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 废 帝 训 政
１废帝风波修建三海本是光绪帝和醇亲王为慈禧准备的五十岁寿礼，花费了巨额银两，慈禧却没有在三海中的任何一处住过，反倒南海瀛台最后成了光绪帝的“监狱”。瀛台四面环水，北面有一木桥与陆地相连，其中心建筑为涵元殿，虽比不上紫禁城，但也富丽堂皇，恢宏大气。光绪帝在戊戌政变那天恰好住在瀛台的涵元殿，被软禁后，光绪帝的活动仅限于该地，从此瀛台成为囚禁他的一座“水牢”，使他变成一个不戴枷锁的“囚徒”。皇帝突然被囚，慈禧总得给天下人一个交代。要杀要留，都得有充分的令人信服的理由。她找了很多证据，包括从光绪帝寝宫和养心殿搜查到的资料，她要让光绪帝心服口服。政变第二天，即光绪二十四年（１８９８）八月初七，慈禧赶至南海勤政殿召见光绪帝，对他进行突击审讯。这次审讯是逼迫光绪帝表态，承认康有为等人为乱臣贼子，并下旨捉拿。光绪帝心如刀绞，却又无可奈何。康有为、谭嗣同等人是他一手提拔起来的维新志士，此番要他论罪后再亲自下旨捉拿，他如何能做到！但是，面对咄咄逼人的慈禧太后以及强大的后党集团，他没有选择的余地。张荫桓口述而成的《驿舍探幽录》记载：“呈与皇上，皇上转呈太后阅毕，仍递交皇上。皇上持此旨目视军机诸臣子，踌躇久之，始发下。”慈禧将光绪帝囚禁起来后，要杀掉或废掉光绪帝可以说易如反掌，
第十一章废帝训政／１８３但她心存隐忧，不敢草率从事。政变后南方各省民众的情绪极不稳定，随时可能发起示威反抗活动甚至暴动；而且欧洲国家对光绪帝的改革持同情态度，列强很有可能以此为借口再派大兵压境。国内外的形势使慈禧意识到自己必须小心谨慎才不至于惹祸上身。八月初，整个京城流言四起，称光绪帝活不过这一年。对光绪帝是杀是留，慈禧纠结了很久。皇帝掌握天下人的生杀大权，而慈禧则掌握着皇帝的生杀大权。但无论是杀是留，慈禧都得先让光绪帝认罪，所以她多次组织大臣围攻和训斥光绪帝，罗织罪名，逼迫他认罪。晚清民国时人苏继祖在《清廷戊戌朝变记》中较详细地记载了政变第二天早晨光绪帝惨遭围攻和训斥的场面：这一天，慈禧把庆亲王奕劻等王大臣召集至勤政殿，令光绪帝跪于案旁，并置竹杖于座前，营造出威严的气氛。然后，慈禧对跪在面前的光绪帝厉声呵斥：“天下者，祖宗之天下也，你何敢任意妄为！诸臣者，皆我多年历选，留以辅任，你何敢任意不用！乃竟敢听信叛逆蛊惑，变乱典刑。何物康有为，能胜我选用之人？康有为之法，能胜祖宗所立之法？你何等昏聩，不肖乃尔！”慈禧在群臣面前，将“离经叛道”“变乱祖法”等罪责加在光绪帝头上，在慈禧的怒骂声中，光绪帝成了不折不扣的“败家祸国”之首！光绪帝伏地哭求太后宽恕自己的鲁莽之举，但并不认罪，慈禧很不满意。八月初八，她又将群臣召集至勤政殿，继续对光绪帝大加斥骂，并对从皇帝寝宫、书房和康有为住所中查抄的奏折文稿逐条讯问，逼迫光绪帝认罪。在慈禧的威势下，光绪帝不仅认了罪，还率领百官到勤政殿向太后行三跪九叩礼，恳请太后训政，慈禧见目的已经达到，便装模作样地答应了。恳请太后训政的诏书是在政变当天，由庆王、端王以光绪帝的名义发布的，大意是说，现在国事艰难，朕日理万机、公事繁忙，皇太后已经两度垂帘听政，办理朝政尽善尽美，为了国家大计，恳请太后重新训政。如果太后同意训政，将是天下臣民的福气。而光绪帝本人对这份诏书的内容一无所知。之所以举行这个仪式，只是为了表示太后训政是光
１８４／紫禁城的落日：慈禧传绪帝所请，合乎祖宗规矩。从此以后，光绪帝对任何政事都一言不发。这样宣布训政在程序上似乎没有什么问题，但稍一分析就会发现很大的漏洞。因为训政的基本前提是皇帝年幼，而此时光绪帝已经结婚且名义上亲政十余年，政治历练足够，思想也已成熟，根本不需要后宫参政。慈禧当然也想到了这一层，但一时之间到哪里去找一个符合要求的小皇帝呢？所以，作为缓兵之计，慈禧在八月初十又以光绪帝的名义颁布了一道寻医上谕：“朕躬自四月以来，屡有不适，调治日久，尚无大效。京外如有精通医理之人，即着内外臣工切实保荐候旨，其现在外省者，即日驰送来京，毋稍延缓。”慈禧通过这道谕旨意在向天下人昭示：皇帝生病已四月有余，太医久治无效。既然连太医都无计可施，一定是病得很重；遍召天下名医速来京城，“毋稍延缓”再次告知天下，皇帝病重矣。显而易见，慈禧“以帝疾作，宣示中外”，将一个本该是宫中的秘密公之于众，且令太医捏造脉案，故意制造出光绪帝大病且不能理政的紧张氛围，这样，太后第三次训政就有了正当的理由。缓兵之计给了慈禧足够的时间在朝廷中重新布局。不过，既然皇帝只是生了病，意味着太后训政是临时应急措施，迟早还须归政。人们眼下相信皇帝生了重病需要数月甚至半年以上的治疗，但慈禧的本意并不在此，她要废了光绪帝。在实施废掉光绪帝这一计划之前，慈禧进行了必要的试探。光绪二十五年（１８９９）冬，慈禧召集军机大臣、各部尚书、内务大臣及几大王公入见，商议废立之事。她试探道：“今之上立，国人颇有责言，谓不合于继嗣之正。况哀家立之为帝，自幼抚养，以至于今，不知感恩，反对哀家种种不孝，甚至与南方奸人同谋陷害哀家，故起意废之，选立新帝。”她表明废立的原因是光绪帝“不孝”，试图“陷害”她。军机大臣孙家鼐听了劝解道：“臣请太后勿行废立之事，如果执意废帝，恐怕激起南方变故。”慈禧闻言大为不满，愠色道：“这既是国事，也是我爱新觉罗氏一族的家事，兼召汉臣，不过是为了体面。”可见，在慈禧看来，大清的国事其实就是她自己的家事，家事与国事无异，皇帝的
