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怎样学习国文
光华大学从设立以来,就有基本国文一科,究竟怎样的国文,才可称为“基本”呢?
古人有言:要摇动一棵树,枝枝而摇之则劳而不遍,抱其干而摇之,则各枝一时俱动了。一种学问,必有其基本部分,从此入手,则用力少而成功多(古人这句话,就是现在经济学上所谓以最少的劳费,得最大的效果)。各种学问都是如此,国文何独不然。所以研究国文,亦必有基本部分,研究之时,应当从此入手,这是毫无疑义的,常识可明,不待费词。研究国文,有基本部分,是容易明白的,但是国文之中哪一部分是基本,这话就难说了。
1.国文的复杂性
研究国文,为什么要把他分做许多部分,而判定其孰为基本呢?这是由于国文的本身,异常复杂之故。国文的本身,为什么会复杂呢?这是由于其为“堆积”之故(从前金世宗是热心提倡女真文的,他兼用汉文和女真文开科取士,觉得女真文总不如汉文的精深。他就问他的臣下,这是什么理由?有一个人回答说,这是由于女真文行用日浅之故,倘使假以时日,自然会逐渐精深的,就合于这个道理)。
文字是代表语言的,语言是代表意思的。人的意思,是随着时代而变迁的,意思变,当然语言不得不变,语言变,当然代表语言之文字亦不得不变,这亦是当然易明的道理。但是新的既兴,旧者为什么不废呢?这又因为社会的文化非常复杂,新者既兴,旧者仍自有其效用之故。人之所以异于别种动物,根本就是靠语言,因为有语言,所以这个人所会的,可以教给别个人,前人所会的,可以传给后来的人,不必人人从头做起,所以其所成就者大。
但是单有了语言,还是不够,因为其所达到的空间,和所占据的时间太少了。试将我们现在所有的书,和我们所能记得的书比较,便可明白此中的道理。记忆力是有限度的,我们能正确记得的,加上我们所能模糊记得的,便是我们记忆力的限度,超出这限度以外,就是靠文字替我们保存下来,倘使没有文字,这一部分就要先亡,或者虽不先亡,而大减其正确性(古书所以多不正确,即由其本为口传之故)。
文字是有形的,固定的,靠着它固定,所以能将许多东西替我们正确保存下来,而不至走样。然亦因其固定,所以其所保存的,仍是异时代人的语言,而不能转变为今人的语言,这种异时代的知识和材料,既是有用的,而又不能不用异时代的语言保存下来,于是异时代的语言,在现代就仍有其用了。
国文的种类,虽极复杂,然从其理论上言之,则可把它分做三种:(1)与语言相合的;(2)有一部分与语言不合的;(3)介乎二者之间的。所谓合不合,是要兼(1)词类,(2)语法,(3)说话的顺序言之。在文字中谓之字法、句法、篇法。举一个例:如桌子板凳,直说桌子板凳,就是甲种;改作几席,就是乙种。又如说没有知道这件事,是甲种;说未(没有)之(这件事)知(知道),就是乙种。这是就字法、句法立论,篇法较为难见,然就古人的文章,仔细推敲,设想这一篇话,改用口说,或者用白话文写出来,其次序应否变更,也是很容易悟入的。丙种文字,并不是说某一部分同于甲种,某一部分同于乙种,倘使如此,那就仍是甲种乙种了。丙种文字的特色,就在于它可彼可此,譬如桌子板凳,说桌子板凳,固然可以,说几席亦无不可,全在因事制宜。试再举一个例:譬如我们现在做普通文字,说敬老之礼,《礼记》里的“谋于长者,必操几杖以从之”;“侍坐于所尊,敬毋余席”是没有什么不可以引用的。当这情形之下,决不能把几席改作桌子板凳。然若甲乙两人,隔着桌子斗口,甲提起板凳来,撞伤了乙,那就决不能把桌子板凳,改成几席了。做甲种文字,引用古书,虽无不可,然以口语文体论,至少应用之后,是应得再加以解释的,未免累赘。若乙种文,桌子板凳,就绝对不能用。所以文字的应用,以乙种为最广,这是社会上的事实,向来如此的,而事实之所以如此,正非无故而然。
