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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奸骂名由此来 1

书名:老兵口述抗战史1本章字数:3532

  

  《塘沽协议》签订后,29军撤军。

  此后的两年里,29军一直驻扎在察哈尔省,当时的察哈尔省,与伪满洲国接壤,也就是抗日前线。

  1935年8月,29军军长宋哲元任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下辖河北、察哈尔两个省与北平、天津两个市。张自忠任38师师长,兼任察哈尔省主席。

  后来担任张自忠参谋处长的张宗衡回忆说,张自忠主察期间,他的精力都用在补训部队方面,各团马匹车辆人员,他都要亲自校点,该淘汰的淘汰,该补充的补充,凡是年轻力壮但身体稍微矮小的士兵,他都要另行编排成队,以求整齐。他对射击、刺杀技术特别看重,所以每个士兵的单兵作战能力都很强。1936年,全师有两个旅换成了捷克式步枪,旧枪补充新增加的两个新兵旅。那时候,因为29军名气很大,老百姓都知道这支部队是抗日英雄,所以察哈尔的强壮年们都以能够入伍为荣。

  在美国没有与日本开战前,这时候全世界最好的武器是德国造和捷克造。捷克造轻机枪,曾经在抗日战场上发挥了极大的作用。至今,我们还能在反映抗战的电影中看到捷克式武器的身影。

  这时候的38师武器装备焕然一新,每连有捷克式轻机枪四挺,有掷弹筒两门,连长也配了德国造手枪一支。这种手枪在老电影《铁道游击队》、《平原游击队》中经常能够看到,俗名有很多:二十响、盒子炮、自来得二十响、快慢机。这种手枪最多可以连发20颗子弹。

  然而,即使这样,38师的武器装备还是远远不如日军的。

  中国军队一个连的人数大致与日军一个中队的人数相当,都为150人到180人。38师此时一个连有轻机枪四挺,掷弹筒两门,而日军一个中队有八挺轻机枪,四挺重机枪,九门掷弹筒,另外还装备有迫击炮。还有一些中队装备有马匹和坦克、重炮。

  所以,换装后的38师仍然和日军不能等量齐观。

  日军与38师日日相望,屡屡挑衅,总想找点事端,引发战争,趁机进犯察哈尔省。38师严阵以待,坚决回击。有一次,38师保安团与日军发生冲突,日军集中兵力,准备进犯张家口大境门外,大境门是张家口的北大门,大境门失守,张家口危矣。然而,日军不知道张自忠到底有多少底牌,也不敢贸然进攻,就派人来试探虚实。张自忠给日军捎话说:“大境门外有中国军队驻防演练,如发生意外,一切后果应由日军负责。”

  张自忠绵里藏针的强硬态度让日本人害怕了,此后不敢再觊觎大境门。

  张自忠有强硬的一面,也有善良的一面。

  张宗衡回忆说,察哈尔省张北县有一个收税的,蛮横霸道,殴打了小商小贩,张自忠听说后,不但让这个收税的赔偿了医药费,还把他撤职查办。有一个士兵,因为家穷,把妻子卖到了妓院,张自忠拿钱赎回了士兵的妻子,让他们夫妻团圆。

  不久,张自忠出任天津市市长。天津是一个多事之地,那时候,各国都在天津设有领事馆,划分有租界,所谓的租界,就是国中之国。尤其是曰本人,更是飞扬跋扈,为所欲为,自以为是超等公民,视中国人如猪狗。

  宋哲元和张自忠知道中日必有大战,所以偷偷通过关系购置设备,充实部队,并给天津的警察装备了新式武器。天津有大沽造船厂,张自忠在此制造了一批轻机枪、迫击炮、掷弹筒等,还制造了大量子弹,全部用来装备29军。

  张自忠上任不久,就把38师特务团秘密调进天津,穿着警察衣服,名为保安团,防备战争发生。

  就在这时候,发生了一件意外的事。

  一天晚上,保安团第九中队第三分队分队长张凤岐穿着便衣,出外购物,误入日租界,被两名日本特务发现,抓进日租界警察署,严刑拷打,污蔑他是奸细。张凤岐始终称自己是茶馆的职员。

  天亮后,几名日本特务持枪押着张凤岐,乘着卡车,去他说的那家茶馆对质。卡车经过天津市政府门前,执勤的战士看到张凤岐被五花大绑,满脸伤痕,就喊来同伴,拦截车辆。卡车上的日本特务不但不停车,还向保安团开枪。保安团奋起还击,当场击毙日本特务一名,击伤两名,包括卡车司机,而保安团自身没有伤亡,张凤岐趁乱逃脱。卡车上的日本特务看到这伙中国警察动真格的,吓坏了,卡车司机顾不得裹伤,开足马力逃走了。

  死了一个日本人,伤了两个,事情弄大了,日本领事馆找到张自忠,叫嚣要枪毙张凤岐和“杀人凶手”,为死了的日本特务偿命。

  张自忠派人谈判说,张凤岐只是去日租界购物,并没有从事任何违法活动,你们抓张凤岐是误会,保安团击毙日本人也是误会,你们把张凤岐当成了奸细,保安团把日本人当成了土匪,这一切都是因为一连串的误会引起的。

