局、纷繁复杂的朝政、瞬息万变的军机。尽管她在陪伴咸丰帝时，通过各级上书、奏报，对天下大势有了比较清晰的认识，但要独立处理军国大事，还需要具备一定的胆识和智慧。万事有主有次，此时摆在慈禧面前最棘手的问题就是官场的腐败与官员的无能。因此，她做了三件事：第一，恢复科举，考试选拔新人；同时对朝中大员进行调整。第二，重新拟订“剿贼”计划，对“剿贼”官员进行考评与奖惩，整肃军中纪律。第三，制定有关夷务的政策，完善相应机构。她对军机处进行“大换血”，并确立了恭亲王的核心地位。值得一提的是，她将准备以户部侍郎衔调往山西的荣禄留在京师，让他担任京

　　第五章两宫同治／６７师步兵统领，守护京城和皇宫的安全。曾国藩出祁门后，慈禧任命他为兵部尚书，授予他节制四省的大权和征讨太平天国的一切权力。左宗棠、李鸿章均授侍郎衔，分别统领湘军和淮军与太平军、捻军作战。同时，慈禧认识到，官吏投机钻营、贿赂公行、骄横不法，不思为国分忧解难。在外敌入侵、农民起义日甚一日之时，朝中缺少带兵之良将、治国之能臣，因此，治本之道当为整顿吏治。同治元年（１８６２），恰逢三年一次对官员进行考核的京察和大计。按照清朝的例制，京察时三品以下官员由吏部和都察院负责考核，三品以上官员及总督、巡抚等大员则先自陈政事得失，最后由皇帝敕裁，按照“称职”“勤职”“供职”三个等级，对官员实行奖惩。大计是考核道、府及州县官员，一般由各级官员依隶属关系逐级考查，做出评断，最后交由各省督抚核其事状，注考造册，送吏部复核。这种考察制度的目的在于奖优罚劣，使各级官员时时恪尽职守、效忠朝廷。京察与大计涉及官员的奖惩，故而贿赂徇庇的事早已司空见惯。“长官往往博宽大之名，每届京察，只黜退数人，虚应故事，余概优容，而被劾者，又不免冤抑。”对这一年的官员考核，慈禧已打定主意要严加整顿，而第一个撞到枪口上的是刚卸任兵部侍郎的庆英。庆英因在兵部动用公款而被议罪，兵部拟给他降两级处分。庆英想通过奕在两宫太后前说情，于是趁着夜色来到恭王府。奕推测庆英夜间来访，必与降职一事有关，坚辞不受其礼，只是苦心劝导庆英安分守己，接受朝廷安排。庆英听后干脆长跪不起，恳求奕为他开脱。奕顿时恼了，声色俱厉地将庆英赶了出去。第二天，奕把庆英所为汇报给两宫太后，同时把庆英贿送的钱物上交。慈禧对庆英之举非常气恼，命内阁发出上谕，公布事情始末，给予庆英严厉制裁，由降两级改为革职。随后，慈禧诏谕各级官员，严惩贪污受贿行为。她还处置了直隶顺天府知府蒋大镛等行贿受贿的府县官员，并明令各地“随时严查，按律惩办”。接着，慈禧处置了两江总督何桂清。何桂清早在咸丰十年（１８６０）

　　６８／紫禁城的落日：慈禧传就任两江总督时，正值太平军全力进攻浙江，眼看常州将要失守，何桂清惊慌失措。有几百名当地百姓手持灯笼，在总督府衙门外排队下跪，请求何桂清守城。但何桂清贪生怕死，先将家眷转移，然后下令向拦阻他出逃的百姓开枪，当场打死打伤十余人。咸丰帝谕令将他革职拿问，刑部郎中余光倬根据《大清律》向朝廷请拟斩立决。朝中高官多与何桂清有故交，出面为他说情，希望缓刑。随后，由于英法联军侵犯北京，咸丰帝自顾不暇，此案被搁置。何桂清乘机逃往上海，利用官场盘根错节的关系，找人说情并做伪证，将他当时弃城逃走说成是去办理公事。慈禧最担心战区形势恶化，如果不刹住这种临阵脱逃的风气，战局将失控，何况何桂清出逃时还枪杀百姓，影响极为恶劣。抓住这个“典型”杀一儆百，已成必然，于是慈禧判何桂清斩监候，秋后处决。一个从一品的封疆大员被杀头，十分少见，慈禧由此树立了自己的权威，使朝廷内外对她有了敬畏之心。随后，慈禧又把矛头指向了满人将领胜保。胜保久经沙场，却是个遇险即逃的“常败将军”。在“辛酉政变”中，他全力配合慈禧的计划，为政变立下汗马功劳。但是，他到陕西督军时依然采取能打就打，打不赢就逃的策略。每攻下一座城池，他就纵兵抢掠，并向地方官索取犒军费，当地行政长官都对他恨之入骨，他的这些行径也遭到军中和朝廷众多大臣的非议。慈禧只得将他革职拿问，交刑部治罪，最终胜保自尽，在京的家产一律查抄。通过庆英、何桂清、胜保数案，慈禧以恩威并施的政治手段整饬纲纪，从而在清廷树立了绝对权威，站稳了脚跟。此外，在官员任用上，慈禧不分满汉，奖惩分明。如潘祖荫以才华出众、耿介敢言蜚声朝野。咸丰八年（１８５８）至咸丰十年（１８６０）左宗棠因与樊燮一事官司缠身时，潘祖荫积极上书为左宗棠辩白，他十分推崇左宗棠的才能，其中“天下不可一日无湖南，湖南不可一日无左宗棠”的名句就是出自他之口。慈禧垂帘听政伊始，曾经诏求谏言，潘祖荫上书请皇帝勤圣学、求人才、整军务、裕仓储，敬请免民赋以纾民

