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向正统：朱熹与道学地位的提升

从三足鼎立到一枝独秀：浙学、陆学的衰落

庆元党禁是南宋儒学发展史上的大事，它在短时期内使道学团体在仕途上遭遇挫折，从长时段看改变了道学发展的方向。庆元党禁前，南宋道学呈现朱学、陆学、浙学三足鼎立之势，党禁带来的政治变化使浙学率先没落。浙学的兴起很大程度上依赖其在科举中的成功，庆元党禁在科举上对浙学实行封杀，给浙学带来了很大伤害，尽管开禁后陈傅良和叶适官复原职，但浙学来自场屋决战的风头已经失去。

浙东学者对韩侂胄北伐的参与，也给浙学带来了不利影响。恢复旧疆是浙东学者一贯的政治主张，但叶适目睹南宋的实力，意识到北伐并非轻而易举。他上书宁宗，希望朝廷改开边为修边，整兵而不用兵，以待来时。韩侂胄想要借叶适之手起草出师诏书，叶适也予以拒绝。但当北伐启动，特别是出现危机时，叶适又积极参与到实际的政治和军事活动中，甚至亲往前线。北伐的失败使叶适被迫退出政治舞台，他所主张的事功之学也连带受到批判，此后叶适虽继续讲学，但已少有士子关心他的思想，更多是向他请教决胜场屋的本领。叶适说：“余久居水心村落，农蓑圃笠，共谈陇亩间。有士人来，多言场屋利害、破题工拙而已。”经过庆元党禁和开禧北伐，浙东事功哲学的影响减弱，真正在党禁后仍有影响力的，只剩朱学、陆学两派。

朱、陆二家在党禁后的发展，也呈现出朱学盛而陆学衰的趋势，这种情况的发生，与其自身学术形态和学术思想资源有关。朱熹在其思想形成和展开的过程中，始终重视文本建设，撰写了大量著述，陆九渊则极不重视这项工作。在朱熹、陆九渊去世后，他们的弟子虽极力维护师说，但很难有他们那样的影响力，能够让其他人了解他们学说的只有他们留下的著述，朱熹的优势由此突显出来。经过多年推动，朱熹注解过的四书五经成为士子钻研儒学的必读书目，朱子学术的影响日益扩大。南宋大儒魏了翁就曾提到：“某少时只喜记问、辞章，所以无书不记。甲子、乙丑年间，与辅汉卿、李公晦邂逅于都城，即招二公时时同看朱子诸书，只数月间，便觉记览辞章皆不足以为学，于是取六经、《语》、《孟》，字字读过，胸次愈觉开豁。”

“正学遂明于天下后世”

浙学和陆学的衰落使朱学一枝独秀，朱熹弟子门人的宣传和活动，也推动着朱熹走向道学的核心地位。朱熹门人推动了南宋政府对道学禁令的解除。嘉定四年（1211）二月，朱熹弟子刘爚自浙西提刑任上召还为国子司业，他极力为“伪学”鸣冤，先后提出两项建议：一是要求太学、国子监采用朱熹的《白鹿洞书院学规》，二是呼吁宁宗下诏废止此前发布的禁止道学的条令。宁宗同意刘爚的建议，但由于朝中部分大臣的反对，最终未能实行。嘉定五年（1212）三月，刘爚迁国子祭酒，奏请将朱熹《论语集注》《孟子集注》列于官学，得到同意。当年六月，南宋政府正式下诏“开伪学禁”，将朱熹集注的《大学》《论语》《孟子》《中庸》等书列于官学。

宋人倡导“敬宗收族”，朱门弟子在这方面表现尤为突出。朱熹的弟子，同时也是其女婿的黄榦，把朱熹门人团结在一起，他坚定维护朱熹学说，撰写了《朱子行状》，成为日后朱熹传记的主要资料。黄榦把朱熹描述为道学传统的高峰：“道之正统，待人而后传。自周以来，任传道之责，得统之正者不过数人。而能使斯道章章较著者，一二人而止耳。由孔子而后，曾子、子思继其微，至孟子而始著。由孟子而后，周、程、张子继其绝，至先生而始著。”他将朱熹与孟子并列，认为朱熹使道学达到巅峰，贡献超过了北宋周敦颐、二程等人。朱熹的另一位弟子陈淳赞扬道，唯有朱熹可以延续道统：“故孔、孟、周、程之道，至先生而益明，所谓主盟斯世，独惟先生一人而已。”他撰写《北溪字义》，系统解释朱熹哲学的关键观念，规范后人对朱熹思想的理解。他在讲学中强调朱熹学说的重要意义，沿袭朱熹的说法，突出周敦颐的学说，继承经二程直接到朱熹的道统传承，越过了张载，提升了朱熹的地位。