然则基本国文,岂不就是丙种么?这又不然,照前文所讲,很容易见得丙种文字,就是甲乙两种之和,其自身是本无其物的。要学文字,只能就甲乙两种中,择定其一,简而言之,就是单学语体文,还是连不与现行语言相合的文章也要学。
仔细想起来,上文所说的甲乙两种文字,也只是理论上的分类,事实上,很难划定界限的,因为现代人的语言,也是各自不同。古书上的名词和句法,不见之于普通人口中的,仍可出诸文人学士之口。我们不能说普通人所说的是现代人的语言,文人学士所说即非现代人的语言,因为他明明是现代人。然则现代人的语言,也显分两种,一种是范围较狭的,我们假定,以“人人能说,人人能听得懂”,做他的界限,亦即以此为甲种文字界限,则出于此界线之外的,就不能不承认其侵入乙种文的范围了。研究学术的人,当然不能认此所定甲种文之范围内之语言,为已足于用,则其使用,势必侵入乙种的范围,使用既须及于乙种,当然学习亦不能不及于乙种了。而且严格言之,甲种文字,既经识字,既会说话,本是无须学得的,所以所谓国文的基本部分,必须于乙种文中求之。
3.国文的发展流变
但是乙种文字复杂已极,我们究取其哪一部分,作为基本呢?说到此处,即不能不略有文学史的眼光。从来浅见的人,每以为原始的文章,必是和语言合一的,到后来渐渐分离,其实不然,文字的源起,并非代表语言,实与语言同表物象(实系人之意象),这是小学上的话,现在不能深论,然其说据,实甚确凿,无可怀疑的。文字既非代表口中的一音,当然用文字写成的文章亦非代表口中的一篇话。所以各国文学发达的次序,韵文都早于无韵文(因为文学史的初期,并没有照人类口中的言语记录下来的文字)。
我国现存的先秦古书,其中都显然包含两种文字:(1)是句子简短整齐而有韵的,(2)是句子较长,参差不齐,而无韵的。后一种分明是只依据语言,而其发达的时代较后,据现存的书看起来,其发达大约起于东西周之间,而极盛于前汉的中叶,到前汉的末叶,文章又渐渐地改观了。为什么改观呢?这是由于言文本无绝对的合一,其理由是说话快,写文章慢,听话的时间短,看文章的时间长;所以一个人说出来的话,和写出来的文章,本不会一致的,而在应用上,照说出来的话,一个个字的写在纸上给人家看,人家必觉得不清楚,甚而至于看不懂,把一篇写出来的文章,一'句一'句念给人家听,人家也一'定觉得不痛快,甚而至于听不懂的。其所以然,(1)因语言的句子冗长,而文字简短;(2)由语言每多重复,而文字较为简净之故(即由说话快,写文章慢,听话快,看文章慢之故。因为说话既快,倘使句子又短,听的人就来不及了解了。文章有形迹而语言过而不留,听到后文,须回想前文之际,文章可以复看,语言则不能。所以说的人不得不再行提及,甚或屡屡提及,此等语法,在文字中,即所谓复笔。然较语言则远少)。所以文字语言,原始本非合一,即到后来,文字从不代表语言而进化到代表语言之后,仍不是完全一致的,既非完全一致,自然要分途发达了。
分途发达之际,文字向哪一方面走呢?那自然向美的方面走,何谓美?各时代的标准是不一致的。在当时,则以(1)句法简短整齐;(2)用字美丽者为美。循(1)此之趋势而前进,势必至于字眼典故,愈用愈多。汉、魏、晋、宋、齐、梁之文,愈后而其浮靡愈甚者,即由于此。此时代之所谓文,已全与口语不合,达意述事都不适用,即言情亦不真切。言情尚可勉强,达意述事,是不能一日而废的;汉魏文字已不自由,晋宋尤苦扞格,到齐梁则竟不能用了。起而弥其缺憾的,乃有所谓笔。笔是(1)不禁俗语俗字;(2)在原则上亦不用词藻,但其语调仍近于文,与口语不合,故在应用上,仍觉不便。
