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7章 戈壁隐姓埋名，谭友林消失得没有踪影
1957年秋天，天高云淡，清风送爽。共和国的政治空气却异乎寻常，反击右派的斗争，正在各条战线上如火如荼地进行。
远在崇明岛上的邱云，并不像北京人那样敏感政治。在她眼里，渔民照样下海，农民照样种地，她做医生的照样看病。在老百姓眼里，邱云是个好医生，为人善良，既通中医又会西医，不管白天晚上，只要有人让她去看病，十里八乡从不推辞。乡亲们看不出邱医生有什么心事。但是邱云确有心事。听说公安部队要撤编，谭友林这个东北公安军的大司令会到哪里去呢？
东北公安部队撤销整编完毕，谭友林于7月底赴京汇报撤编情况，等待军委分配新的工作。
比谭友林早到北京的老战友，装甲兵副司令员贺晋年得知谭友林赋闲到京，连夜登门造访。贺晋年知道谭友林脾气耿介率直，叮咛他少串门子，少打电话。谭友林感谢老战友的真诚，但心头闷闷不乐，总觉得政治气候不对劲。
会议期间，罗瑞卿找谭友林交谈，充分肯定他在东北公安部队的贡献，同时征求他对工作安排的意见。
罗瑞卿是谭友林敬重的老领导，他不假思索地回答首长:“服从组织安排。”
罗瑞卿满意地笑着说：“我们领导干部都像你这个态度就好了。现在有些人挑地方、挑单位、挑搭档，有的还想回自己的老部队，这是不允许的。你这个态度好，你哪里也不要去了，留在北京上学，毕业后的工作组织会及时安排的。”说完等着谭友林表态。
一听上学，谭友林来精神了，连忙表态：“谢谢首长！我小时候没读几年书，在延安主要是学马列，学毛泽东思想，学游击战，如果再不学文化，就跟不上形势了。”谭友林不知道，罗瑞卿是在还上一次没让他上学的“债”。
1955年授衔后，总政曾安排谭友林上南京军事学院。罗瑞卿得到消息，以工作离不开为由，请示总政收回成命，换了另一个同志。罗瑞卿后来没吱声，谭友林也不知道有这回事。但找机会让谭友林读几年书，罗瑞卿一直惦记着。
罗瑞卿真正熟悉谭友林，是从保安红大开始的。“西安事变”后，保安“中国人民抗日红军大学”更名为“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校址迁往延安。林彪任校长，毛泽东任教育委员会主席，罗瑞卿和傅钟分别任教育长和政治部主任。设在延安的抗日军政大学第一、二队的学员，大多数是红军时期的师以上干部，陈赓、倪志亮分任队长。谭友林所在的第一队第三组学员，分别来自一方面军和四方面军，许世友、邵式平、周胜群、洪水、詹才芳等军级干部，个个赫赫有名。姬鹏飞、杨得志、曾山、张震、肖望东等人也在这个队学习。可谓战将云集，群英荟萃。
当时红军三大主力会师不久，虽然形式上是一家人了，但对张国焘的错误认识不一致。红一方面军的同志认为张国焘有野心，红四方面军有些同志不服气，以致在谁当学习小组长的人选上争执不下，一时竟选不出大家都能够接受的小组长。
问题反映到教育长罗瑞卿那里，罗瑞卿仔细看了几遍学员名单，径直去找任弼时，请他推荐一位二方面军的同志，担任第一队第三组的小组长。
任弼时把名单看完说:“就是他，谭友林，估计大家都能接受。”从此，谭友林的名字在罗瑞卿脑子打下了烙印。
在这之前，第三小组也有人推荐过谭友林当组长，大家听了都还满意。谭友林是红二军团成长起来的干部，长征前就是师政委，饱受磨难，身经百战，用“文革”的话说，没有派性，能一碗水端平，和大家都处得不错。邵式平资格最老，又是四方面军的将领，对谭友林当组长双手赞成。
这个提议一传出来，谭友林沉不住气了。他心里清楚，这些从子弹缝里钻出来的人，资格老，功劳大;职务高，脾气大，个个大名鼎鼎，他怎么敢给这些令敌军闻风丧胆的人当组长呢！
