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治史方法谈
1.以前历史的弊病和现代史学的宗旨
1.1旧时历史的弊病何在
从前的历史,不适于现代人之用,这句话,是人人会说的,然则从前的历史,其弊病果安在呢?
提出这一个问题来,我们所回答的,第一句话,便是偏重于政治。“一部二十四史,只是帝王的家谱”,这一类的话,在今日,几乎成为口头禅了。这些话,或者言之太过,然而偏重政治的弊病,是百口莫能为讳的。且如衣、食、住、行,是人生最切要的事,读某一时期的历史,必须对于这种生活情形,知道一个大概,这是无待于言的了。我们读旧日的历史,所知道的却是些什么呢?我也承认,读旧日的历史,于这一类的情形,并非全无所得。然而读各正史中的舆服志,所知者,皇帝和官员所穿的衣服,所坐的车辆而已,平民的衣着,及其所用的交通工具,却并没有记载。我们读《齐书》的本纪,知道齐明帝很有俭德。当时大官所进的御膳,有一种唤作裹蒸,明帝把他画为十字形,分成四片,说:我吃不了这些,其余的可以留充晚膳。胡三省《通鉴注》说,在他这时候,还有裹蒸这种食物,是把糖和糯米、松子、胡桃仁,合着香药做成的,把竹皮包裹起来蒸熟。只有两个指头大,用不着画成四片。(见齐明帝建武三年)裹蒸的大小,无关紧要,可以不必去管它。看它所用的材料和做法,大约就是现在嘉、湖细点中胡桃糕的前身,吾乡呼为玉带糕,正是用糖和糯米粉、松子、胡桃仁制成的,不过没有香药而已。(因近代香药输入,不如宋、元时代的多而美。)南北朝时,还没有蔗糖,就是宋、元之间,蔗糖也远不如今日之盛,胡三省所说的裹蒸,用何种糖不可知,齐明帝所吃的裹蒸,则所用的一定是米、麦糖,米、麦糖所制的点心,不甚宜于冷食,所以大官于日食时进之,等于现在席面上的点心;后来改用蔗糖,就变成现在的胡桃糕,作为闲食之用了。又据《南史•后妃传》:齐武帝永明九年,诏太庙四时祭荐其先人所喜食之物。其中荐给宣皇帝的,有起面饼一种。胡三省《通鉴注》说:“起面饼,今北人能为之。其饼浮软,以卷肉啖之,亦谓之卷饼。”这似乎就是现在山东薄饼的前身。胡氏又引程太昌的话,说起面饼系“入教面中,令松松然也。教,俗书作酵”。然则在宋、元间,南人食面,尚不能发酵。面饭不发酵则不松美,我们观此,颇可知古代北方虽多产麦,而北人仍以稻米为贵,近代则不但北人喜食面,即南人嗜面的亦渐多的原因。这两件事,我们自谓读史钩稽,颇有所得,然亦只是一鳞一爪而已。南北朝时,裹蒸究竟是较普遍的食品,还是帝王贵人所专享?发酵之法,究竟发明于何时,如何普及于南方?我们都茫无所知。然则我们读史,虽可借零碎材料,钩稽出一些史实来,然毕竟知之不详。这就不能不追恨当时的史家所记太偏于政治,以致别种情形只能因政治而附见了。我们虽能知道秦代的阿房宫、汉代的建章宫宏大壮丽的情形,因而略知当时的建筑技术,然究不能知秦、汉时代普通的民居如何,其弊亦正在此。所以说旧史偏重政治的弊病,是百口莫能为讳的。
偏重政治的弊病,果何从而起呢?这有一个很深远的原因在内。人类的作事,是有惰性的,没有什么新刺激,就只会模模糊糊,一切都照旧做去。古代国家,不过现在一县大,所谓国君,仅等于现在的县令,大夫略如乡、镇长,士则保、甲长之类而已,他们又都是本地人,所行的政治,自然能有影响及于社会。到后世,就远不是这一回事了。君门万里,出必警跸清道,君和民终身没有见过一面。(康有为的《欧洲十一国游记》说:人们凡事,都易循其名而不察其实,如听见外国有国王,便想象他是和中国的皇帝一样。其实,我在比国,看见它的国王从宫中步行出来,人民见他,都起立致敬,他也含笑点头答礼,比中国州县官的尊严,还相差得很多。)平民于宫中之事,固毫无所知;生长深宫之君,于民间习俗,亦一无所晓。所谓礼、乐等化民之具,在古代,是行之于共见共闻之地的。(如古代的乡射礼,意思便近于现在地方上的运动会。)在后世,则只是君和大臣,在禁卫森严的地方,关着门去行,平民永远不曾看见,试问有何影响能及于社会?现在骂政治不好的人,总说他是纸上文章,实际没有这回事。试问,以现在行政机关的疏阔,官吏和人民的隔绝,欲求其不成为纸上文章,如何可得?所以在古代,确有一个时期,政治是社会上的重要现象;社会上的大事,确可以政治上的大事为其代表;后世则久已不是这么一回事了。而人们的见解,总还沿袭着旧时,把后世的政治,看得和小国寡民的时代一样。譬如现在,我们看报,看人家往来的信札,往往叙述社会现象之后,总有“未知当局者何以善其后也”一类的话,其实考其内容,其事都绝非政治所能为力的。然而这种见解,并不是不读书没有见识的人才如此,即号为读书明理的人亦往往如此;其中少数杰出的能重视现实的人,虽明知其不然,然亦为旧观念所牵率,见之不能晶莹,于是古代历史偏重政治,后世亦就相沿不变了。这是社会科学上一个深切的弊病,现在议论起来,虽似乎大家能知其弊,到实际应用,又往往阴蹈之而不自知,怕一时很不容易彻底除去。
既然偏重政治,则偏重战事和过度崇拜英雄之弊,必相因而起。因为战事总是使政治发生显著的变化的,而在政治上、军事上能得到成功的人,亦总易被众人认为英雄之故。不错,战事确是能使社会起重大的变化的。然而要明白一件事,总得能知其原因结果,然后可谓之真明白。旧史所记的战事,往往只是战事而已,于其原因如何,结果如何,都茫无所及。(便是对于战事胜败的原因、结果,亦往往说不出来。)此等记载,试问知之竟何所用?“英雄造时势,时势造英雄”,这两句话,到现在,还有视为难于论定的。其实所谓英雄,不过善于利用时势而已。一个社会,到危急存亡的时候,能否有英雄出来,全看这社会的情形如何,如能否造就英雄?有英雄,能否大家崇拜他,听他的指挥,把反对他的人压伏下去?这些,都是英雄能否出现的条件,而决不是有无这样的人出生与否的问题,这是明白无疑的事。英雄造时势一语,如何能与时势造英雄并列呢?过分偏重军事,则易把和平时代跳过了,如讲生物学的人,只知道突变,而不知道渐变,这个能算懂得生物学么?过分崇拜英雄,则易于发生“利人济物非吾事,自有周公孔圣人”和“啸吟风月天容我,整顿乾坤世有人”的思想。大家觉得只要有一个英雄出来,就一切问题都解决了,而忘却自己应负的责任。其肯负一些责任的,又容易模仿不适宜于时代的人物,甚而至于妄自尊大,陷于夸大狂的样子。
