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筹帷幄，防敌突袭，把人心向准备打仗上凝聚

　　杨勇身经百战，深谙韬略。从5月下旬得知自己将要戍守西域，又见“三北”军区人事布局阵势异乎寻常，很快便意识到毛主席已经未雨绸缪，准备打仗。毛泽东对战争可能发生的预判能力，同时代的军事家难以望其项背。几十年的亲身经历让杨勇相信，"要准备打仗n是毛主席在深入分析国际国内形势的基础上作出的正确判断。作为一个战略方向的指挥员，他必须抢在战争发生的前头，立足早打，熟悉情况，尽快进入角色。

　　中央工作会议结束后，杨勇利用政治局召开新疆工作会议的间隙，与几位熟悉的同志个别交谈，对新疆问题复杂性的认识又加深了一步。

　　杨勇找徐国贤交谈时，徐国贤几句开场白颇不寻常：“新疆虽不是八荒之地，但戈壁沙漠不见边际，内地去的人不是熬几个年头就能适应的。人常说，少不入川，老不出关，你的脚都跨进60岁的门槛了，就算精神不老，身体能行吗？”

　　徐国贤没有说错。1913年10月出生的杨勇，再过4个月就加入到花甲行列了。好汉不提当年勇，花甲之年勿言志，何况杨勇的肺气肿时常发作。徐国贤担心杨勇到新疆把身体折腾垮了。

　　杨勇听罢笑着说：“我那个老乡左宗棠可是烈士暮年，壮心不已呀！当年一路抬棺西进，收复伊犁时已是古稀之人了。没有以死报国的决心，哪敢长途举兵与沙俄军队较量？现在为了对付新沙皇，我这把老骨头就是埋在天山脚下也值得！”

　　徐国贤明白，杨勇是在借古明志。于是拍着沙发说：“你杨司令有这个决心，我也不打算离开新疆了。当年我跟着王胡子解放新疆，从来没想过离开新疆。后来调我抗美援朝，仗一打完我又申请返回新疆。解放新疆时我带的2军5师，就是抗战时期在南泥湾大生产的359旅，1954年10月，10多万驻疆部队执行毛主席屯垦戍边命令，5师在阿克苏就地整编为农垦第一师，开赴塔里木屯垦造田。那时我就立誓：“活着干在塔里木，死了埋在塔里木。”可是‘文革’一闹腾，林彪一插手，新疆乱套了，不光自治区乱，军区也是七拱八翘。‘人心齐泰山移，人心散天下乱’，批林整风一年多了，两派还在争高低，打派仗，你要批王恩茂，我要批XXX，形势怎么能稳定？这回调你坐镇新疆，我举双手拥护！”徐国贤的兴奋心情全都写在脸上。

　　杨勇和几个熟悉的同志交谈后还得知，无论自治区、军区还是生产建设兵团，领导班子中都有两派群众的代言人。“文革”前党委开会，有时同志之间的看法也难免相左，但最后总能形成决议。那时思想也有交锋，但感情不会受伤，认识统一了啥后遗症也没有。后来不行了，自治区、兵团领导有时开会，唾沫星子都溅到对方脸上去了，拍桌子，抢话筒，就差没有抡拳头。党委会还没结束，撒一泡尿的功夫，会议内容便上了两派群众的大字报。

　　面对乱象环生的新疆，每临大事有静气的杨勇，没有急于定下治乱决心。他反复领会毛泽东、周恩来、叶剑英关于新疆作战问题的指示，深入理解“依托天山，独立作战，长期坚持”的方针，全面梳理局势不稳定的各种因素。透过种种表象，本质渐渐清晰起来。

　　经过深入剖析，杨勇发现新疆乱象的主要原因，是缺少能够凝聚全疆人心、形成各派认同的现实目标。而在当时的条件下，这个目标只能是“要准备打仗”。这既是毛主席的最高指示，也是新疆面临的实际情况。“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杨勇相信，无论哪一派群众，也不愿意落下“干预战备”的坏名声。把被派性扭曲的各种力量朝准备打仗的大方向上引导，广大群众应当是能够响应的。就是少数群众组织的几个头头，也不敢在“要准备打仗”的大事情上兴风作浪。

