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百 日 维 新
１决意“单干”的光绪帝甲午战败的次年（１８９５）春，乙未科三千名会试学子在北京参加完会试，等待发榜。忽闻《马关条约》签订，其中有割让台湾、澎湖列岛及辽东、赔款二万万两白银等丧权辱国的条款，群情激愤，台籍举人更是痛哭流涕。汪春源、罗秀蕙、黄宗鼎、叶题雁、李清琦等在京台籍人士联名向都察院上书，强调“无台地则不特沿海七省岌岌可危，即京畿亦不能高枕”，痛陈割让宝岛，台民“如赤子之失慈母，悲惨曷及”，表达将誓死抗日，“与其生为降虏，不如死为义民”。这份奏疏使倡导维新思想的康有为深为感动。三月二十八日，康有为、梁启超写成一万八千多字的《上今上皇帝书》，十八省举人响应，一千二百多人连署。四月初八，由康、梁二人带领，十八省举人与数千市民聚集在都察院门前请代奏。当时凡是被征举的读书人进京接受考核，都由公家配备马车来回接送，后来人们就用“公车”作为举人进京应试的代称。所以，这次上书被称为“公车上书”。康、梁在给光绪帝的这份上疏中痛陈民族危亡的严峻形势，提出了拒和、迁都、练兵、变法等一整套政治革新的主张。光绪帝看后十分感动，下谕抄送各省督抚，征求意见。“公车上书”揭开了维新变法的序幕。一些有识之士开始思考：洋务运动到底能不能让国家自强？甲午海战惨败仅仅是因为老佛爷修园子
１６４／紫禁城的落日：慈禧传挪用军费吗？甲午战争带来了怎样的教训？……为了把维新变法推向高潮，六月，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在北京创刊《万国公报》，数月后更名为《中外纪闻》，鼓吹变法；组织强学会。当然，康有为很清楚自己只是一个刚刚授职的工部主事，人微言轻，要想拯救中国，必须找到一条能直接与皇帝对话的途径；要想推进变法，没有相应的高级职务是行不通的。他认为，甲午一役，是民族之哀、民族之痛。甲午战争以残酷的事实，集中暴露了清王朝的外强中干，以最彻骨的“创巨痛深”让近代中国仁人志士反省阻碍中国强国强军的种种历史积弊。梁启超曾入木三分地评论道：“吾国四千年大梦之唤醒，实自甲午战败割台湾、偿二百兆始。”可是，在全国人民的一片谴责声中，慈禧却在颐和园心安理得地享乐。在修建颐和园时，慈禧命人将乾隆帝时期修造的一艘石舫也一并修葺，增建了木结构的二层洋式舱楼，并在两舷加砌了圆形的明轮，使之形似一艘有动力的轮船，并取名“清晏舫”，寓意“海晏河清，天下太平”。慈禧的这艘龙船，舱楼用上好的木料制成，舱顶雕成琉璃瓦样，涂着黄漆，显得金碧辉煌。舱室内挂着龙凤呈祥的幔帐，设宝座，摆香炉。船头高悬龙旗，两条龙须一直垂至水面，拖得老远。慈禧游园时，大批茶船、饭船、保镖船、奏乐船不远不近地跟在后边，还要做出采莲摘荷的样子。传膳时，李莲英吹一声喇叭，饭船迅速靠过来，一边的小船上菜，另一边的小船撤盘子。李莲英红旗一摆，奏乐船就一齐奏乐，为用膳的慈禧伴奏助兴。即便已经知晓北洋水师全军覆没，这里依然歌舞升平。此时，对好不容易才接管朝政的光绪帝来说，甲午战败无疑给了他当头一棒。他痛感国运殇失、民族危亡在即，心情沉重地对庆亲王奕劻说：“太后若仍不给我事权，我愿退让此位，不甘做亡国之君。”他心灰意懒，朝廷大事也不愿过问，依旧请慈禧垂帘亲政，自己待在后宫，终日和瑾妃、珍妃寻欢作乐。这二妃虽是慈禧亲封，但看到光绪帝宠幸她们而冷落自己的侄女，慈禧心里很不痛快。瑾妃、珍妃哪里知道其中的利害关系，只管
第十章百日维新／１６５尽己所能侍奉光绪帝。姐妹两个中，珍妃年纪虽小，但性格开朗，活泼好动，好奇心强，对皇宫中的繁文缛节、呆板生活很厌倦。光绪二十二年（１８９６）的春暖花开时节，光绪帝带着瑾妃、珍妃驾临西苑。南海是三海中最小的一个，但却有独特的魅力。海中有岛，四面临水，衬以亭台楼阁，像座仙岛，故名瀛台。北海的琼岛上建有楼阁亭台，另有一座石桥，桥的南北两面竖着两座华表，上面刻了“积翠”“堆云”两方匾额。瀛台在琼岛南面，与中海的紫光阁隔水相望，层甍接天，飞檐拂云，是避暑胜地和极佳的居住地。出游当天，殿上安排酒席，瑾妃、珍妃轮流把盏，光绪帝开怀畅饮，然后带着两位妃子来到紫光阁。侍卫、太监、宫女们也散落四处玩乐，一个个都很开心。光绪帝忽听殿后一个宫女在唱小曲，声音悠扬婉转，于是传谕内监点排几首曲子听。没想到内监刚安排妥当，慈禧就派人来传口谕，请皇帝立马回宫，太后已回紫禁城，有要事相商。