还有,借历史以激励爱国家、爱民族之心,用之太过亦有弊。不错,爱国家、爱民族,是确有其理的;而借历史以激励爱国家、爱民族之心,亦确是一个很好的办法。然而天下事总有一个适当的限度,超过这限度,就不是真理,而是出于矫揉造作的了,其事就不免有弊。这在欧洲,十九世纪后半期各国的历史,都不免有此弊,而德国为尤甚。亚洲新兴的日本,此弊亦颇甚。中国人偏狭之见,较之德、日等国,可谓相差甚远,然亦不能绝无。中国人之有此弊,是起于宋以后的。民族主义,原因受异族的压迫而起,中国自宋以后,受异族的压迫渐次深了,所以民族主义亦渐次勃兴,这固是题中应有之义。然感情与理性,须相辅而行,偏重感情,抹杀理性,就糟了。如中国宋以后盲目的排外之论,是很足以偾事的。近代和西洋人交涉的初期,即颇受其弊。而日本人在明治的初年,亦几受其弊,幸而尊王攘夷之论,一转而为变法维新,否则日本在此时,可以激成很大的惨祸的,虽然不至于亡国。朝鲜国比日本小,而其受宋学末流的影响却深,就竟尔暂时酿成亡国的惨祸了。大抵民族主义误用的弊病有两种:(1)是把本族看得过高,如德、日两国,即犯此弊。(2)则把异族看得太低,如中国人总说蛮夷不知礼义,甚至比之于犬羊便是。这两者之弊,都由昧于事实的真相而起。昧于事实的真相,惟有求明事实的真相可以救之。所以由矫揉造作的历史所致之弊,惟有用真正的历史,可以做它对症的药。
还有,借历史以维持道德的观念,也是有流弊的。这又可分为两种:其一,借历史以维持社会的正义,如朱子编《通鉴纲目》,借书法以示褒贬。(书法是借一种记事的笔法,以表示对于其事的褒贬的。如某人罢官,罢得不得当的,则书曰罢某官某;如其人咎有应得的,则削去官名,但书某罢;如无好无坏的,则书某官某罢。)后人又为之发明,对于历史上的人物、事迹,一一加以批评。其二,则借此激励读史者的修为,如昔人编纂名臣和名儒的言行录等,即出于此动机。此二者,骤看亦似无甚弊病。然凡事都贵求真,(1)历史上的记载,先是不确实的;(2)即使确实,而一件事情,关系极为复杂,亦断非但据其表面所能论定;而此等史事的批评家,往往仅据往史表面上的记录,其结果,多不免于迂腐或肤浅,就不徒无益于求真,而反足为求真之累了。
还有一事,在西洋受病颇深,中国却无其弊,那便是借历史以维护宗教。在西洋,所谓中世时代,历史几乎做了宗教的工具。是宗教事件则详,非宗教事件则略,而其所评论,亦多数是用的宗教家的眼光。这不但旧教,即新教亦未尝不如此,而且两教都利用历史,以为攻击的武器。中国亦未尝没有教,中国人所作的历史,如佛家所记的释迦本行、高僧事迹之类,然大家都只当它宗教中的书籍看,不把它当作历史,所以不受其害。还有一种,竟无好好的历史,而历史事迹,都依附宗教书籍以传之国,如印度等,那其受病之深,更不言而喻了。
还有,存着一种以史事为法戒,即所谓前车之鉴的见解,亦足使史学深受其弊的。
1.2史家宗旨今昔异同
史也者,非一成不变之物,而时时在改作之中者也。所谓改作者,非徒曰正其误谬,补其阙略而已。盖其所取之材料,实有不同焉。而材料之不同,则因宗旨之不同而生者也。
古人作史之宗旨,不同于今人者,大端有三。
一曰偏重政治。正式之史,本出史官,而史官由国家设立。其易于偏重政治者,势也。人类之作事,恒有其惰性,前人创行焉,则后人率循而不敢越。抑不仅此,古代国小而俗朴,举一国惟在上者之马首是瞻,斯时庙堂之政令,盖诚为举国之枢机。即在后世,法出而奸生,令下而诈起,然政治之力,仍足强制在下者,使之变易其外形,所及广而收效宏。盖无逾于政治者。此自来作史者,所以于他方面皆失之忽略,而独于政治则喋喋不休也。然政治之力,虽能改易举国之外形,而其所改易,亦仅及外形而止。况于国大民众,中枢之命令,不能遍及,社会程度日高,一心听令又非古昔之比,虽欲变易其外形,或且不可得乎?试观近代,政治转移社会之力,较机械为何如乎?一曰偏重英雄。此由古代事权,恒操于一二人之手之故,其实英雄全恃凭借,亦全恃命运,试以身所接构之人,较其成功者与败绩者,其才力相去,初不甚远可知。又英雄之称,实由庸众所赐,而庸众识力不及,往往以矫诬侥幸之徒为英雄,而真英雄转非所识。试观往史,有众所唾骂,或以为无足重轻,而今声价日增者。亦有众所归美之人,今断觉其一钱不值者。而先知先觉,眼光过于远大,与恒人相去太远者,尤易为世所缪辱。验诸并世,此等情形,尤随在可见,特人莫之察耳,以莫能察者之多,而庸众之程度可见矣。庸众之程度可见,而其所评定之英雄可知矣。即谓英雄之成功,非全侥幸,然必能利用事势,乃能成功,则确不可易。时势造英雄,盈天地间皆是。英雄造时势固非无其事,然皆世所淡漠视之者也。故真能促进社会之过程者,皆非世所谓英雄,而世所谓英雄,则皆随波逐流之徒也。
一曰偏重军事。此由外观之兴亡,每因军事而起,其实国之兴亡,由于战之胜败,而战之胜败,初不在于胜败之时,事至习见,理亦易明。时至今日,本有取人之国而不用兵者,即在浅演之世,胜负专决于兵,亦不过能慑服之,使不我抗而已。真欲同化他族,使之泯然无迹,亦必别有设施,我族同化异族之事,即其佳证也。
偏重政治,偏重英雄,偏重军事,三者弊亦相因,以政治军事,古多合而为一。而握有此权者,苟遭际时会,恒易有所成就,而为世人目为英雄也。此盖往史最大之弊。自此以外,犹有五焉:
一曰用以奖励道德。其义又有二,一以维持社会之正义。如往史之讲褒贬,重激扬是。一资为立身之模范,如以善人为法,恶人为戒是也。
一曰用以激励爱国爱种族。今日之史,犹未能合全世界为一。乙部大宗,大抵一国家一民族之史也(即一国种族甚多者,亦仍以一族为主,如中国之史,以汉族为主是也)。同族同国之人,其相亲爱,本已异于异族异国,况于今日种族之界限尚未能破,一民族为他族所征服,往往为之奴隶牛马,不能不思所以自保。而欲图自保,又不能无国家为利器乎?况于古代褊狭之见,又有留诒至今,未能湔除者?爱国爱族,诚未尝不可提倡,然蔽于偏见,致失史事之真,则缪矣。中西交接之初,史家此等谬误,盖未易枚举,今日读之,未见不哑然失笑者也。若乃明知非史事之真,而故为矫诬,以愚民而惑世,如日本人之所为者,则尤不足道矣。
一曰借以传播神教。教徒所作之史恒有之。试读《蒙古源流考》,观其妄援吐蕃,以为有元帝室之祖。又试读梁任公《佛教初输入》一篇,则见白马驮经之说。本道教徒之谰言,而其后辗转附会,转用以诋毁道教,即可知此等史迹,无一可信。然至今日,此等事仍不能免。往者梁任公撰《克伦威尔传》,称扬其革命之功,基督旧教所出之汇报,乃务反之。又今日奉佛之人,喜援佛经之寓言,侈陈佛之灵迹。信孔教者,亦喜引谶纬怪说,以见孔子之殊异于人。此皆予所亲见者也。其智与撰《蒙古源流考》,造白马驮经之说者何异?此等事,在今世,诚不甚多,有之亦不足惑众。然在往昔,则惑世诬民甚深。并有更无正史,欲考行事,惟有求之教中经典者矣。中国信教,不如外国之深。教徒奸乱历史亦不如外国之甚。然其崇古,亦略带迷信性质。如刘知幾《疑古》《惑经》两篇,往昔论者,多诋为非圣无法是也。