　　第五章两宫同治／６９力。慈禧批阅后颇为欣赏，认准他是一个不可多得的人才，京察时将他升为光禄寺卿。同时，她嘉奖在镇压太平天国运动中捐躯的官员，尤其是汉人官员。湖北巡抚胡林翼自太湖回援湖北，收复黄州、德安等地，死守鄂皖、鄂赣边界，遏制太平军经河南北伐的企图，因积劳成疾而得了咯血症，最后病死于任上。慈禧下令赠授总督，谥文忠。这些措施对于改变官员尸位素餐的现状、提高行政效率、巩固慈禧的朝中威望等，有着积极作用。２重用汉臣“剿贼”对于刚刚垂帘听政的慈禧来说，直接威胁她统治的是江淮流域的太平天国和黄河流域的捻军，这些心腹大患一日不除，她的统治就一日不稳固。然而环视朝廷内外，那些满族大员不是颟顸无能，就是妄自尊大。从太平天国起义到两宫皇太后垂帘听政的十余年间，咸丰帝任命了十省四十三位团练大臣，其中一直尽心尽力效忠朝廷、屡受挫折却坚持围剿太平天国的最大功臣，是以曾国藩为首的汉族官员。同治初年，曾国藩在前线捷报频传，不久便从太平军手中夺回安庆，之后的形势对慈禧愈加有利。左宗棠率军征战江西、浙江，很快把太平军赶出了浙江。三月，李鸿章率领淮军和湘军程学启①、郭松林②所部赶赴上海围剿太平军。随后，淮军在上海虹桥、徐家汇等地经过苦战，接连取胜，捕杀太平军三千余人。慈禧大受鼓舞，继续重用曾国藩等人。她下旨让曾国藩节制江苏、浙江、江西、安徽四省军务，把江南的军事指挥大权完全交给他；紧接①②程学启（１８２９—１８６４）：字方忠，安徽桐城人，清末淮军名将，原为太平天国英王陈玉成部属，后降清，官至南赣镇总兵，攻嘉兴时中弹负伤，死于苏州。郭松林（？—１８８０）：字子美，湖南湘潭人，晚清湘军名将，参与平定太平天国及捻军起义，赐黄马褂，授轻车都尉世职。

　　７０／紫禁城的落日：慈禧传着又授曾国藩为协办大学士。圣眷之隆，可见一斑。为了战区绿营及各地方武装更好地配合协同作战，慈禧听从曾国藩等人的建议，任命了一批汉人官员为封疆大吏。其中，左宗棠为浙江巡抚，郑元善①为河南巡抚，张曜②为河南布政使，李续宜③为安徽巡抚，严树森为湖北巡抚，沈葆桢④为江西巡抚，李鸿章为江苏巡抚，刘长佑⑤为广西巡抚，毛鸿宾为湖南巡抚，江忠义为贵州巡抚，丁宝桢⑥升任山东按察使，等等。上谕发出后，朝中许多满族王公大臣认为，两宫太后将清朝军政大权交到汉族官僚手中，使“西至四川东至沿海”的半壁江山全掌控于曾国藩之手，实在是太冒险了。在一大片因循守旧的声音中，慈禧还征调广西臬司蒋益澧率部到浙江助剿。另外，庐州一带，归多隆阿⑦剿办；宁国一带，归鲍超剿办；颍州一带，归李续宜戡定。各路大军，皆归大帅曾国藩节制。另外，还有淮上的漕运总督袁甲三、扬州的都兴阿、镇江的冯子材⑧，虽未经曾国藩调遣，但也由他统筹。事实上，汉族官员无论是处理地方政务还是“剿贼”作战，都非常拼命。比如李鸿章率淮军在虹桥作战时，他就坐在桥头督战，面对两万多气势汹汹的太平军，他不允许不及对手一半兵力的淮军后撤一①②③④⑤⑥⑦⑧郑元善（１７９９—１８７８）：字体仁，顺德府广宗县（今河北邢台市广宗县）油堡村人，清朝大臣，官至河南巡抚，以爱民与军事著称。张曜（１８３２—１８９１）：字朗斋，浙江钱塘（今杭州）人，晚清名臣、将领，军政才略突出，为收复新疆、阻遏英俄侵略做出了贡献，在山东巡抚任上也多有建树。李续宜（１８２３—１８６３）：字克让，湖南湘乡（今湖南湘潭）人。晚清湘军名将，浙江布政使李续宾之弟，参与镇压太平天国起义，转战江西、湖北、湖南、安徽等省，累立战功。沈葆桢（１８２０—１８７９）：字幼丹，福建侯官（今福建福州）人，林则徐之婿，晚清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中国近代造船、航运、海军建设事业的奠基人之一。刘长佑（１８１８—１８８７）：字子默，湖南新宁人，清朝大臣，湘军重要统帅，担任过广西布政使、广西巡抚、两广总督、直隶总督、广东巡抚、云贵总督等职。丁宝桢（１８２０—１８８６）：字稚璜，贵州平远（今贵州毕节市织金县）牛场镇人，晚清名臣，清廉刚正，勇于担当，一生致力于报国爱民。多隆阿（１８１７—１８６４）：字礼堂，满洲正白旗人，清朝著名将领，擅长指挥马队，与湘军第一名将鲍超齐名，有“多龙鲍虎”之誉。冯子材（１８１８—１９０３）：字南干，广东钦州沙尾村（今属广西）人，晚清抗法名将，官至贵州提督。

