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国文杂谈

　　1.论文史

　　甲

　　近来刘大杰先生写信给我，颇叹息于青年肯留意于文史者太少，这确亦是一个问题。

　　文学，即旧日所谓辞章之学，讲朴学和经世之学的人，本都有些瞧它不起，以为浮华无实。这也不免于一偏，但他们不过不愿意尽力于文学而已，对于旧书的文义，是能够切实了解的，现在就很难说了。还记得二十余年前，章行严先生说过一句话：现在的文字，只要风格两样一些，就没有人能懂得了。这句话，确使人闻之痛心。

　　所谓风格，直捷些说，就是俗话所谓神气。我们对于一个人的意思的了解，不但是听他说话，还要领略他的声音笑貌等等，文字就是语言的扩大，然这些辅助的条件都没有了，所以其了解要难些。然于文字不能确实了解，即不能得作者的真意。所以要了解旧书，旧文学不能没有相当的程度。

　　对于旧书，喜新的人，或者以为不值得留意。但它毕竟是材料的一部分；比外国的材料，还要亲切些，这如何能够不留意呢？

　　乙

　　说到本国的材料，比来自外国的要亲切一些，就可因文而及于史了。我现在且随意举几个例，如：（1)外国人有肯挺身作证的风气，所以其定案不一定要用口供，中国就颇难说了。任何罪案，在团体较小，风气诚朴，又法律即本于习惯之时，罪名的有无轻重，本来可取决于公议。《礼记•王制》篇说：“疑狱泛与众共之。”还是这种制度的一个遗迹。外国大概和这风气相去还近，所以能有陪审制度，中国又较难说了。举此两端，即可见中国研究法学的人，不能但凭外国材料。（2)又如农民，大都缺乏资本，不能无藉于借贷。王安石的青苗法，现在大家都知道其立意之善了，然其办法不甚合宜，也是不能为讳的。其最大的病根，即在以州县主其事。人民与官不亲，本金遂借不出去，而官吏又欲以多放为功，遂至弊窦丛生。现在的农贷，主其事者为农民银行，与其人民隔绝，自不致如地方官之甚，然其于地方情形的不熟悉，亦与官吏相去无几，至少在他初办时是如此，然亦欲以多放为功，就有土豪劣绅，蒙蔽银行，伪组合作社，以低利借进，以高利转借给农民等的弊窦了。他如现在的游击队，固然和从前的团练不同物，然其理亦未尝无相通之处。又如复员，战士或者要归耕，其事亦非今日始有。此等处，本国已往的情形，亦必较外国的材料，更为亲切。大家都知道研究外国学问，不可不先通其语文，如何研究中国材料，对于本国文字，反而不求甚解呢？

　　丙

　　文字是要经长久使用，然后才会精深的，这是因为语言和文化，每相伴而发达。金世宗是民族成见最深的人，他不愿女真人和中国同化，于是竭力提倡女真文字，以之开科，以之设学。然他深病女真文字，不如中国的精深，曾以此意问其臣下。有一个对道：再多用些时候，自然要精深些。这话亦颇含真理。从前有个学生留学德国，一次有个德国人问他道：你看法文与德文孰难？他说：法文似乎要难些。这个德国人大为不悦，和他力辩，说德文并不容易，这事见于二十年前《时报》的欧洲通信上。此时语体文初兴，这位通讯员说：“现在一班人还敢以难深为中国文字之病么？”案文字要求通俗易解，亦自有一种道理，这位通讯员的话，也未免于一偏。然要通俗易解是一事，要传达精深的学术，亦是一事，这位通讯员的话，亦代表一方面的真理。

　　要研究中国学问，必须要看古书，这和要研究外国学问，必须读其名家专著一样，单读些近来人所著的书籍，是无用的。因为著书者必有其所悬拟的读者。近人所著的书，非不条理明备，语言朗畅，而且都站在现在的立场上说话，绝无背时之病。然其所悬拟的读者，大都是普通人，其标准较低，极精深的见解，不知不觉，遂被删弃。终身读此等书，遂无由和最大的思想家最高的思想接触。若昔人所著的书，但求藏之名山，传之其人者，则多并不求普通人的了解，所以其内容虽极驳杂，而精深处自不可掩。这亦是治中国学问者对于本国文字不能不有相当程度的原因。