第十一章废帝训政／１８５废立完全可由她自行定夺，与他人无关。随后，慈禧让荣禄代她征询朝廷中最有权威的两位汉族大臣———刘坤一和李鸿章的意见。李鸿章表示此举不妥，他说：“时局动荡，天下易主，太过危险，请太后三思后行。”至于“太过危险”的原因，他进一步解释道：“老臣以为此事断不可行。第一，贸然废帝必会招致列强的干预；第二，朝中王大臣多是爱新觉罗后裔，一旦太后登基，势必玉石俱焚；第三，光绪皇帝是国家的象征，在老百姓心目中颇有威望，如果强行废帝，势必引发全国各地的农民起义。”由此看来，直接废黜光绪帝很难实行，慈禧还须另想别的招数。对慈禧来说，皇位何时夺和怎样夺，全看自己安排，她所要费心的只是怎样使废帝计划变得理所当然、顺理成章。经过苦思冥想，慈禧终于想出一个“好办法”：光绪帝没有子嗣，如果在有爱新觉罗血统的孩子中，给“生病”的光绪帝找个继子，那么“废旧立新”有依据了。根据《崇陵传信录》中的记载，慈禧问荣禄此事如何，“荣曰：‘上春秋已盛，无皇子，不如择宗室近支子建为大阿哥，为上嗣，兼祧穆宗，育之宫中，徐承大统，则此举为有名矣。’太后沉吟久之曰：‘汝言是也。’”二人不谋而合。于是，为光绪帝物色继子，册立大阿哥就成为当务之急。册立大阿哥必须满足两个基本条件：首先，必须是近支宗室，且必须在“载”字辈之下的“溥”字辈中挑选；其次，皇嗣品质必须良正，是可造之才。然而，清王朝自雍正帝开始已不立太子，其因在于“康熙末年，诸皇子阴谋夺嫡，理密亲王①再立再废，诸子各树党羽，互相倾轧，圣祖因此忧愤而殂。泰陵②既已智数登大宝，有鉴于前，遂垂永不建储之谕，臣下有请者立斩”。但这条祖制对慈禧并没有足够的震慑力，特事特办，不正是革新吗？①②理密亲王（１６７４—１７２５），即爱新觉罗·胤礽，康熙帝第二子，雍正帝异母兄，清朝以及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位经过公开册立的皇太子。雍正即位后，被幽死于紫禁城咸安宫。泰陵：清世宗雍正帝及其皇后的合葬陵墓。此处代指雍正帝。
１８６／紫禁城的落日：慈禧传这是慈禧第三次物色皇帝，已经轻车熟路，可以随时给相关的王公大臣以暗示。王公大臣们环顾近支宗室子弟，找出几个有资格的人选，最终慈禧选中了端郡王载漪的次子溥儁。载漪是道光帝之孙、惇亲王奕讠宗之子，后来过继给瑞敏郡王奕志（嘉庆帝四子瑞亲王绵忻之子）为嗣，承袭郡王爵位。他自幼好武，曾统领过由八旗子弟组成的神机营。在宗室子弟纷纷钻营文职谋求发展的时候，载漪却热衷于战场拼杀，并在统军过程中显示了自己的才干。载漪本来没有什么权势，因慈禧后来疏远汉臣，信任懿亲，他才乘机幸进。在戊戌政变中，他坚决支持慈禧的行动，受到慈禧重用。载漪的福晋是慈禧之弟桂祥的三女叶赫那拉氏，所以溥儁既是慈禧婆家堂侄的儿子，又是慈禧娘家侄女的儿子，可以说是亲上加亲。此时溥儁已十四岁了，虽然性情暴躁，但也比较好控制。再说慈禧让他治理朝政显然还需要修炼、见习很长时间，留给慈禧训政的时间还是较充裕的。光绪二十五年（１８９９）十二月二十四日，慈禧召集王公大臣，颁谕宣布“立端郡王载漪之子溥儁为大阿哥”，预定于庚子年元旦光绪帝举行让位典礼，改元“保庆”。庆亲王奕劻念完上谕后，一旁默默不语的光绪帝马上摘下戴在头上的红绒结顶貂帽，亲手给溥儁戴上。溥儁向光绪帝叩了三个头谢恩，同时又转过身对慈禧行同样的大礼，一时间，大殿上全是恭贺老佛爷的声音。看着眼前的情景，慈禧满心欢喜———她又夺权成功了。七天后，慈禧派溥儁代光绪帝行礼，并将他接入宫中，暂居弘德殿。然而，慈禧的废帝之举很快遭到多方势力的强烈反对，很多人公开揭露慈禧立嗣废帝的阴谋和真实用心。保皇派的呼声一浪高过一浪，让慈禧难以招架。十二月二十六日，上海一家报纸将慈禧决定“立端王载漪之子溥儁为大阿哥”的谕旨公开发表。上海的电报总办经元善①联合上海维新人①经元善（１８４０—１９０３）：字莲山，浙江上虞五驿乡驿亭（今浙江绍兴市上虞区驿亭镇）人。曾涉足洋务企业，热心教育，创办经正女学，开中国女学先河，晚年参与改良维新活动。