　　第五章两宫同治／７１步，撤过桥则斩。太平军用火炮轰击，火力非常猛。淮军“春”字营的张遇春刚撤到桥边，正好撞到督战的李鸿章，只听李鸿章一声厉喝：“拿刀来，把他的头砍了！”吓得张遇春赶忙率众掉转方向，又跟太平军去拼命。李鸿章在上海站稳脚跟后，又率军南进，向太平军占领的地区发起反击，收复苏州、常州，攻克常熟、太仓、昆山等地。慈禧因此记住了李鸿章的大名。慈禧重用汉臣，激励了在战场上厮杀的汉族将领，让他们死心塌地地为朝廷效力。在汉臣中，位高权重的曾国藩对慈禧更是感激涕零，他在攻占南京上游的安庆之后立即坐镇指挥，进攻太平天国的都城天京（即南京）。他采取了围城打援的战术，在南京城外挖掘长壕，切断南京和外界的一切通道，加上南京有湘军彭玉麟的水师和曾国荃①、杨岳斌所部联合围攻，南京变成一座困守的孤城。此时，太平天国的忠王李秀成、侍王李世贤率部进入江西，攻陷瑞州。曾国藩发加急手谕，让鲍超火速赴援。鲍超日夜兼程奔赴瑞州，大军行进中前面悬红绫丈余，中间书一奇大的“鲍”字，沿途太平军一见“鲍”字旗帜，纷纷溃逃。鲍超连破太平军七十余营后，将太平军驱逐出江西，江西即报肃清。曾国荃听说江西已平，心里很着急。他想得到攻克南京城的首功，但西有鲍超、南有左宗棠、东有李鸿章，三部都是虎狼之师，都可能与他抢功。于是，他与兄长曾国藩商量如何尽快克城。曾国藩担心他兵力不够，令他回湖南添募乡勇。同时稳住鲍超、李鸿章，令其暂时不要强攻南京，先肃清周边之敌。李鸿章知道曾国藩有私心，但出于对老师的尊敬以及自己仕途发展的考虑，他决定做个顺水人情，按曾氏兄弟的计划，对南京城围而不打，且一围就是两年之久。与此同时，李鸿章继续以上海为依托，收复华东大片失地。在此之①曾国荃（１８２４—１８９０）：字沅甫，曾国藩之弟，湘军主要将领之一，因善于挖壕围城，有“曾铁桶”之称，官至两江总督、太子太保。

　　７２／紫禁城的落日：慈禧传前，清廷曾同意江苏巡抚薛焕雇用美国人华尔的洋枪队，配合清军作战，由吴煦任洋枪队督带，杨坊与华尔为管带，实际上指挥权仍归华尔。因守卫上海有功，清廷赐给华尔官衔，并称洋枪队为“常胜军”。华尔在与太平军的作战中毙命后，美、英、法侵略者互争“常胜军”的领导权，在美国公使蒲安臣①的活动下，最终由美国人白齐文出任洋枪队统领。李鸿章到上海之初，采取“借师助剿”的策略，一度请“常胜军”协同作战。但到同治二年（１８６３）初，白齐文与吴煦、杨坊产生矛盾，以致殴伤杨坊，抢走饷银。李鸿章借机将白齐文革职，还一并处置了吴煦、杨坊，后经与外方多次磋商，由英国人戈登出任“常胜军”管带。心有不甘的白齐文投靠了太平天国，他召集旧部，抢夺清军炮船，设法购买军火，并建议洪秀全放弃苏州、南京，采取全力北伐的策略，但未被采纳。同治二年（１８６３）秋，李鸿章率淮军和戈登的“常胜军”进至苏州城下。几次进攻受阻后，他决定采纳戈登的“智取”之计，即招降城中的纳王郜永宽，让他刺杀守城主将慕王谭绍光。计划进行得很顺利，太平天国第二重镇就此陷落。但是，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却大大出乎戈登的意料。李鸿章在营中设计杀死郜永宽等八名降将，并诛杀了城内已放下武器、毫无防备的太平军兵将，使招降的“担保人”戈登颜面大失。事后，戈登携枪找李鸿章算账未果，发表声明说：如果清廷不将李鸿章解职，他就率“常胜军”反攻淮军，交还太平军已占城池。李鸿章忙向慈禧呈上奏折，就此事百般辩解。慈禧并不完全相信李鸿章的解释，但她不仅未将他解职，反而奖赏了他，毕竟他攻下了太平天国的第二重镇，使南京城失去屏障，更加孤立无援。为了显示公正，也为了尽快平息事端，慈禧对戈登给予万两赏银和①蒲安臣（１８２０—１８７０）：美国著名律师、政治家和外交家，美国对华合作政策的代表人物。