正当谭友林再三推辞小组长的时候，教育长罗瑞卿找上门了。一见谭友林的面相比实际年龄还小，张口就训：“年纪不大，倔劲不小!是嫌官小还是嫌人少？哪有不服组织决定的共产党员？”罗瑞卿几句话把谭友林批得满脸涨红，哑口无言。罗瑞卿告诉谭友林，让他当小组长是任弼时同志点的将，他不但要当，还要当好。不管职务高低，不管资格深浅，不管功劳大小，学习、操练、生活都得管。
罗瑞卿交代完工作，发现谭友林的坐骑不错，便顺手牵羊，把长征路上任弼时送给谭友林的花脚骡子骑走了。谭友林担心坐骑欺生，索性“送佛送西天，帮人帮到底”，连自己的警卫员也让罗瑞卿一块带走了。20年后罗瑞卿谈起这件事还调侃地说：你当了个小组长，我捡了个大骡子!”两人都为这段弥足珍贵的友谊而高兴。
罗瑞卿词严心软，对他偏爱的将领，批评起来不留情面，工作标准要求更高，教育帮助也很具体。谭友林的中将是他拿下的，谭友林上学的机会是他取消的，不能让老实人再吃亏了。现在公安部队撤销，应该给谭友林入校深造的机会。罗瑞卿已经准备好一副担子等着谭友林挑。
1957年秋天，谭友林和一批高级将领走进北京高等军事学院的大门。作为战役系的首期学员，学制三年，主要课程是战争理论和战役研究，但真正让这些高级将领伤脑筋的是包括数学、物理、化学等在内的文化课。叶剑英院长希望学员打一场没有枪炮声的胜仗，激励大家攻关克难，将来站在军事知识的最前沿发号施令。
谭友林少年时上过几年私塾，四书五经中一般的汉字难不倒他，但拉丁字母、化学元素、数理公式和各种计算，却让42岁的谭友林吃尽苦头。当年因手术麻醉而影响记忆力的后遗症，让他比别人耗费的时间更多。鲁方和孩子就住在学校家属院，已经是七个孩子父亲的谭友林无心顾家，常常被抽象深奥的数、理、化课程弄得头昏脑涨，筋疲力尽，连鲁方和孩子也难得多看几眼。谭友林深知，他不能失败，也不甘心失败。他从学习中看到，制胜战争的力量不只是战场，是武器，更重要的是人，是人的素质，人的谋略。有些时候战争的胜败早已由战场以外的智能决定了。过去的辉煌已成为不能重复的历史，未来的辉煌就蕴藏在科学文化知识之中。共和国的将军们应当抢在时间的前头，在未来敌我较量中运用知识驾驭全局，登上战争的制高点。
1957年至I960年的中国政坛，运动风起云涌，对象此起彼落。面对扑朔迷离的上层纷争，谭友林经常担心，党内军内会不会出大事。他是在三年不平静的岁月里完成学业的。
山雨欲来风满楼。谭友林的担心不是多余的，他的担心被1959年的庐山会议验证了。而这次会议定案的“彭黄张周反党集团”中，八路军的彭德怀、新四军的黄克诚、东北局的张闻天，都是他敬重的老领导。
谭友林的心情十分压抑。谭友林茫然了。
庐山会议是7月2日开幕的。听说“反冒进”是会议主题，谭友林和学员们都很高兴。因为“三面红旗”挥舞下的乌烟瘴气，已让全国成千上万的老百姓在饥饿中徘徊。
刚刚走上轨道的中国经济，由于偏离了正确方向，吃不饱饭成了一个全国性的大问题。学院的将军们虽然没有人饥肠辘辘，但也很少红光满面，不少人的“将军肚”不见了，过度消耗体力的训练暂时停止了。谭友林多么盼望人人都能吃饱饭啊！那么多的人在枪林弹雨中出生入死，不就是为了天下百姓不挨饿、不受冻吗？说是解放全人类，自己肚子都填不饱，有力气去解放别人吗？
谭友林和学员们只能私下议论，谁也没有胆量把这些话放到台面上说。谭友林因为孩子多，有时候保姆还得和孩子爬树摘榆钱，跑到郊外找野菜。就这样全家也只能凑合着吃饱。谭友林为了照顾孩子，从学院退掉伙食，把供应他的那份粮、油、肉贴补到家里一块吃。
国家实行计划生育后，有人和谭友林开玩笑说:“首长们这一代人中，七八个上十个孩子的人可是不少呀，这是严重违反计划生育政策啊!”