第十一章废帝训政／１８７士和绅商一千二百余人，发出反对“己亥交储”通电，要求朝廷收回成命。此事公开后，全国各地纷纷响应，反对立储的通电、公告如雪片般飞向北京。慈禧起初并不在意，后来御史余诚格①的一纸参奏使她勃然大怒，她下令全国通缉经元善，查抄其家产。经元善被迫远走澳门。同时，在华列强反应强烈，纷纷提出抗议。外国公使皆不承认这位大阿哥，理由之一是他的父亲载漪是义和团领袖。更糟糕的是，载漪火上浇油，伪造了一份勒令老太后归政的所谓“洋人照会”，令慈禧暴跳如雷。未久，慈禧以“纵容义和团、获罪祖宗”之名废除溥儁大阿哥之位，让他仍然归宗于生父载漪。光绪二十八年（１９０２），朝廷下令将载漪父子流放新疆，载漪父子逃到蒙古。２义和团运动的滥觞慈禧刚开始第三次训政，大麻烦便接踵而至。当时，以救亡图存为宗旨的维新变法运动惨遭失败，中华民族的危机进一步加深。在帝国主义列强瓜分中国的狂潮面前，各地民众出于朴素的爱国情感，掀起一场又一场反帝风暴，其中规模最大、影响最深远的就是义和团运动。义和团源于长期流行在山东、直隶一带的民间秘密会社，原称“义和拳”，参与者被称为“拳民”，也被贬称为“拳匪”。事实上，义和团的门派和拳民构成很复杂，一般认为其中包括传播武术的民间团体，如义和拳、梅花拳、大刀会，也有许多白莲教教徒以及地方乡团组织。其发动者和参与者有土豪乡绅、普通农民、民团会党、城市贫民等，从而形成了一个庞杂的团体。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他们打着“反清复明”的大旗，反对清朝统治，遭到了清廷的无情镇压。①余诚格（１８５６—１９２６）：字寿平，安徽望江人，晚清大臣，戊戌政变时因是康有为登第时的主考官，一度遭贬。此后历任山东监察御史、广西按察使、湖北布政使、陕西巡抚、湖南巡抚。秉性刚直，在御史任内三月共上七十余道奏章，参劾时弊，一时名震京畿，有“余都老爷”之称。
１８８／紫禁城的落日：慈禧传在两次鸦片战争以后，西方势力不断侵入中国，洋人耀武扬威地出入于沿海各省的开放商埠，并通过武力入侵和不平等条约，迫使清廷同意解除教禁。获得传教权利的西方传教士四处活动，对中国社会产生了巨大影响。外国传教士出行传教或坐轿或坐车，有护兵马弁跟随，进村三声炮，很是威风。有些不法传教士仗着领事馆的庇护勾结恶霸地主、地痞流氓，霸占田产，敲诈勒索，行凶杀人，罪行累累。受到洋人欺压的老百姓的民族意识渐渐觉醒，将斗争对象由清廷改为洋人。为了树立拳民的信念和强化拳民反抗洋教的决心，义和团在发展过程中逐渐蒙上了浓厚的民间宗教色彩。他们通过设立神坛、画符请神等方法秘密聚众。他们相信鬼神附体，画符、吃符，符揣在兜肚里，掐指念咒，就可以“刀枪不入”。在众多团体组织中，有一支组织以妇女为主要成员，她们穿着红衣红裤，手里拿一盏红灯，四处游说，扬言洋人的枪炮虽厉害，只要经红灯一照，它们自会炸裂。在这一言论的催化下，“红灯照”传遍了山东。山东是义和团的主要发源地。光绪二十三年（１８９７），德国强占胶州湾，并强行把山东划为自己的势力范围。随后，外国传教士纷纷进入山东各地，修建大小教堂一千多个。许多地主豪绅倚仗教会的势力，大肆搜刮民财，激起民众的义愤。是年夏，山东冠县梨园屯的村民与教堂因土地纠纷发生冲突。威县梅花拳师赵三多应村民阎书勤等人邀请，前往援助。不久，赵三多将梅花拳改名为义和拳。光绪二十四年（１８９８）九月十二日，赵三多等人在冠县梨园屯蒋家庄马场竖起“扶清灭洋”的旗帜宣布“起义”，但因清军镇压而失败。光绪二十五年（１８９９）春，山东平原县城南杠子李庄的李长水、杨传文等人从高唐县华庄请来一个名叫华禄财的拳师，在李长水家中设拳场，练拳习武。杠子李庄的天主教徒李金榜则请来神甫宣传洋教，似乎有对垒的意味。拳民见李金榜等人信了洋教，顺从洋人，很不服气，又请义和拳首领朱红灯，以茌平县五里庄为中心，开展神拳练武活动，反对洋教。五月间，朱红灯、心诚和尚率领茌平、禹城、高唐、长清交
第十一章废帝训政／１８９界地区的拳师来到平原，先后在北堤、杠子李庄设拳场，表演拳术、刀枪，发动拳民与洋教斗争，同时利用发传帖的方式发动周边村庄的农民加入义和拳。于是，拳民聚众北堤，破坏小魏庄的两处教堂，杀了几个洋教士，并竖起“天下义和拳兴清灭洋”旗帜。洋人吃了义和拳的亏，便向督抚交涉，巡抚毓贤敷衍几句便应付过去了，但洋人不肯罢休，进一步向清廷施压，清廷只得命平原知县蒋楷率领勇役数十人前往镇压，但被义和团打败。这一事件后来被称为“平原起义”。山东巡抚毓贤之所以不认真对待传教士的诉求，并非出于胆小怕事，只是对教会和洋人比较反感。不久，清廷加派候补知府袁世敦等人前来镇压，击败义和拳。其后，清军游击将军马金叙活捉了义和拳首领朱红灯、心诚和尚等人，但毓贤仇视外国侵略者，对民众反洋教的斗争比较同情，认为“民可用，团应抚，匪必剿”，提出抚剿并重之策，还罢免了蒋楷、袁世敦等人的职务。他给朝廷上奏说，义和拳本属乡团，建议“改拳勇为民团”；并明确说义和拳就是“义和团”，首次提出了“义和团”的概念；建议朝廷采取剿抚兼施、以抚为主的策略。此外，他还向朝廷申诉，认为民教矛盾的责任在教会一方。就这样，有了地方巡抚的默许后，义和团的威势越来越大，洋人异常恐慌，常常一听“义和团”三字便吓得失魂落魄。是年冬，山东肥城发生英国圣公会传教士卜克斯被杀案件。在西方各国连续抗议后，毓贤被清廷先免职后改任山西巡抚。袁世凯接任山东巡抚，带领北洋新军在山东大力镇压义和团。袁世凯一到任，马上发布了《禁示义和拳匪告示》，称凡是练拳或赞成义和拳的，一律杀头。他首先对义和团大本营进行了一次突袭，把义和团打得“落花流水”，一部分首领死于乱军之中，另一部分则拼命杀出重围逃脱。接着，袁世凯又痛剿山东地区的义和团，消灭了十多个地方团体。然而，此时山东的义和团已成气候，骨干拳民超过七千人，参与者已达十万人以上。河北、天津、北京等地也出现了义和团，而且发展迅