一曰偏重生计。此弊旧日无之,只病视之过轻耳。
今之过信唯物史观者,则颇有此弊,史事因果至为繁复,诚有如释家所谓帝网重重者,偏举一端,纵极重要,必非真相。况于戴蓝眼镜者,则所见物无一非蓝。戴黄眼镜者,则所见物无一非黄。意有偏主,读一切书,观一切事,皆若足为吾说之证,实则未足深信乎?孔子之讲大同,老子之慕郅治,所慨想者,实皆隆古部落共产之世。今日社会学者所慨慕,夫岂古人所不知,然终不谓生计制度一变,天下遂可臻于大同郅治。以社会之事,经纬万端,故非偏举一端,所可概也。
一曰偏重文学。史之源出于传述,传述之语,必求新奇可喜,感慨动人。而事之真遂因之而隐。荷马史诗,本类唱本者无论矣。即学者所传,亦多不免此弊。
《管子》述桓公之威,北慑离枝,西臣大夏。夫离枝即后世之鲜卑,大夏极近,亦当在今山西境。齐桓盟会,晋献讫未尝与,献公死而国乱,齐桓亦未能正,安能暴师徒以征并北之远夷。《左氏》谓山戎病燕,不过在今北平境,《公羊》谓其旗获而过鲁,则并在今山东境矣,安能远及长城之外乎?此由口耳相传,致兹不谙。先秦两汉,多有此病,魏晋而降,务华饰而失真,赵宋以还,好学古而不切,近世文字,虽稍平实,然好讲史法,务求简洁雅驯,失实处仍不少也。
以上所举,皆史家之弊。至于近世,又有教育之家,因儿童不能了解,曲说史事,致失真相者。学究固非史家,生徒亦难言史学,然其人数甚多,影响颇巨,则亦不可不慎也(今日粗识之无知辈,以及耳食之徒,论三国事,无不误以演义为史实者,可知通俗教育,影响之大)。
偏重之弊,厥有三端:一曰不重之事,易于漏略。二曰所重之事,易于扩大(无论有意无意)。三曰原因结果,易于误认,而史事之真相失矣。史籍无论如何详博,断不能举天下事一一记载,终不能无所去取。去取必凭史家之意,意向稍歧,而史籍之误滋多矣。此古人所以有尽信书不如无书之叹也。
今日史家,异于往昔者,有一语焉。曰:求情状,非求事实。何谓求情状非求事实。曰:梅定九氏言之矣。梅氏之言曰:历之最难知者有二,其一里差,其一岁差。是二差者,有微有著,非积差而至于著,虽圣人不能知,而非其距之甚远,则所差甚微,非目力可至,不能入算。故古未有知岁差者,自晋虞喜,宋何承天、祖冲之,隋刘焯,唐一行始觉之。或以百年差一度,或以五十年,或以七十五年,或以八十三年,未有定说。元郭守敬定为六十六年有八月,回回泰西,差法略似。而守敬又有上考下求,增减岁余天周之法,则古之差迟,而今之差速,是谓岁差之差,可谓精到。若夫日月星辰之行度不变,而人所居有东西南北,正视侧视之殊,则所见各异,谓之里差,亦曰视差。自汉至晋,未有知之者,北齐张子信,始测交道有表里,此方不见食者,人在月外,必反见食。宣明历本之,为气刻时三差,而大衍历有九服测食定晷漏法,元人四海测验七十二所。而近世欧逻巴,航海数万里,以身所经山海之程,测北极为南北差,测日食为东西差,里差之说,至是而确。是盖合数十年之积测,以定岁差,合数万里之实验,以定里差。距数愈远,差积愈多,而晓然易辨。且其为法,既推之数千年数万里而准,则施之近用,可以无惑。历至近日,屡变益精,以此。
夫史学之进步,亦若是则已矣。今日之政治,非夫古代之政治也。今日之风俗,亦非复古代之风俗也。以政治风俗之不同也。生于其间者,其所作为,与其所成就,自亦不能无异。然政治风俗之不同,非旦夕可见者也。蒸民之生虽久,而其有史则迟,大化之迁流,岂不知往事者所能睹,则以为国家社会之为物,亘古如兹。犹前剧后剧,舞台初未尝更,特般演于其上之人物,有不同而已。庸有当乎?试举两事为证。
韩信之破陈余也,曰驱市人而战之,而戚继光之御众,则纪律极严,其兵至能植立大雨中而不动,读《练兵实纪》一书,犹可想见其规制之密,训练之勤焉。彼能驱市人而战之乎?使驱市人以战,而亦可获胜,继光何为纷纷然,何继光之不惮烦?然则继光之才,不逮韩信邪?非也。信距战国之世近,其民固人人能战,故劫之以势,则皆胜兵。若未习战之白徒,贝IJ务固其势,以壮其胆,犹且虑其奔北,若蹙之必死之地,彼非哗溃,则相挤入水耳。不观汉高彭城,苻坚淝水之败乎?古人所处之时不同,为尚论所不容遗,犹天文之有岁差也。
昔人之论佛也,曰:“其微言不能出吾书,其诞者吾不信也。”此语最中肯綮。彼教怪诞之言,论者本有两说:一以为皆实语。一则以为寓言。神教非吾侪所知,以哲理论,则后说为当矣。然则佛固诞谩,不如孔子之真实邪?须知佛所处者为印度,孔子所处者为中国,佛之说,亦印度旧说,非其所自创。犹子所雅言,诗书执礼,亦虞夏商周之旧物,非其所自为也。以印度旧说之诞诋佛,亦将以诗书礼乐之违失罪孔子乎?此与訾孔子不通梵文,佛不以华言著书何异,古人所处之地不同,为尚论所不可遗,犹天文之有里差也。
此等理,原非古人所不知,然于异时异地之情形,知之不悉,及其论事,终不免以异时异地之事,即在此时此地境界之中,犹评外国戏剧者,设想其即在中国舞台之上,其言必无一得当矣。职是故,今日史家之先务,遂与昔时大异,彼其重情状,不重事实,非吐弃事实也。其所求者,皆足以考证一时一地社会情形之事实云尔。社会之情形既明,而一切事实,皆不烦言而解矣。求明社会情形之事实如何?曰:有二。
一曰重恒人。谙曰:三军易得一将难求,斯固然,然不知兵之勇怯,亦安知将之良否?读前所论韩信、戚继光之事可见矣。故英雄犹匠人,其所凭借之社会犹土木。非有土木,匠人固不能成室,而匠人技艺之优劣,亦视其运用土木如何耳。成一时一地之情形者,恒人之饮食男女,日用行习也。英雄犹浮屠之顶,为众所著见,不待考而明,恒人犹全浮屠之砖石,易见忽略,故非详加考察不可也。
一曰重恒事,恒事者,日常琐屑之事也。亦易见忽略,然实为大事之基。鲜卑者,东胡之裔,东胡盖古之山戎也。方其未强盛时,齐桓伐之而捷,秦开却之而克,至匈奴冒顿攻之,遂奔北逃窜,一若绝无能为者。然至檀石槐、轲比能,遂方制万里。使边郡之士夫,为之旰食,何哉?蔡邕之言曰:关塞不严,禁网多漏,精金良铁,皆为贼有。汉人逋逃,为之谋主,兵马利疾,过于匈奴。证以金室初兴,厚值以市商人所携之兵甲,满清猾夏,实起抚顾之互市。而鲜卑盛强之原因,可想见矣。宁城下通胡市,后书之记此,固以见汉抚驭之略,非以著鲜卑强盛之由,而吾侪连类钩考,乃能别有所得。知风化乃知山崩,地表之变动,海岸线之升降,固不让火山之暴发,洪泽湖之陷落。不知平时,固无由知革命也。平时实渐进之革命也。
学问之道,求公例,非求例外。昔人不知各时各地情形之不同,则无论何事,皆有其不可解之处,而史事悉成例外矣。知之,则事实之形状不同,而其原理则一。汇万殊归一本,而公例斯主。此固凡学问之所同,不独史也。
1.3现代史学家的宗旨
往史之弊既如此,所以救其弊者,又将如何?