谭友林笑着说:“那年代，什么都学苏联的。卫国战争期间，苏联人员伤亡惨重，战后国家鼓励多生。我们国家也跟着学，组织不要求计划生育，个人也不懂计划生育，生就生吧。一闹自然灾害，麻烦来了。加上保姆的女儿，八个孩子八张嘴，又都是长身体的时候，真是难为鲁方了。”说到这里，老将军哽咽了。
谭友林的眼前又闪现出1959年年底孩子们抢包子的场面。星期六，想到孩子们一个星期没有吃过一餐好饭了，晚餐时，鲁方和保姆蒸了两笼馅里带点肉的菜包子。因为怕烫伤孩子，鲁方告诉孩子们凉一会儿再吃。哪知话未说完，几个小一点的孩子的手全上来了。最小的儿子才四岁多，被热包子烫得哇哇大哭，大姐晓芳抱着哄了好久才止住哭声。谭友林不忍看下去，一个人走出楼外悄悄抹眼泪。
说到这里，老将军的话题又回到庐山会议。
1959年8月18日，谭友林参加了传达庐山会议精神的军委扩大会议。那是谭友林毕生参加的最严肃、最冰冷的全军高级将领会议。传达庐山会议内容时，会场静得让人压抑，一根针掉到地上都能听到。到会的所有人都怕漏掉一个字。当讲到“以彭德怀为首的反党集团”时，谭友林和很多人一样，嘴巴张着，眉头拧着，大家几乎都不相信这是真的。会后不止一个人反映，当时还以为自己耳朵有毛病。到会的将军中，有多少人是跟着彭德怀南征北战、血洒疆场啊！
回到学校，学员们私下最不服气的是彭德怀“里通外国”的问题。大家根本不相信，连一句外语都不懂的彭德怀能同赫鲁晓夫秘密会谈?会谈什么？谁在现场？谁的翻译？学员们脑子里装了一堆无解的问题。后来到新疆军区任副参谋长的鲁泉，当时是谭友林那一期的战役教员。他在回忆这段历史时说：欲加之罪，何患无辞。谭友林这些人心里有数，功高震主嘛！你彭老总怎么敢向毛主席下战书呢？你说是‘意见'毛主席说是‘战书'谭友林他们连保持沉默都不能选择，只能和毛主席保持一致。”
一生谨慎的叶剑英元帅，那段时间很少同学员见面，有时候出来散步，表情也很凝重。有的史料披露，庐山会议最紧张的时候，叶剑英还同聂荣臻一起看望彭德怀，三个老帅谈了两个多小时，几个人热泪盈眶而别。大概是因为友谊之故，庐山会议之后，每临大事有静气的老帅更加沉默。
高等军事学院在叶剑英的掌控下，学员们很快把精力转移到抓紧学习、迎接毕业上去了。
I960年金秋，谭友林在1000多个日日夜夜的知识煎熬与熔铸后，在鲁方竭尽全力的帮助与呕心沥血的保障中，克服学习上的压力和身体上的困难，化茧成蝶，登上了中国的西点军校——北京高等军事学院——的顶峰，戴上了“模范学员”的桂冠。
谭友林抓紧毕业分配前的时间撰写论文。他从图书馆借来一摞子参考书籍，从教研室搜集了几十个典型战例，把自己一个人关在屋子里探古析今，搜肠刮肚。他要用一篇高质量的论文，回报叶剑英院长要他用占领敌人阵地的精神占领知识阵地的期望，回报贺老总让他以知难而进的精神学知识的勉励，回报昔日任弼时政委在病床上要他永远奋进的嘱咐。
谭友林撰写论文的进度被罗瑞卿的召见打断了。
9月中旬，中央军委秘书长兼总参谋长罗瑞卿要找谭友林谈话。谭友林反复琢磨，罗总长要找自己谈话，是不是有什么任务了？
三年寒窗苦，志在上战场。可是战场在哪里？敌人在哪里？罗总长找他谈什么？谭友林心里吃不准。
