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政治中的道学群体

道学自建立之初就表现出排他性，程颐曾说只有专心研究“道”的士子才配称为儒者。南宋初，道学集团自命为真儒，引起其他士大夫的反对，形成了一个反道学的联盟。他们认为道学只是少数儒生对经典的狭隘解释，并不能代表真正的儒家学说，道学成员也只是一批仕途失意的士大夫，通过标榜自己的学说来追求仕进的机会。事实上，朱熹在吕祖谦祭文中除了暗示自己将继承道学领袖的位置外，也的确提出了道学团体的政治、社会使命，表明道学团体并非完全专注于学术而不关心政治。南宋史家李心传评价：“晦庵先生非素隐者也，欲行道而未得其方也。”在吕祖谦去世后，朱熹以及道学成员们更积极地参与到国家政治中，与反道学的官员发生了激烈冲突，对道学乃至南宋以后学术的发展都产生了很大影响。

迭遭挫折，投迹山林

淳熙九年（1182），朱熹弹劾台州知州唐仲友贪腐。唐仲友背景颇为显赫，他比吕祖谦更早考中进士和博学宏词科，在思想上比较接近旧的世儒，反对道学人士所谓国家处于文化危机的看法。唐仲友与宰相王淮是同乡，且有姻亲关系，因此朱熹对唐仲友的弹劾目的并不单纯，矛头直指以王淮为首的反道学官僚群体。孝宗将朱熹的奏章拿给王淮，王淮知道孝宗崇信苏轼的学问，于是以学派之争加以解释：“朱，程学；唐，苏学。”孝宗遂对朱熹的弹劾置之不论。

唐仲友一案引发南宋关于道学的第一次重大争论，吏部尚书郑丙率先发难，上书指责：“近世士大夫有所谓‘道学’者，欺世盗名，不宜信用。”王淮擢用的监察御史陈贾紧接着批评道学士人“假名以济其伪”，对他们的政治活动进行渲染夸大，罗织“道学朋党”的名目。孝宗向来忌讳大臣结成朋党，陈贾的奏章引起他的重视，朱熹遂被差去主管台州崇道观，不久退居武夷精舍著书讲学。由朱熹弹劾唐仲友而引发的争论，开启了道学集团与反道学官僚集团之间的分化，《宋史》称“庆元伪学之禁始于此”。

淳熙十四年（1187），宋高宗去世，激发了孝宗对“国是”进行重大调整的想法。此前，宋高宗虽把皇位禅让给孝宗，但仍在实际上控制着朝政，他定下对金和议的国策，宋孝宗虽有锐意恢复中原之志，但受制于高宗而不得顺遂。叶绍翁《四朝闻见录》记载，宋孝宗向高宗力陈“恢复大计”，宋高宗回复：“大哥，俟老者百岁后，尔却议之。”宋孝宗自此不复敢言，只是感叹“为家老子误我不少”。宋高宗去世后，孝宗决意改变多年来务求“安静”的因循政策，布置一个积极有为的新局面，为他毕生向往的“恢复”奠定了基础。宋孝宗把希望寄托于以“改变现状”“重建秩序”为政治取向的道学集团，先后擢升与道学集团关系密切的周必大为右相、留正为参知政事兼同知枢密院事，又罢免了王淮宰相之职，一批道学人士入朝为官。

淳熙十五年（1188），宋孝宗召见朱熹，表达了要重用他的意思：“知卿刚正，只留卿在这里，待与清要差遣。”孝宗任命朱熹为兵部郎官，朱熹以足疾推辞。道学集团受到重用，正是反道学官员所忌惮的，兵部侍郎林栗遂以朱熹辞官为借口展开参劾。林栗与朱熹有宿怨，年初讨论高宗庙号时，林栗的建议被朱熹门人詹体仁驳倒，林栗认为这是奇耻大辱。六月，林栗又与朱熹讨论《易经》和《西铭》不欢而散，朱熹奚落林栗的见解甚为可笑。林栗不满朱熹以道学为正统而排斥其他学说，上书称朱熹“本无学术，徒窃张载、程颐之绪余，以为浮诞宗主，谓之道学，妄自推尊。所至辄携门生十数人，习为春秋、战国之态，妄希孔、孟历聘之风，绳以治世之法，则乱臣之首”。他批评朱熹被任命为郎官而傲慢不满，不肯供职，请求将朱熹罢免，以此作为事君无礼者的警戒。