　　第五章两宫同治／７３记头功的奖赏，结果遭到戈登的拒绝。李鸿章也不再理会戈登，自率军队攻陷常州，证明没有“常胜军”的协助，淮军依然可以打胜仗。戈登觉得无趣，卸任“常胜军”管带，回英国去了。苏州、常州两城被李鸿章攻克后，南京城的战况变得对清军非常有利。与此同时，浙江巡抚左宗棠率部自江西攻入浙江，于同治三年（１８６４）二月攻陷杭州，并基本占领浙江全省。曾国藩见拿下南京城的时机已经成熟，令曾国荃尽快扫除城外之敌，做好总攻的准备。同治三年（１８６４）四月二十七日，天王洪秀全病逝，幼天王洪天贵福继位。六月十六日，湘军轰塌南京太平门附近城墙二十余丈，蜂拥入城，其他方向的湘军也缘梯而入。洪天贵福在其他将领的护送下，乔装从南京城中逃出，城内太平军或战死，或自焚，十分惨烈。同治三年（１８６４）六月二十日，对慈禧和整个清廷来说是一个不同寻常的日子，以曾国荃为首的湘军攻克了南京，捷报送至北京，朝野上下一片欢腾。兴奋无比的慈禧颁诏嘉奖功臣：议政王奕主持朝廷军政大事，居首功，赏加三级军功；曾国藩着加恩赏加太子太保衔，赐封一等侯爵，世袭罔替，并赏带双眼花翎；各路统兵大员李鸿章、官文、左宗棠、曾国荃为一等伯爵；军机大臣、前敌将帅、各部、院、督抚均有重赏。对太平军的大规模围剿结束了，但是太平军的残余势力依然存在。慈禧饬令闽浙总督左宗棠清剿南逃浙闽地区的太平军残部；赏郭嵩焘三品顶戴，令其署理广东巡抚，配合左宗棠形成夹击之势。同时，由于云南杜文秀①领导的回民起义声势越来越大，慈禧擢升云南布政使岑毓英②为巡抚，全力平乱。此外，更大的麻烦是捻军迅速集结，号称十万大军将进攻京城。①②杜文秀（１８２３—１８７２）：清朝咸丰、同治年间云南回民起义领袖，在蒙化（今云南巍山彝族回族自治县）起兵，攻占大理，建立“回教国”，自立为“总统兵马大元帅”，通用阿拉伯语。政权极盛时占有东至楚雄、西至腾越、南至耿马、北至丽江等地。岑毓英（１８２９—１８８９）：字彦卿，广西西林人，晚清大臣，历任云南布政使、云南巡抚、贵州巡抚、云贵总督等职，曾镇压金田起义、援越抗法。