不论什么事情,总是发生在一定的环境之内的,如其不知道它的环境,这件事就全无意义了。现在试举一个例。从前汉朝时候,有一个名将,唤做韩信。他有一次和敌人打仗,把自己的兵排在水边上,背对着水,这就是所谓背水阵,是犯兵家之忌的,因为没有退路了。后来竟打了胜仗。人家问他,他说:这亦在兵法上,不过你们不留意罢了。兵法上不是有一句置之死地而后生么?我所用的兵,不是训练惯统带惯的,乃是临时聚集来的乌合之众,这和走到市集上,把许多赶集的人聚拢来,使之作战一样,不是置之死地,人人要想自己救命,谁肯出力死战呢?这是一件事。明朝时候,又有一个名将,唤做戚继光。他练兵最认真。著有一部书,唤做《练兵实纪》,对于练兵的法子,说得很详尽。清朝的曾国藩,本来是个书生,不懂得练兵的,他初出来练乡勇,就靠这一部书做蓝本,订定一切规则。可见戚继光这部书,对于练兵的方法说述的详尽,也可见得他对于练兵的认真了。相传当他检阅时,适逢大雨,他的兵都能植立雨中,一步也不移动,可见他训练之效。他所以南征北讨,所向有功,绝非偶然了。这又是一件事。两件事恰恰相反。在看重战术的人,一定说韩信的将才在戚继光之上,能不择兵卒而用之;在注重训练的人,则又要说韩信的战胜只是侥幸;其实都不其然。韩信生在汉初,承战国时代之后。战国时代,本来是举国皆兵的,所以在秦、汉之世,贾人、赘婿、闾左(这亦是当时所谓谪发、谪戍。谪是谴谪的意思,发有罪的人出去作战,谓之谪发;出去戍守,谓之谪戍。贾人、赘婿,都不能算有罪,然汉时亦在七科谪之列,那不过因当时重农贱商,赘婿大概是没有田产的,发他们出去当兵,免得扰累农民罢了。闾左,谓一条街巷的左半段。这是要发一条街巷里居民的一半去当兵,而古者地道尊右,把右边算上首,所以发其左半的人出去,秦时曾有此事),发出去都可充兵。韩信所用的兵,虽说没有经他训练过,然战争的教育,是本来受过的,对于战斗的技艺,人人娴习,所以只要置之死地,就能够人自为战。戚继光时代,则中国统一已久,人民全不知兵,对于战斗的技艺,一无所知,若不加以训练,置之活地,尚不能与敌人作战,何况置之死地呢?若使之背水为阵,非毙于敌人锋镝之下,就要被驱入水了。所以韩信和戚继光的事,看似相反,而实则相成,若非知其环境,就无从了解其真相了。况且事实原因环境而生,若不知其环境,对于事实的性质,必也茫无所知,更何论了解其经过。然则对于史事,安可不知其环境呢?
然而我们现在,对于任何史事,总不能十分明白其环境,这是什么理由?这自然是由于记载的缺乏了。记载为什么会缺乏呢?难道向来史家,对于不知环境则不能明白其事件的真相的道理,都不知道么?不,须知“常事不书”,为秉笔者的公例。我们现在虽追恨古人,叙述一事件时,不把他的环境说述清楚,以致我们不能了解,然使我们执笔为之,恐亦不免此弊;即使力求避免,其与古人,亦不过程度之差而已;将来读书的人,还不免要追怨着我们。这是因为著书的人,总得假定若干事实为读者所已知,而不必加以叙述,如其不然,就要千头万绪,无从下笔了。你天天记日记么?一个朋友,忽而今天来看你;你今天忽而想到去做一件不在预算范围内的事情;这自然要记出来的。学校中的课程,个个星期是一样;吃饭、睡觉,天天是一样;那就决无逐日记载之理,至多每学期开学之初,把课程表抄一份在日记里,以后每逢变动时,再加以记载;初记日记时,把吃饭和睡觉的时刻,记下一笔,以后则逢一顿宴会,一夜失眠等事,再加以记载罢了。这就是所谓常事不书,是秉笔者不得不然的。然而社会的变迁,虽然看不见,却无一息不在进行之中。虽其进行无一息之停,却又“正明目而视之,不可得而见,倾耳而听之,不可得而闻”,正和太阳影子的移动,没人看得见一样。然而隔着一个时间再去看,就移动了许多了。社会的变迁,亦是如此,必须隔若干年代,然后看得出。然而人寿太短,所以除非生于剧变时代的人,总不觉得它有多大的变动。寻常人所觉得的变动,总是听见父辈、祖父辈,甚或是曾、高祖父辈的人所说的,这种说述的人,尚或出于传闻而不是亲见,如此,在感情上,自然不甚亲切;而且这些零碎的事实,不能通其前后而观之,则亦不过是一个一个小小的变动而已,并不觉得如何惊心动魄,把它记载下来的人,自然少了。隔了较长远的时代,再把今昔的社会一加比较,固然也觉得它有很大的不同,然而变迁的时代,业已相离很远,无从知其因变迁生出来的影响,自更无人注意及之了。所以社会的变迁,我们所知道的,怕不过百之一二,对于任何时代的情形,我们都是茫然,自然对于任何事件的环境,我们都不明白了。
不知环境,对于任何事情,总是不能明白的,以致对于任何时代,亦都不能明白,这却如何是好呢?所以现在的史学家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再造已往”。何谓再造已往呢?那就是已往的时代,虽然已往了,我们却要综合各方面,使其时代的情形,大略复见于眼前。史事有“特殊事实”和“一般状况”之分。对于特殊事实,普通的见解,总以为时代愈接近的人,则知之愈真切,其实不然。这许多事情,往往要隔了一个相当的时期,然后渐明;再隔了一个较长的时期,然后大白的。因为许多事情,都有其内幕,而其内幕,在当时总是秘密的。局中人固不肯宣泄,更不能宣泄;局外人既不能宣泄,亦或不肯宣泄;必隔了一个时期,其材料才得出现。而且局中人无论矣,即局外人,亦免不了利害和感情上的关系,其见解总不能平允,见解既不能平允,自然所述不能真实,亦必隔了一个时期,此等关系渐成过去,其所传的材料方能真确。又有许多事情,其内幕是永不宣泄的,所谓如何如何,只是后人据其外形,参以原因、结果,推测而得,这亦非待至事后各方面的材料大略出现之后,无从推测。这种便利,都是当时的人,或其时代较为接近的人所没有的。所以特殊事实,看似当时的人最为明白;时间愈接近的人则愈明白,其实适得其反。我们来谈唐、宋、兀、明时代的特殊事实,必有一部分非其时之人所知;将来的人谈现在的历史,亦必有一部分非我们所能及。至于一般状况则不然,现在的上海,物质生活是怎样?人情风俗是怎样?将来的人,无论是怎样一个专家,对于现在的上海,无论研究得如何精密,其了解的深切,总还不如现在久居上海的一个无甚知识的人。固然,他或有种种知识,为现在的老上海所不及的,然这只是多知道了若干零碎的事实,对于现在整个上海的性质的了解,决出于现在所谓老上海者之下。若使现在的上海,发生了一件特殊的事情,使将来的专家,和现在的老上海,同来猜想其原因,逆料其结果,将来专家的所言,绝不如现在老上海之近理。所以以当时的人,了解当时的事,只是苦于事实的真相不能尽知,如其知之,则其了解之程度,必出于异时人之上。这就是再造已往之所以要紧。
