筑牢天山屏障，攥紧边防拳头，让敌人伸进来的腿拔不出去

　　杨勇不是纸上谈兵、坐而论道的将军。他要在最短的时间内了解部队，了解战场，了解边防，拿出搞活天山、独立作战、长期坚持的办法。

　　做完方案解读、沙盘作业、图上研判等一系列功课，杨勇对新疆的仗怎么打心里有了底数，开始实施第二步计划——打电话给李达副总参谋长，请他来新疆一同勘察地形。

　　李达是我军历史上5次辅助过5位元帅的参谋长，也是任职参谋长时间最长的开国上将。李达长杨勇8岁，两人交谊深厚，是杨勇敬重的老大哥、好“参座”，同李达探讨军事问题，杨勇总能从中获益。这回杨勇电话相邀，李达满口答应，专程赴新疆与老战友合谋。

　　6月底，杨勇同李达飞抵培什，与南疆军区领导研究了中苏、中印方向的战备工作和边防建设，在吐尔尕特山口视察了托云边防站。尔后乘车沿乌喀公路北上，看望沿途部队，勘察既设阵地和关隘要道。回到乌鲁木齐稍事休息，又飞抵伊犁，与北疆军区领导研究了中苏方向的战备工作和边防建设，勘察了霍尔果斯口岸的地形，尔后乘车沿乌伊公路返回，途中在几个设防要点，现场研究了阵地建设配套工程需要解决的问题。

　　在南北疆勘察期间，两位老上将没少吃苦。库车的酷热更让他们备受煎熬。库车，古称龟兹，是西域重要的文明古国。因为地处塔什拉玛干大沙漠北沿，又是天山大峡谷的南部出口，冬天奇冷，夏天酷热，杨勇一行抵达库车时，地表温度接近70度。扑面而来的热风钻进密封不好的汽车，人像坐在太上老君的炼丹炉里，热得喘不过气来。

　　回到乌鲁木齐，赵德路对我说：“不到新疆不知中国之大，不到库车不知新疆之热”说完又给我念他在库车写的顺口溜："早晚打冷战，中午出大汗。羊肉膻味重，杏子能顶饭。”

　　我觉得他的顺口溜很有特点，也顺口诌了几句：“天山雪未消，戈壁似火烧。寒暑欺人甚，老将受煎熬。”

　　赵德路把我的顺口溜说给首长听，杨司令笑呵呵地说：“问问屈秘书，他这是表扬呢还是讽刺呢？不过从库车到干沟那几天，我们还真的当了一回‘奈温’将军！听说唐朝时吐鲁番有个胖知县，大热天是泡在水缸里审案子的。

　　在天山南北勘察期间，杨勇同李达边看边议，反复征求部队领导和地方领导的意见，一路下来对搞活天山形成了共识：

　　把1964年选定的由独山子到拜城的天山公路走向朝东靠一点，改为由独山子向库车贯通，并按3级路面设计，保证全天候通车。改线后的公路，既避免离边境太近，又便于战时部队与物资隐蔽机动。

　　把1964年选定的由吐鲁番到库尔勒的南疆铁路依格尔方案，改为靠山近水的阿拉沟方案。改线后的铁路与新疆的小三线、军区后方基地和几条国防公路衔接，形成槁活天山、巩固国防、带动南疆经济建设发展的大动脉。

　　7月16日，军区常委会议一致通过修筑天山公路与南疆铁路的设想和建议，并决定把修筑“两路”的建议报告中央。

　　中央对新疆修筑“两路”十分重视。7月27日晚上，周恩来主持政治局会议讨论修筑“两路”的计划。听完杨勇汇报，周恩来笑着说：“果然不出所料，杨勇一到新疆就提出修建天山公路和南疆铁路，抓住了搞活天山的关键环节。这两条路拖了10年没有动，确实不能再耽搁了。”

　　经过讨论，政治局通过了修筑“两路”的计划。第二天，叶剑英受周恩来委托，召开军委办公会议，专题研究落实修筑“两路”的具体事项。

　　《杨勇同志在新疆》一书的作者李增林透露，在7月28日的军委办公会议上，叶剑英再次强调：“杨勇同志昨天在政治局会议上谈了新疆情况，看来要解决的问题很多，今天主要谈谈部队整顿和作战准备问题。由于林彪的破坏干扰，新疆部队从思想、组织、装备等方面都要整顿，要整顿到能够打仗。作战准备也是多方面的，当前迫切的问题是交通问题，就是杨勇同志提出来的把贯通天山南北的那条公路搞通，把天山搞活。如果不活，南面顾不上北面，北面顾不上南面，东面也顾不上西面。战备工作，总是要根据作战需要来考虑。苏联在新疆西面有20个师的兵力，在伏龙芝一线还有6个还乡团。现在看，西面不能一般地看待了，领导要加强，工作要加强，所以才派杨勇同志去。杨勇同志在东北搞过，东北有一套作战体制，如何结合新疆情况把作战准备工作搞好，这是需要认真解决的。政治上没有重点就没有政策，军事上没重点就没有战术。新疆作战准备在哪里？是一个巴掌伸出五个指头。”