　　７４／紫禁城的落日：慈禧传京城危急之际，慈禧想到的还是那些汉臣，她首推的统军人选自然是曾国藩，因此慈禧敕谕他统筹全局，制订围剿计划。曾国藩建议采取“追堵”之策，奏请科尔沁亲王僧格林沁统领清军主力追击，湘军、淮军以及袁甲三所部则在捻军的必经之地进行堵截。慈禧认为此计可行，加授僧格林沁为剿捻钦差大臣，节制调遣直、鲁、豫、鄂、皖五省兵马，建立防线进行堵截。但是，长江至黄河流域地域广阔，当清军建立起漫长防线围堵时，捻军便化整为零，展开游击战，清军稍有疏漏便被捻军钻空子；当清军追击时，捻军又展开运动战，从江淮跑到山东，又从山东跑往河南，清军十分被动，以致疲惫不堪。同治四年（１８６５）四月二十四日，僧格林沁率一万一千余多人追击东路捻军赖文光、张宗禹部，追至山东曹州菏泽县高楼寨时，陷入捻军伏击圈，全部被歼，僧格林沁被击毙。满蒙第一战将僧格林沁之死，震动朝野。慈禧无奈地环视朝堂，发现可用之将才实在寥寥无几。在满蒙大臣中，稍有才能的陕甘总督都兴阿拟调回辽东任盛京将军；英桂在河南表现不错，拟调往浙闽。可是，保卫京畿是重中之重，慈禧思来想去，决定任命曾国藩为直隶总督、钦差大臣，督办直隶、山东、河南军务，以李鸿章署理两江总督。但曾国藩在剿灭太平军后已遣散大部分湘军，剿捻的主力为李鸿章部属，有令难行，曾国藩身心疲累，便向慈禧推荐了李鸿章。慈禧对李鸿章这个名字早有耳闻，只是一直未曾谋面。同治六年（１８６７）冬，慈禧改调曾国藩为两江总督，而以李鸿章署理钦差大臣，代替曾国藩剿捻。从此以后，慈禧与李鸿章逐渐形成了相互倚重的“铁杆”关系。在剿捻过程中，李鸿章的策略绝大部分与曾国藩相同，依然是堵截和追击，不同的是，李鸿章没有让捻军牵着自己的鼻子走，而是你打你的，我打我的。不管捻军分兵运动作战也好，集中兵力重点突破也罢，他只管“先固守局而后进兵”，让捻军自己往口袋里钻。李鸿章首先实施第一步计划，即集中兵力打击捻军主力。当时捻军已分为东捻和西捻，李鸿章始终抓住最强的一股———赖文光、任化邦统

　　第五章两宫同治／７５率的东捻，逼迫他们决战。李鸿章手下有几名令捻军闻风丧胆的战将，如程学启、刘铭传①、张树珊②、吴长庆③、潘鼎新④等人，全都骁勇善战。这年年底，东捻进入山东富庶地区筹集粮草，李鸿章马上指挥清军分三路追击：提督刘铭传为中路，潘鼎新为北路，总兵董凤高、沈宏富为南路。三路清军连同山东巡抚丁宝桢所辖之地方清军，兜地而进。东捻发现清军的围歼意图后，不惜代价突围进入江苏，刘铭传部紧随其后，紧追不舍。同时，李鸿章将另两路撤至运河防线，等待捻军再次北进。结果正如李鸿章所料，赖文光、任化邦率捻军主力在江苏赣榆一战受挫后又掉头向北，最后在北阳河、弥河之间陷入清军重围。捻军战死两万余人，另有万余人被俘，主将赖文光被擒获，几天后被杀。同治七年（１８６８），以张宗禹为首的西捻军进逼京师。慈禧急命议政王奕会同神机营王大臣办理巡防事宜，钦差大臣、陕甘总督左宗棠统领直隶境内各路清军防堵，钦差大臣、两江总督李鸿章督率所属各部急赴京畿围剿，署理闽浙总督兼江西巡抚李旭督派义勇军劲旅助剿，盛京将军都兴阿坐镇天津，以防西捻攻城。四月底，左宗棠、李鸿章、赵向东在德州举行三方会议，议定楚军和淮军“坚壁清野，分地设防”，战斗力最强的义勇军则为“游击之师”，追杀西捻。鉴于西捻马队强悍、行动迅速，李鸿章下令修筑减河长墙八十余里，利用运河、黄河等河流限制骑兵行动，从而围困西捻。几个月来，张宗禹带领西捻东奔西窜，四处碰壁。到了七月，大雨倾盆，河水泛滥。李鸿章、赵向东发现了战机，把西捻军限制在黄河和马颊河之间，圈起来打。张宗禹的马队因大雨而行动受阻，机动性大大①②③④刘铭传（１８３６—１８９６）：字省三，安徽合肥（今安徽肥西大潜山麓）人，清朝名臣，台湾省首任巡抚，洋务派骨干之一。张树珊（１８２６—１８６７）：字海柯，安徽合肥人，晚清淮军著名将领，曾任广西右江镇总兵，在周家口（今河南周口市）镇压捻军时战死。吴长庆（１８２９—１８８４）：字筱轩，安徽庐江县南乡沙湖山人，“清末四公子”之一吴保初之父。潘鼎新（１８２８—１８８８）：字琴轩，安徽庐江县广寒乡人，晚清淮军著名将领，官至广西巡抚，中法战争时率部入越南与法军作战。