　　文史本是两种学问。但在今日研究史学，而欲求材料于中国的旧史，则和文学关系殊深。这原不是史学一门，一切学问，要利用中国的旧材料，都是如此的。但是史部中材料特别多，所以其关系也更密切罢了。

　　2.人工与天籁

　　一切事物，最美的总是自然的，人工做出来的，无论如何精巧，总不免矫揉造作，有些斧凿的痕迹，所以论文要以天籁为贵。天籁是文人学士，穷老尽气所不能到的，因为这不是可以用工力的事啊！姑以四首民歌为例。“高田水，低田流。伯母叔母当曙上高楼。高楼上，好望江。望见江心渡丽娘”，在表面上看起来，只是叙事，然而所适非人之意，已寓乎其中，此即古人之所谓比兴。比兴之所以可贵，乃因其意在此而言在彼，可以避免直接的过分的刺激，而且能引起丰富的想象。此义原非诗人所不知，后世的论诗，也贵寓言情于写景，而不贵直率言情，就是为此。然而文人学士做起来，能如此之自然么？这就是天籁和人籁之别。“头上金钗十八对，脚下花鞋廿四双。金漆笼，银漆箱。青丝带，藕丝裳”，读来觉得非常绮丽，然而极其明白易解，绝不要用什么字眼、古典涂泽，此乃所谓不着色之艳。只有不着色之艳，浓淡能恰到好处。用字眼、古典涂泽，好的也不免失之太浓，有意求声希味淡，又不免失之太淡了，这也是人籁不及天籁之处。“问鸳鸯”以下，音节突然短促。凡是短促的音节，总是含有悲愤凄楚之意的。此调用于此处，恰甚适宜，这也是天籁。有一位化学家对我说：“中国文字的程度低极了，万万不够用的。”我问他：“何以见得？”他说：“即以颜色字论。现在的颜色，奚翅数百千种？中国却只有青、黄、赤、白、黑等几十个字，如何够用呢？”我说：“你怕调查错了古话了罢？要晓得中国的颜色字，共有几个，是不能专据字书的，请你到绸缎铺子里去看看有许多颜色字，单看字书，是不会知道他有颜色的意义的。如妃字湖字即是。”他说：“虽然如此，比外国还少得多。”我说：“这是由于中国的颜色比外国少，不是语言的贫乏。倘使有新的颜色产生，或者输入，中国人自然会替他造出新名词来，用不着你着急。”他的意思，到底不很信。从前有一个人，对一位英国的贵妇人说：“伦敦人头发的总茎数，一定比世界上的总人数为多。”贵妇人虽不能驳他，却总不很相信。这位化学家，也未免有些像这位伦敦的贵妇人了。这些旁文，且不必说它。“藕丝裳”的“藕”字，在古典主义的文学中，就不能用作颜色字。如其用之，那也是参用白话的，决不是严格的古典主义文学。遇到此等情形，自然的口头话，做古典主义文章的人，就不能说；要说，也要遵守许多规律，不能自然地说了；这是天籁、人籁之所由分。第二首中，“咸鱼腊肉不见面，苦珠蚕豆当干粮”，咸鱼、腊肉是两种实物，苦珠却无其物，只是用来形容蚕豆的，两物还只是一物。用文人的格律评论起来，一定要说对得不匀称了。然而读起来绝不觉其不匀称，这亦是天籁的自然之妙。可见得文人学士的格律，有些是自寻窄路的。诗的好处，全在乎怨而不怒。一怒就伧父气了。“长竹枪，枪枪起，枪脱媒婆脚蹯底；短竹枪，枪枪出，枪破媒婆背脊骨”；可谓怨毒之于人甚矣哉；然而读来仍觉其怨而不怒。这是因为竹枪并不是杀人的凶器，而只是小孩的玩具。用竹枪去刺人，根本只是小孩儿无意识的话，听来并不使人精神紧张，而反觉得有些滑稽的意味，就不致有累美感了。这也是言语自然之妙。