１９０／紫禁城的落日：慈禧传猛。负有剿灭“拳匪”之责的直隶总督裕禄见义和团打着灭洋旗帜，同情他们，还请拳民首领到督署做客。权贵集团看到“民心可用”，不少人转而“同情”、利用义和团。慈禧见义和团声势浩大，难以剿灭，便也开始重点关注义和团。这个时候，毓贤、载漪等人上奏朝廷，倡言不能忽视民团的价值。慈禧看了毓贤的奏折后，特意召他入觐。毓贤早与端郡王载漪串通一气，称“东省拳民，技术高妙，不但刀兵可避，抑且枪炮不入”，这是皇天护佑大阿哥，特生此辈奇才，扶助真主。慈禧并不全信，又传载漪问话。载漪回禀道：“老佛爷明鉴，奴才们钦佩莫名！但据山东巡抚毓贤密报，此事的确是真。毓贤心性忠厚，尚不致有欺瞒谎报之事。奴才愚见，不如饬直隶总督裕禄召集拳民数十人，先行试验。果有异术，然后招募。”裕禄对义和团的信赖推崇与毓贤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慈禧左右盘算，觉得这是一股可以用来对付洋人的力量，更可能迫使洋人不再因废光绪帝而对朝廷横加指摘，便接受了毓贤的建议，下谕要各省办理保甲团练，实际上等于承认义和团为地方武装。各地贴出告示，将义和拳改称义和团。这样一来，义和团在北方地区迅速发展起来。他们打出“扶清灭洋”或“保清灭洋”的旗帜，口号虽不统一，但主要是接受清廷统辖，协助清廷与洋人对抗，并明确表示“一概鬼子全杀尽，大清一统庆升平”，爱国性与封建性混为一体，对一切与“洋”有关之人和物极端仇视。光绪二十六年（１９００）春，慈禧对十多个国家的抗议置之不理，发布维护义和团的诏令。直隶总督裕禄大喜过望，除了向数千拳民发放饷银外，他还邀请义和团的首领在天津数处开坛聚众。山东拳民大受鼓舞，纷纷涌入直隶。一时间，从天津至涿州、保定，都有拳民起坛请神、烧教堂、杀洋人，并到处毁坏铁路及电线杆等“洋物”。由于有了清廷的明确支持，义和团情绪高涨，迅速向更极端、更非理性的方向发展，对传教士和教民不分男女老幼，一律打杀。涿州知府衙门也被三万名拳民占领。
第十一章废帝训政／１９１慈禧派军机大臣、协办大学士刚毅及顺天府府尹赵舒翘①到涿州调查。刚毅、赵舒翘赶到涿州时，适逢地方官缉捕“拳匪”，已拿住数十人。刚毅立刻下令放人，赵舒翘随声附和。刚毅在涿州巡行了一圈，收获颇大。回京后，他向慈禧报告说“拳民忠贞，神术可用”。慈禧心想，既然诸臣都称赞义和团神勇，可以利用，何不借其手给外国人一点颜色瞧瞧呢？于是，清廷对义和团的政策由维护改为招抚。慈禧派庄亲王载勋、端郡王载漪、辅国公载澜去招抚义和团，想利用义和团来牵制洋人，义和团随后改名为“虎神营”。是年春夏之交，义和团拳民总数已有二十多万。他们涌入天津后，许多传教士、外国人、中国教民被杀，甚至“夙有不快者，即指为教民，全家皆尽，死者十数万人”。义和团的逻辑很简单，一切带“洋”字的东西，皆应被毁。铁路、电线、机器、轮船等都在捣毁之列，因为机器工艺为洋人“乖戾之天性所好”。而有用洋物者“必杀无赦，若纸烟，若小眼镜，甚至洋伞、洋袜，用者辄置极刑”。接着，义和团“乘胜”开进京城。伴随着义和团的香火缭绕，北京的天空布满阴霾。义和团进京后变本加厉，不仅攻击洋人、所有与洋人有关的人，还损毁所有带洋字的物品。在京城，曾有六位学士仓皇逃窜，只因随身带有铅笔一支、洋纸一张，途遇“团匪”搜出，乱刀并下，皆死于非命；甚至有“一家有一枚火柴，而八口同戮者”。对开明官绅、维新派人士，义和团更是明言打杀，他们扬言要“拆毁同文馆、大学堂，所有师徒，均不饶放”，明令“康有为回国治罪”。在一些顽固派的指使下，义和团宣称要杀“一龙二虎三百羊”，其中“一龙”指光绪帝，“二虎”指主持洋务的李鸿章、张荫桓，“三百羊”则指康有为、梁启超等主张向西方学习的洋务派三百人，他们还一度冲入宫中要捉拿光绪帝。董福祥受端郡王载漪暗中笼络，其武卫后军名义上是和义①赵舒翘（１８４７—１９０１）：字展如，陕西长安（今西安市）人，晚清大臣，历任提牢厅主事、直隶司主事、刑部尚书、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军机大臣、顺天府（今北京）府尹。为官刚直不阿，不畏权贵，多次平反冤案，“直声震天下”。
