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6章 高风亮节让衔，邱云为谭友林深鸣不平
谭友林离开朝鲜，但没有离开战场;离开公开对垒的敌人，但没有离开暗中潜伏的敌人。
谭友林虽然在东北剿过匪，打过仗，对东北的全局情况并不熟悉。副司令员、司令员的担子一上肩，才觉得分量确实很重。谭友林站在东北工业分布图前，深思熟虑，运筹帷幄，他要把最有战斗力的部队部署到最重要的目标上，随时准备痛击可能冒险的敌人。
东北地区是我国重要的工业基地。钢铁、煤炭、电力和机器制造业，全都分布在铁路和公路沿线。这些国民经济的命脉，为抗美援朝补充物资，为国内建设提供动力。东北的安宁与否，事关国家全局，事关战争全局，加强内卫治安工作，保卫工业基础设施，成为东北公安军的首要任务。对于完成这样的任务，谭友林必须从头学起。
东北地区边界线长达5600多公里，海岸线长达2100多公里，边防管理和边防执勤任务十分艰巨。
随着美军在朝鲜战场上不断失利，东北地区隐蔽战线上的斗争也在不断升温。仅1952年，美军舰艇入侵我沿海多达48次，掳走中国渔船、商船21艘，劫持渔民、船员95人。潜伏下来的日本特务、伪满坐探、蒋军卧底、漏网土匪，暗中串联纠结，破坏基层政权，破坏军事、电力、交通等重要设施，妄图削弱志愿军的后方保障能力。
在战场上讨不到便宜的侵朝美军，还勾结蒋特残余分子，计划在辽东沿海登陆，配合空降武装，建立所谓东北“敌后游击根据地”。
深入调查研究的谭友林司令员，未同敌特交手，已经先机在握。谭友林和政委汪金祥制订周密方案，组织部队在边境预设地区进行“反骚乱、反派遣、反空降”的模拟演练；派出精干分队在关隘、要道、重要制高点上潜伏；同时还和东北各级地方政府制订密切协同方案，形成全民反特的天罗地网。这些举措，使空中特务和地面特务见不上面，潜藏特务和露头特务抱不成团，海上特务和陆地特务无法联合行动。谭友林逐点勘察地形，确定重要目标，加强警戒力量，确保万无一失。
成功的道路是用汗水和心血铺成的。谭友林同他的战友们像打云山战役一样，用顽强和睿智再一次让美国在全世界大丢其丑。不过出于政治外交的需要，新华社的这条新闻迟发了将近两年。
那是1952年10月29日，根据先期捕获的美特交代，谭友林和汪金祥制定严谨的设伏方案，决心将空投到长白山老爷岭的美蒋特务一网打尽。
谭友林使出“引蛇出洞”之计，让先期捕获的敌报务员与美国中央情报局联系，谎报军情，诱骗敌人上钩，把更多的间谍分子钓出来歼灭。经过几次联系，美国间谍机关决定于11月29日晚23时至24时，派飞机到长白山老爷岭把先期投送的特务接回，并对空降场的选择和联系讯号作了明确规定。
拿到确切情报后，担任作战总指挥的谭友林先期到达预定位置，在零下40多摄氏度的严寒中靠前指挥。当夜23时左右，飞临空投地域上空的C-47型无国籍标志的美国间谍飞机，被我设伏分队一举击落。栽到地面上的飞机，像一只巨大的马蜂窝，前后左右被子弹打得千疮百孔。领航员和驾驶员当场毙命，美国中央情报局间谍约翰•托马斯•唐奈和理查德•费克图缴械就擒。之后，谭友林又指挥部队跟踪搜剿，将美国空投到东北的20名间谍悉数抓获。