已往者已往矣,何法使之再现?难道能用奇秘的摄影术,使古事再见;奇秘的收音机,使古语可闻么?照寻常人想来,除非用现代的有声电影,可以把现代的情形,留起若干来,给后人知道,已往的事,是绝然无法的了,其实不然。所谓一般状况,乃是综合各种事情而推想出来的,并不是指某一个人或某一件事。若专指一人一事,那又是特殊事实了。我们现在,有许多前人所遗留下来的重大的特殊事件,尚且不能了解其时的社会,何况但保存一二琐屑的事情呢?若说我们保存得多,则岂能把现代的情形,一一保存下来?还不过和前人一样,假定若干事物为后人所能知,则置诸不论不议之列,其为我们所逆料,以为将来之人将不能知之事,则保存一二罢了。此与前人之所为,亦何以异?至多以五十步笑百步而已。所以要以现代人之所为,省却将来的人搜辑、推测之劳,决无其事。而史家的能力,就是在于搜辑、推测的。倘使能搜辑、推测,前代的情形虽然已成过去,仍有使之再现到某程度的可能。我们现在所苦的,乃是这种材料之少,而无从据之以资推测,然此种材料虽少,我们所用的搜辑的工夫,怕比他更少。况且我们于现存材料之外,还有发现新材料的可能。
所以现代史学上的格言,是“求状况非求事实”。这不是不重事实,状况原是靠事实然后明白的,所以异于昔人的,只是所求者为“足以使某时代某地方一般状况可借以明白的事实”,而不是无意义的事实而已。所以有许多事情,昔人视为重要,我们现在看起来,倒是无关重要,而可以删除的。有许多事情,昔人视为不重要,不加记载,不过因他事而附见的,我们现在看来,倒是极关重要的,要注意加以搜辑,上章所述的裹蒸和起面饼,似乎就是一个例子。所以求状况的格言,是“重常人,重常事”,常人、常事是风化,特殊的人所做的特殊的事是山崩。不知道风化,决不能知道山崩的所以然,如其知道了风化,则山崩只是当然的结果。
搜辑特殊事实,以求明了一般状况,这是很难有刻板的方法可说的。大致说起来,亦不外乎所知者博,则所测者确,所以搜辑是最紧要的事。所搜辑的材料,大致说起来,亦可分为物质状况和社会状况二者。譬如古代的地理,和现在不同,就是自然状况有异(譬如古代的长江比现在阔,所以南北战争,长江为天险的性质较后世为甚),住宅、道路等亦然。又如考校某时代的学术思想如何,便可推测其时的士大夫,对于某种政治上的事件,怀抱何种感想?若再博考其时平民社会的情形,则又可推测其时的老百姓,对国事的态度如何?既知道士大夫和老百姓对待国事的态度,就可解释其时政治上某种事件,当局者何以要取某种措置的理由,并可评论其得失。这是举一端为例,其余可以类推。“折戟沉沙铁未销,自将磨洗认前朝”,知道古今兵器之不同,则其战术的不同,亦只是当然的结果,如风化之于山崩而已。
2.研究历史的方法
历史的性质,及其发展的经过,和现在的观点,已经大略明白了,那我们就可以进而谈历史的研究方法了。
2.1具有现代科学的常识是研究历史的首要条件
现在要想研究历史,其第一个条件,就是对于各种科学,先得要有一个常识。治史学的人,往往以为社会科学是紧要的,自然科学则不甚重要,实亦不然。有许多道理,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是相通的。如演变的观念,若不知道生物学,就不能知道得真确。又如治历史,要追溯到先史时代,则史家对于地质学,岂能茫无所知?这是举两端为例,其余可以类推。所以治史学的人,对于现代的科学,都不能不略知大概。否则用力虽深,也和一二百年前的人无以异了,安足称为现代的学问家?固然,各种社会科学,如政治学、法律学、经济学、人生哲学等,和史学的关系更为密切。然只能谓治史学者,对于此等学科,更须有超出常识以外的知识,而不能说此外诸学科,可以并常识而不具。现在再把治史学的人所宜特别加意的几种学科,略说其关系如下:
(1)治史学第一要留意的,就是社会学了。
历史是研究整个社会的变迁的,任何一种事件,用别种眼光去解释,都只能得其一方面,惟社会学才可谓能揽其全。而且社会的变迁发展,是有一定的程序的,其现象似乎不同,其原理则无以异。明白了社会进化的法则,然后对于每一事件,都能知其在进化的长途中所具有的意义:对于今后进化的途径,自然也可以预测几分。如蛮族的风俗,昔人观之,多以为毫无价值,不加研究。用社会学的眼光看起来,则知道何种社会有何种需要,各种文化的价值,都是平等的,野蛮民族的文化,其为重要,正和文明民族一样。而且从野蛮时代看到文明时代,更可知道其变迁之所以然。所以我曾说:近代的西人,足迹所至既广,他们又能尊重科学,为好奇心所驱迫,对于各种蛮族的风俗,都能尽量加以研究,这个对于史学的裨益,实非浅鲜。因为它在无意中,替我们把历史的年代延长了,现代蛮族的情形,和我们古代的情形相像,看了它,就可追想我们古代的情形了,所以说是历史年代的延长。就是使我们的知识加几倍的广博。这亦是举一端为例,其余可以类推。
(2)把历史的年代延得更长的,就是考古学了。
史学家说:“假定人类的出生,有二十四万年,我们把一日设譬,则每小时要代表二万年,每一分钟要代表三百三十三年,最古的文化,在十一点四十分时候才出现;希腊文化,离现在只有七分钟;蒸汽机的发明,则只有半分钟而已。所以通常所谓古人,觉得他和我们相离很远的,其实只是同时代的人。”这种说法,所假定的人类出生的时期,为时颇短,若取普通的说法,很有加长一倍的可能,那我们历史上的文化,更浅短得不足道了。然即此假定,亦已足以破除普通人的成见了。
(3)自然科学中,对于历史关系最密切的,自然是地理学。
这因为人类无一息之间,能不受自然的影响,而地理学是一切自然条件的总括。这种道理,在现今是人人知道的,无待再说。但在历史上,地理形势不必和现在相同,把现在的地理情形,去解释史事,就要陷于误谬了。所以治史学者,对于历史地理,不能不有相当的知识。其中最重要的,就是要知道各时代地面上的情形和现在不同的,因以推知其时的地理及于其时人类的影响和现在的不同。钱君宾四曾对我说,有意做这样一部书,这是极紧要极好的事情,然此事恐不易成。不可如从前人但偏于兵事上的研究。
(4)治史学的人,虽不是要做文学家,然对于文学,亦不可不有相当的了解。
其中:
a.是训诂。这在治古史,是人人知其重要的,然实并不限于此。各时代有各时代的语言,又有其时的专门名词,如魏、晋、南北朝史中之宁馨、是处、若为,《宋史》中的推排、手实、称提等都是。宁馨犹言这个。是处犹言处处。若为即如何的转音。推排是查轧的意思。手实是按一定的条件,自行填注。称提乃纸币跌价,收回一部分,以提高其价格之意。这些实该各有其专门的辞典。
b.文法,亦是如此。这个在古代,读俞樾的《古书疑义举例》可知,后世亦可以此推之。
c.普通的文学程度,尤其要紧。必能达到普通的程度,然后读书能够确实了解,不至于隔膜、误会。况且在古代,史学和文学关系较深,必能略知文学的风味,然后对于作史者的意旨能够领略。