这个口谕将光绪帝的兴致一扫而光，珍妃见光绪帝一脸不高兴，劝说道：“既然万岁爷是出来寻乐子解闷的，不如听完这几首曲子再回去。”光绪帝有些动心，便听了珍妃的劝，听完曲子很晚才回宫，以至没能见到慈禧。第二天，慈禧把光绪帝叫到颐和园乐寿堂，狠狠责备了一番，她说，清朝蒙受甲午惨败之奇耻大辱，江山将倾，作为一国之君不知解危脱困，反而听艳歌消磨意志，实乃国人之不幸、朝廷之不幸。慈禧骂完后还不解气，又借此事将珍妃降为贵人，以示惩戒。在慈禧的威严下生活了二十余年的光绪帝非常清楚慈禧表面温和，实则手段强硬，心狠手辣。所以，即使心疼爱妃受罚，他也不敢袒护。在治理朝政上，内外交困又处处受限的窘境使光绪帝难以施展才华，再加上朝臣大都是尸位素餐之辈，如果他不另辟蹊径，终将难有作为，于是他开始寻求为自己和清王朝脱困的出路。那段时间，慈禧多数时候都待在颐和园享乐，把“烂摊子”留给光绪帝去收拾。表面上，她不再过问朝中的很多事情，日子过得怡然自
１６６／紫禁城的落日：慈禧传得、安逸舒适，似乎已经忘了刚结束的战争以及战争带来的灾难，日日有荣禄的妻子和固伦荣寿公主相伴。据称，慈禧经常在昆明湖边散步野餐，或欣赏戏剧，或到四周山上的寺庙膜拜，或吟诗作画，过得逍遥自在。不过，她也要求军机大臣刚毅、礼亲王世铎及时将紫禁城里的一切事务向她汇报。由此看出，慈禧表面上将朝政交还光绪帝处理，但实际上丝毫不放权。光绪帝每周准时到颐和园向太后请安，以此表示对老佛爷的恭敬。他们的母子关系表面上十分和睦，风平浪静，但事实并非如此。军机处和六部全都是慈禧的支持者，每次光绪帝颁发重要圣谕，他们必定要到颐和园征询慈禧的意见。自从珍妃遭贬后，光绪帝的性情发生了变化，他觉得自己实在太窝囊了，家事、国事全都做不了主，他决心改变现状。初夏的一天，他把老师翁同龢请到御书房，请教如何让大清不再受外辱。他说：“我朝学习西夷已三十有年，结果还是被东瀛所败，到底还有没有法子让我大清重振国威，不受辱于他国？”翁同龢直言答道：“这么多年办洋务，我等得到的仍只是皮毛，未见其骨肉。愚臣认为，自强首先要自我革新，有新意识才可能找到新路子。革新不是花大笔钱买外人的东西装点门面，而是要连骨带肉一起移植过来。愚臣老迈无能，除此之外，恐难想出良策。”光绪帝听老师说到“新”，顿时来了兴趣，又问：“哪些是新意识？我朝当下该做何种革新？”这个问题难住了翁同龢，他还没有深入思考过这类问题，只得借用别人的观点：“李中堂曾上奏陛下，说我朝正面临‘千年未有之变局’，愚臣想这变局大概是可能面临的变革，而维新是将办洋务贯彻始终，由器至道，由军事至政治文教，全盘西化，推行下去。虽然朝野开始对办洋务发难，但错不在洋务，而在办洋务的人。”很显然，翁同龢的这席话矛头直指他的政治对手李鸿章。此时的李鸿章因为签订了《马关条约》，正处在民众口诛笔伐的舆论旋涡中，现在再谈李鸿章的观点似乎不合时宜。光绪帝又问：“老师
第十章百日维新／１６７有没有这方面的新人向朕推举一二？”翁同龢想了想，回禀道：“愚臣那年做会试总裁之时，在许多举子中选擢出一个才具极优的士子，后来他高中进士第七名，现任工部主事。因他职分甚小，不能上达天听，所呈的几份条陈都被大臣扣留压下了。此人姓康，名有为，因是广东南海县人氏，故人称康南海。他还有一个弟子，叫梁启超，学问也极广博，能深析世界大势。陛下如欲整顿朝政、一意革新，非用此二人不可。”光绪帝听罢，非常兴奋，说道：“老师既有这等能人，何不早说？若真是这样的奇才，朕早该擢升重用他。”翁同龢慨然说道：“陛下如一意革新，事还不迟，慢慢入手做起来就是；切不可锋芒太露，使太后生疑，那就是累赘了。”光绪帝听了，暗自点头。实际上，光绪帝心里早已打定主意，这次要“单干”。万一慈禧过问，那就投其所好，把她喜欢的、赞同的告知于她。光绪帝认为事不宜迟，那天和翁同龢议定后，便准备在便殿召见康有为，咨询变革维新之事。在考中进士被授工部主事之前，康有为在士子们中间已经是一位很有影响力的人物。早在光绪十四年（１８８８），他有感于时局艰危，百姓生活苦不堪言，初作《大同书》表现出拯救国家、干一番大事业的抱负，但那时他只是一个寂寂无闻、科考落榜的学子，光绪帝没有看到他写的奏疏。过了三年，他写完《新学伪经考》，并在学生陈千秋、梁启超的协助下写成《孔子改制考》。这两本书把孔子塑造成一个具有平等、博爱等资产阶级思想的圣人，是一本以孔子之名宣传改革科考制度、革新政治体制等资产阶级思想的书。光绪帝通过老师的介绍粗略了解了维新派的主张，与历来国家制度不同，康有为等人宣传的改良思想为光绪皇帝治国理政提供了一条新思路，他想借维新派之手重振帝业。为了重用康有为，他首先想到为他升官，但又有违祖制，只得去请示慈禧。颐和园有座专供慈禧看戏的戏台，叫德和园大戏楼。楼宽十七米，高二十一米，共有三层，分别代表福、禄、寿。最上层的匾额题字“庆