美国间谍飞机被击落的喜讯传到北京，刚开早饭的公安部大饭堂里，吃饭的同志们把盘子、碗当酒杯，端在手里碰来碰去。罗瑞卿告诉谭友林，得知东北公安部队把美国特务人机倶获，毛主席喜不能禁，原本要写诗抒发感慨，后来因为别的事没顾上。周总理亲自给罗瑞卿打电话祝贺。
在中朝两国边境事务管理中，因为有指挥三十九军参加过几次重大战役的背景，朝方对谭友林的意见很尊重。1955年5月，国务院任命谭友林为中国边防总代表，在朝鲜平安北道参加两国边境地区第一次边防代表会议。谭友林和两名副代表一起，就双方维护边境地区治安秩序、打击共同敌人、处理边境事件等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形成协商机制，为保卫边境安全创造了有利条件。东北公安军的不懈努力，解除了志愿军后顾之忧。
多年以后，新疆军区副司令员谭友林与司令员杨勇谈到东北治安时，有一段有趣的对话。谭友林颇为感慨地说:“在东北公安军期间最不放心的就是社会治安，夜里睡觉都得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杨勇司令员听了哈哈大笑：我和你的感受大不相同，因为有你老谭在东北作后盾，我这个志愿军司令睡觉才敢打呼噜。”
罗瑞卿是位以严出名的大将军，但对东北公安军的工作是满意的，称赞东北公安军是全国公安部队的一面旗帜。然而1955年授衔时，身经百战的东北公安军司令员谭友林，却被授予少将军衔。是也？非也?一时间舆论纷纭，谁也说不清原委。
是非还是罗瑞卿替谭友林澄清了。
很多同志后来才知道，按规定条件谭友林当授中将，公安部上报的意见也是授予中将。授衔方案形成后，毛主席收到许光达主动要求降衔的亲笔信。许光达在信中写道：
军委毛主席，各位副主席：
授我以大将衔的消息，我已获悉。这些天，此事小槌似的不停地敲我心鼓。我感谢主席和军委领导对我的高度器重。
高兴之佘，惶愧难安。我扪心自问：论德、才、资、功，我佩戴四星，心安神静吗？此次，按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功勋授衔，回顾自身历史，1925年参加革命，战绩平平。1932—1937年在苏联疗伤学习，对中国革命毫无建树，而这一时期是中国革命最艰难困苦的时期：蒋匪数次血腥的大围剿，三个方面军被迫做战略转移。战友们在敌军层层包围下，艰苦奋战，吃树皮草根，献出鲜血、生命。我坐在窗明几净的房间里喝牛奶、吃面包。自苏联返国后，有几年是在后方。在中国革命的事业中，我究竟为党为人民做了些什么呢？对中国革命的贡献，实事求是地说，是微不足道的，不要说同大将比，心中有愧，与一些年资较深的上将比，也自愧不如:和我长期共事的王震同志功勋卓著：湘鄂赣竖旗，南泥湾垦荒；南下北返，威震敌胆;进军新疆战果辉煌。为了心安，为了公正，我曾向贺副主席面请降衔。现在我诚恳、慎重地向主席、各位副主席申请：授我上将衔。另授功勋卓著者以大将。
许光达1955年9月10曰
毛主席表扬了许光达，指出上将、中将授多了，还对嫌军衔授低的同志进行了批评。