１９２／紫禁城的落日：慈禧传和团联手抵抗洋人，实际上却加入烧杀抢掠的行列，肆意奸杀妇女，掳掠洗劫商户平民，并将赃物公开拍卖。而载漪竟奏请朝廷降旨，嘉奖拳民和董福祥军。是年五月初一，英国全权公使窦纳乐有感使馆区危险，要求泊在大沽附近的十七艘外国战船增援。三百余名外国水手及陆战队员在五月初四登岸，乘火车于当晚抵京，防卫使馆区。另有近九十名德国及奥地利陆战队员在五月初六抵京。五月十二日，慈禧调京畿董福祥的武卫后军进城，驻扎在天坛和先农坛附近。董福祥军中不少士兵参加了义和团，经联络，义和团拳民开始大举入京，最多时北京的拳民超过十万人。五月上旬，拳民涌到正阳门内东交民巷，把各国公使馆团团围住，日夜攻打。各国公使一边拼命防守，一面咨照总理衙门，严词诘问。总理衙门此时已归端郡王载漪管理，故而对所有洋人公文一律搁置不理，导致正阳门千余家商铺被焚。日本使馆书记官杉山彬遭武卫军枪杀，被开腹剖心。载漪闻讯兴奋得大叫：“杀得好，杀得好！”各国公使见总理衙门无意出面解决此事，只能一边闭门自卫，一边向本国紧急求援。五月十三日，驻天津的各国公使组织两千人的联军，由英国海军司令西摩尔带领，乘火车增援北京十一国公使馆。因为铁路已被拳民破坏，联军受阻于杨村、廊坊一带，对清兵及义和团作战不利，西摩尔只得下令退回天津，第一次试图解除清兵和义和团拳民对公使馆的围困失败。五月十五日，义和团拳民在京城烧毁孝顺胡同亚斯立教堂、双旗杆伦敦会、王府井天主教东堂、灯市口公理会、东四五条西口的美国福音堂、交道口二条长老会等十一所教堂。有三千二百余名天主教徒逃入有四十二名法兵驻守的天主教北堂，两千多名基督教徒逃入东交民巷的使馆区。董福祥受命率部强攻。五月十八日，前门一带上千家商铺因老德记西药房大火而被烧成废墟，正阳门楼、北京二十四家铸银厂也被烧毁。拳民四处破坏教堂、攻击教民，庄王府前院被当成集体处刑的刑场。除了屠杀教民外，义和团还滥杀无辜，诬指许多平民为白莲教教众而大肆杀戮。不仅平民百姓遭
第十一章废帝训政／１９３此大难，朝廷官员中凡涉及洋务的，如吏部左侍郎许景澄、太常寺卿袁昶、内阁侍读学士联元、户部尚书立山、兵部尚书徐用仪等人，也因直言上谏剿灭义和团激怒了慈禧及其他权贵而被砍头抄家。北京街头到处是尸体，很多妇女儿童暴尸于野。李希圣在《庚子国变记》中有这样的记载：“城中日焚劫，火光连日夜，烟焰涨天，红巾左握千百人，横行都市，莫敢正视之者。……其杀人则刀矛并下，肌体分裂，婴儿生未匝月者亦杀之，残酷无复人理。”在此期间，慈禧放任不管。此时，联军继续从天津大沽口向京城增兵。五月二十二日，德国公使克林德男爵拟到总理衙门寻求保护，途中遭到清兵伏击。洋人知晓此事后十分恐慌，不知道义和团和清军到底要干什么，于是增派军队对义和团进行反击和镇压。他们除了枪杀义和团拳民外，沿途也不加分辨地滥杀百姓，烧毁村庄。至此，局势失控。３“庚子事变”的朝廷就在慈禧处心积虑地废帝立储，借义和团的势力震慑外国势力时，外面战事已起，清廷内外处处不平静，纷争不断。慈禧第三次训政后，用强硬手段挫败了帝党新政，但是她依然认为自己的执政地位面临威胁。为了彻底隔绝光绪帝与外界的联系，在政变后的几天里，她把过去侍奉光绪帝的太监全部发落，或处死，或充军，无一幸免。后妃之中，她更是对珍妃痛下狠手，施以杖责，并撤去簪环，软禁于钟粹宫后的景祺阁冷宫中。光绪帝被囚禁在瀛台不仅不能理政，连平时的生活起居也受到限制，比如吃的饭菜要等凉了才能吃，即便寒冬腊月也是如此，光绪帝在此期间，受尽折磨。据说光绪二十四年（１８９８）冬季，南海水面已经结冰，一天，光绪帝微服出行，谁知刚走出不远便被守门人发现，侍卫跪下请他返回。事后，慈禧命人把水面的冰凿开，并加派侍卫，以防光绪帝逃走。
１９４／紫禁城的落日：慈禧传光绪帝已然丧失了希望。慈禧虽然看到了国内舆论的反抗，也感受到列强的强硬态度，不能不有所顾忌，但她依然坚持认为自己作为清朝的主宰者，废立皇帝纯属“家事”，所以只是对废帝计划进行调整，暂缓废帝。在正式宣布传位给新帝之前，光绪帝仍不得不扮演好“傀儡天子”的角色，每到重要节日都被“请”出来主持祭祀大典。按清朝礼制，元旦、冬至祭天、夏至祭地、祭祖等，都要举办典礼活动。其中，每年的祭天典礼皇帝必须亲临。光绪二十四年（１８９８）冬至日，光绪帝主持了他被幽禁后的第一个大祀典礼。头天下午，荣禄率队护送光绪帝出西苑，前往天坛。次日日出前，斋宫鸣太和钟，皇帝起驾至圜丘坛。圜丘坛东南燔牛犊，西南悬天灯，烟云缥缈，烛影摇红。光绪帝神色黯然，完成这个庄严隆重的仪式后，他又将被关回那个孤寂幽冷、象征耻辱的瀛台涵元殿。此后，光绪帝的作用也仅限于出席此类典礼活动，充当大清“门面”。慈禧这次训政，皇帝缺席，但她却可以继续用光绪帝的名义发号施令，独断朝廷大事。她首先要为自己的所作所为“正名”，要向朝中大臣、外国使节证明，她发动的这样一场政变是正确的、正当的、完全有利于朝廷的。纠错的办法是全盘恢复旧制。