　　７６／紫禁城的落日：慈禧传削弱。他们从不敢在一个地方久驻，可是河水猛涨，道路泥泞，他们还是被困在了东昌。李鸿章、赵向东派重兵合围，全歼张宗禹的主力马队七千余人，张宗禹投河自尽，余部数万人作鸟兽散。李鸿章为慈禧除去了心头大患，战功卓著，被任命为湖广总督、协办大学士，跃升至与曾国藩平起平坐的地位。李鸿章第一次入朝觐见，被特赐在紫禁城骑马。待到觐见时，李鸿章才隐隐约约一睹慈禧真容，慈禧因帘布遮挡未看清李鸿章的长相，但看得出他比其他人高大，所以后来她就给李鸿章取了个绰号，叫“李大架子”。３支持洋务运动咸丰十一年（１８６１）底，正在围剿太平军的曾国藩上奏折称，目前借外国力量助剿、运粮，可以减少暂时的忧虑；将来学习外国技艺，造炮制船，可以获取永久收益。曾国藩的奏折引起了慈禧的重视。在当时内忧外患的局势下，要想挽救处于风雨飘摇中的清王朝，必须寻求一条新路。议政王奕也认为，“治国之道，在乎自强，而审时度势，则自强以练兵为要，练兵又以制器为先”。慈禧将这项工作交给了由奕牵头的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如此一来，总理衙门这个机构越来越庞大，位居六部之首，而且在职能上几乎要取代内阁和军机处。它实际是总揽新政的中央政府机构。它不仅掌管清廷与各国之间的外交事务，还管理对外贸易、海关税务、边疆防务、海军建设、新式工矿业，以及建新式学校、兴修铁路等事务，实际上相当于清廷的内阁兼外交部。不过，当时的人们对于办哪些洋务并不清楚。同治二年（１８６３）四月，清廷海关总税务司、英国人李泰国兴致勃勃地来到总理衙门，向奕报告说，他在英国为清廷购买军舰，已经组建了英中联合海军舰队，又称“阿思本舰队”。这让奕大吃一惊。原来，李泰国擅自做主，跟舰队司令阿思本海军上校订立合同，并制定了《英中联合舰队章

　　第五章两宫同治／７７程》。合同规定，这支舰队由英国人阿思本担任舰队司令，任期四年，而他只执行中国皇帝的命令，不接受皇帝以外清廷下达的任何命令。凡是作战中缴获的船和货物，其中三分之一归清廷，剩下的由阿思本舰队自行分配。很显然，这支所谓的英中联合舰队的大权掌握在英国人手里。这个莫名其妙的合同是谁批准的呢？慈禧和奕事先都没有见过这份合同。奕听了李泰国的汇报后，当场表示不能接受。双方为此僵持了将近一个月，“阿思本舰队事件”成为慈禧垂帘听政以来遇到的第一起棘手的外交事件。到了八月初六，阿思本率领舰队到达天津后，亲自到北京跟李泰国一起到总理衙门接洽。奕决定拒绝英国的讹诈。他向两宫太后奏准以后，下令免去李泰国的海关总税务司职务，解散阿思本舰队。这件事让清廷付出了惨重的代价。经过数次谈判，清廷须支付舰队全体官兵的工薪、酬劳、来往经费，以及数万两赏银。解散阿思本舰队，表明了清廷维护主权的坚决态度，也表明了慈禧的强硬立场。难能可贵的是，她从中悟到“自强”的重要性，洋务活动正是在“阿思本舰队事件”后逐渐形成潮流。在洋务运动正式启动之前，清廷主要支持“借师助剿”。这一点在奕等人的奏折中表达得很清楚。奕认为，太平天国、捻军等农民起义是“心腹之害”，俄国是“肘腋之忧”，英国是“肢体之患”，所以在处理次序上应“灭发、捻为先，治俄次之，治英又次之”。具体而言，奕和曾国藩、李鸿章等汉族重臣的主张基本一致，他们认为，“但求外敦和好，内要自强”，而“中国欲自强，则莫如学习外国利器；欲学习外国利器，则莫如觅制器之器”。从中可以看出，此时清廷高层已基本达成共识，即“自强”首先是强军。曾国藩担任两江总督时，曾考察湘军水师的舰船与洋人的炮舰。有一天，他登上一艘长约二丈八九尺的大船，这艘船开起来速度并不快，但船上见不到船公的身影，它有一个响亮的名字———“黄鹄”

　　７８／紫禁城的落日：慈禧传号。这是中国第一艘自制的以蒸汽为动力的轮船。设计者徐寿、华蘅芳告诉曾国藩，这是仿照英国人的炮舰制造的，只是没有像洋人那样安装舰炮，也不是全铁甲，航速也不及英国舰船。曾国藩很感慨，一台机器竟能代替十几个橹手，而且船行速度有过之而无不及。他心中“徐图自强”的想法愈加强烈。当然，也有一些朝臣反对兴办洋务。他们认为，照猫画虎很难画出虎的风貌和气质，学洋人的一点皮毛于事无补，于国无益。同治五年（１８６６）十一月初五至次年正月二十一日，议政王奕连续呈上三份奏折，都得到两宫太后特别是慈禧的首肯。但朝廷里一批反对学习西方的保守大臣对奕的奏折进行了抨击，由此引发了一场针锋相对的争论。争论从正月二十九日山东道监察御史张盛藻上奏发端，张盛藻指责奕是在提倡“重名利而轻气节”，学习“机巧之事”。奏折呈上去后，慈禧认为这是冥顽不灵之辞，授意内阁拟旨驳斥。但事情并没有就此结束，到二月十五日，德高望重的保守派领袖倭仁出场了。倭仁上奏折反对开设天文算学馆，他说国家的昌盛在于世道民心，而不在于各种各样的技术。他把争论的重要性归结到“何以立国”上，得出的结论是以清朝之大、人口之多，必定有精于天文数学的人，何必向外国人学。他担心清朝在向外国学习时“变夏为夷”，甚至认为中华民族有亡国灭种的危险。表面尊崇祖制的慈禧对倭仁的奏折很不以为然。同治六年（１８６７）三月初二，奕向朝廷上奏折重申招收科甲正途出身的人学习天文算学的重要性，同时指出，倭仁既然不认可这件事，想必有更好的办法，希望能够追随倭仁。三月初八，倭仁绕过奕的反击，提出“天下之大，不患无才”，不必师事“夷人”以授人权柄，意在单靠自身使中国自强起来。三月二十九日，奕再上奏折，表示兴办洋务的结果确实很难预料，接着话锋一转，要求倭仁保举几个人才，择地另开一个馆，由倭仁督导以观其效。慈禧接受了奕的建议，而倭仁不得不上折承认，他并无精于天文算学之人举荐，不敢妄保。