晚出《古文尚书》的辨伪,可谓近代学术界上的一大公案。最初怀疑的朱子,就是从文学上悟入的。他说:“《今文尚书》,多数佶屈聱牙,《古文尚书》则无不平顺易解,如何伏生专忘掉其易解,而记得其难解的呢?”清朝的阎若璩,可说是第一个用客观方法辨《古文尚书》之伪的人,到他出来之后,《古文尚书》之为伪作,就无复辨解的余地了,而他所著的《古文尚书疏证》中有一条,据《胤征》篇的“每岁孟春”句,说古书中无用每字的,因此断定其为魏、晋后人的伪作。
宋朝的王应麟,辑鲁、齐、韩三家《诗》,只辑得一薄本,清朝的陈乔枞所辑得的,却比他加出十倍。陈乔枞的时代,后于王应麟有好几百年,只有王应麟时代有的书,陈乔枞时代没有,不会有陈乔枞时代有的书,王应麟时代没有的,巧妇难为无米之炊,陈乔枞有何异术,而能所得的十倍于王应麟呢?那是由于古书有一种义例,为陈乔枞所知,而王应麟所不知。原来自西汉的今文经学以前,学术的传授,都是所谓专门之学,要谨守师法的。这所谓专门之学,与现在所谓专门之学,意义不同,非以学问的性质分,而以其派别分。所以师徒数代相传,所说的话,都是一样。我们固可因历史上说明甲系治某种学问,而因甲所说的话,以辑得某种学问的佚文,并可以因乙所说的话和甲相同,而知道乙亦系治某种学问。如是再推之于丙、丁等等,其所得的,自非王应麟所能及了。然则甲、乙、丙、丁等所说的话的相同,并不是各有所见,而所见者相同,还只是甲一个人所说的话。
我们治古史,搜罗证据,并不能因某一种说法主张者多,就以为同意者多,证据坚强,这亦是通知古书义例,有益于史学的一个证据。
2.2预知史学的观念是研究历史的次要条件
讲学问固不宜预设成见,然亦有种重要的观念,在治此学以前,不可不先知道的,否则就茫无把握了。这种重要的观念,原只是入手时的一个依傍,并没叫你终身死守着他,一句不许背叛。现在就史学上的重要观念,我所认为读史之先,应该预先知道的,略说几条如下:
其中第一紧要的,是要知道史事是进化的,打破昔人循环之见。
有生命之物,所以异于无生物;人所以特异于他种生物;就在进化这一点上。固然,世界上无物不在进化之中,但他种物事,其进化较迟,在一定的时期中,假定它是不变的,或者尚无大害。人类的进化,则是最快的(每一变动,必然较从前有进步,有时看系退步,然实系进步所走的曲线),这种现象,实在随处可见。然人类往往为成见所蔽,对于这种真理不能了解。尤其在中国,循环的观念人人甚深。古人这种观念,大概系由观察昼夜、寒暑等自然现象而得,因为此等现象,对于人生,尤其是农、牧民族,相关最切。这其中固亦含有一部分的真理,然把它适用于人类社会就差了。粒食的民族,几曾见其复返于饮血茹毛?黑格尔的哲学,徒逞玄想,根脚并不确实;而且不免偏狭之见;有何足取?然终不能不推为历史哲学的大家,而且能为马克思的先导,就是因为他对于历史是进化的见解,发挥得透彻呀!
第二,马克思以经济为社会的基础之说,不可以不知道。
社会是整个的,任何现象,必与其余一切现象都有关系,这话看似玄妙,其实是容易明白的,佛家所说的“帝网重重”,就是此理。帝字是自然的意思,帝网重重,犹言每一现象,在自然法中,总受其余一切现象的束缚,佛家又以一室中同时有许多灯光,光光相入设譬,亦是此意。然关系必有亲疏(亲疏,就是直接、间接),影响亦分大小。地球上受星光之热亦不少,岂能把星光的重要,看作和太阳光相等?把一切有关系的事,都看得其关系相等,就茫然无所了解,等于不知事物相互的关系了。如此,则以物质为基础,以经济现象为社会最重要的条件,而把他种现象,看作依附于其上的上层建筑,对于史事的了解,实在是有很大的帮助的。但能平心观察,其理自明。
第三,近代西洋科学和物质文明的发达,对于史事是大有影响的。
人类最亲切的环境,使人感觉其苦乐最甚的,实在是社会环境,这固然是事实,然而物质环境既然是社会组织的基础,则其有所变动,影响之大,自更不容否认。在基础无甚变动时,上层建筑亦陈陈相因,人生其间的,不觉得环境有何变动,因亦认为环境不
能使之变动,于是“世界是不变的”;“即有变动,亦是循环的”;“一切道理,古人都已发现了”;“世界永远不过如此,无法使之大进步,因而没有彻底改良的希望”;这种见解,就要相因而至,牢不可破了。科学发达了,物质文明进步了,就给这种观念以一个大打击。惟物质文明发达,而人类制驭自然之力始强,人才觉得环境可以改变;且可用人类的力量使之改变,人类因限于物质所受的种种苦痛,才觉得其有解除的可能。惟物质文明发达,而社会的组织亦随之而大变,人才觉得社会的组织亦是可变的,且亦可以用人类的力量使之改变的。又因物质文明进步所招致的社会变迁,使一部分人大感其痛苦,人才觉得社会实有加以改革的必要。惟物质文明发达,才能大变交通的情形,合全球为一家,使种种文化不同的人类合同而化。惟科学发达,人才不为浅短的应用主义所限,而知道为学问而学问的可贵,而为学问而学问的结果,则能有更精深的造诣,使人类的知识增加,而制驭事物之力,亦更因之而加强。人类的观念,毕竟是随着事物而变的。少所见多所怪的人,总以为西洋和东洋有多大的差异,闻见较广的人,就不然了,试将数十年以前的人对于外国的见解,和现在人的见解,加以比较便知。然不知历史的人,总还以为这小小的差异,自古即然,知道历史的人,见解就又不同了。西洋现在风俗异于中国的,实从工业革命而来,如其富于组织力,如其溺于个人的成功都是。前乎此,其根本的观念,原是无大异同的。所以近代西洋科学及物质文明的发达,实在是通于全世界划时期的一个大变。
第四,崇古观念的由来及其利弊,亦不可不加以研究的。
人人都说:中国人崇古之念太深,几以为中国人独有之弊,其实不然。西洋人进化的观念,亦不过自近世以来。前乎此,其视邃古为黄金时代;其谓一切真理皆为古人所已发现;亦与中国同。而且不但欧洲,世界上任何民族,几乎都有一个邃古为黄金时代的传说,这是什么理由呢?崇古的弊病,是很容易见得的。一九四五年之后,只会有一九四六年,决不会
有一九四四年,然而一九四五年的人,是只会知道一九四四年以前,决不会知道一九四六年以后的。所以世界刻刻在发展出新局面来,而人之所以应付之者,总只是一个旧办法。我们所以永远赶不上时代,而多少总有些落伍,就是为此。这固然是无可如何的事,然使我们没有深厚的崇古观念,不要一切都以古人的是非为标准;不要一切都向从前想,以致养成薄今爱古的感情,致理智为其所蔽;总要好得许多。然而人却通有这种弊病。这是什么理由呢?难道崇古是人类的天性么?不,决不。人类的所以崇古,是有一个很深远的原因的。人类最亲切的环境是社会环境,使人直接感觉其苦乐,前文业经说过了。在邃古之世,人类的社会组织是良好的,此时的社会环境亦极良好。后来因要求制驭自然的力量加强,不得不合并诸小社会而成为大社会,而当其合并之际,没有能好好的随时加以组织,于是人类制驭自然之力逐步加强,而其社会组织,亦逐步变坏,人生其间的,所感觉的苦痛,亦就逐步加深了。人类社会良好的组织,可以说自原始的公产社会破坏以来,迄未恢复。而其从前曾经良好的一种甜蜜的回忆,亦久而久之未曾忘掉。于是大家都觉得邃古之世,是一个黄金时代,虽然其对于邃古的情形并不清楚。这便是崇古主义的由来。是万人所共欲之事,终必有实现的一日的,虽然现在还受着阻碍。明乎此,则知今日正处于大变动的时代之中,但其所谓变动,必以更高的形式而出现,而非如复古主义者之所想象,这便是进化的道理。