凡事都是动荡不定的,而亦总有趋中性,正像时钟上的摆,向两面推动,达于极度,则又回过头来,文章之自质朴而趋华美,自华美而后返于质朴亦然。南北朝末年,文章华靡极了,自然要有反动,当这时代,可走的路有二:(1)径用口语;(2)以未浮靡时之文为法。(2)又分为a.径说古人的话,b.用古人说话之法,来说今人之话两端。(1)本最痛快、最质朴,但前所言甲种之文,既不够用,而是时文字,又非通国人所使用,而实为一部分人所使用,这一部分人,正是所谓有闲阶级,他们既不喜欢极度的质朴,而且既有余闲,亦不要以前所述之甲种文字为基本,所以这条路是走不通的。(2)中b本最合理,但改革初期的人,却竟想不到,于是竟走a路,如苏绰的拟《大诰》,乃是一极端的例。唐初的古文,还多是涩体,亦由于此。直到唐中叶,韩柳辈出,才专走b路,用不浮靡时代说话之法以说话,其所说的话,自然不致浮靡,而所说的话,自然以之达意述事而便,以之言情而真了。改革的运动,至此乃告成功。
此项文字,是废弃西汉末年以来的风尚,而以东周至西汉中叶之文字为法,其时代较早,所以被称为“古文”,然文学是堆积的,新者既兴,旧者不废,所以自汉魏至齐梁之体,依然与之并行,人遂称此种文字为骈文,而称新兴的文体为散文。散文既兴,骈文就只占文学里的一小部分,普通应用,全以散文为主了。练习国文,无疑的当以此为主。
4.当前国文教学中存在的问题与改正的方法
但是所谓散文,包括(1)自东周至西汉,(2)自汉中叶至今的文字,其数量,也是非常之多的。我们又拣出哪一部分,作为学习的基本呢?于此,又有一个问题,我们常听见人说,“学校里的国文成绩不如私塾”这句话,固然由于守旧的人,故意把学校里的国文成绩压低,把私塾的国文成绩抬高,然平心而论,亦不能不承认其含有几分真实性;详言之,则学校国文的成绩劣于私塾是事实,不过其优劣之相去,不如此等人所言之甚而已。
学校的国文成绩,为什么会劣于私塾呢?最易得的答案,是练习时间的少。单就国文一科而论,这自然是事实,但是各科的成绩,是相贯并通的,决不能说别种科目的学习,于国文毫无裨益,若合各种科目而论,学校的肄习时间,断不会较私塾为少,所以以文字的高古而论,学校学生是应当逊于私塾学生的,因其所读者多非古书,以识力的充足,理路的清楚而论,学校学生成绩该在私塾学生之上,因其所肄习者多而且真实,然而并不能然。学校里的国文成绩,其内容的贫窘,思想的浮浅和杂乱,形式上则并非不古而实系不通,是无可讳言的。这究竟是什么原故呢?我以为其最大的原因,是由于现在的风气,作事浮而不实;次之则现在的学习国文,讲授所占的时间太多,自习所占的时间太少;再次之,则由于现在的教授国文,不得其法。前两端系另一•冋题,现在且论第二端。
最为荒谬之论,是把所谓应用文和美术文分开,须知天下只有可分清楚的理论,没有可分清楚的事实。文章是变相的说话,文章做得好,就是话说得好,天下有哪一种说话,能完全和实用离开的?又有哪一种话,完全不须说得好的?所以把应用文和美术文分开,根本是没有懂得文学。所以无论何种文学,苟其是好的,一定是有美的性质,其美的程度的高下,即以所含美的成分的多少为衡,绝不与其文字的内容相涉。这是第一步要明白的道理。
所谓美者,其条件果如何呢?具体言之,则其条件有二,一为势力之深厚,一为音调之和谐。何谓势力?凡说话,都是要刺激起人的想象的,刺激人的力量而强,则谓之势力深厚,刺激人的力量而弱,则谓之势力浅薄。何谓音调?音调就是说话的调儿,文章虽与说话分离,然在根本上始终是一种说话,所以亦必有其调儿。我们通常阅看文字,自己以为没有念,其实无不默诵的;不过其声至微,连自己也不觉得罢了。惟其如此,所以写在纸上的文章,不能没有调儿,如其没有,则大之可以不通,即使人不知其意,小之亦可以不顺,使人欲了解其意非常困难,而且多少有些扞格,此系音调所需的最小限度。若扩而充之,则文章的美术性,要以音调一端为最高尚。凡研究文字,而欲了解其美的,若于音调方面,不能了解,总不算得真懂;若在这一方面,能有真确的了解,别一方面断无不了解之理。因为这是文学最精微而又最难了解的一方面。文章之美,在于势力音调两端,这亦是从理论上分析之论,事实上,断不能将一篇文字,分开了,专领略其势力方面或音调方面的,事实上之所谓美,乃是势力音调的总和。合此诸总和的具体相而言之,则曰神气。这里所用的神气两字,并无深意,就和俗话中所用的神气两字一般,即合诸条件所成之具体相。此相固系合诸条件而成,然断非此诸条件之总和。譬如一个人的相,固系合其五官、四肢、言语、举止等而成。然我们认识一个人,断非就此诸端,而一一加以辨认,乃系看此诸端所合成的总相。所以一个熟人,远远走来,五官四肢,尚未辨别得清楚,我们早已认识他是谁了。因为所看的只是他的神气。文章神气的认识,其义亦系如此。这看似极模糊,实则极正确,而以认识而论,亦是较难的。文字的好坏,亦即判之于此。正如一个人品格的高低,判之于其风度一般。