　　第五章两宫同治／７９作为朝廷的最高实际决策者，慈禧的态度令人有些费解，因为这一年她和奕之间已开始暗中的权力斗争，而倭仁是支持太后的。那么，在这场争论中，慈禧为什么不偏向倭仁呢？事实上，慈禧只有一个标准，那就是看是否有利于皇权的统治和稳固。在奕的强力推动下，洋务运动的步伐开始加快，而慈禧也看出洋务运动对于挽救时局的重要意义。面对改革派与保守派大臣的争论，她在等待合适的时机表明立场。洋务企业的创办最早是在同治四年（１８６５）。在曾国藩的支持下，李鸿章筹办了江南机器制造总局（简称江南制造局），这是当时国内最大的兵工厂。同年，李鸿章在南京设立金陵机器局。同治五年（１８６６），左宗棠在福建创办福州船政局，附设船政学堂，是当时国内最大的造船厂；同治六年（１８６７），崇厚在天津建立天津机器局。在创办福州船政局时，左宗棠深感中西科技的巨大差距和学习西方先进技术的重要性，在购置机器、雇聘外国工程技术人员时，他特别重视引进和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他说，“兹局之役，所重在学造西洋机器以成轮船，俾中国得转相授受，为永远之利”。故在设厂造船时设立求是堂艺局，后改称船政学堂，延请熟习中外语言文字的老师教授英法两国语言、算法、画法。这所学校是近代较早开设的一所以学习自然科学为主的新式学校，同时又有军事学校的性质，以培养海军和造船人才为目的。另外，清廷派遣了一批官员、学者出洋考察。同治五年（１８６６）春天，总税务司赫德①要回国结婚，向奕请了六个月假，并建议清廷派人到西方考察。这正合奕的心意，于是奏请派遣人员出国考察并获准，从而有了清廷派斌椿②等人走出国门的破天荒之举。①②赫德（１８３５—１９１１）：英国政治家，曾任晚清海关总税务司达半个世纪之久，在任内创建了税收、统计、浚港、检疫等一整套严格的海关管理制度。他主持的海关还创建了中国的现代邮政系统。斌椿（１８０４—１８７１）：中国第一个跨出国门的官员，是最早被英国女王非正式接见的中国官员，也是将标点符号引入中国的第一人。

　　８０／紫禁城的落日：慈禧传创办洋务企业缺少资金，洋务派便采取了两个对策：一是募捐，鼓励民办；二是将军工产业商业化，兼办民用企业，如经营轮船、电报、采矿冶炼以及纺织等。开学堂、购军舰、买机器、设炮台、翻译书籍、派遣留学生等工作次第展开，这个古老的国家呈现出一片新气象。洋务初兴，慈禧非常支持，但到同治七年（１８６８）捻军被剿灭之后，她的热情开始冷却。她把李鸿章调去做湖广总督，那是政务最繁重的地方；左宗棠则从东南调去西北做陕甘总督，平定回民起义，那里贫穷闭塞、民风剽悍，不是办洋务的好地方。但慈禧却坚信能者多劳，仍然很器重他们。在“剿贼”和兴办洋务中，议政王奕和直隶总督曾国藩的声望日高，权势越来越大，让慈禧产生了一种大权旁落的危机感。为了遏制这种势头，她开始构思权力的再分配计划。对于议政王奕，她还没有找到最佳的处置办法，但对曾国藩，处置的借口却很多。一是国内已基本平定，裁军已成必然，可借机削减其兵权；二是曾国藩生性耿直，傲骨铮铮，不善于跟洋人打交道，不宜担当通商大臣之职。巧合的是，同治九年（１８７０）四月到六月发生了“天津教案”。天津民众为反对天主教会肆意宣教，攻击天主教教会，杀了数十人。此后教会动用武力，外国军舰陈兵于天津港口，七国公使联合向总理衙门提出抗议。作为直隶总督，曾国藩自然难辞其咎。不过，曾国藩是汉臣的标杆，直接将他降职或免职，会给官场造成巨大震动。偏巧，这时又发生了一起案件———两江总督马新贻①遇刺，使慈禧面临的问题迎刃而解，她借曾国藩在处理此案时的失误将其重新调回到两江总督任上。但是，谁来接替曾国藩担任直隶总督呢？慈禧心中早有人选———李鸿章。原因有四点：第一，他是曾国藩的门生；第①马新贻（１８２１—１８７０）：字谷山，山东菏泽人，晚清大臣，历任安徽按察使、安徽布政使、浙江巡抚、两江总督兼通商大臣等职。在任期间，处理漕运、盐政和河工之弊政，并着手减轻农民负担，解决了许多民生问题，颇受百姓爱戴。