１６８／紫禁城的落日：慈禧传演昌辰”，中层匾额题字“承平豫泰”，下层匾额题字“欢胪荣曝”。平日里慈禧就在这里听戏。楼对面有两间休息室，放置长炕一具，慈禧每逢听戏，或坐或卧，非常舒适。这天，所有京津地区的著名伶人，如谭鑫培、汪桂芬等都被请来表演。光绪帝不能亲自宣布驾临，必须跪在内门，等候大太监进去通禀后才能觐见。大太监李莲英熟知老佛爷与光绪帝的关系，因此很多时候为讨好慈禧，他总是拖拉很长时间后才去禀报皇帝驾临。因而，每次觐见慈禧，光绪帝也不得不谨小慎微，买通慈禧身边的侍奉太监才可以入觐。实际上，这些奴才是受了主子的指使才敢如此放肆。慈禧对光绪帝在紫禁城中所做的一切了如指掌，她想看看皇帝想干什么、能干成什么，只要不触碰她的利益，只管旁观由他折腾去，但她决不会接受维新派提出的拒和、迁都、练兵、变法等主张。光绪帝在戏楼外等候了近一个时辰也不见太后传话入见，心里已明白了七八分。他起身正要离开，李莲英才出来表示“歉意”，连说慈禧老佛爷今日约了名角唱他们最拿手的唱段，不便谈论政事，请万岁爷改日再来。光绪帝很愤怒，特派人告知康有为封官恐怕一时难成。康有为听了既生气又失望，一怒之下辞去工部主事的官职，专门宣传维新变法。直到这时，朝廷内外的有志之士才逐渐明白“由器至道”才是办洋务的“血肉”，思想革新是首要的，也是最重要的。光绪二十二年（１８９６）七月初一，《时务报》在上海创刊，由黄遵宪、汪康年、梁启超主持。《时务报》以变法图存为主旨，议论新颖，文字通俗，成为维新派宣传变法的舆论中心。光绪二十三年（１８９７）十月初一，严复①在天津主编《国闻报》，成为与《时务报》齐名的在北方宣传维新变法的重要阵地。光绪二十四年（１８９８）二月初一，谭①严复（１８５４—１９２１）：字又陵，福建侯官县人，曾在福州船政学堂学习轮船驾驶，后赴英国留学，深受西方先进思想影响，他是中国近代极具影响力的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著名翻译家、教育家，他的著名译作有《天演论》《原富》《法意》等。
第十章百日维新／１６９嗣同、唐才常①等人在湖南成立了南学会，创办了《湘报》。在康、梁等维新志士的宣传下，全国议论时政的风气逐渐形成。在变法开始之前，各地建立了以变法自强为宗旨的学会三十三个、新式学堂十七所，出版报刊十九种。２帝后两党明争暗斗“公车上书”中的革新主张虽然没有被朝廷接受，但在之后的三年里，维新变法的新思想越来越深入人心。梁启超作为上海知名刊物《时务报》的主编和主笔，被认为是变法运动最重要的宣传者。在上海取得成功后，他于光绪二十三年（１８９７）离沪赴湘，成为当地维新运动的先锋人物。十月，德国强占山东胶州湾后，康有为重返北京，于十二月第五次给光绪帝上书。他慷慨激昂地陈述道：“自尔之后，赴机愈急，蓄势益紧，事变之来，日迫一日。教堂遍地，无刻不可启衅。矿产遍地，无处不可要求，骨肉有限，剥削无已，且铁路与人，南北之咽喉已绝，疆臣斥逐，用人之大权亦失……恐自尔之后，皇上与诸臣虽欲苟安旦夕，歌舞湖山而不得也。陛下欲求为长安布衣而不可得也。”在维新派人士看来，维新变法势在必行，刻不容缓。这份奏疏因言辞激烈，光绪帝没能马上御览。但康有为因多次上书，令光绪帝印象深刻，想亲自接见他。不料，朝中的顽固派从中作梗，以祖制劝说皇帝不能接见四品以下官员，光绪帝只好谕令军机处与总理衙门派大员代为接见。光绪二十四年（１８９８）正月初三，康有为被邀至总理衙门，与恭亲王奕、庆亲王奕劻以及翁同龢、李鸿章、荣禄、廖寿恒、张荫桓等人进行了一场有关变法的大辩论。廖寿恒开门见山地问如何变法，康有①唐才常（１８６７—１９００）：字伯平，湖南浏阳人，清末维新派领袖，与谭嗣同并称为长沙时务学堂教习中的“浏阳二杰”。戊戌政变后前往日本、南洋集资，回上海后创“自立会”，之后计划在汉口发动自立军起义，因事泄被捕就义。