文章是有个性的,天下断没有两个人的个性是相同的,因亦没有两个人的语言是相同的。文章就是语言,自然各个人的文章神气各不相同了。神气有好的,有坏的,有显著的,有隐晦的。大抵好的文章,其神气总是特别显著,这是各事都如此。譬如不会写字,笔笔描画的人,往往所写的字,极其相像,几于不能辨别,书家决没有如此的。文章亦然,文章的批评究竟有公道呢还是没有?我说,短时期之内是没有,长时期之内是有的。批评之权,本该操之内行之手,但在短时期之内,往往(1)内行的人,并未开口;(2)或虽开口,而未为人所重视;(3)或为他种不正的势力所压。所以作品并无价值,而誉满一时的人很多,此事今古皆然。但在较长时间之内,内行的人,不会始终不开口,苟无别种势力相压,自必为人所重视,而时异势殊,不正当的势力,也总要消散的。所以文章的好坏,历久必有定论。
这种历久受人重视的文章,昔人称为名家、大家,而名家、大家,二者又略有区别。名家是神气极好,然尚不免模仿他人,未能自求一格的;大家则不然。一个大家,必有一个大家特别的面目,毫不与人雷同。所以大家是个性极显著的,名家则未免模仿。名家既系模仿大家,其面目当然可与大家相像。同学一个大家的名家,彼此亦可相像。其实要学名家,径学其所自出的大家好了,即在诸名家之中,亦任择一人皆可学,不必专于一家。大家则不然,他的神气既是独特的,再无人与之相像;其由模仿而得到的,则总不如他的完全,也总不如他的显著;要学文章的人,自以从此致力为宜,所以大家遂成为研究的中心。
学文章与学科学不同,学科学入手所肄习的材料,必取最新之说,学文章则必取这几个大家,即所谓家弦户诵之文,向来肄习国文,即系如此。虽然向来教授国文的人未必都好,然其所取的材料,确是不错的。近来国文的选材,则漫无标准,从最古的书,直至于现代人的作品,而文体亦各种都备。推其意(1)在取人的齐备,以为可以见得各家的作风,(2)在取体制的齐备,以为各种文章,都可以有些懂,(3)在取其内容,以为于教育上有价值。其实各科各有目的,根本不应因副作用而牺牲正主义。至于文章的体制,则各有渊源,非多读古书,明于义例,断难真实了解;断非每种体制,各看一两篇,即可明白。至于作家,则与其将研究之功分散于许多人,不如集中于少数人,由前文所言,已经很可明白了。所以肄习国文,所取的材料,非大为改变不可。
然则在先秦西汉,以及唐以后的文章中,该拣出哪一部分来,以为研究的基本呢?案文章有各种样子,又有两种原因:一种是体裁,一种是个性。
何谓体裁?如《卦辞》《爻辞》,是《易》独有的文体;后人所谓“训诰体”,是《书经》独有的文体;所谓“春秋笔法”,是《春秋》独有的文体。此种差异的起源,乃由古代执笔记事的人,彼此各不相谋,所以各自有其特殊的体制(此种特殊的文体,是各适于其所要记的事,后世倘仍有此等需要,其体制自相沿不废,如其无之,亦即废而不用。譬如《易经》卦、爻辞的体制,除了扬子云等要作《大玄》以拟《易》的人,再没有人去模仿他了。又如《诗经》,后世更无人仿之以作诗,却仿之以作箴铭等韵文,则因某方面的需要,已经消灭,而某方面仍存在之故)。在后世就不然了。文化广被,各种文章的体制,执笔的人,都是看见过的;而其所作的文章,关涉的范围亦广,非如古代的卜人、筮人,只要作繇辞;记事的史官,只要作《春秋》一类的文辞;记言的史官,只要作《尚书》一类的文辞。