光绪二十四年（１８９８）八月十一日，慈禧在谕旨中说，现在时事艰难，一切改革事宜应该斟酌考量。八月二十四日，她下令恢复科举制度，裁撤农工商总局。九月十八日，武举考试恢复。如此一来，维新变法的成果可以说荡然无存。慈禧的第二步是铲除那些冒犯、反对她的人，然后将她的心腹安排到重要职位上。任何皇亲国戚，不管官居何位，如若存二心，不忠于朝廷、不支持她，都会受到严惩。满族亲王若有谋反动机和言行，都很难逃过慈禧的“法眼”。戊戌政变后不到一年，慈禧就将支持维新变法的汉臣和帝党清除殆尽，重用王室宗亲和满人。朝中大臣之间的钩心斗角、拉帮结派越来越明显，对权与利的争夺越来越激烈。在戊戌政变中大捞好处的无疑是荣禄、袁世凯等人。早在光绪二十四年（１８９８）五月，慈禧就擢升荣禄为直隶总督、北洋大臣，控制京
第十一章废帝训政／１９５津地区，并掌控人事任免权。为了应对日益严重的外患，八月二十六日，慈禧特简荣禄为钦差大臣，节制宋庆所部毅军、董福祥所部甘军、聂士成所部武毅军及袁世凯所部新陆军，统率督练各军。十月二十四日，荣禄奏请练兵筹饷，将毅军、甘军、武毅军、新陆军整合起来，分前、后、左、右四军，各驻防地；荣禄自募一支中军，驻南苑安营操练，确保京畿安全。光绪二十五年（１８９９）二月二十日，荣禄在北洋新军的基础上创立武卫军，同时奏请奖励各军。袁世凯的新陆军训练三年，卓有成效，经荣禄奏保，袁世凯因“勤明果毅，办事认真”，奉上谕“着交部从优议叙”。新陆军则改称“武卫右军”，拱卫京津。事实上，政变后的满汉矛盾、新旧矛盾、朝廷与地方督抚的矛盾，彼此交织，异常突出。后党内部，荣禄与刚毅在军机处明争暗斗，对时局影响甚大，紧紧追随荣禄的袁世凯也受到波及。光绪二十五年（１８９９）春，山东巡抚张汝梅被参劾。围绕此事，荣禄、刚毅两派针锋相对。正月十八日，翰林院侍讲学士陈秉和率先发难，参劾张汝梅奉职无状，纵容义和团，并含沙射影地攻击荣禄。在奉旨回奏时，陈秉和更明确指出，张汝梅与荣禄“相交甚密，至其往来交通，事情暧昧”。参劾疆臣，牵连枢臣，显然事有根源，其幕后主使便是刚毅。对此，荣禄进行了反击，陈秉和随后遭到上谕严厉斥责：“荣禄由西安将军于光绪二十年八月来京，张汝梅于二十一年正月由陕西臬司简放陕西藩司，其护理巡抚则在是年四月，斯时荣禄早已在京供职。所称往来交通情密，更可不辩自明。即使近在同城，亦安见即有密交暧昧之事？”因“信口捏造”，陈秉和被传旨“申饬”。但陈秉和的奏折中还有一条是批评张汝梅派差时任用子侄亲戚，如“袁保纯之委铜山盐务，袁世敦之委带营务”等，指责他们“狼狈为奸”。袁世凯因叔父袁保纯、弟弟袁世敦而牵涉其中。朝廷派户部右侍
１９６／紫禁城的落日：慈禧传郎溥良①查办此案，经过多日细查，溥良奏称，张氏所说“尚无不合”，“唯该员等究系该抚子侄之亲戚，虽例无应行回避明文，该抚当援照李秉衡②成案奏明请旨遵行，似不应遽委差缺致招嫌怨”。言外之意，张汝梅还是有任用私人之嫌。如此一来，荣禄与刚毅打成平手，但这并不是什么好事，只意味着斗争将继续下去。此案牵涉荣禄、袁世凯甚至李鸿章，清廷内部开明与守旧阵营的对立不言而喻。奉旨前往山东查案的溥良也属刚毅一派。二月初三，朝廷将长期在山东做地方官的署理江宁将军毓贤调任山东巡抚，张汝梅开缺听候查办。后经溥良复奏，称张汝梅在山东巡抚任内，于捕务（惩办义和团）、赈务、河务办理未能尽善，虽无废弛、欺饰情形，但用人不当。慈禧上谕将张汝梅降二级，另候简任；同时命新任巡抚毓贤对袁保纯、袁世敦等人“才具是否称职”，随时“察看”。这个结局恰巧反映了刚毅等人的态度，他虽然一无所得，但内心充满了胜利的喜悦。荣禄、袁世凯朝中权势日盛，但在留用徐世昌一事上受阻。三月十四日，袁世凯以营务繁重、佐理需才为由，上奏请求丁忧服满的翰林院编修徐世昌继续留在营中效力，并请求“免扣资俸”。他列举翰林院检讨宋育仁③奉旨回籍办理商务、在籍编修范仲垚奏请调充豫省中学堂总教习，均获特旨准其“原资原俸，免其截扣”，希望可以援例恩准。但是，上谕仅同意继续留营效力，“不扣资俸”的要求被拒绝。三月二十七日，与刚毅关系密切的山西监察御史彭述④上折呼应，对此举大为赞①②③④溥良（１８５４—１９２２）：字玉岑，满洲镶蓝旗人，雍正帝六世孙，清朝宗室，历任广东学政、理藩院左侍郎、户部右侍郎、都察院满左都御史、礼部尚书、察哈尔都统等职。李秉衡（１８３０—１９００）：字鉴堂，今辽宁庄河鞍子山人，晚清大臣，历任广西按察使、巡阅长江水师大臣。八国联军进攻大沽后，从江苏率兵北上，保卫北京，在杨村战败，退至通州后服毒自杀。宋育仁（１８５７—１９３１）：字芸子，四川富顺人，中国早期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想家，曾出任英、法、意、比四国公使参赞，考察西方社会、经济、政治制度，积极策划维新大计，提倡民主共和。回国后参加强学会，主讲“中国自强之学”。彭述（１８５４—１９１２）：字向青，湖南清泉县城东郊彭家园（今衡阳市珠晖区酃湖乡解放村）人，晚清大臣，曾任翰林院编修及光绪帝的书法侍讲，兼教皇族诸子弟。