１７０／紫禁城的落日：慈禧传为回答说：“宜变法律，官制为先。”已经垂垂老矣、在京城贤良寺闲居的李鸿章对于变法的前景将信将疑，问了一句：“然六部尽撤乎？”康有为的回答非常干脆：“诚宜尽撤。”这位维新派领袖和盘托出的变法主张，几乎是以日本明治维新为蓝本。他甚至建议光绪帝效仿明治天皇誓众变法，由此“举国便可风从”。康有为在他的《日本明治变政考》中，描绘出一幅完全可以一蹴而就的变法蓝图：“欧美三百年造成治体，日本以三十年而摹成。以中国之广土众民，三年可宏规成，五年而条理备，十年而霸图定！”光绪帝没有亲耳听到这些变法主张，但他读到了康有为的奏书，任命他为翰林院侍讲、总理衙门上行走（正六品），并且严令如有折上奏，任何人不得阻拦耽搁。康有为终于迎来他人生中最春风得意的日子，一雪十年前在京师拜谒显宦备受冷落之耻。正月初八，康有为再上《应诏统筹全局折》，他把自己所著的《日本明治变政考》《俄彼得变政记》呈送给光绪帝，寄望于皇帝能以此二国为榜样，变法维新，富国强兵，救亡图存。四月十三日，杨深秀上《请定国是明赏罚以正趋向而振国祚折》，陈述“台湾既割，胶变旋生”的危急形势，要求光绪皇帝“明降谕旨，着定国是，宣布维新之意，痛斥守旧之弊”。二十一日，徐致靖上《请明定国是折》，要求光绪皇帝立即施行新政，“求可求成，风行雷动，其有旧习仍沿，阻挠观望者，亦罪无赦”。在维新人士和帝党官员的积极推动下，在民众的强烈呼吁下，慈禧勉强同意颁诏试行新法。四月廿三日，朝廷颁布《定国是诏》，宣布革新变法，新政由此开始。诏曰：数年以来，中外臣工讲求时务，多主变法自强。迩者诏书数下，如开特科、裁冗兵、改武科制度、立大小学堂，皆经再三审定，筹之至熟，甫议施行。惟是风气尚未大开，论说莫衷一是，或托于老成忧国，以为旧章必应墨守，新法必当摈除，众喙哓哓，空言无补。试问今日时
第十章百日维新／１７１局如此，国势如此，若仍以不练之兵、有限之饷、士无实学、工无良师、强弱相形、贫富悬绝，岂真能制梃以挞坚甲利兵乎？朕惟国是不定，则号令不行，极其流弊，必至门户纷争，互相水火，徒蹈宋明积习，于时政毫无裨益。即以中国大经大法而论，五帝三王不相沿袭，譬之冬裘夏葛，势不两存。特明白宣示：嗣后中外大小诸臣，自王公以及士庶，各宜努力向上，发愤为雄，以圣贤义理之学植其根本，又须博采西学之切于时务者，实力讲求，以救空疏迂谬之弊。专心致志，精益求精，毋徒袭其皮毛，毋竞腾其口说，总期化无用为有用，以成通经济变之才。京师大学堂为各行省之倡，尤应首先举办，着军机大臣、总理各国事务王大臣会同妥速议奏。所有翰林院编检、各部院司员、大门侍卫、候补候选道府州县以下官、大员子弟、八旗世职、各省武职后裔，其愿入学堂者，均准入学肄业，以期人才辈出，共济时艰，不得敷衍因循，徇私援引，致负朝廷谆谆告诫之至意。将此通谕知之。钦此。在《定国是诏》下达两天后，翰林院侍读学士徐致靖上奏密保人才的奏折，保举康有为、黄遵宪、谭嗣同、张元济①、梁启超五人。奏折提及张元济时言称：“刑部主事张元济，现充总理衙门章京，熟于治法，留心学校，办事切实，劳苦不辞。在京师创设通艺学堂，集京官大员子弟讲求实学，日见精详。若使之肩任艰大，筹划新政，必能胜任愉快，有所裨益。”这份奏折惹来了不小的风波，因为按照康有为的政治策略，“肩任艰大，筹划新政”就要进入政治核心决策机构，而对慈禧来说，这是禁地。奏折中还说，在变法时期须破格用人，“盖行非常之政，必待非常之才”，又称“查康有为、张元济现供职京曹，梁启超会①张元济（１８６７—１９５９）：字菊生，浙江海盐人，中国近代杰出的出版家、教育家、爱国实业家，曾任清代翰林院庶吉士、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章京。１９０２年进入商务印书馆，历任编译所所长、经理、监理、董事长等职。新中国成立后担任上海文史馆馆长，继任商务印书馆董事长。
１７２／紫禁城的落日：慈禧传试留京，可否特旨宣召奏对，若能称旨，然后不次擢用。”慈禧原以为光绪帝闹不出什么名堂，但从她的心腹提供的情报来看，光绪帝正在物色人才，准备取代她的心腹在朝中的职位。这个夏季，光绪帝表现出来的决心、采取的坚决行动，让朝臣大吃一惊。慈禧这才意识到，光绪帝只要得到机会，一样能够办大事。因此，她不能不加以重视，双方开始出招拆招，朝中暗流涌动，矛盾呼之欲出。当初，翁同龢把康有为介绍给光绪帝是出于部分私心，并非完全是为了维新变法。这涉及朝中很微妙的派系斗争，主要是翁同龢、李鸿藻与徐桐①、刚毅之间的矛盾纠葛。翁同龢、李鸿藻在恭亲王奕主政军机处时就是军机大臣，“甲申易枢”时被慈禧贬黜。朝中有几位重臣幸灾乐祸，其中包括与翁同龢有矛盾的徐桐、刚毅，这两人并不被光绪帝看重。当初有人推荐徐桐进军机处，光绪帝断然否决，这让徐桐对光绪帝心生不满。