　　在总理和叶帅的全力支持下，“两路”上马的准备工作加快进行。

　　1974年4月24日，毛泽东批准国务院、中央军委《关于加快天山公路建设的命令》。军委工程兵4工区受命后，13000多名官兵于当月从湖北宜昌出发移师新疆独山子，8月中旬即吹响了天山公路的施工号角。

　　天山公路和南疆铁路施工之际，批林批孔运动如火如荼。

　　杨勇顶着巨大的压力，一面应对"四人帮”的干扰破坏，一面不断为筑路部队排忧解难。在任凭风浪起，施工不间断的思想指导下，施工部队没有安排专门时间搞运动。在远离批林批孔喧嚣的施工现场，只有机器的轰鸣声与山岩的爆裂声。

　　1975年4月11日，杨勇专程到独山子慰问施工部队。看着满脸疲惫的几位师职干部，滴酒不沾的杨勇端起酒杯说：“这条国防公路一头连着中南海，一头连着独山子。你们要动员干部克服困难，下死决心把这条路打通，打不通你们走不了。”之后杨勇又两次去施工现场办公，帮助部队解决施工中的器材保障和生活保障问题。

　　1977年6月29日，杨勇调任副总参谋长之前，在谭友林和幸元林两位副司令陪同下，最后一次登上天山公路施工现场。在海拔3400米的冰达坂隧道口，上气不接下气的杨勇，同30多位官兵握手合影，依依惜别。他向大家表示，举行通车典礼时一定要来看望部队，凭吊烈士。

　　1983年8月，全长562.97公里的独库公路竣工。168名官兵为此献出生命，几千人在施工中受伤致残。有人形容这是一条用杨勇的心血和烈士躯体铺垫的公路。路是卧倒的碑，碑是竖起的路。

　　独库公路成为贯通天山南北的绿色通道。它像一条动脉大血管，流经千山万壑，向沿途千家万户输入源源不断的致富血液。独库公路成为开发天山、经营天山、搞活天山的黄金纽带。

　　在杨勇的催促下，同天山公路齐头并进的南疆铁路，也在紧锣密鼓地进行开工前的各项准备工作。1973年10月，铁5师先头部队抵达新疆设营。1974年至1975年，铁5师、铁6师和铁4师的两个团约30000兵力相继进疆，加上自治区铁路工程局的5个团和生产建设兵团配属的4个团，施工力量最多时将近七八万之众。

　　经过10年鏖战，吐鲁番至库尔勒全长476.4公里的南疆铁路一期工程，在268名烈士的英灵护佑下竣工，1984年8月全线通车。

　　吐库铁路像一条蜿蜒的巨龙，穿过天山峡谷沟壑，跨越亘古戈壁荒漠，打开了南疆地区通向现代化的大门。当火车汽笛第一次在库尔勒上空轰鸣时，相识与不相识的人抱成一团，施工将士和各族群众的喜泪在笑声歌声欢呼声中挥洒飞扬。

　　“两路”工程的先后启动，吹响了加快战场建设的号角。涣散人心的派性越来越臭，在准备打仗的氛围中形不成气候。但是，一些领导干部对新疆独立作战、长期坚持情绪悲观。有的不愿意把家属子女接到新疆工作，有的寻找借口要求调回内地部队，还有的把家属子女从新疆迁回原籍安置。

　　杨勇决定，从自己做起，把家属接到新疆。杨勇被解禁以后，夫人林彬也从宁夏“五•七”干校回到北京，被重新安排在国务院财贸办工作。杨勇把新疆人心不稳定，领导干部家属不愿到新疆的情况同林彬讲了以后，林彬二话没说，提前辞职，把家搬到新疆。

　　杨勇是个喜怒不轻易上脸的人，但部队准备打仗的信心不足，让他深感忧虑。特别是北疆地区的边防一线部队，连能够坚守的像样阵地和工事都没有构筑，把守卫边防的任务仅仅说成是“通风报信”。

　　吉木乃县城后撤之后，沿边好几个县城也要求后迁。据《杨勇同志在新疆》一书披露：“边境重镇塔城根本没有打算坚守。这个地方既无警也无备，连观察警戒都没有。据说前任司令曾告诉杜拉塔边防站：‘有了事，你们只要从河边跑回来就是胜利’”。在打起仗能跑回来就是胜利的思想引导下，一些边防站不是练打练守，而是练撤练逃。克孜乌雍克边防站演习后撤时，马疾人慌，战士竟然从马上掉下来摔伤了。

　　野战部队的临战训练也不落实。有个师进疆6年多，除炮兵团训练了几个科目外，其他团因“三支两军”和国防施工，一直没有搞过训练，连以下演练战术课目时，居然找不到几个合格的教员。