于是文辞的体制,不复足为其形式同异的标准,而其判然不同的,乃在于作者的个性(古代的文字,内容实甚简单,所以发挥不出个性来,到后来,内容渐渐丰富,个性即因之显著了。此与说一两句平庸刻板的话,看不出其人的神气,为一小时的讲演,则讲演者个性毕露,正是一理),从东周以后就渐渐入于这种境界了。现在所流传,从东周至西汉的文章,既非纯粹口语,亦非与口语相离甚远的文言,大抵如今浅近文言,或文言化的白话(避去极俗的话,在当时谓之“尔雅”,此亦文字渐与前人之文接近,而与当时人的口语相离的一种原因)。此等文字,较经意着力的,很能显出个性;其随笔抒写,简单而不甚经意的,则各人的面貌相同(此在现代亦然,如任何文学家,使作寻常应用之文,亦与寻常人同)。如刘子政《谏起昌陵疏》《谏外家封事》,都有其特殊的面目,和他家的文章,不能相混。而《新序》《说苑》《列女传》,则和他人的文章,并无区别,即其最好的例(古人之文,不必自作,大抵直录前人之辞,此亦多数古书,面目雷同的一大原因。如《新序》《说苑》《列女传》多有与《韩诗外传》相同的,可见其文既非韩婴所作,亦非刘向所作)。我们的研究,自然是要集中于几种在体制上、在神气上,都有其特殊的样子的。在先秦西汉时期,为几部重要的经、子和《史》《汉》(西汉时代诸大家的作品,大抵包括此两书中,而司马迁、班固,亦各自为一大家)。自唐以后,则普通以韩、柳、欧、三苏、曾、王为八大家之说,我以为颇可采取的。八大家之说,始于茅鹿门。茅鹿门固然不是我们所能十分满意的人,然在唐宋诸作家之中,独提出此八家,则大致尚算不错。试看后来,姚姬传的《古文辞类纂》,称为最佳的选本,然所选的唐以后的文章,百分之九十几,亦是此八家的作品,即可明白。
5.基本的国文应为一般人学习的工具
以上说了一大篇话,在理论方面,似乎还是有一个立脚点的,但是此等议论,究竟是为哪一种人而发的呢?因研究国文的人很多,其目的,明明是彼此不同的。我以为研究国文的人,大致可分为下列三种:(1)但求略识几个字,免于文盲的;(2)用国文为工具,以求他种学问的;(3)求为文学家的。除第一种人外,(2)(3)两种,我所说的研究方法,都可适用。因为这两种人,其研究的方法,到后来才有分歧,其初步是一样的,此即我所谓基本部分。为什么(2)(3)两种人,同要下这一步工夫呢?其理由,请再加以申说。
文学作品与非文学作品的区别,在用现代语为工具的时候,较易明白,在用非现代语为工具的时候,却是较难明白的。许多人因为不明白这个区别之故,以致误用功力,或其性质本不宜为文学家而枉用工夫;或其性质虽可以为文学家,而误走路径;这个实在冤枉;而在文学批评上,也觉得漫无标准。所以我现在要把它说个明白。
文学作品与非文学作品,当以“雅”、“俗”为界限。在雅的范围内,无论其美的程度如何,总可认为文学作品的,如其未能免俗,则即有好处,亦不得不屏诸文学范围之外,此即旧文学所谓“谨严”。谨严两字,在现代的批评家,或者是不赞成的,然我以为欲求美,先求纯粹。世界上没有将许多丑恶之物,夹杂在一块而可以为美的。所谓谨严,即系将有累于美之物,严格排除之谓。所以无论新旧文学,谨严两个字的藩篱,是不能破坏的,尤其是古典主义的文学,因为在内容之外,其所使用的工具,即语言,亦有一种雅俗的区别,而此种雅俗的区别,亦颇为难辨之故。然则何谓雅呢?所谓雅,即向来的文学家,公认为可以使用的语言,此亦当兼字法、句法、篇法三者而言之。有等字眼,有等句子,有等说话的顺序,为文学家所公认为不能使用的,则即入于俗之范围,作文学作品时,即不许使用。可用与不可用的标准,固然大体以古不古为主,然古实非其第一标准,因为并非凡古即可用,而新者亦在时时创造。文以达意为主,所以合于实际与否,总是第一个条件。古典主义的文学,对于用语及语法的取舍,只是在可古的时候,必求其古,至于于事实有碍时,亦不能不舍旧而谋新了。