同样，刚毅在光绪十三年（１８８７）任江苏巡抚时，曾敦促皇帝下令，更加有效率地训练满族军队，为他们配备更好的装备。光绪帝回复：“你似乎坚持认为满族士兵英勇善战，我告诉你吧，他们在战场上不堪一击。”这番话激怒了刚毅，他将此事告知慈禧，称皇帝视满人为敌，密谋将所有军队里的高级职务都给汉人。而徐桐与刚毅是关系甚好的同盟，两人时常合伙在慈禧与光绪帝之间制造不和，翁同龢作为帝师自然也受到牵连。甲午战争后，荣禄得以复出，翁同龢、李鸿藻再次进枢，这时刚毅也以礼部侍郎身份进入军机处，并拉拢荣禄，极力排挤李鸿藻和翁同龢两位汉臣。甲午之战以来，朝局发生重大改变，汉臣内部发生严重分①徐桐（１８２０—１９００）：字豫如，汉军正蓝旗人，晚清理学家，保守派代表人物之一，顽固守旧，嫉恶西学。曾任太常寺卿、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内阁学士、礼部右侍郎、礼部尚书、吏部尚书、协办大学士、体仁阁大学士等职。
第十章百日维新／１７３歧，李鸿章、孙毓汶、徐用仪、翁同龢、汪鸣銮①、吴大澂、文廷式②等官员，或开缺，或投闲，或遭到慈禧猜忌，汉人势力受到严重削弱；而荣禄、刚毅、徐桐、崇礼等满洲权贵的势力乘机得以增强。为了应对危局，荣禄再任步军统领，特别是奉旨充任督办军务大臣，介入练兵、修建铁路、对外交涉等重要事务，获得了几乎与军机大臣同等的权力。与之相反，光绪二十一年（１８９５），朝廷下诏不准翁同龢继续在毓庆宫教授皇帝功课。此后，他便无法像之前那样随时影响光绪帝，而他的政敌却能够在光绪帝和太后面前恶意中伤他。翁同龢当时最想得到的一个差事就是担任特使前往俄国参加沙皇的加冕仪式。因为他已经意识到，慈禧对他的敌意与日俱增，他想赶在危机来临前脱身，免受其害。结果，洋人瞧不上他，慈禧又把这个差事给了李鸿章。李鸿章在出使回国后又闲居了一段时间，经多次请求慈禧诉求才被任命为两广总督，与先前的直隶总督相比，显然有贬谪之意。朝中满族权贵排挤汉臣的现象越来越严重，加上李鸿藻不久去世，徐桐加紧“窝里斗”，翁同龢有一种朝不保夕的紧迫感，并有了隐退的打算。恰逢光绪帝求才变法，他想借助皇帝变法巩固自身地位和党派势力，于是向光绪帝引荐康有为等人，以求一举两得。他对朋友兼同僚廖寿恒说，等觐见结果出来后再作定夺。如果康有为给皇帝留下了好印象，他就继续留任，否则他就请辞。他又说，如果端午节皇帝按往年惯例派人给自己送来赏赐，那就意味着自己暂时安全。他希望能够借机躲避慈禧的惩处。光绪二十四年（１８９８）四月二十日，翁同龢请了一周病假，想避避风头，也有人认为是光绪帝有意保全他，让他提前规避风险。他深知数日之内朝廷将发生巨大变故。在此期间，光绪帝将杨深秀、徐致靖的奏折送到颐和园征求慈禧的①②汪鸣銮（１８３９—１９０７）：字柳门，钱塘（今杭州）人，晚清大臣、藏书家，历任吏部侍郎、五城团防大臣、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光禄大夫等职。文廷式（１８５６—１９０４）：字道希、芸阁，江西萍乡城花庙前（今属安源区八一街）人。中国近代著名爱国诗人、词家、学者，甲午战争时主战反和，并积极致力于变法维新运动，是晚清政治斗争中的关键人物之一。“戊戌政变”后出走日本。
１７４／紫禁城的落日：慈禧传意见，当时慈禧给出积极评价“良是”，并指示“今宜专讲西学”。她还特地召见了荣禄，同时提醒光绪帝，翁师有鼓动汉人造反的言行，切不可大意。荣禄则极力向光绪帝推荐有名的进步人士———湖南巡抚陈宝箴的儿子陈三立。自古以来，改革都无可避免地要抑制既得利益者，即权贵集团，并裁汰无能之辈。而慈禧等满族权贵认定的改革出发点则是为了维护其统治集团的利益和权力，显然，二者的初衷完全相反。为了使改革顺利进行，光绪帝做了巨大的努力，他希望从思想上促使权贵集团接受改革。四月二十三日，光绪帝以皇帝的名义颁发了一道变法圣旨：着派遣皇族成员到欧洲留学，皇族亲王也被鼓励出国，考察国外的政治状况；裁减冗官及闲散衙门。这一道圣旨在满族官员中引起了轩然大波，顽固派第一次感觉清朝的统治受到了威胁。毫无疑问，光绪帝的良苦用心遭到慈禧及权贵集团的强烈反对，慈禧将责任全推到帝师翁同龢的身上，这一举措不仅是对光绪帝的有力警告，也削弱了帝党实力。四月二十七日，翁同龢休假一周后回朝，天未亮就前往颐和园参加军机大臣朝会。他刚走进仁寿门，就从御前大臣手里接到一份罢免他所有官职的上谕。圣谕曰：“协办大学士、户部尚书翁同龢，近来办事多未允协，以致众论不服，屡经有人参奏。