自古以来，决策者在“取”与“舍”的重大问题上，常常很难拿捏。何况这是解放军第一次授衔，毛主席又有指示，总政治部犯难了。
授衔之前，部队情绪热烈，议论很多，有大道消息，有小道消息。谭友林和东北公安军的领导们，对授衔也很期盼，毕竟这是我军由“土八路”向正规化转变的重要标志，大家都在憧憬佩戴军衔的英姿，为自己设计佩戴军衔后的形象。有些还没有谈恋爱的同志，有意把恋爱的事情朝后推;有些恋爱关系还不成熟的同志，把伸出去的手又缩了回来，指望戴上军衔谈恋爱，或许能找到更漂亮的女朋友。地方上一些女青年也盘算，等着授衔后再找军官做丈夫。所谓“上校太老，大尉官小，少校中校正好”，就是当时女青年们选择军官做丈夫的标准。
佩戴军衔对谭友林不是第一次。1937年8月，他就是以八路军一二〇师三五八旅七一五团中校副团长的名义，以在平型关战役中受伤作借口，回鄂西地区重建中共特委的。当然这一次他要佩戴的是新中国授予的军衔，是人民军队自己的军衔，军衔也不是中校而是中将，谭友林自然高兴。但作为司令员，他不能让官兵们对授衔期望过高，在对
待军衔问题上要有授校不授将、授尉不授校、就低不就高的思想准备。
谭友林在党委会议上告诉大家，军衔是荣誉也是标志，但反映不出军队的本质，反映不出军人的追求。战争年代，我们这支没有军衔的军队打败了所有戴军衔的对手，日本的将军，国民党的将军，美国的将军，不论他肩上扛着几颗星，有的成了我军的刀下鬼，有的成了我军的阶下囚，有的成为遗臭千秋的历史笑柄。就连二战中不可一世的五星上将麦克阿瑟，从朝鲜战场败退后还未赶回国内，挂在他身上的四个职务全被撸光了。谭友林提醒大家，授衔要打胜仗，不授衔也要打胜仗。在军衔面前经受不住考验，只能说明革命动机不纯正。谭友林的话如同重锤擂鼓，让绝大多数同志为之振奋，也让少数同志感到震撼。
谭友林这一番话传到北京，罗瑞卿看后击节称赞。罗瑞卿正为压缩将官名单犹豫呢。无论是中将少将，哪一个都是南征北战、功勋赫赫啊！罗瑞卿几次拿起笔又几次放下，一支20克重的钢笔，让这位精明强干、决心果断的公安部长无异于手握千钧。
罗瑞卿要通谭友林的电话时，已经临近午夜。一听是罗部长的电话，谭友林以为有紧急任务，忙给鲁方使了个眼色，鲁方知道丈夫可能有急事出差，连忙去收拾东西。
没有料到罗瑞卿一开口却说:“友林同志，你讲的授衔那几段话我看了，讲得好呀！现在真有情况了，我想先听听你的意见。”
听我的意见？谭友林一时不解，也不便多问，连忙回应说：请首长指示！”
“听听给你授中将的意见。不是现在听，明天你再给我打电话吧?”说完又问了问鲁方和孩子的情况。
电话挂断了。谭友林没有睡意，他反复理解罗部长电话里那几句话的意思。
窗外，月光泻地，粉墙煞白，枝头上的累累苹果，个头虽然不大，但绿中透红，即将成熟的香味，在月光下淡淡地散发出来。叫不上名字的小虫，耐不住清秋静夜的寂寞，此起彼伏地轻声鸣叫。谭友林一看手表，时针已走过午夜12点了。从罗瑞卿打电话到现在才20多分钟，估计首长还没有睡，他让总机接通了罗瑞卿的电话。
罗瑞卿一拿起电话就说：我知道你等不到明天。想好啦，这么急啊!”