以上所述,自然不免挂一漏万,然而最重要的观念,似亦略具于此了。
2.3研究出社会的法则是史学的最大任务
社会科学,直至今日,实在本身并没有发现甚么法则。一切重要观念,多是从自然科学中借贷而来的。并非说全没有,但只是零碎的描写,没有能构成条理系统。前叙循环等观念,根本是从观察无生物得来的无论矣,近代借径于生物学等,似乎比古人进步了,然亦仍有其不适用之处。无论其为动物,为人,其个体总系有机体,而社会则系超机体,有机体的条例,亦是不能适用于超机体的。如人不能恒动不息,所以一动之后,必继之以一静;社会则可以这一部分休息,那一部分换班工作,所以一个机关可以永不停滞,这便是一个例。所谓社会科学,非从感情上希望其能够如何,更非从道德上规定其应当如何,而是把社会的本身,作为研究的对象,发现其本身是如何、可以如何的问题。这便是第一节所说的学,而指导其应该如何,则只是第一节中所说的术。术是要从学生出来的,而我们自古至今,对于社会的学,实在没真明白过,所以其所谓术,也从来不能得当。一般对于社会的议论,非希望其能够如何,则斥责其不当如何,热情坌涌,而其目的都不能达到,如说食之不能获饱,试问竟有何益?社会学家说得好:“社会上一切事都是合理的,只是我们没有懂得它的理。”这话深堪反省。努力研究社会,从其本身发现种种法则,实在是目前一件最为紧要的事,而这件事和史学极有关系,而且非取资于史学,是无从达其目的的,这便是史学的最大任务。
2.4史家与读史
人的性质,有专门家和通才之分。在史学上,前者宜为专门史家,后者宜为普通史家。人固宜善用其所长,然亦不可不自救其所短。专门家每缺于普遍的知识,所发出来的议论,往往会荒谬可笑。这是因为一种现象的影响,只能达到一定的限度,而专门家把它看得超过其限度之故。普通史家自无此弊。然普通史的任务,在于综合各方面,看出一时代一地域中的真相,其所综合的,基础必极确实而后可,如专门的知识太乏,又不免有基础不确实的危险。所以治史学者,虽宜就其性之所长而努力,又宜时时留意矫正自己的所短,这亦不可不知。
读历史的利益何在呢?读了历史,才会有革命思想。这话怎样讲呢?那就是读了历史,才知道人类社会有进化的道理。从前的人,误以为读了历史,才知道既往,才可为将来办事的准则,于是把历史来作为守旧的护符,这是误用了历史的。若真知道历史,便知道世界上无一事不在变迁进化之中,虽有大力莫之能阻了。所以历史是维新的证佐,不是守旧的护符。惟知道历史,才知道应走的路;才知道自己所处的地位;所当尽的责任。
有人说:“历史上的因果关系,是很复杂的,怕非普通人所能明白,而普通的人对于历史,也不会感觉兴味。”这话亦不尽然。今日史事的所以难明,有些实在由于因果关系的误认。譬如政治久已不是社会的原动力了,有些人却偏要说:国家的治乱兴亡,全由于政府中几个人措置的得失。这种似是而非的话,如何能使人了解?如其是真实的:“现代机械的发明,到底足以使人的生活变更否?机械发明之后,经济组织能否不随之而起变化?”“资本主义,能否不发达而为帝国主义?”“这种重大的变化,对于人类的苦乐如何?”“现在的社会,能不革命否?”这些看似复杂,而逐层推勘,其实是容易明白的,何至于不能了解?都是和生活极有关系,极切近的事情,何至于没有兴味?
作史,似乎是研究历史的人所谈不到的,然而现在的历史,正在要重作之中,惟其知道作史的方法,才能知道研究的方法,所以作史的方法,也不可以不一谈。
3.1作史三步骤:搜辑、考订和编纂
历史该怎样作法呢?那在理论上是无疑义的。第一,当先搜集材料。第二,当就所搜集得的材料,加以考订,使其正确。然后第三,可以着手编纂。
史事的搜辑、订正,是永无穷期的。外行的人,往往以为:“历史的材料,是一成不变的。至多(1)有新发现的事实,加一些进去;(2)旧材料不完全,不正确的,被发现了,则加以补充,加以订正;如此而已。这两者都不能多,所以历史的材料,从大体上可以说是固定的,无甚变动。”这种见解,其实是错误的。
历史上的年代如此之长,事实如此之多,即使我们所搜辑的范围,和从前人一样,亦不易有完备之日。何况研究的范围,是时时变动的,无论你方法如何谨严,如何自许为客观,人于研究范围之内的,总是反映着其时代所需要。一物有多少相,是没有一定的,有多少人看,就有多少相,因为没有两个看,能占同一的空间与时间。看的人没有了,就相也没有了。哲学家说:“世界上没有两件相同的东西,因为至少它所占的时间或空间是两样。”然则以不同地域、不同时代的人,看起历史上的事件来,其观点如何会相同?观点不同,其所见者,亦自然不同;所觉得要补充,要删除的,自亦随之而异了。所以史学一日不息,搜辑之功亦即一日而不息。
这话或者说得太玄妙些,然即使浅而言之,现代各种科学勃兴,我们从前不甚注意,不甚了解的事实,现在知其重要的何限?岂能摒诸研究范围之外?然则史学的范围,安得而不扩充?范围扩充,搜辑的工作,安能不随之而增加呢?科学的进步永无止境,史家搜辑的工作,自亦随之而无穷了。至于订正,则从前人的记载错误的,见解不正确的,浅而言之,即随处可见。此等或可说:终有订正至正确的一日,而有的或竟无法可想了,则订正亦似有穷期。其实亦不然。真正客观的事实,是世界上所没有的。真正客观的事实,只是一个一个绝不相联属之感觉,和做影戏所用的片子一般,不把它联属起来,试问有何意义?岂复成为事实?所谓事实,总是合许多小情节而成,而其所谓小情节,又是合许多更小的情节而成,如是递推,至于最小,仍是如此。其能成为事实,总是我们用主观的意见,把它联属起来的。如此,世界上安有真客观的事实?既非客观,安得云无变动?这话或者又说得太玄妙些,然而一件事实的真相,不但限于其外形,总得推见其内部,这总是人人可以承认的,如此,则因社会状况的不同,人心的观念即随之而变,观念既变,看得事情的真相,亦就不同了。譬如在从前尊信士大夫阶级的时代,看历史上的党争,或以为一方面确系君子,一方面实属小人;或以为两方面都系君子,出于误会。到现在,知道了阶级的性质,就知道无论哪一方,不会全是君子,其中真为国家、社会起见的,总不过是极少数人了。史事的订正,又安有穷期呢?搜辑永无穷期,订正永无穷期,历史的当改作,即已永无穷期,何况历史不是搜辑、考订了便算了事的,还要编纂成功,给大家看,而看的人的需要,又是随时不同的,然则历史安得不永远在重作之中呢?