林栗的奏章并不仅针对朱熹一人，还包括了一切与朱熹气类相近的士大夫。叶适上书反驳：“凡栗之辞，始末参验，无一实者。至于其中‘谓之道学’一语，则无实最甚。利害所系，不独朱熹，臣不可不力辩。”叶适向来不接受朱熹将“道学”狭隘化为程朱学派的做法，他在这次上书中指出，“道学”比朱熹使用的意义更广泛，许多致力于革新弊政的官员都与道学有关，一些人对道学的攻击是出于私利。叶适将林栗的奏章与淳熙十年（1183）郑丙、陈贾的行为联系起来，指出“道学”一词已经成为反道学官员打击异己的工具，“见士大夫有稍慕洁修，粗能操守，辄以‘道学’之名归之”。另一位官员尤袤也提出类似的意见，他对孝宗说：“此名（道学）

一立，贤人君子欲自见于世，一举足且入其中，俱无得免，此岂盛世所宜有？”叶适和尤袤的上书，表明当时在道学集团与反道学官员之间存在着激烈的争斗，而朱熹由于身份特殊，成为争斗的焦点。林栗上书后，朱熹辞官，回程途中给周必大写信表示“今遂投迹山林，不容复出”。

权出于二，绍熙内禅

反道学官员的参劾并没有动摇宋孝宗的决心，他仍在进行革新的人事部署，同时准备内禅。淳熙十六年（1189）二月，宋孝宗将皇位禅让给宋光宗，自己退居重华宫。宋孝宗计划通过人事变更，为宋光宗建立一个以道学士大夫为主体的执政集团，逐步实现他的构想。这一计划虽然不错，却没有考虑到光宗的心理反应，且对反道学官僚集团的抗争估计不足。光宗继位后，权力来源转移到他手中，孝宗的影响从直接变为间接，理学集团失去了绝对优势。光宗最信任的人不是周必大和留正，而是亲信知閤门事姜特立，反道学官员们打着已罢相的王淮的旗号与姜特立联合起来，展开对道学集团的反攻。宋光宗继位仅三个月，周必大就被抨击为援引道学朋党，罢去相位。宋孝宗听后气愤地说：“周有甚党，却是王党盛耳！”

宋光宗虽是孝宗之子，但在情感上却与孝宗较为疏远。宋孝宗预想光宗受禅后遵循当年他与高宗关系的模板，凡发政施令“皆得之问安视膳之余”。但随着光宗逐渐兴起的帝王意识，加上皇后李氏在背后教唆，他对孝宗的训斥越来越无法忍受，朝见重华宫成为光宗想要极力逃避的精神痛苦。精神上的压力逐渐累积，最终酿成大病。绍熙二年（1191）十一月，皇后李氏杀死黄贵妃带来的刺激，诱发了光宗长期累积的精神紧张，光宗遂感染“心疾”而精神失常。病情好转以后，任凭大臣如何劝导，光宗千方百计不肯去重华宫朝拜孝宗。孝宗见不到光宗，又不能事事直接插手干预朝政，革新的计划无从推进。

绍熙五年（1194）六月，宋孝宗去世，宋光宗称病不肯主持丧事。宰相留正与知枢密院事赵汝愚请宪圣太后垂帘主政，被宪圣太后拒绝。叶适提出立嘉王赵扩为皇太子参决政事，留正上奏后，宋光宗批复“甚好”，并表示“历事岁久，念欲退闲”。留正本来只想由赵扩以太子身份主持政事，没想到光宗突然有“退闲”的想法，他担心由此引发的政治风波危及自身，借口患病辞职离京。留正离开后，赵汝愚被推到主持立储的前沿。赵汝愚是宗室，宋孝宗退位后将他擢升为执政大臣。赵汝愚联络宗室赵彦逾和外戚韩侂胄内外奔走，取得了宪圣太后和宫廷禁军统帅郭杲的支持，推动宋光宗将皇位禅让给嘉王赵扩，即宋宁宗，史称“绍熙内禅”。