“不用想。刚才我就应当给首长表明态度，不要给我授中将了。那么多的战友连新中国都没有看到，那么多烈士在朝鲜战场上连骨头都没捡回来，我们这些人如果还计较军衔高低，怎么对得起牺牲的同志？怎么教育部队，教育别人?”谭友林请罗瑞卿不要再为他的军衔为难了，他不但自己要带个好头，还要做好其他同志的工作。
在沈阳举行的授勋典礼上，谭友林从叶剑英元帅手中接过一枚一级八一勋章、一枚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枚一级解放勋章。叶帅知道谭友林军衔授低了，同谭友林握手的时间比别人长了一倍。叶帅用无言的方式对谭友林嘉勉，连周围的同志也觉察到了。“文化大革命”后期，谭友林恢复工作时，总政提议他回工程兵当司令员，叶帅是很赞成的。
给谭友林授少将的消息一传开，为谭友林抱不平的人一波接一波。了解谭友林资历、功绩和人品的人，都认为谭友林军衔授低了。有的大将表达了口头意见，王震、萧克、李达、甘泗淇、贺炳炎、余秋里、王尚荣、杨秀山等八位上将、中将，联名给总政治部写信，要求为谭友林恢复中将军衔。总政对这件事很重视，明确表示，要给谭友林补授中将。补授的风声传到谭友林耳朵后，谭友林多次请萧华、徐立清转告军委领导，共产党不能搞论功行赏那一套。在谭友林看来，那么多功劳大的同志转到地方岗位工作，连授衔的机会都没有，为他补授军衔不必要，也不合适。
授衔不久，谭友林到北京开会，见到总政治部主任罗荣桓元帅。罗荣桓是四野的老政委，对谭友林很熟悉，谭友林迎上前去敬礼，罗帅紧紧握住谭友林的手说:“友林同志，你的军衔授低了。凭你的资历、职务和同期的老战友相比，原来准备给你授中将，是我给拿下的，这里我向你承认错误，我们工作做得不够细致，下一步给你晋升。”
罗帅的坦荡胸怀让谭友林受到感染，也感受到总政首长对他的关怀。谭友林对罗帅说：要说比，那些牺牲了的老战友连生命都献出去了，连军衔见也没见上，我都当将军了，怎么能不知足呢。”谭友林再一次用行动向组织表明，他这个共产党员的党性成色，是经得起功名利禄考验的。
1955年9月28日，新华社发布了《国务院授予军官将官军衔典礼》的消息。耀眼的星徽，金色的肩章，笔挺的军装，让全世界眼目一亮。扣在解放军头上的“土”帽子被扔掉了，喜悦洋溢在军人的心头，洋溢在老百姓的脸上。但是，在长江入海口的崇明岛上，一位30多岁的女性却没有兴高采烈。她不明白，那么多与谭友林同时任职，或比他任职晚、职务低的人都授了中将，谭友林怎么只授了少将？难道谭友林犯了错误？她感到困惑不解。
她，邱云，一个转业到基层医院工作的女医生。
邱云四下打听，终于弄明白谭友林是主动要求降衔的，而且两次谢绝补授中将。心底的余烬又复燃了，渴望见到谭友林的欲望战胜了理智，邱云登上火车，滚滚车轮向沈阳驶去。一晃快20年了，她应该见他，哪怕见一面也行。
邱云乘车北上，不只是想用行动为谭友林抱不平，还因为她心底堆满了郁闷苦恼。这郁闷苦恼居然是她的美丽引起的。
50多年后的邱云，心如止水，宠辱不惊，她像哲人一样告诉人们，在现实生活中，女人的美丽并不总是和幸福联系在一起。美丽可以成为女人攀登的阶梯，也可以成为女人落难的陷阱。邱云的感悟是因为早年的另一段不幸遭遇。