且每于召见时，咨询事件，任意可否，喜怒见于词色，渐露揽权狂悖情状，断难胜枢机之任。本应查明究办，予以重惩，姑念其在毓庆宫行走有年，不忍遽加严谴。翁同龢着即开缺回籍，以示保全。”慈禧罗列的翁同龢罪责有两个：其一，翁同龢近来在朝中行事张狂，导致“众论不服，屡经有人参奏”，意思是朝中官员们指责翁同龢做事难服众人，同僚中已经有人多次弹劾他。其二，在召对时“喜怒见于词色”，态度不够恭谨，因个人情绪影响了皇帝对正误的判断。据说，“此旨系刚毅、西太后亲自手拟”。光绪帝得知慈禧要颁下如此诏书，惊得瞠目结舌。堂上宣诏时，他更是“战栗变色”，“惊魂
第十章百日维新／１７５未定，涕泪千行”。就在这次朝会上，慈禧还发布了一道谕旨，将内务府大臣、军机大臣、京师步兵统领荣禄晋升为大学士，调往天津，担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同时谕令：二品以上大臣谢恩陛见并诣太后前谢恩，外官一体奏谢。这就意味着慈禧牢牢地控制了朝廷高级官员以及地方封疆大吏的任免权，光绪帝在变法中对任何高级官员的任命和罢免都必须经过慈禧允肯。荣禄晋升为从一品，在离京前答谢皇太后、皇上时，光绪帝特意叮嘱他，除了在天津办差外，还要全力支持维新变法，竭诚听令。荣禄承诺誓死效忠皇太后、皇帝，效忠朝廷。在变法的关键时刻，荣禄再一次被慈禧倚重。光绪帝虽然感到大事不妙，但他并不准备退缩，四月二十八日，光绪帝在南海勤政殿召见了康有为等人。康有为初入朝房，就遭到荣禄的轻视鄙薄，康有为随即还之以“礼”，直言变法，言之凿凿，态度坚决。他说：“泰西讲求三百年而治，日本施行三十年而强，吾中国国土之大，人民之众，变法三年，可以自立，此后则蒸蒸日上，富强可驾万国。”并具体陈述了三大策：一是大聚群才，以谋变政；二是采取西法，以定国是；三是听凭疆吏各自变法，改良政治。五月五日，康有为奉明旨废八股。此消息一经传出，“京师哗然，传废八股，喜色动人，连数日寂然”。此时，顽固派刚毅跳出，对废科举大加挞伐。但康有为此时仍对光绪帝的改革决心深信不疑，鼓吹变法的言辞更加激烈，维新派人士没有丝毫妥协、退缩之意。此时身在颐和园的慈禧以及后党势力更迫切地要维护封建皇权及统治，京城里风云诡谲，暗流涌动。３“六君子”遇害在推行变法期间，光绪帝根据康有为、黄遵宪、谭嗣同等人的建
１７６／紫禁城的落日：慈禧传议，颁布了一系列变法诏书和谕令。主要内容包括：经济上，设立农工商局、路矿总局，提倡开办实业；发行纸币，设立银行，促进经济流通；修筑铁路，开采矿藏；组织商会；改革财政。政治上，广开言路，允许士民上书言事；裁汰绿营，编练新军。文化上，命亲王游历各国以考察西国之良政，译西书以灌输知识，废八股，兴西学；创办京师大学堂；设译书局，派留学生；奖励科学著作和发明。这一系列革新政令，目的在于学习西方文化、科学技术和经营管理制度，发展资本主义，改革政治体制，建立君主立宪制，使国家富强。让光绪帝为难的是，朝中的顽固势力太强大，而他起用的新人都位卑言轻，没有根基，孤立无援，难以成事。恭亲王奕居军机大臣之首，虽赞成变法，但他患上了无法治愈的心肺疾病，自三月初就在家休病假。光绪帝先后三次陪同慈禧前往他的住处看望，还命御医用最好的药为他治病，但仍未留住恭亲王的生命。四月初十，奕去世。慈禧随即通过光绪帝向内阁颁发慈谕：恭亲王奕，谊笃亲贤，久襄密勿。溯当同治初元，予与孝贞显皇后垂帘听政，其时东南未靖，国事多艰，恭亲王翊赞谟猷，削平大难，论功行赏，特命以亲王世袭罔替。三十余年，恪恭奉职，殚竭忠忱，其间养疾家居，旋复起膺机要，朝夕从事，力任其难。二月之杪，旧疾举发，予率皇帝节次亲临看视，方冀安心调理，可即就痊。不意本月初十日，遽尔长逝。时事方殷，失此良弼，予怀震悼，曷可胜言？本日临邸奠醊，追维畴昔，眷念成劳。恭亲王着赐谥曰忠，入祀贤良祠。守卫园寝，添设丁户，四时祭祀，官为经理，伊孙溥伟着即日承袭亲王，用示笃念宗亲，怆怀贤辅至意。过了几天，慈禧又下一诏，盛赞恭亲王“王之功绩，薄海咸知；王之悃诚，祖宗昭鉴”，光绪帝呼吁朝中大臣要像恭亲王一样恪职尽守，“共济时艰，以竟贤王励相国家之志”。