此所以非凡古即可用,而新者亦不能不时时创造。所以古典主义的文学,虽然富于崇古的精神;然其所用为去取标准的雅,与古实非一物,不过二者符合之时甚多罢了。二者所以多相符合,亦有其由。因为中国疆域广大,各地方风气不同,在古代,语言本不甚统一(看《方言》一书,即可知此乃各地方的语言,所用的辞类的不统一),而其时的文章,与语言颇为接近,倘使下笔之时,各率其俗而言之,难免别地方的人,看了不能了解,所以尽力使用普通的语言,屏除其方俗所独有者,此即汉人所谓“尔雅”。其后因交通不便,各地方风气,仍不能齐一,此等需要,依然存在,文人下笔的时候,仍必力求人之易解。(1)语言不甚统一,而写在纸上的语言,是久已统一了的,欲求人人共喻,莫如借向来写在纸上的、别人已经用过的语言而用之;(2)亦且一切语言,多能引起粗鄙的想象,及至口中已不使用,或虽仍存在,而读音与语音歧异,不复能知其为一语时,此等粗鄙的想象,亦即不复存在。此其选择的标准,所以虽非求古,而多与古符合之由,然二者究非一物,所以俗语亦在时时引进,并随时创造新词,不过此二者,亦必有其一定的法度罢了。所以古典主义的文学,所谓雅言的形成,要遵照下列的条件:
(1)在可古的范围内,尽量求其古;(2)事实上有妨碍时,则依一定的法则引进俗语,自造新词。其原理:(1)为保持写在纸上的语言的统一,(2)为求文章之富于美的性质。在此两种原理指导之下,进行其前两条所说的任务。能依此规则,使用此文学家所公认的语言的,则其文可以入于雅的范围,而得承认其为文学作品。
人,不是个个可以成文学家的,更不是个个可以成古典主义文学家的,因为他所使用的语言,和现代人口中所用的语言不同。这虽不是外国话,然亦不能不承认他是一种时间上相异的语言,当然较之时间上的现行语,是要难懂一点的,要成为古典主义的文学家,非于文学家的气质以外,再加上一种“异时间的语学”上的天才不可,所以非人人所能成,并非凡文学家所能成,能成此等文学家与否,各人可以自知,即读书达到一定程度,对雅俗的区别,能否有真知灼见,如其能之,此人即有可成古典主义文学家的资格,有志于此者,可以用功。如其不能,即无此等性质,可以不必致力于此,因为用违其长,终于无成。即能小有成就,亦是事倍功半,很不值得的。
要想成为古典主义的文学家,或研究高深学问,而与中国旧籍关系很深的,我所说的研究法,可以适用,是无庸怀疑的。至于并不想成古典主义的文学家,而其所研究的学问,亦和中国旧籍无甚关系;此等人,是否值得花这番工夫呢?论者便不能无疑,但我以为还是有必要的。其理由如下:
(1)事实上并无纯粹的语体文,即前所云甲种文的存在,现在所谓语体文,都是文白夹杂的,词类、成语、句法、篇法以及行文的一切习惯,从文言中来的很多。这个不但现在如此,即将来亦必如此,因为语体文的内容,不能以现在口中所有者为限,势必侵入前所谓乙种文的范围,内容既相干涉,语言自不能分离,所以全不了解文言,语体文亦势难真懂,而且词、句、顺序及习惯等,都系相承而变,有许多地方,语体文的所以然,即在于文言之中,懂了文言,对于语体亦更易了解。
(2)以美术方面论,文言语体,本不是绝对分离的。文言文的渐变,未尝不采取口语的抒轴,同理,作语体文的,自亦可将文言的美点,融化于白话之中。
(3)以实用论,文言文有一优点,即辞简单而意反确定。语体文有时辞冗赘而意转不免游移。此点,作较谨严的语体文的,不能不求其文言化,而欲语体文之能文言化,其人必须能略通文言。
(4)古书文义有艰深的,后人并不以之为法,普通所取法的,都是很平易的。从前曾有人说:“《论语》《孟子》,较之现行文言的教科书,难解之处究安在?”这句话,不能不承认它有相当的正确性,所以以文言文为难学,有时只是耳食之谈。
(5)凡文学能引起学习的兴趣的,必是很富于美术性的。在这一点上,家弦户诵的古书,较近人所作浅薄无味的文字,其价值之高下,不可以道里计。