　　第三、四首，都是无所指的，可以随意解释的。第四首显而易见，无待辞说。第三首，若用旧时说诗的法子说起来，“丁丁头，起高楼”，我们可以说：喻自处之洁也。“高楼上，织丝绸”，喻靖献之勤也。“丝绸织得三丈八”，而不过“送去哥哥做双袜”，卑以自牧也。“哥哥自有黄金带，嫂嫂自有緵罗裙”，送去做袜的丝绸，必不见省录矣。疾君之蔽于亲昵，不察疏远之行也。“緵罗裙上一对鹤，鹤来鹤去鹤到丈母家。丈母床上红绫被，阿姨床上牡丹花”，伤君为近习所蔽，耽于游乐，失其威仪也。如此解释，固然决非作者的意思，然而在君主时代，行吟泽畔的孤臣，却不能禁其不作如是想，此即所谓诵义。于此，可以知道《小序》致误之原。缘古人好谈政治，歌谣本不关政治的，念到他们的口里，都发生出政治上的意义来。一变，就说做诗的人也是如此，把诵义变成了作义。再一变，就把什么人为什么事而作等等，都附会上去了。所以致误总是逐渐的，非一朝一夕之故。

　　有人说：“你既赞成天籁，天籁是要使用口语的，为什么你又不赞成白话诗呢？”殊不知诗是源于歌谣的，歌谣和普通的语言，根本是两物，不是一物。现在的白话诗，只是语言的调儿噑缓一些的，根本只是散文，至多有些像赋，决不会发达而成为诗。把他和民歌比较，就显然可见。现在的民歌，和二千多年前的乐府，还显然无甚异同，可见得一个民族，口中歌唱的调儿变革之难。老实说：倘无外来的新物事搀入，怕其变化的速度，要缓慢得出乎想象之外的。几千年的时间，真算不得什么。中国人歌唱的调儿，只有诗到词是一变（词之仍原于诗者除外），曲和词还只是一物。词的来路，乃是外国音乐的输入。外国的音乐，其根本，就是外国人所歌唱的调儿。现在外国的音乐，为中国向所未有的，正在逐渐输入，新诗体自有产生的可能，不过现在提倡新诗的人所走的，却不是创造诗体的路。

　　文人学士所做的诗，虽然把天籁失掉了，却亦有其不可掩之美。其一是精工。这是代表人工美的，恰与天然美对峙。其二是诗境的扩大。即歌谣中所不曾有的意思，未说及的事物，它都有了，这不能不说是技术上的进步。所以文人的功力，也不是白花的。不过话太说得尽了，就觉其意味浅薄，因为所刺激起的想象少了。雕琢过于精工，亦不免要因此而牺牲真意。西昆体和江西派的诗，终落第二义；近代人竞学宋诗，到底无甚意味，而如何莲舫，易实甫一类的诗，更其要不得，就是为此。

　　虽然如此，歌谣也并不都是好的，尽有庸劣无味的，甚而至于有恶浊的。这是因为歌是大众作品，大众之中，未尝无鄙夫伧夫之故。于此，知《史记•孔子世家》说古者诗三千余篇，孔子删取其三百五篇，并无甚可疑之处。古人好举成数，估计起来，觉得百位还嫌其小，而要进到千位，就说一个千字；以千位计，还觉得其不止一数，就加上含有多数意义的三字，而说三千。民歌本是重重复复的，古诗自然也是如此，所以《史记》也说孔子“去其重”。假使把现在的民歌，统统钞出来给我看，我也一定要把它删过一番的。至于重复的应该除去，那更无待于言了。所以孔子删诗之说，实无可疑，后人所以怀疑，乃因拘于要向古书中去搜集佚诗，而未一察当前的事实。现在的报纸中，也时时载有民歌，我总觉得好的很少。却记得清末，大约是丁未、戊申、己酉三年之间，《时报》曾载有各地方的歌谣，好的却极多。现在《时报》是停刊了，总还有藏着旧报的人，倘能把它钞集起来，印成一本，倒也是文艺界一件盛事。