　　厘清了问题的头绪，“搞活天山，防敌突袭，把人心向准备打仗上凝聚”的工作思路形成了。杨勇的决心是：坚持批林整风，扭住准备打仗，把新疆面对的敌情讲透，把防敌突袭的口号叫响，把抓革命促生产、抓革命促战备的具体任务，按照领导干部的分工落实到人头。“谁家的娃谁管，谁家的牛谁牵。”不管哪一级干部、哪一派群众，在准备打仗的工作上要真用心、真使劲，不能“瘸子打围坐着喊”，谁制造干扰谁承担责任。

　　杨勇还设想，围绕准备打仗这个大目标，调动一切宣传手段，大造爱国爱疆舆论，大造克敌制胜舆论。用准备打仗的正气，瓦解淡散人心的派性，排除妨碍大局的阻力。

　　6月4日，刚刚抵达乌鲁木齐的杨勇，被安排在野营地延安宾馆暂住。这座四围高墙的大院，是新疆的国宾馆，林木葱茏，环境幽静，七八栋欧式别墅像棋盘上的棋子，错落有致地摆在宽阔的青草坪上，别墅内各种设施一应俱全。没有国宾入住时，自治区的重要会议都是在这里召开的。杨勇看着警卫森严的宾馆琢磨，如果在这里开会也跑风漏气，原因就不能在围墙外面找了。

　　当天晚上，自治区和军区两个党委常委会就在延安宾馆召开。第一书记传达完北京会议精神，杨勇作了一个表明态度的简短讲话，集中讲了加强团结，准备打仗，防止敌人突然袭击，让“苏修亡我之心”不能得逞的问题。杨勇虽然没有阐述初步形成的工作思路，但言简意赅，重点突出，到会同志已经明白，杨勇下一步的抓手就是团结和战备。

　　6月初的乌鲁木齐，白日晴空如洗，夜晚皓月似盘。杨勇在林荫道上漫步，空气清新，呼吸舒畅，思维也活跃起来。刚才常委们在会上的发言，大多数还是围绕着加强团结和准备打仗讲的，基本想法同自己不谋而合，这使杨勇看到了开展工作的有利条件和积极因素，也为他把工作思路进一步具体化丰富了内容。这一夜杨勇睡得很踏实。

　　6月6日，杨勇主持军区常委会议，讲了军区下一步的工作安排，明确提出批林整风要坚持抓革命、促战备的方针，把运动成果转化为维护团结、加强战备、搞活天山、防敌突袭的实际行动。特别强调要围绕团结和战备凝聚军心。希望在这方面军区为地方作样子，机关为部队作样子，干部为战士作样子。常委一致赞成杨勇的想法，有几位同志还补充了一些具体意见。

　　会后徐国贤陪杨勇去看作战室。看着标有各种军事符号的图板，杨勇对作战部长孟魁武和几位副部长说："自治区那边我是兼职，军区这边我是司令，这地方我可是要常来的哟！你们把毛主席、周总理、叶副主席关于新疆作战问题的指示找出来，我得从头学习。还有作战方案，我都要仔细研究。”

　　从6月初到6月下旬，杨勇除了参加各种会议、活动外，其余时间主要研究准备打仗的问题。无论是在办公室、作战室还是回到家里，杨勇常常盯着敌我双方的部署图凝神沉思，目光在横亘新疆中部的几千里天山上来回扫视，透过峰峦叠嶂，寻找克敌制胜的战场和阵地。深思熟虑之后，杨勇就战备工作的筹划问题向军区常委会作了专题汇报。经过充分讨论，对下一步的任务拟定了3大项目：

　　一是勘察天山南北，研究经营天山、搞活天山的问题；二是修改作战方案，研究独立作战、长期坚持的问题；三是召开边防会议，研究阵地建设、防敌突袭的问题。

　　勘察地形由杨勇组织实施，后两项按照分工，由军区领导带工作组，分头到野战部队、守备部队和边防部队蹲点调研，写出专题报告。工作组返回后向军区常委会汇报，然后梳理归纳，由机关职能部门各负其责，逐项落实。由于重点突出，要求具体，时间节点明确，军区领导和机关部门的工作棋局活起来了。

　　那时候林彪“突出政治”的流毒还未肃清，部队工作在时间分配上约定俗成：“政治运动要多少占多少，军事训练剩多少算多少”。军区常委工作纲目明确后，有的常委提出，批林整风是重点，应当把时间比例划清楚，防止有人说三道四。

　　杨勇坦然地说：“当前形势下，这种担心不是没有道理的。但是，重点是相对一般而言的，重点多了就没有重点。政治上没有重点就没有政策，军事上没有重点就没有战术。当前运动的重点是批林整风，把这个重点和其他工作并列起来，反而会把重点冲淡了。强行规定时间比例，万一因什么事情落实不了，还会引发出别的问题。”