凡学问,皆贵先难而后获,文学尤甚。因为较后的语文,其根源,都在较早时期的语文之内,所以学文言文的,顺流而下易,沿流溯源难。苟非受教育时间极短之人,先读古书,反觉事半功倍,试观通语体文者,多不能通文言文;通文言文者,则无不能通语体文,从未闻另要学习,即其铁证。所以我所说的研究方法,实在是前所说的第(2)、第(3)两种人,共同必由的途径。
6.过去选本的毛病及今日选本的准则
所以在学校未兴以前,研究国文的人,所采取的材料,大致并不算错,但其教授的方法,则是不大高明的。这一点,在他们所评选的文章中即可看出。
从前的文章选本,亦不是全没有好的,如姚姬传所选《古文辞类纂》、曾涤生所选《经史百家杂钞》之类都是。但此等并不能开示初学,因为无注而其评亦极少,其评又非为初学说法。至于供给初学用的,如《古文观止》,即好一点的如《古文翼》等类,大都是看不得的,我也不是一笔抹杀,说其中全无好处,然其中有许多坏处,确足以使人误入歧途的。
从前人的评文,为什么会有这种毛病呢?这可以归咎于科举。科举实在就是现在的文官考试,因为官有定额,科举取中的人,亦不得不有定额,定额少而应举的人多,在几篇文字之中,凭你高才博学,也不会有特异于人之处的。士子为求录取起见,乃将其文章做得怪怪奇奇,希冀引人注目,考官因各卷程度,大略相等,无法决定去取,乃将题目加难,希望不合格的卷子加多。作始也简,将毕也巨,到后来,题目遂至不通。题目而至于不通,则本无文章可做,然又非做不可,就生出许多非法之法来了。此等弊病,固由来已久,然至明清之世,八股文之体出而更甚,现在试举两个实例:(1)所谓大题,如以《论语》的《学而》全篇命题,此篇共有十六章,就该有十六个道理,然做八股文,是不许分做十六项说的,必须将十六项合成一气,而又不能依据事理,按这十六章公共的道理立说,而必须顾及这十六章的字面等等,试问此等文字,果何从做起呢?(2)所谓小题,有截上、截下、截上下、截搭等种种名目。譬如我从前应考时所做的一个题目,叫做“必先”,乃将《孟子》“故天之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上下文都截去,而只剩“必先”两字,此即所谓截上下题。因其实无意义,亦谓之虚题。虚题本来无话可说,然即实题,也有无话可说的,如以一个人名命题之类,此等题目,称为枯窘题,即无话可说之谓。无话可说,而强要说话,就不得不生出许多非法之法来了。科举的本意,原想借所考的文章,以看出应考人的学识,但到后来,往往做应举的文章,另成为一件事,并无学问的人,经过一定的学习,也可以做得出来。真有学问的人,如其未经学习,反而无从做起,所以科举时代,所谓科举之士,大都固陋不堪,本其所见以论文,自然要有许多荒谬之论了。
他们最大的弊病,在于不真实。不真实之病,起于(1)做无话可说的题目,而硬要寻话说;(2)本来有话可说的,亦不肯依据道理,如实说述,而硬要更寻新奇的话。于是不得不无中生有,不得不有意歪曲,所以从前学做八股文的人,是终日在想法子造谣言,说谎话的(八股文做得好的人,也有能切实说理的,然此乃学问已成后的事,初学时总不免此弊。而且无论如何学问好的人,要做无话可说的题目,也总不免于瞎扯),这不但破坏文体,而且还坏人心术。他们所批评的文章,就可想而知了。譬如《史记菁华录》,在从前,也算一部有名的选本,其中如《项羽本纪》,记项羽溃围南出时,“至阴陵,迷失道,问一田父,田父诒曰左。左,乃陷大泽中”。后来项王要东渡乌江,“乌江亭长犠船待”。他说这一个田父一个亭长,都是汉人有意所设,此乃作《三国演义》《水浒传》等人的见解,以之说平话则动听,如何可以论文?如何可以论史?更可笑的,《滑稽列传》说优孟“为孙叔敖衣冠,抵掌读语,岁余,像孙叔敖,楚王左右不能别也。庄王置酒,优孟前为寿,庄王大惊,以为孙叔敖复生,欲以为相,优孟曰请归与妇计之,三日而为相,庄王许之,三日后,优孟复来,王曰:妇言谓何?