从延安算起，这是罗瑞卿第五次找谭友林谈话。谭友林如期赶到罗瑞卿办公室。罗瑞卿还像三年前公安部队撤销时那样，征求谭友林对下一步工作分配的意见。谭友林没来得及思考，罗瑞卿替他回答了：“服从组织分配!”说完罗瑞卿笑着向谭友林交底：“先给你打个招呼，总政马上会有通知。军委已任命你为工程兵副司令员兼特种工程兵司令员，准备半个月，国庆后到职。这个岗位很特殊，任务重，时间急，得用心干啊!”谭友林看着一脸严肃的罗瑞卿，明白罗总长不是征求意见，是在下达命令，分配任务。
谭友林放下正在赶写的论文，抓紧就任新职前的准备工作。
谭友林即将就任司令员的特种工程兵，编制达10余万人，代号为7169部队。司令部设在酒泉基地，原来的司令员由工程兵司令员陈士榘兼任。部队分散在甘肃酒泉、新疆马兰和青海海南地区，施工环境恶劣，工程标准严格，任务十分艰巨。
赫鲁晓夫翻脸，中苏两国交恶。谭友林出发前已经意识到他要踏上的征程，是看不见的战线，是没有硝烟的战场。谭友林确实受命于危难之际。
这场没有硝烟的较量的对手，是被尊称为“老大哥”的苏联。I960年7月16日，苏联政府突然照会我国政府，单方面决定全部召回在华苏联专家。在一个多月的时间内，苏联撤走在华担负重要任务的1390名专家，撕毁专家合同343份，终止科技合作项目257个，并停止供应我国建设急需的重要设备，图纸、计划和资料也被专家悉数带走。
苏联单方面撕毁合作协议，让中国正在运行的经济列车突然失灵，损失极为惨重。中国必须从巨大的震荡中走出来，重新开始走自己的道路。决心已定，路在何方？人民军队挺身而出，再次站在捍卫国家核心利益的最前列。谭友林走进他不熟悉的核试验基地，开始了没黑没明的打拼。
承担核试验基础设施建设的特种工程兵，决心建功立业，为国争光。可是，施工面临的一大堆棘手问题却解决不了。罗总长那天谈话时就提醒谭友林，军委1月9日决定，7169部队担负的酒泉基地48万平方米的第一期建筑工程，必须在当年9月1日前完成并交付使用。这个当时在北京立了军令状的任务，因延期交付使用已经影响到全局。罗总长要求谭友林要抢时间、争速度，尽最大努力把完成任务的日期向前赶。
谭友林还听到，刚刚把彭老总取而代之的林彪心血来潮，打破不出远门的习惯，可能在10月份到酒泉视察。林彪了解谭友林，谭友林也了解林彪。形势和任务都很严峻。I960年9月底，来不及充分准备的谭友林，匆忙登上西去的列车，风尘仆仆地赶往酒泉基地。
名为酒泉的卫星发射基地，实际上坐落在内蒙古额济纳旗境内。除青山头、狼心山几个山丘外，就是一望无际的茫茫戈壁。广阔无垠的戈壁滩上，一簇簇骆驼刺像一个个盆景，近乎等距离地散布在地面上，任凭狂风摧残，沙石击打，年年岁岁在这里顽强地扎根繁衍，向人类证明着家族的存在和价值。
谭友林从鲁方和孩子的视线中消失了，从战友和熟人的视线中消失了，工程兵机关很多人甚至不知道新来的副司令员兼特种工程兵司令员长什么样子。因为导弹发射基地、原子弹试验基地和建设它们的特种工程兵对外都是严格保密的。
那是一个崇尚革命荣耀的年代。能够从事保密工作是一种荣耀，保密等级越高，政治要求越严，荣耀的价值越大。正是这种至高无上的荣耀，让远在基地战斗的干部战士，虽备尝艰辛而备感光荣;让远在几千里之外的父母妻儿虽惦念亲人而无怨无悔。没有长途电话往来，没有探亲休假安排，十天半月的两地书信，传递着彼此的思念和祝福，传递着共同的信念和意志：国家的目标只能实现不能落空。
