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高台城被围困

　　一天中午，贺志坚找池窑户请假，说家里父亲捎话来,家里出了事让他赶快回家，问出了啥事？捎话人没有说。贺志坚嘀咕思量着，出了啥事呢？一时又猜不出来，就找池老板请假。池窑户说：“刚来没几天，唉，有事就去吧。”贺志勇听到堂哥家里有事，也一起回去了。

　　再说红军打下高台、抚彝城后，平静的日子过了十几天，有消息传来，说国民党马家队和红军在高台、抚彝地区打起来了，这次大决战似的打得很厉害，马步芳把飞机、大炮都用上了。红军自元月1日占领高台和抚彝城后，马步芳看到自己兵力不足，没有取胜的把握，就赶快从自己控制的青海调兵，除了正规军、还调来了大量民团参战，马步青部、韩起功部都参战了。大野口峡谷内的煤窑、煤矿虽然地处山区，但每天进进出出的人、买煤的驴拉车、马拉车也不少，山外有啥新闻不到一两天时间山内就都传遍了。

　　武威、张掖、酒泉地处河西走廊中部，这三个城市都是古代丝绸之路上的重要节点城市，距离南面的青海省有蜿蜒逶迤的祁连山阻隔》，“祁连”是古代匈奴民族的语言，本意是“天”。能称为“天”的山足见其雄伟、险峻和高耸。但张掖一带过祁连山有一个叫“扁都口”的峡谷，古代把这一条峡谷叫做“大斗拔谷”。这是东西几百里长的河西走廊进入青海的唯一通道，古代把这条道路叫做丝绸之路的羌中道或叫甘青道，隋朝的隋炀帝西巡张掖,走的也是这条道。从这条道上调兵，走的真是捷径，两三天时间，就从青海到临高地区了。

　　这时期红军驻扎在倪家营子、沙河堡、抚彝县城、高台县城，摆成了一条一字长蛇阵，马家队一看这阵势，高台城地处西北末梢相对孤立一些，驻守的红五军人数少，驻军少，就集中兵力攻打高台城。里三层，外三层的把高台城包围的水泄不通。先是飞机大炮轰炸，然后再是步兵冲锋攻城，一次两次不行，就反反复复的每天攻。打了几天了，目前还是没有攻下来，目前两家打成了胶着状态。

　　晚上，窑工们又围在煤油灯下，有的坐着，有的躺着。闲聊着，议论着，交换着看法。这些人虽没有多高的文化，但能出来做工，也算是走南创北的，和村内种地的多数人比起来，已算是高水平的农村人了。大家聊着聊着,话题又转到红军身上来了。

　　“嗯，马步芳厉害！飞机大炮都用上了，这在我们这儿打战还是第一次听说啊。”刘蛋儿说。

　　“是啊！马家队是哪来的飞机呢？”袁家宝问。

　　“肯定是马步芳找国民政府和蒋介石援助的呗。”刘蛋儿说。

　　“哎，还说西安事变打成一致协定，要停止内战，一致对外。协议都签了二十多天了吧，战还打得这样凶，那协议起了个啥作用吗？”

　　孟学儒脸前晃动着烟袋，吸了几口，接着议论说。“听说马步芳这次下了大本，调过去参战的部队和民团有十多万人哩，从青海调来的部队延延续续的从我们家门口走了十多天。红军只有两万多人，守卫高台的部队就更少，哎，再听听马家队又有飞机、大炮的狂轰乱炸，我分析红军的这边悬着哩。”

　　“啥意思？红军要败？”吴有粮看着孟学儒，疑惑的问。

　　“乌鸦嘴，少说不吉利的话！”袁家宝瞪了吴有粮一眼，训斥说。

　　池窑户是老板，单独住在离窑工窝棚不远处的一间土坯平房里，平房内白天要记账，算账，要给窑工考勤，要销售煤炭，要负责处理煤窑上日常事务，算是办公室了。晚上没啥要做的，闲得无聊时，也会跑到窑工的窝棚里逛一逛，今天他揭开门帘,推门进来时刚好听到窑工们正在议论红军。

　　“池老板，过来坐。”

　　“请坐！”