　　3.修习国文之简易法

　　数年来，学校学生，国文之成绩，日益退步。此非诽毁学校者之私言，凡从事学校事业者，咸莫能为之讳也。夫国文成绩之不善，其弊有三：

　　一不能高尚其感情，无以为进德之助也。近人有言：宋儒之言道德，校之汉儒纯粹，奚翅倍蓰。然汉世，所在犹多至行，而学宋儒者，多不免为乡愿，是何也？曰：进德以情不以智，汉世所传经籍，多文章尔雅，便于讽诵，学者日寻省焉，则身入其中，与之俱化而不自知。宋儒理学之书，则无此效力也。此其言深有契于善美合一之旨，实为言进德者所不能外。然则欲高尚其感情，以纯洁其道德者，舍厌饫乎诗书之林，游心乎仁义之源，复何道之从哉？然国文程度不足者，则无从达此目的也。

　　二不能通知国粹，无以为中国之人。国必有其国性，则为国民者，亦必有其国民性焉。必如何而后可称为中国之士君子，此其道不一端，而通知国粹，其最要者矣。吾非谓通知国粹，遂可排斥世界之新学问也。不通知世界之新学问者，其于国粹，亦必不能了解，此何待言。然既为中国之人，则必不可不通知中国之国粹；苟不通知中国之国粹，则于世界之新学问，亦必不能深造。即能深造焉，而亦必不能成其为中国之士君子，此则有识者所同认矣。而欲通知国粹，则又非国文程度不足者，所能有事也。

　　三无以磨练智力，各种学问，皆不能深造也。闻之训练兵士者言，识字之兵，校之不识字之兵成绩之善必倍，管理工厂者之于工人亦云然。夫兵士及工人，其所读之书，亦至有限耳，岂真随时随地皆能得其用哉？非也。吾人之言语，本有普通及高等之殊，通常所使用之言语，普通言语也，文字则高等言语也。仅通口语之人，犹之仅通普通语，仅克与农夫野老相周旋，能通文字之人，则犹之能通高等语，日与学士大夫相晋接，其识解论议不期其进步而自然进步矣。学校学生，国文成绩优长者，他种科学之成绩亦必较优长，职此之由。

　　国文一科，关系之重大如此。然今之学生，其国文之成续，顾日见退步，此岂良现象哉。然则其原因果何在乎？曰：亦未得其修习之法而已。

　　夫文字犹语言也。心有感想，发之于口，则为语言；笔之于书，则成文字。是文字之与语言，本一而二，二而一者也。若是，则能通语言者，宜即为能通文字之人。（但多一识字之劳耳。）然今顾不能然者，则以语言文字迁变殊途，迄今日已不能合一也。然二者其流虽异，其源则同。故修习文字之法，究与修习语言无异。今试问修习语言，舍多听多试谈外，尚有他策否？则修习文字，舍多读多看多作外，亦决无他策，审矣。而三者之中，多读多看，实为尤要，读与看，所以代听也。作，所以代试谈也。人于言语，苟能多听，自不患其不能谈话。而不然者，虽日事试谈，无益也。今之学生，或汲汲于研究文法，或孜孜焉择题试作，而于多读多看二者，卒莫肯措意。此其所以肄习虽勤，进步卒戡也。

　　或曰：今兹学校，科目繁多，安能如昔日之私塾，舍弃科学，日夕咕哔，以从事于国文？是诚然也。虽然，欲求国文之进步，果须如昔日之私塾，舍弃各种科学，以日夕从事于咕哔乎？不能无疑。吾则谓今日学生，诚未能于多读多看二者加之意。苟其能之,亦进锐退速，未能持之以恒耳。不然，其国文未有不进步者也。

　　不自咎其修习之不力，而顾归咎于吾国文字之难通，不亦慎乎？

　　往尝恨我国文字选本虽多，然适合于中小学生自修之用者绝鲜。尝欲发愤评选一编，其体例，取其（1)按年递进，适合于中小学生之程度，而其分量亦适合；(2)其文字，不病其艰深，然足以指示我国文学之源流及门径，而不嫌其陋；（3)评注精详，俾读者得了然于文字之义法，且无于实质方面不能索解之苦。以卒卒寡暇，未为也。若深通文字而又洞明教育原理之士，有能就此一编者，于学生文学之进步，所关必非浅鲜，可预决也。然天下事贵乎力行，赖人之指导尚在其次。今之学生，苟能如吾向者所述之法以修习国文，则任何选本取而读之，固均无不可耳。