谭友林消失了。邱云从熟人那里听不到谭友林的任何音讯，连钱瑛也不清楚谭友林到哪里去了。她给邱云的回答很简单：相信党组织，相信谭友林，将军肩负的使命不是都可以告诉别人的。”钱瑛是共和国第一任监察部长，第二任内务部长，她能判断出谭友林消失的原因，但她并不清楚谭友林在哪里。那是国家的最高核心机密，她只能给邱云一个原则而鲜明的答复。
火车喘着粗气，在呼哧呼哧声中义无反顾地前进，车轮和铁轨磨擦出来的火花，像高天坠地的星光，撒落在漆黑的陇海铁路沿线。谭友林无心留意车窗外偶尔闪过的灯光。他一路上都在琢磨贺老总对他的临别赠言:“你要去的地方是不毛之地的大戈壁，是没有刺刀见红的战场，越是不懂的问题越得往里钻。只要虚心请教专家，调动群众的积极性、创造性，打好主阵地的攻坚战，就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谭友林清楚，贺老总给他鼓劲的话是有的放矢的。可是从未指挥过工程兵的谭友林总感到底气不足。
酒泉基地的特种工程，是按照特殊标准和流程组织施工的。质量要求高，时间要求急，但特殊施工材料却得不到及时补充。在那个激情燃烧的岁月里，用精神原子弹武装起来的广大官兵，一不怕苦二不怕死，一个人顶两个人干，一天要干两天的活。可饥肠辘辘的肚子却无法填饱，饿昏倒地的同志，有时连一口糖水也喝不到。改善伙食、增强体质，提高部队战斗力，成为谭友林首先要解决的紧迫问题。
初冬的毛乌素沙漠，朔风凛冽，寒意沉沉。谭友林紧裹大衣，在干打垒的地窝子里苦苦思索。周围几个省（区）领导中，都有他的老战友，但日子都不好过。灾害肆虐，苏联逼债，六亿人民半饥半饱，河南、甘肃有的饥民离乡背井，有的客死他乡。部队再困难，我们也不能向地方伸手啊！
7169部队或在茫茫戈壁安营，或在青海高原扎寨。盛夏，在40至60摄氏度的烈日下施工，官兵赤身裸体，汗都流干了，背上脱下来的皮像树皮一样裂开卷起。严冬，在零下30至40摄氏度的冰天雪地里施工，官兵棉衣被汗水浸透，表面冻成一层硬壳，晚上还没有烘干，第二天又得套在身上。夏天烂裆，冬天冻疮，成了困扰野外施工的难题。
谭友林深入现场调查研究，只换司机不换车，没黑没明地在几个基地施工的部队中穿梭。半个多月后，施工力量的优势和劣势、施工部队的干劲和困难他基本弄清了。在7169部队党委会上，谭友林组织一班人，对工作组调查后综合起来的问题，逐个统一思想，区别主次急缓，研究了解决的对策。
请示总参总政，在全军挑选一批学过工程专业或组织过坑道施工、道路施工、营房施工的技术人员，与特种工程兵中不懂工程专业的干部对调;集中优势兵力，全力以赴完成酒泉基地48万平方米的建筑任务;挑选得力干部和特等射手，组成捕猎队，到青藏高原追捕黄羊;就地建造猪栏鸡舍，挖掘潜力养猪养鸡养鸭;和青海、内蒙古两省区交涉，给施工部队划定草场，在没有牧民的偏远地区，允许部队组建牧场；向不同地区派出采购小组，由谭友林出面，给在国家部委和省市自治区当领导的老战友写信，希望施工材料数量足，质量高，不断线;请示总部机关，适当调整特种工程兵部署，提高交通运输效率，减轻后勤保障压力。
罗总长原则同意谭友林的方案，指示他专程回京，当面向周总理单独作口头汇报，特别要让周总理了解部队生活保障方面的困难。