第十章百日维新／１７７在朝廷要员中，礼亲王世铎虽主掌军机处，但他是个“和事佬”，又对慈禧言听计从，显然光绪帝无法倚仗他。李鸿章虽有心支持变法，但他已被边缘化，且慈禧未让他官复原职，眼下正闲居在京，也说不上话。军机大臣李鸿藻已离世，廖寿恒、张荫桓虽然职位较高，可以信任，但都是老臣，不完全支持维新思想。帝师翁同龢又被免职还乡。除这些人之外，朝廷中其他人基本上都属于后党。光绪帝没有重臣可用，只得暂用新人。他赏梁启超六品衔，在译书局里处理译书事务。湖南巡抚陈宝箴保荐了刘光第①、杨锐②，侍郎徐致靖保荐了谭嗣同、林旭③，户部左侍郎张荫桓保荐了王锡蕃，御史杨深秀保荐了丁维鲁。这几个被保荐的新人都是饱学之士，但官衔都在四品以下。新政措施中真正的新举措并不多，也未触及封建统治的根基，但是这些措施代表了新兴资产阶级的利益，为后党顽固派势力所不容。朝中的一些权贵显宦、守旧官僚对新政措施阳奉阴违，托词抗命。而慈禧老谋深算，在光绪帝宣布变法的第五天，就迫使光绪连下三谕，彻底控制了人事任免和京津地区的军政大权。但是，光绪帝并不妥协，他广开言路，不论官民皆可畅言变法维新，一举打破了四品以上官员才有权上折子的旧例。两江总督张之洞不仅支助维新派办强学会，还推举一些人协助出台改科举的章程；御史宋伯鲁上书请废八股，建议将经济岁举与正科合并；王凤文奏请设立赈施，萧文吉奏请整顿丝茶，以兴实业；御史曾宗彦奏请开办农务，王锡蕃奏请办商业；李端棻④奏请整饬则例，袁永昶奏请筹办八旗生计，御①②③④刘光第（１８５９—１８９８）：字裴邨，四川自贡市富顺县赵化镇人，晚清维新派骨干，“戊戌六君子”之一，著名爱国诗人。杨锐（１８５７—１８９８）：字叔峤，四川绵竹人，晚清维新派骨干，“戊戌六君子”之一，曾参与发起强学会、蜀学会。林旭（１８７５—１８９８）：字暾谷，福建侯官人，晚清维新派骨干，“戊戌六君子”之一。李端棻（１８３３—１９０７）：字苾园，衡永郴桂道衡州府清泉县（今湖南衡阳市衡南县）人，晚清大臣，戊戌变法领袖，京师大学堂首倡者，中国近代教育之父。
１７８／紫禁城的落日：慈禧传史瑞洵也上章请办报馆……这些推举人的品级有高有低，但经办具体事务的人在职务上整体偏低，这给变法造成了不小的障碍。朝野上下都知道，虽然光绪帝名义上已经亲政，但慈禧仍紧紧把持朝政，光绪帝并没有掌握真正意义上的皇权，他要大刀阔斧地改革，势必处处受制，寸步难行。结果证明，一人对抗整个利益集团，纵使是九五之尊也难逃失败的厄运。朝中掌实权的主要有军机处世铎、荣禄、王文韶、刚毅、钱应溥、廖寿恒等要员，多属后党。其中一位大臣曾教训康有为：“你一个小小六品侍讲，满口变法呀变法，可你知道不知道，祖宗之法是不能变的，变则招灾！”吏部尚书徐桐更声称“宁可国亡，不可变法”。而在帝党中，除了翁同龢、廖寿恒之外，其他人也都认为与这些“小人物”商议国事不仅滑稽可笑，还有失身份。礼部有一位主事名叫王照①，他上书建议皇帝与太后到外国考察，一则显示帝后团结，二则开阔眼界。礼部尚书许应骙及侍郎等都不同意向上转呈，并说王照心怀叵测。光绪帝知道后，认为礼部六堂官阻挠新政，为了“立威”，他决定将这六名堂官全部罢免。其中有一个名叫怀塔布的堂官，他的夫人借各层关系把此事上告了慈禧。慈禧恼羞成怒，召来光绪帝当面责备，并希望他把康有为等人免职羁押。光绪帝一边应付老佛爷，一边设法告知康有为。他在颐和园亲手拟密旨，派人送往紫禁城。旨意写道：“谕内阁，工部主事康有为，前命其督办官报局，此时闻尚未出京，实堪诧异。朕深念时艰，思得通达时务之人，与商治法。闻康有为素日讲求，是以召见一次，令其督办官报，诚以报馆为开民智之本，职任不为不重。现筹有的款，着康有为迅速前往上海，毋得迁延观望。”康有为见到圣旨后，意识到事态严重，便于次日一早赶乘首班火车①王照（１８５９—１９３３）：字小航，直隶宁河县（今属天津市）人，近代拼音文字提倡者，“官话字母”方案的制定人。曾参与“百日维新”，劝康有为循序渐进，但被康有为拒绝。
第十章百日维新／１７９逃出京师。得知这一消息后，慈禧大为恼火，但她还是按兵不动，而朝中的后党顽固派已无法容忍维新运动的发展。有人上书慈禧，要求将康有为、梁启超斩首以谢天下；庆亲王奕劻、内监总管李莲英跪请太后重新垂帘听政；御史杨崇伊多次到天津与荣禄密谋；宫廷内外甚至传言慈禧将废除光绪帝，另立皇帝。八月中旬，光绪帝几次密诏维新派商议对策，维新派人士担心荣禄先动手，再次谋划武力夺权。但维新派手中没有实权，既没有兵，也没有钱，更没有权，只得向光绪帝建议重用在天津小站训练新军的袁世凯，以对付掌握京师兵权的步兵统领、直隶总督荣禄。他们请光绪帝下令让袁世凯发兵夺取荣禄的兵权，然后带领军队进京，包围颐和园；再派湖南籍好汉毕永年领一百名敢死队员，冲进园中将慈禧捕杀，同时派兵前往保守派官员如刚毅、怀塔布、许应骙等人的府宅，将他们逮捕。