　　“坐炉子旁边吧！暖和一些。”窑工们纷纷打招呼，有人让开了一条凳子，让池老板坐下。

　　“聊啥哩？”池窑户问大家。

　　“我们正聊红军和国民党马家队在高台、抚彝打战的事哩”。刘蛋儿说。

　　“池老板，你见多识广哩，给我们分析分析两边的对战态势啊。”袁家宝说。

　　“啊！你们都分析的对，我刚才进门时就听到了。”池窑户接着又说。“我也是听别人说,马家队把高台城包围了,一波一波的在轮番进攻呢。大约是本月12号开始进攻的，今天已经5天了，城池还是没有攻破，战打得很激烈，双方伤亡都很大。”

　　“那，哪边要占优势呢？”有窑工问。

　　“马家队十多万人哩，又是在个人的地盘上，弹药粮食供养丰富。红军才两万多人，驻守高台的人数就更少，供养不足，毕竟是从外边来的，还没有站稳脚跟呢，每天的伤亡减员又难于补充，红军尽管做了动员，但加入红军的人还是很少，他们来这儿才十多天，这人心的变化是要有个过程的。”池窑户说。

　　“能打就打,打不赢就走啊!咋让人家调去了好多人，把高台城包围起来了呢？红军在高台城一呆又是半个月的。”袁家宝问？

　　“我听说啊，再就是通过看报纸知道，西安事变后期，国共双方签署了停战协定，张学良陪同、护送蒋介石回南京，结果到南京后张学良就被蒋介石扣押了。驻守在高台、抚彝一带的红军，是他们的上峰不让他们走。占据甘肃、青海的马步芳，占据宁夏的马鸿逵是西北最大的两股军阀势力，他们对西安事变持反对态度，西路军在山丹呆了一个月，在高台呆了半个月，就是为了牵制西北的‘二马’这两股大的军阀势力，促成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池窑户说。

　　“哦，原来是这样啊！”刘蛋儿说。

　　“那，张学良放回来了没有啊？”袁家宝问。

　　“没有，不过国民党对红军的围剿在陕西、甘肃陇东一带的大部分地区已经停下了，西安事变的谈判算是有效果，只有我们这一带，马家队还在围剿红军，战是越打越激烈了。”池窑户说。

　　大家听着，听着，沉默了，心中暗暗地为红军的处境担忧。池窑户把听到的接着说给大家：

　　“高台在河西走廊中部，有“河西锁钥、五郡咽喉”之称。高台往西是酒泉，酒泉往西，便是新疆。所以这两座城池对西路军来说，无论是进军新疆还是‘建立甘凉根据地’，都必须占领。红五军占据高台后，部队逮捕了地主恶霸王天佑、卢怀植等，召开群众斗争大会，并且公开枪决，这在当地产生了很大影响，人们奔走相告，一些青年积极参军，红五军在高台县成立苏维埃政府，同时成立抗日义勇军甘肃省第五路军，那些天红五军士气高涨。

　　1月初，马元海集骑、步、炮兵及民团2万余人，对高台和临泽实施分割包围，并集中兵力进攻高台城。此时红五军兵力不足三千。

　　1937年1月12日，敌军以超过红五军7倍的兵力，向高台发动了进攻。高台城池不大，也不甚坚固，难以坚守。董振堂准备趁敌人立足未稳，组织小分队实施突围，免遭全军被围。同时，暗中打通了高台城通往城外的地道，随时都可突围。但在紧急关头，董振堂接到驻扎在临泽的五军政委黄超派人送来的总部急信，要求五军配合西路军总部的行动，坚守高台，以策应兄弟部队的战斗行动。董振堂身经百战，谙熟战略，攻守皆能。而此刻，董振堂持信在手，唯有仰天长叹。随后，董振堂即刻召开干部会议，传达指示，号召全军将士：人在城在，誓与高台共存亡。”