孟曰:妇言慎无为,楚相不足为也。如孙叔敖之为楚相,尽忠为廉以治楚,楚王得以霸,今死,其子无立锥之地,贫困,负薪以自饮食,必如孙叔敖,不如自杀。因歌曰:山居耕田苦,难以得食,起而为吏,身贪鄙者余财,不顾耻辱,身死家室富,又恐受赇枉法为奸触大罪,身死而家灭,贪吏安可为也。念为廉吏奉法守职,竟死不取为非,廉吏安可为也?楚相孙叔敖,持廉至死,方今妻子穷困,负薪而食,不足为也。于是庄王谢优孟,乃召孙叔敖子,封之寝丘四百户以奉其祀”。此中庄王大惊之庄王,乃优人所扮,并非真正的庄王。小学生细心读书的,亦可以懂得。乃作《史记菁华录》的人,在“欲以为相”下批四个字道:“必无其事。”他的意思以为是太史公有意求奇,乃妄造这一段故实的。照他们的意思,只要做得成文章,做出来的文章,而合乎他们的所谓好,造谣、撒谎是无所不可的。这真是天下的奇谈,也是天下的笑话。这固然是极端的例,然昔人对于文字的批评,坐此弊的,正是不少。譬如明知不合理,连自己也知道其不合理的话,却有意歪曲着说,然而昔时的批评家,仍可称之曰翻案文章,加以赞美,诸如此类,不胜枚举。现在八股久已废了,然怀抱此等见解的人,却还没有全过去,后一批的人,则其衣钵,多所受之于此一批人,所以现在所谓懂得古典主义的文学家的批评,多数还不免此弊,不可不引以为戒。
现行的供给初学看的选本,都是明清两代八股法既兴后之作,其中虽不无可取之处,然此等弊病,是触处都是的,初学很多为其所误,程度高的人,倒又无须此等书了,所以其物几可废弃。
真正给初学者看的批评,该遵守下列的条件。
(1)根据文章本身的条理,加以剖析,说明其好处,若有疵累,亦不隐讳,尤其是古今异宜之处,须要尽量指陈。
(2)文字的内容,有非短时间参考所能得的,必须为简要切实的说明,以读者能了解此文之内容为度。如王介甫、苏子瞻均有上皇帝书,其内容,关涉宋代政治制度处都很多,断非短时间参考所能得。然对于此项制度,而无相当的了解,对于这两篇文章,亦就不会明白了。
(3)文章的内容如此,形式方面亦然,训诂、名物及语法等,有非短时间参考所能明了的,务必为之说明。如字法、句法的不同,有时涉及古书全体的义例问题,即其一例。
(4)较高深的问题,如源流、体制等,可察看学者的程度,能懂者告之,不能者不必。偶有过高之论,为学者所不能懂,亦无妨。因为目前虽不懂,将来总是可以懂得的。在此等情形之下,最要者为不懂则置之,徐俟其自悟,切戒穿凿求通,一穿凿,就入于歧途了。尤其紧要的是高深之理,虽可出以通俗之辞,使人易悟,然仍以不失真相为主。过求通俗以致失其真相,变成不知道什么话,这是最要不得的。
以上所论,是讲解批评文字的正轨,固然平淡无奇,然能够合此标准的,也已经不多了。
至于自己用功,不外乎看、读、作三项。
此中看读自然较作为要。因为必先经过看、读,方才能作。看、读实在还是一事。我们看书时,虽然自己不觉得在念,其实是无不默念的,前文已说过了。看与念,只有程度上的差别,并无性质上的差别。所不同者,则普通所谓读,乃是将一篇文章,反覆念多少遍,看则不过走马看花而已,一则分量少而用力深,一则用力浅而所涉广,此二者之中,看实尤要于读,因为要求悟入,总是利于从多中捞摸的。
现在有一种人,在看、读二者中更重视“看”,这是拘泥于从前的教法,而不知变通。从前的教法,读“四书五经”的,大致是六岁到十五岁的孩子。他们对于经书,根本看不懂,教者(1)既欲其应科举,而必教之以“四书五经”,(2)又因考试功令,本是不准携带书籍的,题目出处,不能不知,于是“四书五经”,非将本文熟读不可,不能以看过明白为已足;
(3)而此时的学生,年龄幼稚,能力有限,不但自己不能多看书,即分量较多的书讲给他们听,亦苦难于领受;指定一段书,使其反复熟读,却是比较可能的。以此三因熟读遂为旧时惟一的教法。
现在的情形,不是如此,这是显而易见的,我也不是说现在学习文章,全然不要熟读,然初不必如昔日之拘,而且远不如多看的重要。还有一层,教师选授的文章,和学生熟读的文章,可以不必一致的。因为文章各有心得,教师有心得,讲得最好的,不一定是学生所最喜欢的。讲授本不过举隅。天下的文章,哪里讲得尽?所以举示学生的范围宜较广,听其于一定的范围内活动。所谓熟读,并不要照昔时私塾的样子,读得能够背诵,不过对自己所爱好的文章,特别多读几遍,时时加以讽咏而已。其篇目亦无一定,不过大致宜在古今第一•流作品之中。而人的好恶,虽若不齐,实亦大同小异,听其自择,自亦不会轶出此较宽的范围的。
至于作,则最要之义,为待其自动,看读得多了,自然有一种勃不可遏之境。在这时候,虽欲使之不作而不可得。教者只须迎机略加指正就够。我们的说话,固然是一句一句逐渐学会的,然而都是到会说了,不能不说的时候,才说出来的,从没有人当我们还没有会说话的时候,强迫着我们说,如其在这时候而强迫着说,只会把话说坏了,决不会收速成之效的。从前教国文的人,每以令学生“早开业”为戒,其原理就在乎此。
(此篇节录自《吕思勉遗文集》一书,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