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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约遭遇执行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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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两个人事问题,最复杂的还是土地问题。直到金人离开,皇帝和大臣才意识到,他们为了赎买和平,到底付出了多大的代价!

金钱上的代价是巨大的,一下子给予过多的战争赔偿,必然会导致下一场战争。金军士兵薪酬是掠夺制的,他们拿不到固定薪水,到底有多少收获,全看战场上抢多少东西,获得对方多少赔偿。宋钦宗付给二太子斡离不的赔偿让金人开了眼界,自然会让另一路元帅,也就是粘罕和他的西路军眼红不已。就算斡离不已经满足了,粘罕也必然会煽动另一场战争,来满足自己的军队对于财富的渴求。

既然另一场战争必然到来,那么决定胜负的关键,就要看北宋能否防御得住。

不幸的是,宋钦宗发现,如果要防止敌人的下一次进攻,就必然要占有太原、中山、河间三镇。太原是山西的门户,粘罕之所以占领了更靠南的隆德府和平阳府,却又不得不退回北方,就是因为太原还在宋军手里,可以随时袭击金军的后续部队。河间是东路上最重要的据点之一,而中山位于河北与山西之间,是沟通两地的要道,一旦中山丢失,也意味着金军的东西两路军可以方便地沟通协调,形成策应,到时就不像前一次那样东路军孤军冒进了。

宋钦宗虽然向金军许诺了三镇,但金军却遭遇了典型的执行难问题。皇帝的割地使到了三镇,请求他们配合交割,但三镇不仅不执行,反而加紧了抵抗。

比如中山、河间两镇,当斡离不回师时经过这两个地方,被抵押的肃王,以及割地使张邦昌等人亲自到城下宣读皇帝的诏书,请求他们遵守法令,但都被城上的士兵拒绝了,甚至他们用弓箭石块将说客逐回。

金兵离开后,宋钦宗身边的大臣们也纷纷劝说他不要遵守条约。因为只要执行条约,就是宣判北宋王朝的死期将近;不执行,大不了是拼个你死我活。相比较而言,还是不执行更有好处。比如著名理学家、朱熹的祖师爷杨时就上书表示,三镇“一旦弃之北庭,使敌骑疾驱,贯吾腹心,不数日可至京城”。这样的三镇必须固守,不可丢弃。

其实大家心里都明白,如果说问题出在哪儿,只能说皇帝由于被吓破了胆,答应了根本无法执行的条件,现在只好反悔了。

就在金军撤离不久的二月二十五,皇帝派遣工部尚书王云等人出使金军,就提出了另外的建议:希望金军允许北宋保留三镇,但同时,北宋增加一定的岁币,作为三镇的租税交给金国。

这件事金国没有回复。于是,北宋官员开始考虑另外的可能性:既然要违约,就必须首先证明是金人先违约的。斡离不回军时曾经在磁州、相州、大名一带掳掠,杨时认为金军没有和平撤离就是违约,他建议皇帝以此为借口不执行协议。杨时还认定,金军最初答应(是否答应是有疑问的)到黄河就释放肃王,但迟迟未放,也是违约。

另外,皇帝还可以在西路军找借口。由于金军的两路存在协调问题,东路军已经撤退,西路军还在南下占领隆德、平阳等地,这也是违约。

如果仔细琢磨这些借口,不得不说,宋钦宗如果以此为借口,的确是有问题的。关于释放肃王问题,金军从来没有答应到黄河就释放他,只是宋廷的一厢情愿罢了;金军在河北的掳掠是战争中无法避免的混乱,即便统帅想制止,也无法完全避免;西路军南下更多是古代通信的时间差问题。粘罕向南进军时,并不知道协议已经签署,也就无法停止进军。当然,如果说金军将协议执行得不折不扣,也不确切。

如果宋金双方能相互谅解,这一切都不是大事。可一旦有一方不准备谅解,而是寻找机会推翻协议,那么利用这些细枝末节的问题也就成了唯一的途径。

三月十六,皇帝向三镇下发抵抗的诏书,他宣布由于金军首先摈弃盟约,宋军不得不抵抗。皇帝采取主战派的主张,首先罢黜那些参与了和谈的官员,在本书中一度占据了主要舞台的李邦彦、李棁、李邺、郑望之等人同时丢了官,与赵良嗣的区别只是他们没有被杀掉。可见,在宋朝从事外交工作也是危险的职业。

皇帝派遣种师道、姚古和种师中三员大将去支援三镇。这一次他显得信心十足,表示“祖宗之地,尺寸不可与人”。

宋朝皇帝前后不同的态度首先给粘罕的西路军带来了混乱。粘罕占据了隆德、平阳,但无法拿下太原,正在进退两难之际,突然收到宋金议和的消息,协议中包括割让太原,宋朝甚至派来了一个叫作路允迪的割地使。粘罕意识到这次进攻不可能更进一步了,捞到太原也不错,于是下令退军,北归去接收太原。

到了太原城下,路允迪帮助金军招降太原,但太原守将却表示,他们收到了皇帝的最新诏书,与路允迪的说法恰恰相反,诏书不仅不是让他们交割太原,反而是要求更加坚决地抵抗。粘罕什么便宜也没有捞到,一面命人继续围攻太原,一面率军北上休整。

四月,一个更好的机会似乎出现在了宋钦宗面前。这个机会是由一个金人的使团带来的。

由于北宋不想交割三镇,金国派遣了一个使团,由萧仲恭与赵伦带队前往宋廷,催促交割事宜。但宋钦宗并不想交割,将使团留置了下来,不放回金国了。

使团的首领萧仲恭是一位辽国的降将,与辽国另一员大将耶律余睹很熟悉。耶律余睹在金军中担任监军,是非常重要的武职官员。北宋的接待使了解到,萧仲恭似乎对金国并不满意,经过交谈,更进一步知道耶律余睹也过得不顺心,这两人对金国并没有太多忠心。

经过与萧仲恭等人的商讨,宋钦宗决定不再扣押萧仲恭,放他回去。皇帝亲笔在黄绢上写了一封信,封在蜡丸中,交给萧仲恭让他转交给耶律余睹,招降他反对金国。皇帝暗地将山西许诺给耶律余睹,只要他反金,他可以在山西建立一个与北宋友好的世袭政权,相当于宋金之间的一个屏障。

北宋君臣满怀期待地将萧仲恭等人送走,等待耶律余睹的答复。如果这两个人决定反对金国,那么山西一带的压力就会降下来,北宋可以对付河北一带的金兵。

宋钦宗没有想到,他犯了一个和他父亲一样的错误。宋徽宗曾经试图招降辽国天祚帝,被金军截获了他的圣旨,成了金国攻宋的一个好借口,这已经是很大的教训。到了儿子宋钦宗,又试图招降耶律余睹,还同样留下了文字把柄。

在这之前,宋钦宗一直在金人面前与父亲撇清关系,表示以前的错误都是老皇帝犯的,老皇帝已经退位,新皇帝不应该承担以前的责任。但这件事之后,金人已经明白这父子两人秉性是多么相似,就连做事的风格都一样。

萧仲恭并没有想投靠北宋,他之所以答应,只是因为北宋不让他回去,他需要找个策略离开。耶律余睹更没有谋反的意图,他甚至不知道北宋皇帝会给他写信。于是两人共同将宋钦宗的蜡丸绢书上交给了金人。从这时开始,金军基本上放弃了对北宋的指望,开始准备新的军事行动。

宋金之间的对决也就在这样的气氛中逼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