　　4.国文教学贡疑

　　某君对我说：“现在学校的教授国文，殊不得法，因为他们既不肯放弃，又不能深入。依我看：不研究旧文学则已，既研究，就要求其深入，多用功，多读书，否则不如其已，省些功夫下来，用在别种科学上。把现在拘文牵义的见解，一扫而空。行文老实以口语为主，写在纸上，就成文字。各人所治的学术不同，所就的职业不同，有些人，是终身得不到旧文学之用的，而似通非通的旧文学，亦决无用处。选读数十百篇古文，摘讲若干章《论语》《孟子》、若干段《左传》……其结果还是和不读一样，功力真是浪费。”

　　这一段话，我深表同情。古语虽不如外国语之难学，然因时间相睽隔，学起来，毕竟亦有相当的困难。真通古语的人，必能径以古语为其思想之表象，不必要译成今语。如此，读古书才能真通；做古典文也才能真通。此其原因，一半由于个性，一半亦由于生活。在科举时代，读书的人所读的全是古文。其结果，大多数人还是不通。所以我们现在，虽不必像欧洲人，于希腊文、罗马文之外，别造出新的民族文学来，然把现代语和古语分开，把学习古语视为专门之业，这种道理，是不能不要求大家都了解的。若能如此，则现在所谓“写别字”、“用错字眼”、“句法不通”、见了极普通的古典成语而不懂，大家以为笑柄的，根本不成问题。因为超出乎口语的范围以外，根本非多数人所该通。如此，所做的文字中，不过搀杂古文的成分减少些而已。其内容的精湛，还是会随着其学识而进步的。文学的趣味，亦仍能随口语而发挥尽致，不过见解陈腐的人，看得不太入目而已。世界总是进化的。这是决不该也决不能以少数人的偏见而阻遏的。但教授国文，却不大容易了。句法、篇法，会说话时早已学得，亦即随其说话的进步而进步，根本不大要学。只要把现代文字，选好的给他看看，大略讲讲，写出来的文字，只要替他略为修整即可。除掉低能的人，决不会做出全然不通的文字来。这正所谓“师逸而功倍”。而如现在的所为，则不啻“师勤而功半”。所以并非国文难学，只是国文的教学法太陈旧了。

　　人们意见的陈旧，有些地方，是着实可惊的。如到现在，还要维持毛笔，反对钢笔，便是其一端。我在战前，以一元半法币，买了一枝自来水笔。二十六年（1937年）十月九日，佩在身上，跑到孤岛来，到现在，已近四年了。虽已不成其为自来水笔，然蘸了墨水仍可写。这枝笔，我在战前，已用过相当的时间了。假使能用五年，则每年所费，不过三角，而用毛笔，则在战前之价，是每月一元，其相去为四十倍。毛笔诚有其优点及特殊的用途，非钢笔所能代，然大都是有闲阶级才要用、才能用的。非毛笔不能作成，或虽作成而不能优美的作品，大多数人，本来无缘享受，此乃眼前铁一般的事实，岂能否认？以极烦难的手工制品与机器所制之品竞其价廉，以毛和麻与金属材料的笔头竞其经久，何异夸父逐日？若说“这是优美的，值得保存的”，则现在有这优裕的生活么？如德国，如苏联，甚至现在还在隔岸观火的美国，岂能放下武器的制造，而从事于制造美术工具呢？况且毛笔写的字，只是美术品的一种，焉知用别种工具不能造成有同样价值的美术品？秦以前的古文籀篆，均非毛笔所书，何以后人亦视为美术品呢？

　　有人说：“读外国书要通外文，不能靠翻译，读中国古书，岂能反靠翻译？”这是不错的，但要承认这句话，先得承认古书为人人所必读而后可。这本非事实所能，已如前文所述，而亦非事实所必要。以为必要的人，不过以为“做人的道理”，“立国的精神”，都在古书里，所以不可不读。其实此二者是当受最新的学术指导的。读古书，我们不能否认其有相当的好处，亦不能否认其有相当的害处。甚至两者比较起来，中毒的副作用，还较营养成分略多。此理甚长，当别论。

　　(此篇为刊于1916年2月《中华学生界》第2卷第2期、1941年《文林》月刊第3期、1941年11月《中美日报》和1945年11月《知识》杂志第5期的部分内容的合编，标题系编者所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