至宋理宗时期，为了应对日益增长的蒙古威胁，南宋政府将道学提升为官方学术。蒙古于端平元年（1234）消灭金朝，势力扩展到南宋边界。在金朝遗老的建议下，蒙古贵族在华北统治中心建立孔庙，自称继承儒家正统。宋朝为对抗蒙古的军事和文化侵略，不得不采取措施宣示自己的正统地位，魏了翁和真德秀两位道学领袖被召入朝。真德秀是朱熹再传弟子中的杰出领袖，黄榦称赞他和陈宓：“此二公者异日所就又当卓然，真护法大神也。先师没，今赖有此耳。”真德秀的政治声望是朱子学派的重要资源，同时代的学者称赞他拯救了道学的命运，《宋史》写道：“然自侂胄立伪学之名以锢善类，凡近世大儒之书，皆显禁以绝之。德秀晚出，独慨然以斯文自任，讲习而服行之。党禁既开，而正学遂明于天下后世，多其力也。”真德秀在各地州府传播道学价值观，建立祠堂祭祀朱熹等人，加强书院的传统，使朱熹的学术更受士子欢迎。嘉熙二年（1238），蒙古建立太极书院，祭祀周敦颐、二程、张载、杨时和朱熹，这些措施加强了对南宋政权在意识形态方面的挑战。宋理宗遂于淳祐元年（1241）颁布敕令，以道学为国家正统的意识形态，并将朱熹、周敦颐、张载、二程画像供奉在孔庙中，尤其肯定朱熹的成就使道学昌明，在宣示南宋继承北宋文化正统之余，确立了朱熹道学权威的核心地位。

结语

从南宋初遭到大批官员反对，至淳祐元年（1241）成为国家正统，道学的发展经历了许多的动荡挫折，在此过程中，其内部的多样性大大消减，朱熹成为唯一权威。朱熹成为道学的代表人物，自然是基于其卓越的学术水平。他是道学团体内部最有系统的思想家，哲学思想最为全面，哲学思辨的层次超越了其他道学家。但另一方面，朱熹地位的提升，也与其自身及其弟子的活动有密切关系。12世纪60至80年代，道学的发展呈现出极大的多元性，众多思想家相互辩难，丰富了道学的思想内容，促进了道学的发展。张栻、吕祖谦先后“主盟斯文”，朱熹只是道学团体的一员，其权威地位并未得到认可。吕祖谦去世后，朱熹理所当然地认为自己应该继承道学领袖的地位，对同道中人采取了更严厉的态度，自命为道学正统，在思想和组织上排挤其他学派，力图使道学狭隘化为程朱学派。

从宋孝宗在位末年开始，道学集团更积极地参与到国家政治当中，却屡次遭受挫折。孝宗末年有意更改因循守静的国策，布置一个大有为的新局面，道学集团也受到极大鼓舞。然而孝宗的退位致使政权一分为二，光宗极力逃避与孝宗见面，孝宗革新的计划无从实施，道学集团也因此失去优势。孝宗去世，赵汝愚联合韩侂胄推动绍熙内禅，迫使光宗将皇位传给宁宗，道学集团也深入地参与到皇室内部事务之中。局势稳定后，赵汝愚很快在与韩侂胄的政治斗争中败下阵来，道学连带受到打击，在庆元党禁中遭到禁锢。

庆元党禁是宋代儒学发展史上的大事，深刻影响到宋代儒学的发展方向，浙学、陆学在党禁后走向衰落，程朱学派一枝独秀。朱熹是当时最年长的道学家，又在党禁未开前去世，被视为道学的烈士，声望更盛。他的弟子门人推动南宋政府解除学禁，将朱熹描述为道学权威。来自蒙古的军事和文化威胁刺激了南宋政府的文化策略，南宋政府为了申明自己的正统地位，宣布以道学为官方意识形态。由此，通过政治权力的干预，自北宋中期以来有关学术的正闰之辨、学派之争终于有了结果，道学由边缘走向学术中心，朱熹也成为道学的象征，曾经歧出多元的道学转变为程朱理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