邱云是1953年朝鲜战争停战后回国的。经过战争洗礼的邱云，洗净硝烟，温柔清爽，成熟女性的身体曲线与秀丽端庄的姣好容颜，成了医院一道亮丽的风景。戴着功臣光环的邱云，沉浸在大家羡慕与热情的气氛中。然而没过多久，邱云发现她的人际环境在悄悄变化。周围同志看她的眼神冷漠了，原来亲近的同志关系疏远了，飞短流长的传闻，热嘲冷讽的讥笑，也慢慢出来了。这其中到底是什么原因？邱云心里很难过，想了好久都弄不明白，只好找领导问个究竟。
同邱云交谈的几位领导都是一个口径，表扬她战场救护立了功，劝她不要听闲言碎语，让她赶快找个男朋友。领导们不痛不痒的谈话让邱云隐约感到，她很可能被自己还不清楚的绯闻缠住了。邱云冷静地思考回忆，突然间想到，这些莫名其妙的绯闻，会不会同战场上她收到的几封来信有关系呢？
邱云的判断是正确的。1951年第三次战役之后，部队进入休整期，伤员所在单位的领导陆续到医院探视部属。邱云的精力和时间都用在救治伤员上，很少与部队来的领导接触。短短的几次接触，也都是在病床前介绍病人的伤情和治疗，部队来的几十个领导同志，未能给她留下很深的印象。没有过多久，邱云先后收到好几封来信，内容都是要和她交朋友。写信的人有师团干部，也有营连干部，有个大学生干部还在信中写了表达心仪的诗。这些信让邱云哭笑不得，她不能回复，也没有时间回复，于是顺手将看过的信交给一名护士保存，打算不打仗了再给对方认真回信。特别让邱云震撼的是，有个军的处长写给她的信还没有发出来，处长就牺牲了，信上留下了殷红的血迹，信也写得催人泪下。回国前邱云了解到，写信的处长是安徽金寨人，参加新四军后全家人被还乡团杀光了。处长的真诚让邱云感动，想回信的愿望却落空了，邱云只能把这份深情埋在心底。
那位替邱云保存信的护士出于好心，回到医院就讲邱云医术高，人缘好，还把战场上好几个干部给邱云写信求爱的事，当作好事到处说。甚至渲染有个处长用鲜血写信，邱云都没有回信，邱云心里肯定早有人了。
说者无心，听者有意。医院有位科主任前几年一直缠着和邱云谈对象，听到邱云要去朝鲜战场上找男朋友，这位科主任很失望，邱云走后很快同另一位女医生结婚。现在一听邱云不给“最可爱的人”回信，连牺牲的烈士也不屑一顾，心里十分气愤，认为邱云是用资产阶级的浪漫作风亵渎革命烈士的纯洁感情。是非曲直，百口莫辩，邱云既无助又无奈，想了很久也没办法给领导和群众说清楚。掂量来掂量去，索性鼓起勇气，直接找林钧才院长要求转业，表示转业后安排得越远越好，苏北、淮北、舟山岛、崇明岛她都去。林钧才很器重邱云，苦苦相劝无效，只得忍痛割爱，同意邱云转业。这时候上海正在大规模开发崇明岛，各行各业都欢迎转业军人。邱云一横心，上崇明岛当医生去了。这个选
择算不上明智，但邱云不后悔，因为它让邱云逃离了是非之地。
铁路两旁的村庄被火车一个个向后抛去，邱云的思绪也回到了朝鲜战场。飞机呼啸，炮声轰鸣，枪口吐火，人员廝杀••••••这些寻常人看
不到的场面又在眼前闪现。
起伏跌宕的思绪中，那两页信纸上的血迹在眼前漫延开来，没有抢救过来的写信人在血泊中站着，手中滴血的信写道：“人生的路还长，该放的包揪要放下，脚步才会轻松一些。”她没有写信人的印象，但她记住这几句浸血的话。邱云的眼泪止不住流淌下来。说得多好啊！她问自己，为什么要去沈阳？谭友林授少将和自己有什么关系？这说明自己心里的包揪还没有放下，所以才感到生活的艰难。
火车抵达北京，邱云下车。她打消去沈阳的念头，在电话里和钱瑛约定，晚上去钱大姐家吃饭。
半年前邱云从朝鲜归国时，专程看望过钱瑛，大姐激动地抱着她，直喊:“最可爱的人！最可爱的人！因为是集体乘车，两人只待了一个多小时，邱云便归队登车南下。哪想到半年来冒出这么多事，她要向钱大姐倒倒心里的苦水。