周总理听着谭友林的汇报，眼眶湿润了，用颤抖的语气说:“友林同志，你讲的情况很重要！不管什么时候都要爱护官兵的身体。你们采取的几条措施是可行的，有的事军委和国务院有关部门要具体研究，联手解决。”
从周总理办公室出来，谭友林心潮起伏。给周总理汇报的内容，谭友林原来也准备在基地当面向林彪汇报，毕竟在东北时是林彪亲自谈话，让他到独立二师当政委;部队入关以后，又是林彪点将报任他当三十九军副军长;这次被任命为工程兵副司令员兼特种工程兵司令员，林彪不同意，他也不会到酒泉来。但是谭友林失望了，林彪只在基地打了个转转就离开了。看着顶着国防部长帽子的元帅专机，在人们的注目中飞上云端，谭友林心头凉丝丝的。林彪来往酒泉的作秀之行，在中国核工业辉煌历史上只留下一条淡淡的阴影。
送走林彪的飞机，谭友林发现身边的同志眼神悲痛，表情木讷。仔细一问，才知道有个工程师因营养跟不上，在施工现场突然晕倒后没有抢救过来，同志们怕影响接待林副主席，头天下午已经安葬了。
谭友林一听，转身告诉司机:“烈士陵园!”汽车向右拐弯，几声呜咽，直奔烈士陵园。
因为刚来不久，连续几天又忙着准备迎接林彪，谭友林还没有来得及凭吊长眠在基地附近的烈士。汽车在陵园门前缓缓停住，谭友林迈着沉重的步子，沿着陵园中间的甬道朝里面走去。
这是一座很大的陵园，但在浩瀚的戈壁上却显得渺小。几十块颜色不同、质地不同、规格不同的墓碑，整齐划一地排列着。一块块矗立的墓碑如同烈士手中的盾牌，年年岁岁守卫着祖国的导弹基地。
谭友林向7169部队的烈士们拜祭完毕，又在陵园大门里面，向所有烈士三鞠躬，这才不言不语地上车返回基地。
从红军到解放军，谭友林身边倒下过多少个亲密的战友，亲手掩埋过多少战友的遗体，他已记不清楚了。漫漫长征路上，他甚至不止一次地看到，有的战士穿着千孔百纳的破军装，直挺挺地躺在水洼洼的草地上，眼巴巴地向走过他身边的战友们告别。那是被饥寒扑灭的革命火种呀！长征已走完25年了，难道还能让饥饿吞嗟官兵的生命吗？
刚刚病故的工程师，50多岁，是上海一所大学的毕业生，淮海战役中弃暗投明，成为解放军的一员。因为个人历史清楚，又无海外关系，在抗美援朝战场上立了功入了党，组建特种工程兵时被专门挑选到酒泉基地。三年多来工作压力大，肚子填不饱，患了黄疸性肝炎。尽管后勤机关给予了积极治疗和力所能及的生活照顾，50出头的人还是永远地走了。35年后谭友林讲起当年在酒泉、马兰和青海高原施工中的烈士，仍然老泪纵横，不能自已。
任务繁重，营养匮乏，让铁血将军谭友林的身体严重透支，抵抗力越来越差，不到一年时间他也得了传染性肝炎。谭友林在无奈中被送进301医院。经过一个多月的强化治疗，化验指标趋于正常。谭友林立即告别医院，直接飞向马兰基地。那里的工程已经到了迫在眉睫的节骨眼上。
如果说建设酒泉卫星试验基地让谭友林殚精竭虑，建设马兰核试验基地更让谭友林呕心沥血。位于罗布泊附近的核试验基地，被西方探险家称为“旅行者的坟地”，方圆几百里没有树，没有草，没有飞禽，没有走兽，只有在干旱中挣扎的骆驼刺，靠近核试验场地周围，连一粒黄羊屎也找不到。原来吃水要去60多公里外的地方拉，后来打出了深水井，才把严格的用水限制放宽了。
恶劣的生活环境谭友林已习以为常，艰巨的施工任务却让谭友林经受新的考验。1962年，核试验基地的土建工程进入倒计时。除了大量的地表建筑，还有上百项效应工程建筑需要加班加点完成。地表建筑有不同规模、不同形状、不同坚固强度的要求，效应工程种类繁多，规格各异，施工标准更高。飞机、坦克、火炮、汽车、动物、仿真人都必须设置在指定的工事里，以检验核试验时冲击波、光辐射和核污染对效应物的损害程度，拿到近似实战的确切数据。