韩、赵之争与朱熹政治生命的终结

“绍熙内禅”的过程中有多方势力交织混杂，既有道学集团深入参与，也有反道学的官员奔走其中，但局势稳定后，双方很快反目。内禅前，赵汝愚答应事成后授韩侂胄节度使、赵彦逾执政。但宁宗继位后推恩定策功臣，赵汝愚却开始排挤二人，他说：“我与赵尚书皆宗臣，而韩知閤乃右戚，各不言功，惟爪牙之臣所当推赏。”于是拔擢殿帅郭杲为节度使，而将韩、赵二人的升迁压制下来。赵汝愚自己则先升任枢密使，继而兼右丞相。

排挤非道学官员的同时，赵汝愚延揽大批道学人士入朝，他先请求将留正召回复任左相，又举荐朱熹、陈傅良等人入朝为官。道学集团在新形势下也受到感染，朱熹被任命为焕章阁待制兼侍讲，将此视为“致君行道”

的良机，他在给弟子蔡元定的信中说：“又得朝士书，皆云召旨乃出上意亲批，且屡问及，不可不来。又云主上虚心好学，增置讲员，广立程课，深有愿治之意。果如此，实国家万万无疆之休，义不可不一往。”宁宗的知遇，赵汝愚的主政和道学成员布满朝中，种种机缘结合在一起，激起了朱熹“大更改”的抱负。

面对道学集团的排挤，韩侂胄不甘坐以待毙。韩侂胄是宪圣太后的外甥，宋宁宗韩皇后的叔祖，与内廷有着密切的关系，很快就凭借其特殊的身份取得了宋宁宗的信任。留正在宋光宗禅位时弃职离京已经使宁宗不满，复位后的多次论奏又不合宁宗心意，韩侂胄从中离间，宁宗遂下手诏罢免了留正的宰相之职。留正被罢相时朱熹还没有抵达临安，朱熹听到消息后忧形于色，对身边人说：“大臣进退，亦当存其体貌，岂宜如此？”朱熹已经敏感地意识到，韩侂胄是道学集团的心腹大患，宋宁宗不经正常程序任免大臣，也暴露出其独断专行的倾向。朱熹抵达临安城外的浙江亭驿馆，参加朝中道学人士为他举行的欢迎会，当众人乐观地讨论革新措施的先后顺序时，他说道：“彼方为几，我方为肉，何暇议及此哉！”

朱熹担任侍讲之初，与宋宁宗相处尚称融洽。他多次借进讲之机攻击韩侂胄藏奸弄权，并利用孝宗永阜陵的选址问题倾轧韩侂胄，称永阜陵地势低下，“土肉浅薄”，抨击韩侂胄选址时“既不为寿皇体魄安宁之虑，又不为宗社血食久远之图”。道学集团的咄咄相逼，激起了韩侂胄的激烈反抗。他日后辩白说：“某初无此心，以诸公见迫，不容但已。”赵汝愚推荐刘光祖为侍御史，韩侂胄知道这是为了弹劾自己，于是唆使宋宁宗以御笔手诏任命刘德秀为监察御史、杨大法为殿中侍御史，罢免了道学集团的成员监察御史吴猎，以心腹刘三杰代之，从而控制了言路。

韩侂胄与身边人商量：“去其为首者，则其余去之易尔。”朱熹在宋宁宗身边攻击韩侂胄最猛烈，韩侂胄遂将矛头对准朱熹。韩侂胄令优人王喜峨冠阔袖，化妆成朱熹的样子，在宋宁宗面前丑化朱熹的形象，同时令言官交章论奏。围绕朱熹的去留，道学与反道学两派展开激烈交锋，最后还是宋宁宗的意志起到了决定性作用。朱熹担任侍讲后急切地督促宋宁宗推行自己的改革设想，超越职权范围事事过问，且态度严厉，引起宋宁宗反感。在道学人士黄度被罢官后，朱熹再次声色俱厉地极力争辩，宋宁宗大怒，下诏罢免朱熹侍讲之职。工部侍郎兼侍讲黄艾问宋宁宗罢黜朱熹的原因，宋宁宗抱怨道：“始除熹经筵耳，今乃事事欲与闻。”朱熹于绍熙五年（1194）十月初入临安，闰十月底离职，立朝仅四十六日，真可谓“乘兴而来，败兴而归”。经此挫折，他的政治生命彻底终结了。他事后追忆当时的心情说：“今番死亦不出，才出，便只是死。”朱熹被罢不久，中书舍人陈傅良、起居郎刘光祖也被罢免，道学集团遭遇重挫。