门刚打开，钱瑛便把邱云搂住了，好一阵子才松开手。桌子上两菜一汤，一荤一素。看着热腾腾的饭菜，邱云才感到饿了。钱瑛只顾给邱云夹菜，自己没吃几口就接电话去了。见钱瑛忙得连饭都吃不好，邱云后悔打扰大姐，想等钱瑛吃完饭就告辞。
钱瑛边吃边问邱云回国后的情况。邱云本来打算不多讲，可钱瑛一问，眼泪一下子落到碗里。钱瑛吃惊地看着邱云，手中的筷子不知不觉地放下了。
夜幕下的北京胡同很静。1927年入党的钱瑛，是从“道德守旧、学问维新”的大户人家走出来的知识女性。参加革命前上过湖北女子师范，参加革命后去苏联留学，上学期间差一点成为包办婚姻的牺牲者，对桎梏中国妇女的枷锁深恶痛绝。她抚摸着邱云的手说:“委屈你了。这样的伤害确实不应该发生。在男女婚恋问题上，老祖宗留下的封建传统根深蒂固。咱们都是单身，你年轻能干，人又漂亮，周围少不了闲言碎语，自己别太在意了，要想得开。流言止于智者，相信绝大多数人还是能辨别是非的。”钱瑛开导了一番又接着说：马克思在给妻子燕妮的一封信中说过，‘要想美好地度过一生，就只有两个人结合，因为半个球是无法滚动的，所以每个成年人的重要任务就是找到和自己相配的一半’。转业这个事你过急了，去崇明岛也有点草率，下一步怎么办？在崇明岛能找到可心的男朋友吗?”
钱瑛的话温馨真诚，一下子把邱云噎住了，她这才把打算去沈阳的想法对钱瑛讲了。邱云告诉钱瑛：“开弓没有回头箭，已经走到这一步，只能继续走下去。我这一辈子不会再找对象，崇明岛是刚刚开垦的处女地，那里最缺医生，也许我后半生的根会扎在那里。”
钱瑛继续开导邱云：你千万别学大姐，我当时在白区做地下工作，没有机会作第二次选择，现在单身一人也不是我的初衷。不打仗了，你完全可以重新开始。过去的事就让它过去吧。只有从梦中醒过来，你才能看到阳光就在眼前。”
在邱云眼里，钱瑛是无人替代的偶像。自从1931年丈夫谭寿林牺牲后，钱瑛全身心投入革命斗争，再也没有动过结婚的念头。1938年春天，邱云曾问过钱瑛，为什么不再找一个革命伴侣，钱瑛回答:“谭寿林已经占据了我的情感空间，第二个人是挤不进去的。”
钱瑛这句话被邱云记了一辈子，也误导了邱云一辈子。对钱瑛战争年代心语的误读误判，使邱云走进感情误区而不能自拔。因为她模糊了丈夫与恋人的区别，战争年代与和平环境的区别。
钱瑛见邱云心意已决，没再多劝，点点头说:“谭友林给我讲，他从朝鲜返回国内的路上看到过你，但来不及停车就过去了。后来他让人找遍了几十个医院，都说没有邱云这个医生，这才明白是看花眼、认错人了。他哪里知道邱云早被你这个韩雨代替了。”
钱瑛一席话，又一次拨动了邱云的心弦。她凄然地笑着说:“不是每段姻缘都有美好的结局。我不信宿命，却被宿命牵着鼻子走，真是对不起谭友林啊!”
她们再次约定，不让谭友林夫妇知道韩雨就是邱云，也不泄露邱云的只字片语。她们从心里希望谭友林夫妇的感情不受一丝伤害。
钱瑛告诉邱云，谭友林是主动要求降衔的，好多同志认为不公平，说不定还会补授。钱瑛连声赞叹谭友林是个好同志。
从钱瑛家里出来，邱云连夜登上南下的火车。列车飞驰，窗外风景如画。邱云一路上都为谭友林的一片痴心感动，也为谭友林的高风亮节感动。邱云释然了。她提醒自己，回到崇明岛要愉快起来，为了谭友林，为了钱大姐，也为了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