第十一章废帝训政／１９７赏，并请饬部将奏调滞留在外当差之京员与候选人员一并明定章程，不准免扣资俸，避免某些官员“假公济私”，以为“巧宦之阶”。显然，这是针对袁、徐的嘲讽，幕后仍有刚毅的支持。就在朝廷内部纷争不断的时候，西方列强的侵华活动也日甚一日。光绪二十五年（１８９９）正月，意大利效仿英、德、俄等国，趁火打劫，要求租借浙江的三门湾，并派军舰在杭州湾一带游弋。二月初六，清廷命两江总督刘坤一、浙江巡抚刘树堂全力布置防范。二月二十日，德国军队也借故从山东青岛出发，滋扰日照、兰山等地。朝廷急命张汝梅、毓贤饬总兵夏辛酉①兼程前往，相机行事。一个月后，朝廷又以山东德军情形叵测为由，让新任山东巡抚毓贤拣派将领，严密布置，预占先机，甚至不惜以陆上应战来阻止德军进犯。同时命袁世凯率兵前往德州，以“弹压匪类，保护教民”。在上谕下发的前一天，荣禄写信给袁世凯密授机宜：蔚廷仁弟大人阁下：十九日差弁来，接奉手书，备悉一是。电报亦阅悉。近日如有探电仍望速示，缘上时常问询盼念也。洋员巴森斯所述各节，昨已另缮节略，恭呈御览，当奉慈谕一切云云，此早遵即将致吾弟之函又复呈览，奉谕即行达知。兹特将原稿二件抄呈，希即遵旨办理，望即答复以便复奏。是为至要。吾弟于接奉后应带队伍若干，约于何日起行，均随时示知，以备垂询。在上意似不动声色，以免德夷知之，借为口实，故不由枢府、总署传知耳。尚望秘密为妥，倘将来该夷没有蠢动，亦须飞电达知，以便请旨遵办，切勿造次。转恐外人有所借口，则不妙也。至于该夷一切举动、情形，务望多发侦探，随时电兄知之。或专书亦可，万一有战事，兄必即来为吾弟接应耳。总之，时势如此艰窘，原不敢轻于言战，然设时逼处，此亦不得不较量短长也。老弟①夏辛酉（１８４３—１９０８）：字绍襄、庚堂，山东郓城人，晚清大臣，曾为左宗棠部下，参与平定新疆之乱。中日甲午战争中驻防登州，任水师长官。历任兖州镇总兵、登州镇总兵、武卫军先锋左翼长、云南提督兼帮办北洋大臣、帮办南洋大臣等职。
１９８／紫禁城的落日：慈禧传明珠在抱，自然措置裕如，不致操切也……荣禄顿首廿一日亥正三刻灯下这封信是袁世凯与荣禄交流对策的确证，透露出荣禄随时将从袁世凯那里获取的情报直接禀报慈禧，并绕过军机处和总理衙门直接传达旨意的内情。刚毅之所以嫉恨荣、袁二人，是因为他觉得自己作为军机大臣的权力被剥夺了，所以他在义和团的剿抚问题上持截然不同的态度。在权臣中，袁昶和许景澄之死也反映出朝廷内部斗争的激烈程度。光绪二十六年（１９００）五月十八日，总理衙门大臣袁昶在连上二疏请求剿杀拳“匪”无果后又许景澄冒死联名上书，弹劾大学士徐桐、刚毅、启秀等人，并暗指载漪等皇亲袒护义和团。他们向慈禧力谏剿灭拳民，诛杀纵“匪”祸首以退洋兵，保全社稷：窃自拳匪肇乱，甫经月余，神京震动，四海响应，兵连祸结，牵动全球，于千古未有之奇事，必酿成千古之奇灾。昔咸丰年间之发匪，负隅十余年，蹂躏十余省。上溯嘉庆年间之川陕教匪，沦陷四省，窃踞三四载。考之方略，见当时兴师振族，竭中原全力，仅乃克之。至今视之，则前数者，皆手足之疾，未若拳匪，为腹心之疾也。盖发匪捻匪教匪之乱，上自朝廷，下至闾阎，莫不知其为匪，而今之拳匪，竟有身为大员，谬视为义民，不肯以匪目之，亦有知其为匪，不敢以匪加之者。无识至此，不特为各国所仇，且为各国所笑。查拳乱之始，非有枪炮之坚利，战阵之训练，徒以“扶清灭洋”四字，号召不逞之徒，乌合肇事。若得一牧令将弁之能者，荡平之而有余。…………今朝廷方与各国讲信修睦，忽创灭洋之说，是为横挑边衅，以天下为戏。且所灭之洋，指在中国之洋人而言，抑括五洲各国之洋人而言？仅灭在中国之洋人，不能禁其续至；若尽灭五洲各国，则洋人之多于华
第十一章废帝训政／１９９人“奚啻十倍？其能尽与否，不待智者而知之。……近日天津被陷，洋兵节节内逼，曾无拳匪能以邪术阻令前进，诚恐旬月之间，势将直扑京师。万一九庙震惊，兆民涂炭，尔时作何景象，臣等设想及之，悲来填膺。而徐桐、刚毅等谈笑漏舟之中，晏然自得，一若拳匪仍以可作长城之恃。盈廷惘惘，如醉如痴。亲而天潢贵胄，尊而师保枢密，大半尊奉拳匪，神而明之。甚至王公府第，亦设有拳坛。拳匪愚矣，更以愚徐桐、刚毅等；徐桐、刚毅等愚矣，更以愚王公。是徐桐、刚毅等实为酿祸之枢纽！若非皇太后、皇上立将首先袒护拳匪大臣，明正其罪，上伸国法，恐朝臣佥为拳匪所惑，外臣之希合者接踵而起，……国家三百年宗社，将任谬妄诸臣，轻信拳匪，为孤注之一掷，何以仰答列祖在天之灵！臣等愚谓时至今日，间不容发，非痛剿拳匪，无词以止洋兵，非诛袒护拳匪之大臣不足以剿匪。方匪初起时，何尝敢抗旨辱官，毁坏官物？亦何尝敢持械焚劫，杀戮平民？自徐桐、刚毅等称为义民，拳匪之势益张，愚民之惑滋甚，无赖之聚愈众。