　　8月下旬，杨勇与徐国贤研究认为，军区亟须召开边防会议，把准备打仗的思想和工作落实到边防一线部队。为了给边防会议作准备，杨勇指示钟光国，在北疆主要方向选一两个边防站，因地制宜落实准备打仗的要求，构筑以碉堡为支撑点的环形防御阵地，以战壕为掩护的机动野战工事，指导官兵练打、练藏、练生存、练机动，摸索出经验后在军区边防会议上推广。

　　军区要在边防站选试点的消息一传出，部队争先恐后、不甘落后的士气被激活了。一线边防站之间形成了你追我赶的阵地建设局面。杨勇高兴地对钟光国说：“你抓的点不要松手，点亮一盏灯，照亮一大片。我们要通过典型效应把全区边防部队的阵地建设搞坚固，让敌人伸进来的腿拔不出去。”

　　在年底召开的军区边防会议上，几个阵地建设先进单位介绍了经验，杨勇重点讲了作战问题。杨勇强调：“我们要准备在极其艰苦和无后援的条件下独立作战，要多拖住一些敌人，拖得越多越久越好。这样才能使主战场的日子好过一些，才能对战争的胜利多做一些贡献。”杨勇特别要求：“要把边防站建成战斗堡垒。构筑能打、能藏、能生活、能机动的配套工事。还要修路、架线，把边防的交通、通讯搞通。这样打起仗来边防站才能顶一阵子，真正起到通风报信的作用，赢得时间等待支援。”对加快建设二线预备队，提高机动增援一线边防部队的能力，杨勇也提出了明确要求。

　　在参加北疆军区小组讨论时，杨勇针对领导班子不团结的问题说：“中小打不会在东北、华北，而是在新疆。新疆是全国的主要方向，北疆是新疆的主要方向，你们的责任很重！伊犁、塔城要靠你们指挥，你们不团结怎么办？你们班子要从大局着想，不要把个人问题看得过重。谁挑起派性，谁就是犯罪。”杨勇一记重锤，敲醒了北疆军区领导，会议之后再也没有人纠缠个人恩怨了。

　　在边防会议精神推动下，一线部队迅速掀起了构筑工事、建设阵地、准备打仗的热潮。军区党委及时向军委报告了会议情况，并向总参建议，给边防增加9000名员额充实一线连队；把准备撤销的生产建设兵团现役部队，列入军区部队序列作为预备队，配置在边境后方的适当地域，增强边防部队的坚守能力和防御弹性。

　　杨勇在勘察地形期间还了解到，军事训练是全区部队的软肋，有的部队依照教材也不会组织训练，闹出照着葫芦画不了瓢的笑话。

　　当时的部队中，参加过1964年大比武的训练尖子，虽然多数当了基层干部，但在“突出政治”的高压下，没有人敢站出来抓训练。训练场上看不到部队的虎气雄风，演习场上看不到战士的阳刚血性。代之而起的是没完没了的斗私批修会议，花拳绣腿式的课目表演。

　　为了尽快恢复部队正规的训练秩序和训练内容，开完边防会议，杨勇让鲁泉选一个建制团蹲点，指导部队严格按照教材进行训练，在人和武器的全程结合中，完成从单兵到团一级的全部训练课目，为来年军区训练会议摸索经验，提供示范。

　　从1974年开始，杨勇嘴上也讲批林批孔，但实际工作中却把主要精力放在加强训练、落实战备上。1月召开军区训练工作会议，4月勘察天山腹地，9月组织实兵实弹打敌集群坦克研究性演习，10月召开民兵工作会议，11月安排军区机关野营拉练，年底召开军区工程会议。“四人帮”操控的批林批孔运动，实际上成了强化训练、准备打仗的插曲。

　　转入1975年，军区部队经过整顿，面貌焕然一新。然而好景不长。1976年1月周恩来逝世不久，“批判邓小平、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浊浪席卷全国。杨勇冷眼观潮，在军区常委会上强调：“毛主席、周总理派我来当司令，是准备打仗的，一旦让人家打个措手不及，我们就是千古罪人！搞运动也得准备打仗，部队只能进行正面教育，军事训练、战备工作，一天也不能松懈。”

　　杨勇明白，在当时的形势下，“硬顶”是不行的，“软磨”也不能露出破绽。于是杨勇把毛主席“要准备打仗”的话当作尚方宝剑，与"四人帮”斗智斗法。杨勇倚“剑”司职：1月中旬召开民兵工作会议，5月上旬视察北疆部队和独库公路，5月中旬至6月中旬与自治区联合召开边防工作会议，同时在巴音沟驻军某部，搞了38天师以上干部战役集训，主要研究独山子方向的防御作战问题。6月下旬到9月底，组织部队举行原子武器条件下加强师的进攻演习。直到“四人帮”被粉碎，杨勇一直用准备打仗对抗反击右倾翻案风。杨勇的对抗有理有节，无懈可击。

　　杨勇依托天山，独立作战，长期作战的决心，顶住压力，排除干扰，准备打仗的胆识，推动军地联手行动，逐渐筑牢了天山屏障，攥紧了边防“拳头”，为新疆未来反侵略战争的准备工作奠定了扎实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