3.2作史的具体方法
以上所说的都是原理,以下且谈些具体的方法。
(1)搜辑的方法
搜辑的对象,当分为书本和非书本二者。
非书本之物,即:a.人类的遗骸,b.古物,c.法俗。此当随时搜辑,其最重要的来源,为d.考古学上的发现,及e.各种新调查。这二者,在现在的中国,材料还不多,我们只能尽其所有,充分的加以利用。
书本上的材料,则可谓汗牛充栋。一个人的研究,总有一个范围(如划定时间、地域,或择取某一事件等)。在范围内的材料,自然有一个限度。但这种材料,很难断定某一部书内没有,于是每研究一个题目,就非把所有的书看遍,或看其十之七八不可,此岂人力所能及。从来著书的人,无论如何勤苦,怕也没人敢说:材料的搜辑,业已一无遗漏,或者十得八九的。然而考证上的事情,往往多一条证据,少一条证据(如发现不足信的材料,抽去一条),事相即为之大变,材料的搜辑不能完全,总是史学家一个遗憾。然则如之何呢?绝对的理论上的完备,自然是不可能的,然亦总得尽我们之力,做到大体上没有遗憾的地步。如此说来,则我觉得史料汇编,在今日实为当务之急。
所谓史料汇编,便是把每一个题目(无论其为时间别、地域别或择取某事件),遍览群书,把其中有关系的,都抄录下来,注明篇名卷数或页数,及所据的版本(不同的刻本,须互相校勘,见于类书或他书所征引者亦然,所以又涉及校雠问题)。此自非一二人之力所能及,当集群力,以大规模的组织行之。此即昔人编纂类书之法。
中国历代,多有大类书的编纂。从魏朝的《皇览》,到清朝的《图书集成》。这能替研究学问的人,把他所需要的材料,汇集在一处,省却他自行搜辑之劳,所省下来的工夫,就可用之于研究上了,其用意实为最善,惜乎其所编纂的,都不甚佳而已。因为私人之力不及,而官修之书,又每不尽善。
在现代,实在各种学问,都当以此法行之,而史家相需为尤急。论整理国故的人,总说旧学术要算一笔总账,编类书亦是算总账最好的法子。编纂史料汇编,当用前人作史抄的方法。所谓史抄,是把从前人的著作,依着我所定的条理系统,抄集下来的。不改动原文。但遇两书材料相同的,则去其重复,然亦仍须注明。如《史记》与《汉书》,《宋》《齐》《梁》《陈》《魏》《周》《隋书》与《南北史》是。有一字的异同,亦须注明,无之则但注某书某篇同。有须删节处,亦须注明删节。总使人家看起来,和看原书一样。
为什么必要用这种体例呢?那是因为读史总要据原始材料的;而且有许多地方,史事的真相,就是据字句推勘而得;所以字句一有变动,又要生出一番校勘之劳,这个殊犯不着,所以要一概照抄,如有意见,则另注于下。善用这种体例的,亦可以成为著作,如马骑的《绎史》,便是一个例子。罗泌的《路史》,材料实较《绎史》为丰富而可贵,如用《绎史》的体例作成,当更可贵。
此种书籍,能合群力为大规模的编纂固佳,即私人亦未尝不可为。那便是:
a.择定一个题目,罄毕生之力而为之,尽其所能,做到什么地步是什么地步,其未竟之绪,则留待后人赓续。
b.或者选定若干部书,把它分门别类的抄撮起来,抄得几部是几部。这种办法,对于一个题目,固然极不完全,然使各种书籍都有人抄,而所定的门类,又大致相等(如能划一,自然更好,但恐不易办到,即亦不必勉强),则合而观之,亦不啻一完备的史料汇编了。
驳我的人要说道:“彰明较著,一望而知为与某题目有关系的材料,固然可以集众或由有志的人汇抄。然而史学的进步,总是从众所不能见,即置之眼前,亦不能知其有何关系的材料中得来的,此岂非专家所能着手?”这话固然不错。然此乃无可如何之事。汇抄之作,原只能省众所共见的材料的搜辑,然把这种工夫,替研究者省下来,所得业已不少。外国学者著书,往往有延聘助手代其搜辑材料的,就是为此。何况专家新发明、新订正的史料,我们亦可分类抄撮呢?
(2)考订的方法
考订史事的方法,外形上记载的同异,是容易见得的,只要搜辑得完备,校勘得精细。但现在所当致力的,殊不限于此。
大抵原始的史料,总是从见闻而来的,传闻的不足信,人人能言之,其实亲见者亦何尝可信?人的观察本来容易错误的。即使不误,而所见的事情稍纵即逝,到记载的时候,总是根据记忆写出来的,而记忆的易误,又是显而易见的。况且所看见的,总是许多断片,其能成为一件事情,总是以意联属起来的,这已经掺入很大的主观的成分。何况还有没看见或忘掉的地方,不免以意补缀呢?这种错误,是无论何人不能免掉的,如其要免掉,那就世界上没有史事了。
这还是得之于见的,其得之于闻的,则传述者又把这些错误一一加入。传述多一次,则其错误增加一次。事情经过多次传述,就无意间把不近情理的情节删除或改动,而把有趣味的情节扩大起来。看似愈传述愈详尽,愈精彩,实则其不可信的成分愈多。
这还是无意的,还有有意的作伪。那便是:a.伪造假的事实,b.抹杀真的事实,如清朝人的烧毁书籍,改作实录,就是其例子。这是有所为而为之的,还有c.无所为而出于游戏性质的。如东晋晚出的伪《古文尚书》,到底是何人所造,至今很难论定。程鱼门《晚书订疑》说它是游戏的拟作,其说亦颇近情理,此说如确,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了。古今来的伪书,亦可说是汗牛充栋。辨伪之法,近人论者颇多,此书为篇幅所限,不再详述。
以上所述,实在还都是粗浅的,若论其精微的,则凭你一意求真,还是不能免于不确实,虽然你已小心到十二分。因为人的心理,总有一个方向,总不能接受和这方向相反的事情。所以又有许多真确而有价值的事情,为你所视而不见,听而不闻了。心理上这种细微的偏见,是没有彻底免除的可能的;就要洗伐到相当的程度,也很不容易。读《文史通义》的《史德》篇可见。史事的不足信如此,无怪史学家说:“历史只是大家同意的故事”了。史学家为求真起见,在这上面,就得费掉很大的工夫。
(3)阐述史实、编纂史书史料的真伪,鉴别、考订得觉其大体可信了,然后我们可进而批评史事。历史上任何事件,把现在的眼光看起来,总觉得其不甚可信。明明是个大公无私的人,反说得他诈伪阴险(如往史之于王安石),明明是件深曲隐蔽之事,说来反觉得其浅显易明;这些真是随处可见。而只知其外表,不知其内容的,更不知凡几。读史者于此,往往模模糊糊,不加注意;或则人云亦云;其偶有所见的,又或痛诋古人的错误,其实此亦不然。一件事,所能看见的,总只是外形,其内容如何,总得由观察者据着外形去推测。我们该尽我们考证之所能,推测之所至,尽量的把史事的真相阐发出来。不过推测总只是推测,不能径认为事实而已。在这一点上,昔人著述的体例,未尽善处很多,实有改良的必要。
历史不但因时代而不同,其所悬拟的读者,亦各不同。各种不同的读者,而只供给他一种书,是不很适宜的。如《资治通鉴》,本意系供君主阅览;以供平民阅览,实不尽适宜。就供给一种人看的历史,也应有几种同时并行,以资参证;而作史者亦得各抒所见;这是于史学大有裨益的。其好坏,最好任人评论。从前功令,定某种书为正经正史,使人把它的价值,看得特别高,这种办法颇不适宜。我们当祛除成见,平等相看,其信否的程度如何,一以我们按照严格的史学方法所评定者为断。
(此篇节录自《吕著史学与史籍》一书,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标题系编者所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