　　杨勇这一番满有哲理的弯弯绕，既统一了军区常委的思想，又避免批林整风过多占用战备工作的时间。机关同志反映，原来的工作剪不断，理还乱，做了很多无用功。现在纲举目张，一伸手就能抓住“真枪实弹”，“工作脱”、“机器空转”的现象基本得到了纠正。

　　孟魁武是个老参谋，长期在总参作战部工作，是1955年叶帅在辽东半岛组织战役演习的顾问之一。在同杨勇的频繁接触中受益匪浅。比较前后两任司令，孟魁武连发感慨。看到杨勇第一次到军区机关就来作战室，孟魁武心里特别高兴。作战部几个参谋悄悄议论：老司令几年不看作战方案，新司令一来要看作战方案。李逵李鬼，真假立辨！

　　因为两派群众对xxx的严重错误态度对立，杨勇对前任司令的作为未置可否，但他清楚作战方案对一个高级指挥员意味着什么。打过仗的人都知道，如果把战场比作舞台，把指挥员比作演员，作战方案就是脚本。天天喊“早打、大打、打核战争”，连作战方案都不审定，准备工作从何做起啊！

　　实事求是地说，前任司令是位能打的战将，也是林彪的部下。1968年越级擢升为封疆大吏后，这位“好干部”更唯林彪马首是瞻。"9·13”事件前林彪表扬其“在湖南和新疆一段工作得很好”。“9•13”事件以后，中央发现林彪一伙炮制的《5•71工程纪要》中，新疆作为“借用力量”赫然在列。

　　在林彪的蛊惑下，这位脑袋发热的老革命，人扶着不走，鬼牵着飞跑。他挥舞新疆党政军一把手的权杖，极力推行林彪路线，支持造反有理，制造冤假错案，迫害干部群众，破坏民族团结，使经济建设濒临崩溃，人民生活陷于困境。

　　“9•13”事件后，这位老司令没有迷途知返，依然我行我素。以至《新疆日报》1971年国庆节竟然刊登林彪的照片和语录。消息传出，举国哗然。鉴于其执迷不悟，中央于11月5日通报全党，严厉批评了他的错误。但他无视中央警告，继续一意孤行。

　　为了稳定新疆局势，防敌突然袭击，1972年7月16日，中央下发了〔1972〕26号文件。文件指出：xxx同志站在以林彪为头子的资产阶级路线一边，上了贼船，陷得很深，坚持资产阶级立场，对抗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转移斗争大方向。随后这位司令被削掉兵权，免去职务，调离新疆，降职在广州休息。

　　1997年7月初，欢送驻港部队进港后，我专程到广州看望当年在新疆军区工作的几位老首长。原新疆军区副政委魏佑铸同xxx司令住在一个小院内。看完魏副政委，我去看老司令XXX。为避免引起误会，工作人员向老司令通报说，总政宣传部屈全绳部长来看望您，没有涉及我在新疆军区工作的经历。交谈中我问这位老首长回过新疆没有？老人叹了口气说：“老了，不想动了，哪儿也不想去。”老首长的话，不禁让我想到“知错能改，善莫大焉”的古训。几十年来，我没有听到老人对“文革”中所犯错误结论的异议。这也是很不容易的呀！

　　今天看来，发生在这位老同志身上的故事，实在令人匪夷所思。一员能征善战的骁将，从1968年8月执掌新疆军区大印，到1972年7月终止职务权力，在将近4年时间里，秉承林彪“新疆没有啥搞头”的思想，根本没有打仗的准备，把全部心思用在执行林彪路线上，对新疆随时可能遭受新沙皇突然袭击的严重性视而不见。长时间不下部队，不上边防，不听汇报，不安排战役集训，更没有组织过全面的战场勘察。作战部有一次汇报中印边境部队情况时，他嫌边防站的名字长，不好记，临时中断汇报，让机关把边防站编成序号再说。

　　1969年4月，军委向这位司令转达毛泽东关于“西北可能要出问题”的指示，要其早作部署，他既未向部队传达，也未让机关落实，对每天纷至沓来的中苏边境纠纷报告漠然视之。军委调查组事后分析，正是这种消极态度，为1969年8月13日铁列克提战斗埋下了我方失利的根子。