　　“哦，是董军长看到两边实力悬殊，有危险，准备带队撤出高台，可是上级让他坚守，不让他们撤出，他也就只好服从了命令。是吧？”刘蛋儿问。

　　“嗯，是这样的。”池窑户说。

　　“那就再等一下，听结果吧。”孟学儒说。

　　“不说红军了，孟大佬，你念一阵甘州宝卷让我们大家听吧，大家说行吗？”袁家宝想转换一下话题，调节一下气氛。

　　“行，好！”大家都赞同。

　　孟学儒从枕头下拿出《薛仁贵征东宝卷》来，接着前面念过的部分念起来。

　　薛仁贵打猎遇元帅，唐天子游玩凤凰山

　　盖先模，把敬德，亲自押送；往三江，月虎城，前去献功。

　　敬德在，囚车里，忧愁纳闷；再一走，到江都，有命难存。

　　有番兵，整三千，前后跟定；盖先模，在后边，跟的甚紧。

　　不觉得，又过了，一座高山；走山岭，过平地，快走如风。

　　······

　　夜深了，窑工们听了两章宝卷后，都有些困乏，准备上床睡觉。池窑户也回到了自己的房子内，他还没有睡意，他还在琢磨共产党红军这些人和事。红军已到我们这儿来了，这是个大事情，红军如果想要实现自己的政治主张，一定会和当地的军阀、地主等恶势力集团发生冲突和流血斗争的，高台城被围困就是两大势力集团斗争的例子。红军的政治主张如果成功了，实现了，那么当今社会一定会发生大的变革，将是社会的一大进步哩。他翻了翻放在桌子上的书籍和报纸。这些都是他儿子池登云的东西，他想找一些介绍共产党的书籍资料看一看，断断续续的翻到了不少，其中介绍李大钊其人其事的居多，这些资料他以前就看到过，不过当时不太在意，认识也比较模糊。现在再看一遍后，他对这位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和先驱有了较为全面的了解。

　　李大钊，字守常，河北省乐亭人。少年时代在入天津北洋法政专门学校求学，后赴日本入早稻田大学政治科留学，开始接触社会主义思想。1914年组织神州学会，进行反袁活动。次年为反对日本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以留日学生总会名义发出《警告全国父老》通电，号召国人以“破釜沉舟之决心”誓死反抗。

　　1916年5月回中国，在北京任《晨钟报》《甲寅日刊》编辑，推动新文化运动的发展。1918年任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后任经济、历史等系教授，参与编辑《新青年》，并和陈独秀创办《每周评论》，推动共产主义。

　　1918年11月15日，北京大学在天安门举行演讲大会。李大钊作题为《庶民的胜利》的演说。李大钊的演说是根据协约国战胜同盟国是“公理战胜强权”的观点而发。李大钊认为，取得这次战争胜利的不是协约国的武力，而是人类世界的新精神；不是哪一国的资本家的政府，而是全世界的庶民，胜利是“庶民的胜利”。这篇演说发表在1919年1月的《新青年》第五卷第五号上，同期还发表了李大钊的《布尔什维克主义的胜利》的观点，热烈赞扬俄国十月革命，预言：“人道的警钟响了！自由的曙光出现了！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

　　1920年，和陈独秀酝酿组建中国共产党，发起组织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同年秋，他又领导建立了北京的共产党早期组织，并与在上海的陈独秀遥相呼应，积极筹备建立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成立后，负责党在北方的全面工作。在党的三大和四大上当选为中央委员。1922年，李大钊根据共产国际指示，赴上海会见孙中山。1924年，参与“国共合作”，出席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任国民党第一届中央执委。李大钊曾在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演说：“本人原为苏联党员、第三国际共产党员……。”

　　1925年五卅运动爆发后，李大钊与赵世炎等人在北京组织5万余人的示威。李大钊因“假借共产学说，啸聚群众，屡肇事端”而被北洋政府下令通缉，遂逃入东交民巷俄国兵营。1926年3月，在极端危险和困难的情况下，领导并亲自参加了北京人民反对日、英帝国主义和军阀张作霖、吴佩孚的斗争。

　　1927年4月6日，奉系军阀张作霖派军警突袭搜查苏联大使馆，李大钊等80余人在苏联大使馆被捕，在狱中，他备受酷刑，始终大义凛然，坚贞不屈，著有《狱中自述》。由于李大钊是北京大学教授，各方都有人试图营救，张作霖面临很大压力。此时蒋介石发来密电，建议“速行处决，以免后患。”4月28日，李大钊等20名共产党员和革命者被以“和苏俄里通外国”为罪名绞刑处决，时年38岁。

　　池窑户觉得李大钊这些人是真正的革命者，他们不是为自己，为的是国家复兴和人民幸福。他们把个人生死置之度外，为他的信仰，为了全人类的解放而牺牲，确实是一群可敬可爱得人。他想起李大钊作的一首诗来：

　　壮别天涯未许愁，

　　尽将离恨付东流。

　　何当痛饮黄龙府，

　　高筑神州风雨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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