  日本领事馆理屈词穷,但要求将张凤岐判处无期徒刑,因为死了一个人。

  张凤岐被判刑后,张自忠特意叮嘱保留张凤岐的军籍,薪水照发,照顾家眷,每天派人给张凤岐送饭。

  一年后,七七事变爆发,张自忠令张凤岐归队抗日。7月28日凌晨2时,天津保安团,其实就是38师特务团向日军海光寺兵营发起攻击,蒙受了一年冤狱的张凤岐奋不顾身,冲杀在最前面,壮烈牺牲。

  在天津,中日双方的斗争一直都在进行着,表面上一团和气,亲善友好,而实际上剑拔弩张,一触即发。中日双方都明白一场大战不可避免,但都是笑里藏刀,绵里藏针,谁都不愿撕破脸皮。中国在加紧备战,扩军练兵;日军的战争机器也在悄悄开启。

  有一次,英国驻天津总领事馆为庆祝英皇加冕典礼而举行宴会,招待驻津各国来宾。在谁是最高来宾的问题上,日本驻屯军司令田代皖一郎坚持要以最高来宾的身份出席宴会。田代皖一郎和后来在中国战场上犯下滔天罪行的冈村宁次、多田骏、中岛今朝吾是日本军校的同学。“二八”淞沪抗战时,田代皖一郎是被抗日志士炸死的白川义则的参谋长。七七全面抗战开始的第十天,田代皖一郎病死于天津。

  田代皖一郎是一名中国通,那时候的很多日军高级将领早年都以商人、学者的身份来到过中国,刺探中国情报,为以后的侵略做准备。

  张自忠闻听田代皖一郎的无耻要求,向英国领事馆提出了强烈抗议,他义正词严地说,英国租界为中国领土,日本驻军天津系不平等条约所致,日本驻军所在地,也是中国的领土,中国是主人,如果以田代皖一郎为最高规格的来宾,那么中国方面就绝不出席。

  英国领事馆权衡再三,终于将张自忠将军待为最高来宾。

  外交无小事。张自忠将军争执的,不是最高来宾的那张座位,而是民族的尊严。

  那时候的天津街头,还没有出租车,都是人力车夫。有一次,英国巡捕殴打了一个人力车夫,全市大哗,但英国巡捕拒不道歉。张自忠通知全市所有人力车夫,不要出入英租界,不要拉送英国人。英租界里没有人力车夫,交通不便,这些养尊处优的大腹便便的英国贵族老爷们,出入漫长而蜿蜒的租界,一个个走得气喘吁吁,痛苦不堪。英国领事馆不得不前来交涉,惩办打人凶手,张自忠才让人力车夫进入租界。

  在张自忠之前,天津所有的外国企业,那时候叫洋行,都享受最惠国待遇,在中国境内做生意,却不缴纳任何捐税。张自忠来到后,首先杀鸡骇猴,以儆效尤。一家贩卖羊毛的英国洋行,在轮船上装满了羊毛,准备开赴英国,张自忠命令保安团扣押了。英国领事馆怒气冲冲地赶来交涉,声称自大清《辛丑条约》签订以来,英国商人从来不给中国地方缴税。张自忠义正词严地回应:“占我河道,必须纳税,不纳捐税,不准开船。”当时正逢夏天,荷枪实弹的保安团包围了英国轮船,英国水手们汗流浃背,却又不能离开轮船。炙热的阳光照耀着羊毛,羊毛如果不赶快运往英国晾晒,就会腐烂发臭,最后变得一钱不值。英国商人着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张自忠安稳得像钓鱼台上的渔夫。最后,英国商人被迫缴纳了所有捐税,才被放行。

  此后,天津所有外商,不管从事哪一行生意,即使他卖狗不理包子,也得给天津政府纳税。

  然而,谁也想不到,这样的人,后来成为了汉奸。

  张自忠的汉奸之路,需要从他“出访”日本说起。

  1937年4月,宋哲元派张自忠率团前去日本,成员有38师旅长何基沣、黄维刚等十几人。他们去了东京、奈良、大阪、名古屋等城市。

  当时,中日之间战争一触即发,而张自忠居然率团前去日本“访问”,国内舆论一片哗然,于是,有人说张自忠是去日本签署丧权辱国的条约,又有人说,日本人给了张自忠很多钱,还给了一个日本娘儿们。

  张自忠回到国内后,才得悉自己已经被辱骂,被报纸称为汉奸。

  中国人讲求:瓜田不纳履,李下不正冠。在瓜地里系绑鞋带,在李树下整理帽子,看到的人都说你在偷瓜偷李子。在当时那种情势下,张自忠去日本“出访”,难怪会被人骂为汉奸。

  被人骂为汉奸,张自忠很痛苦。

  有一次,张自忠喝醉了酒,他对手下的军官们说:“人们骂我是汉奸,把我的骨头砸碎了,看能不能闻到一点汉奸味!”

  然而,他除了向手下的军官们表白,他还能说给谁听?

  不久,一场鸿门宴上演了。

  1937年6月6日,宋哲元以冀察绥靖公署的名义,在中南海怀仁堂宴请日本华北驻屯军联队长以上的军官,而中国出席的军官,则是29军驻北平部队团以上军官。这场宴会,宋哲元摆明了就是想杀杀日本人的嚣张气焰。

  据29军38师独立26旅旅长李致远回忆,当时出席宴会的除了29军的一些军官,宋哲元还邀请了北平社会名流吴佩孚等人。吴佩孚在对日态度上,一直很强硬,果然具有中国顶级军阀的范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