这就是康有为的“围园杀后”之计。维新派的一系列举动都被报告给慈禧太后，慈禧闻报火冒三丈，她派怀塔布到天津去找荣禄密谋，共同阻止变法，并在京畿做好军事准备，以防突发事件发生。帝党维新派与后党顽固派的斗争已到白热化程度。八月初一、初二两天，光绪帝两次召见袁世凯，问他：“如果授予你统领军队之重任，能否矢志效忠于朕？”袁世凯敏锐地觉察到自己被卷进了政治旋涡中，在帝、后之间摇摆不定。他向光绪帝表决心：“臣当竭力以答皇上之恩，一息尚存，必思效忱。”光绪帝听了非常高兴，当即颁旨，大意是：现在练兵紧要，直隶按察使袁世凯办事勤奋，校练认真，着开缺以侍郎候补，责成专办练兵事务。所有应办事宜，着随时具奏。当此时局艰难，修明武备，实为第一要务。袁世凯唯当勤勉，切实讲求训练，俾成劲旅，不负朝廷整饬戎行之至意。八月初三夜，谭嗣同密访袁世凯，劝他杀荣禄，举兵勤王。袁世凯加入了强学会，与康、梁等维新派交往密切，在这紧要关头，他有些举棋不定。这时，有一个人对袁世凯的抉择产生了极大影响，他就是袁世
１８０／紫禁城的落日：慈禧传凯的谋士徐世昌①。变法期间，徐世昌对袁世凯及北洋军的发展功不可没。袁世凯在京师之所以能左右逢源，离不开徐世昌为其四处打点，所以当光绪帝的密诏送抵袁营时，犹豫不决的袁世凯再次询问徐世昌。一直以老成持重著称、在翰林院坐了九年“冷板凳”的徐世昌此时也陷入沉思，最后他做出一个动作———将密诏覆于案上，背面朝天，没有任何言语，随即转身离去。徐世昌意在劝袁世凯投靠慈禧，此举既“拯救”了袁世凯，又保全了北洋新军。其实，慈禧早就对袁世凯心存戒备。在康有为等人策划对慈禧进行“围园”行动之前，京城已经风声鹤唳。军机大臣、直隶总督荣禄作为袁世凯发迹的恩公之一，领慈禧之命，调聂士成麾下武毅军以及董福祥②麾下甘军两支劲旅拱卫京畿，主要的布防方向就是北洋新军的小站。袁世凯思忖：自己率军入京，胜负难料，皇帝并无实权，许诺未必兑现，一旦失败，必会招来灭族之罪。为了保住自己的身家性命，袁世凯经过一番斟酌后决定向荣禄告密。他回天津一见到荣禄，立马跪下请罪：“今日奉命前来，有一事万不敢办，唯有自请死。”说着掏出光绪帝的密诏，双手奉上。荣禄看后厉声说：“大臣事君，雨露雷霆，无非恩泽，但承旨责在枢臣，行刑亦有菜市。我若有罪，甚愿自首入京，束身司败，岂能凭一纸密书片言而定？”袁世凯就此背弃了维新派，而站到了慈禧一边。后来光绪帝被软禁后经常做的一件事就是画一个大乌龟作为箭靶，上面写着“袁世凯”的大名，执弓箭射之。光绪二十四年（１８９８）八月初六凌晨，慈禧突然从颐和园赶回紫禁城，带着庆亲王奕劻、荣禄等人直接闯入光绪帝寝宫，但光绪帝当夜没有住紫禁城而是留宿南海。于是，慈禧命荣禄派内务府侍卫赶到南海，将光绪帝软禁在瀛台岛上，随后她发布“训政诏书”，宣布第三次①②徐世昌（１８５５—１９３９）：字卜五，天津人，光绪晚期曾任军机大臣。袁世凯在小站练兵时，颇受袁世凯器重，到袁世凯称帝时与其分道扬镳。民国七年（１９１８）被选为民国大总统，后人称之为“文治总统”。董福祥（１８４０—１９０８）：字星五，甘肃环县（当时属宁夏固原）人，晚清著名将领，官至太子少保、甘肃提督、随扈大臣，赐号阿尔杭阿巴图鲁。
第十章百日维新／１８１临朝训政。与此同时，慈禧下令逮捕了谭嗣同、杨深秀、林旭、杨锐、刘光第、康广仁、徐致靖、张荫桓等人，并追捕在逃的康有为、梁启超。所有新政措施，除七月开办的京师大学堂得以保留外，其他全部被废止。至此，变法宣告失败，前后历时一百零三天，史称“百日维新”。八月十三日，在慈禧的授意下，朝廷颁布一道上谕，严惩“六君子”：“康广仁、杨深秀、杨锐、林旭、谭嗣同、刘光第等大逆不道，着即处斩，派刚毅监视，步军统领衙门派兵弹压。”“六君子”于当天全部被杀害。徐致靖经人说情，被判绞监候，张荫桓被判革职流放。一夜之间，北京城内阴云密布，戊戌变法最终在慈禧的手起刀落之后惨淡落幕，许多维新志士血洒街头。变法初期，慈禧也曾寄予希望，她对光绪帝说：“汝但留祖宗神主不烧，辫发不剪，我便不管。”骤得政治自由的光绪帝希望自己能像开朝诸帝那样励精图治，以经天纬地之才一雪鸦片战争以后的耻辱。他迫不及待地想推翻腐朽的统治集团，用新面孔替代他们，甚至不惜激进地冒一次险。而这次冒险彻底激怒了他的“亲爸爸”，以致慈禧不顾皇家母子的情分，将他软禁起来，重新将大权揽入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