　　撰写这篇文章时，我再次采访了当年的作战部副部长，后来的新疆军区参谋长王恩庆将军。85岁的王恩庆告诉我，"铁列克提事件”发生前，x司令对苏军可能向我巡逻分队进行突然袭击的情报未予置理。战斗打响后，王恩庆6次从4楼值班室跑到3楼的会议室向x司令汇报，请他上4楼作战室坐镇，及时处置情况。但直到战斗结束，司令也未离开他屁股下面的沙发。

　　以28名官兵生命为代价的“铁列克提事件”，让珍宝岛作战中未占到便宜的对手报了一箭之仇。这一页血迹斑斑的历史，成为钢铁长城上一道抹不掉的阴影。王恩庆还告诉我，“铁列克提事件”发生后，这位司令竟当面向周总理撒谎，说他事后才知道有关情况，周总理的震怒是可想而知的。

　　作为这段历史的见证人，我不止一次地想过，如果这个出没枪林弹雨的共和国将军，这个权高位重的大军区司令，能在担当重任的戍边生涯中，“志尚夷简，淡于荣利”，他肯定会成为蕞立在天山上的一座丰碑。然而，历史不是信手可捏的泥巴，历史没有假设，我只能为这位老将军扼腕叹息！

　　林彪的逃跑主义思想，不仅给军队带来灾难，也让各种潜在的矛盾和危机在天山南北聚集能量，如不及时处置，极有可能诱发出更大的灾难。毛泽东、周恩来、叶剑英等领导人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亲点杨勇上将，收拾危急局面。

　　受命于危难之际的杨勇，被推上了坐镇西域的历史舞台。劫后重生的一代名将，在经略新疆、戍守西陲的迟暮之年展现出新的风采。

　　历史是反射未来的镜子。前任司令的严重错误影响，让杨勇看到稳定新疆局势，关键是消除干部和群众“打内战、争高低”的派性，把上上下下的注意力转移到准备打仗上来。杨勇同新任军区政委郭林祥都认为，稳定部队局势，必须先从军区机关抓起，把机关的派性搞臭，让它没有市场。

　　杨勇在各种会议上强调，搞运动也得准备打仗。派性是战备工作的干扰和阻力，要坚决排除，不容迀就。新疆批林整风联系实际，主要是肃清林彪逃跑主义思想的影响，把毛主席要准备打仗的指示落到实处。军区机关要按照打仗的要求强化职责，区分任务，在准备打仗的工作中鉴别干部，选拔干部。

　　杨勇这个主导思想，既避免揪住前任司令的政治错误上挂下联，激化派性；又批判了他的逃跑主义错误，反映了当时的形势要求，分散了两派“打内战、争高低”精力，得到军内外群众的广泛响应。想挑起矛盾、挑起派性的人，在准备打仗的大趋势下收敛气焰，偃旗息鼓。军区机关几个乱折腾的骨干，被套上了准备打仗的紧箍咒，想拉帮结派也没人跟着跑了。各个部门围绕着准备打仗运转，机关工作秩序逐渐上了轨道。有两个上面派下来的记者，看到新疆政治气候有些变化，但又找不到岔子告阴状，只得在私下骂杨勇老奸巨猾。

　　在稳定新疆大局的同时，杨勇认真学习中央领导人对新疆作战问题的历次重要指示，仔细研究1963年罗瑞卿在新疆进行战场勘察后形成的战备方案，还翻阅了历代中央政府治理新疆的方略。在这期间，杨勇同军区第一副司令徐国贤、副司令兼生产建设兵团司令张竭诚、副参谋长钟光国、作战部长孟魁武等人，一有时间或者围着作战室的沙盘转，或者盯住墙上的图板看，或者拿着战备方案来回翻。运筹帷幄、决胜千里的将军们，未雨绸缪，先机谋划，他们决心在敌我较量中夺取最后的胜利。

　　在讨论关系全局、决定胜负的战备方案期间，作战部长孟魁武，副部长王步苍、王恩庆，几个烟鬼一支接一支地抽烟。已经要下决心戒烟的杨勇，这一段时间也抽得越来越多，有时候连饭菜的味道也吃不出来了。孟魁武烟瘾特大，只要自己抽总要给杨勇递一支。当年冬季杨勇因肺气肿加重大病一场。孟魁武责备自己说：“那些日子，烟灰缸里堆积的烟屁股比盘子里的菜还多。杨司令病情加重，我们这些烟鬼罪不容赦！”

　　杨勇以健康为代价，换来了新疆战备工作的新局面。上上下下开始向准备打仗聚焦，杨勇也把工作重点转向战场勘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