　　第五章两宫同治／８１二，他是洋务运动的积极推动者；第三，他善于跟洋人打交道，有外交才能。还有一条，也是最重要的，李鸿章善于体察上意，对慈禧俯首帖耳。其实，慈禧大可不必费这番心思，因为曾国藩此时已是重病缠身。曾国藩离开北京前，正逢他六十大寿，慈禧和同治皇帝御赐给他许多贺礼，同治帝还亲手写了一首贺诗并御书“勋高柱石”的匾额相赠。到同治九年（１８７０）十一月，曾国藩入朝觐见同治帝和两宫太后。慈禧与他的对话看似平淡，实含深意。慈禧：“你什么时候从天津起程的？”曾国藩：“回太后，臣二十三日自天津起程。”慈禧：“天津教案的凶手归案正法了吗？”曾国藩：“还未行刑。听驻天津的领事说，俄国公使即将到天津，法国公使将派人专程前来验看，所以尚未将凶手正法。”慈禧：“李鸿章计划什么时候对这些人行刑？”曾国藩：“臣二十三日晚上接到李鸿章来信，信中说他将在二十五日行刑。”慈禧：“天津百姓现在还惹是生非、刁难洋人吗？”曾国藩：“此事之后，百姓都已安谧，不再尚勇斗狠。”慈禧：“府、县官员之前逃至顺德等处，是何居心？”曾国藩：“府、县官员最初撤任时，并未拟罪，所以他们才敢放胆出门。”慈安：“你右眼现在能看见东西吗？”曾国藩：“右眼没有一隙之光，已看不到。左眼尚且能模糊视物。”慈安：“别的病都好了吗？”曾国藩：“别的病算好了些。”慈安：“我看你起跪的时候，身体还算利索，精神尚好。”曾国藩：“精神总没有复原。”慈禧：“马新贻这事岂不是很奇怪？”

　　８２／紫禁城的落日：慈禧传曾国藩：“这事确是很奇怪。”慈禧：“马新贻办事可好？”曾国藩：“他办事和平、精细。”慈禧：“你在直隶练了多少兵？”曾国藩：“臣练新兵三千，前任督臣官文练旧章之兵四千，共七千。计划再练三千，合成一万，已与李鸿章商明，照臣奏定章程办理。”慈禧：“南边练兵也是很要紧的，眼下洋人就很可虑，你们好好地办理。”曾国藩：“洋人确实可虑，现在尚无战事，应当防患于未然。臣计划在长江的要紧之处修筑炮台，以防外国船只强行驶入长江。”慈禧：“能防守便是好的。这洋人的教堂就常常多事。”曾国藩：“教堂近年到处滋事，教民总欺压不信教的百姓，教士出面庇护教民，领事官又庇护教士。明年与法国换约，须将传教一节加以整顿。”从这段对话可见，慈安只是关注曾国藩的身体状况，对答之间更像普通的“拉家常”，而慈禧的问题都是简明扼要又一针见血的，这位端坐帘后的权力操控者高高在上，以不容置疑的姿态问询，而曾国藩则回答得小心翼翼。曾国藩离开京城后，马不停蹄前往任所南京。一个月后，他接任两江总督，到任第一件事便是审办刺杀前任总督马新贻的刺客，判凌迟处死。同治十年（１８７１）夏季，曾国藩坐船巡视、游览两江各地名胜，对那里井然有序的社会秩序颇为满意，此前因为被太平天国占领多年，那里长期处于战乱之中，狼藉一片，现已恢复安定，百姓生活归于平静。在到任后的第二年，即同治十一年（１８７２）初，曾国藩中风昏厥，紧急救治后苏醒过来，但第二天阅览一份公文时再次中风，他强打精神，嘱咐长子曾纪泽，丧事要从简。二月初四早晨，尽管身体非常虚弱，曾国藩依然强行起身，坚持处理了一些公务。傍晚，曾纪泽搀扶他

　　第五章两宫同治／８３到花园中散步，回屋路上再次中风。家人将他抬入正室，他口述对子孙的教诲，在家人陪伴下，他笔直端坐而逝，终年六十二岁。慈禧闻讯下旨盛赞这位忠臣，称其为“股肱心膂之臣”。与此同时，李鸿章接任直隶总督后，很快成为慈禧最得力的帮手，也成为洋务运动的主力干将，并开始探寻海军的近代化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