谭友林虽然身为将军，又年近50,但每天都在施工现场办公。有些工程没有达到设计要求，宁可推倒返工也不给质量留下丝毫漏洞。在他具体组织领导下，所有的效应工程都达到了设计要求。
在建设核基地的日子里，谭友林经常在甘肃、新疆、青海几个施工点上往返，坐汽车、坐火车、坐飞机，难免汽车出事故，火车不准点，谭友林从来没有犹豫过，担心过。但是，飞机在空中发生故障，却让谭友林经历了一次生死之旅。
1964年元月，谭友林搭乘安-2运输机，从酒泉飞往马兰。由于温度过低，飞机爬上2000多米高空时，尾翼冻结在一起。失去平衡的飞机，像一只发怒的雄鹰，扬起机头，声音颤抖，直插苍穹。副驾驶摇摇晃晃地走出驾驶室，紧张地对谭友林说，飞机尾翼冻结，他们正在设法解冻，为增加前舱的重量，请谭友林和其他几位同志尽量靠前站。没过两分钟，副驾驶又出来说，请大家把自己的姓名和家庭地址写下来，由机组统一保管，说完给每人发了一张硬纸卡片。同时对谭友林说，这种飞机限高4500米，超过这个高度飞机会自动解体，让谭友林做好大家应对不测的准备工作。谭友林被突如其来的情况弄得一时没有反应过来。突然，他拉开驾驶室的舱门，只见机组人员个个大汗淋漓，正在高度紧张地调整飞机状态。谭友林大声对机组的同志们说:“大家不要紧张，我相信同志们能够成功!”这时飞机的高度已爬升到3000多米了。
谭友林返身走进客舱，又对几名脸色蜡黄、极度恐慌的同志讲：“机组的同志正在努力，相信他们能排除故障。万一出现不测，大家是为祖国的原子弹牺牲的!”谭友林的喊声盖过了飞机发动机的怪声轰鸣，机上的同志们安静下来，每个人都做好了面对死亡的准备。
飞机还在继续爬高，眼看着爬到快4000米，突然“咔嚓”一声，飞机抖动了几下，机身进入水平飞行。尾翼上的冰冻化解了。谭友林拥抱着热泪盈眶的机长，久久没有松开。
苏联扼杀中国核工业的阴谋破产了，西方敌对势力讥讽中国的预言落空了。
1964年6月29日，中国自主研制的第一枚近程地对地导弹试验成功！
1964年10月16日，中国自主研制的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
两次举世震惊的成功，让苏联新沙皇集团和西方敌对势力发抖了。
古往今来，影响人类历史的许多事件，有时会互为因果，有的甚至
在时间上相互重叠。
就在中国原子弹爆炸成功的同一天，赫鲁晓夫下台了！天意乎?人意乎？
当周总理打电话告知远在马兰担任总指挥的张爱萍，要他把赫鲁晓夫下台的消息转告现场的指战员时，上一波还未平息的欢呼声浪，又掀起一'波新的高潮。
谭友林挥去脸上的汗水，登上飞往北京的飞机。新的使命等待着谭友林。1965年1月，经毛主席、周总理圈定，谭友林参加杨勇牵头的北京地铁工程领导小组，同万里等五人一起，组织指挥中国历史上第一条地铁工程，在共和国历史上实现又一个零的突破。
谭友林作为人民解放军工程兵的副司令员，引起领袖们的关注，也招来一些莫名其妙的嫉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