清除朱熹等人后，韩侂胄转而谋求扳倒赵汝愚，他找到宰执京镗商量。京镗道：“彼宗姓，诬以谋危社稷可也。”宋朝“祖宗家法”规定，宗室、外戚不得干政，韩侂胄于是抓住这一点，令右正言李沐上书弹劾赵汝愚：“同姓居相位，非祖宗典故。方太上圣体不康之时，欲行周公故事。倚虚声，植私党，以定策自居，专功自恣。”直省吏蔡琏也揭发赵汝愚在定策时有异谋。赵汝愚虽极力自辩，但仍被罢相，韩侂胄取得了斗争的最后胜利。

庆元党禁，道学之厄

赵汝愚在政治斗争中的失利，给深涉其中的道学集团带来不利影响，韩侂胄为压制道学集团，炮制出“伪学”的名目以求一网打尽。庆元元年（1195）六月，刘德秀上书请求考核道学真伪：“邪正之辨，无过于真与伪而已，彼口道先王语而行如市人所不为，在兴王之所必斥也。昔孝宗垂意规恢，首务核实，凡虚伪之徒，言行相违者，未尝不深知其奸。臣愿陛下以孝宗为法，考核真伪以辨邪正。”这是韩侂胄一派论奏“伪学”的开始。七月，御史中丞何澹上书请禁伪学，声称“专门之学流而为伪，空虚短拙，文诈沽名。愿风厉学者，专师孔孟，不必自相标榜”，并指称赵汝愚为“伪学”罪首。监察御史胡纮也攻击赵汝愚“唱引伪徒，谋为不轨”。赵汝愚被贬谪永州安置，次年正月途经衡州时自杀。

虽然赵汝愚已死，但对“伪学”的攻击并未停止。刘德秀、叶翥等人又上书指朱熹为“伪学之魁，以匹夫窃人主之柄，鼓动天下，故文风未能丕变，请将语录之类尽行除毁”。当年的科举考试中，举子试卷稍微涉及义理之说都被黜落，道学人士注解的儒家典籍也纷纷遭到禁止。庆元二年（1196）十一月，监察御史沈继祖上奏，批评朱熹“不忠不孝，不仁不义，不公不廉”，列举朱熹有援魔入儒，聚徒搞阴谋活动，私贪故人之财，引诱尼姑为妾，夺人墓地葬母，男女婚嫁专择富民，专招富室子弟为徒，收取四方贿赂等诸多罪行。宁宗下诏，朱熹被罢去秘阁修撰并罢宫观等官。

庆元三年（1197）九月，宋宁宗下诏，任官不得选用“伪学”士人。十二月，发布“伪学逆党籍”，收录五十九人，其中宰执四人，待制以上十三人，其他官员三十四人，士子八人，周必大、留正、赵汝愚、朱熹等人悉列其中。列入党籍之人学术背景不一，罪名和获罪时间也不相同，却被统一定谳为“自庆元至今，以伪学逆党得罪者”。对他们的打击涉及各个方面，如限制他们的任官与升迁等。庆元四年（1198）四月，谏议姚愈、张釜上言：“近世行险侥幸之徒，倡为道学之名，权臣力主其说，结为死党，愿下明诏播告天下。”五月，宋宁宗下诏告谕天下，申严伪学之禁，将打击面扩展到整个南宋社会。

以上过程就是南宋历史上的“庆元党禁”，被禁锢的官员士大夫被称为“庆元党人”。庆元党人虽被统一以“伪学”定罪，但从根本上来说，党禁是出于政治考虑的定性，而非学术意义上的争执。道学集团卷入政府高层的政治斗争中，引起了韩侂胄的敌视，以京镗、何澹、刘德秀、胡纮为首的反道学士大夫又迎合韩侂胄的需要，遂以“伪学”为罪名打倒道学集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