……应请旨将徐桐、刚毅、启秀①、赵舒翘、裕禄、毓贤、董福祥先治以重典，其余袒护拳匪，与徐桐、刚毅等谬妄相若者，一律治以应得之罪，不得援议贵议亲为之末减。庶各国恍然于从前纵匪肇衅，皆谬妄诸臣所为，非国家本意，弃仇寻好，宗社无恙。然后诛臣等以谢徐桐、刚毅诸臣。臣等虽死，当含笑入地。无任流涕具陈，不胜痛愤惶惶之至。袁昶、许景澄言辞恳切地向朝廷建言将主张招抚义和团拳民的大臣治罪，杀掉那些“匪首”，让洋人退兵，劝请慈禧不可依仗拳民神功向列强宣战，应“与各国讲信修睦”，而不可以天下为戏。这时的慈禧还在为洋人反对废帝而生气，她怎么可能听得进逆耳忠言？五月二十日，她召开紧急御前会议，讨论的问题有两个：一是对义①启秀（１８３９—１９０１）：字松岩，满洲正白旗人，晚清顽固派大臣的重要人物，历任内阁学士、刑部侍郎、礼部侍郎、礼部尚书、军机大臣兼总理各国事务衙门。
２００／紫禁城的落日：慈禧传和团是剿还是抚，二是对八国联军是战还是和。这两个问题其实是息息相关的：如进剿义和团，必然与八国联军讲和；若招抚义和团，必然与八国联军开战。荣禄在会前对慈禧说，端郡王载漪呈奏的那份所谓洋人要太后归政的照会是伪造的，此事由载漪主谋，由军机章京连文仲起草。慈禧太后听了非常生气，阶下垂手而立的载漪不敢吭声，连忙退值。但慈禧并没有深究载漪的责任，几天后反而让他全权代理总理衙门事务。仅此一点，就让朝中官员清楚地看出慈禧的立场。已被软禁的光绪帝也参加了这次会议。他对内阁学士许景澄说：“国命安危，在此一举。……你搞了多年外交，熟知洋务，理当明白大势，帝国究竟能否与各国开战，请直言无讳。”许景澄回禀道：“无论是非得失，万无以一国尽敌诸国之理。”光绪帝得到了满意的答复，并在稍后的讨论中进一步大谈“断无同时与各国开衅理”，他举甲午中日之战为例：“甲午一战，创巨痛深。……况诸国之强，十倍于日本，合而谋我，何以御之？”光绪帝的态度受到多数与会朝臣的赞赏，军机大臣王文韶非常激动，伏地叩头，大声说道：“圣虑及此，国之福也！”当然，袁昶、许景澄深知光绪帝的表态并没有实际作用，他们也知道慈禧的真实意图，并从慈禧及一些朝臣支持义和团围攻教堂、使馆的“千古奇事”中看出了事态的结局———必酿成大祸。奏折有违慈禧招抚义和团“借御外侮”的意旨，他们已经预料到可能会招来杀身之祸，但还是冒死以谏。慈禧认为这是故意与她作对，挑战她的权威。另外，内阁学士联元、户部尚书立山、兵部尚书徐用仪等人也坚决反对义和团围攻使馆的不理智行为，对袁昶、许景澄二人的奏折表示赞同。慈禧一看有这么多大臣反对自己，更加火冒三丈，加上徐桐、刚毅、载漪等人的反扑，慈禧很快下令处斩袁、许二人，理由是两人“屡次被人参奏，声名恶劣，平日办理洋务，各存私心。每遇召见时，任意妄奏，莠言乱政，且语多离间，有不忍言者，实属大不敬”。慈禧之所以坚决严惩袁昶、许景澄，与载漪、裕禄、毓贤、刚毅、董福祥等人有很大关系，这些人都主张招抚义和团。尤其是载漪，早就
第十一章废帝训政／２０１
因袁昶、许景澄反对立自己的儿子为皇储，对他们怀恨在心。在慈禧宣
抚拳民为义民、对列强宣战之际，袁昶、许景澄又与徐用仪、立山、联
元一起表示反对，矛头直指载漪，所以他必欲除之。
同时，这场斗争也反映出清廷的对外政策。慈禧向列强宣战，不过
是她的“恋权癖”使然。她视国家的一切为私产，也视权力为家产，
只要能保住“家产”，国家的任何东西都可以拱手让人。尽管她已知外
交团照会是载漪伪造，但还是不满外国势力插手她的“家事”，更不满
大臣站在光绪帝那边。载漪等人正好利用慈禧的这种心理来剪除政敌。
光绪二十六年（１９００）七月初四午时，许景澄、袁昶被五花大绑，
在一队清兵的押送下由刑部大牢移至北京城南临时搭起的一个刑场。他
们遭到麻木无情的市民和狂热的义和团员的唾骂，“杀死卖国贼”的口
号一声高过一声。袁、许二人死后，徐用仪、联元和立山三人表示同情，结果也难逃
厄运。行刑后，因为许、袁二人的家人不敢收殓，徐用仪出面安葬了他
们。载漪、刚毅等人得知后，立即授意一伙拳民闯入徐家，将徐用仪及
其家人紧紧捆住，用乱刀捅死。接着，载漪、刚毅又指使拳民去联元家
中杀了联元。联元被杀后，载漪亲率一队拳民去“收拾”立山。因为
立山在廷议时说义和团神术多不灵验，载漪便让拳民把立山带到设在其
家门口的坛前焚表查验。尽管查验时纸灰上升，证明立山不是私通洋人
的“二毛子①”，但拳民还是不由分说将他押送至监狱。载漪、刚毅等
人只想借机铲除异己，根本没有考虑国家安危和百姓生死。
在载漪等人请旨诛杀徐用仪、联元和立山三人时，慈禧立即以光绪
帝的名义宣谕将三人典刑，并为三人罗织罪名。兵部尚书徐用仪屡次被
人参奏，声名恶劣，办理洋务贻患甚深；内阁学士联元，召见时任意妄
奏，语涉离间，与许景澄等劂罪惟均；已革户部尚书立山，平日语多暧
昧，动辄离间。①二毛子：当时信奉天主教、基督教的中国人，被统称为“二毛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