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言

战国时期，是中国古代历史进程中的一个重要时段。这一时期，从公元前475年始，到公元前221年秦统一六国为止，持续了250余年的时间，是衔接中国古代文明前后两个2000年历史的转折点。战国之前，是夏、商、周（包括西周和东周的春秋时期）为主的“三代礼乐文明”；战国之后，是以秦汉王朝为开端的“大一统”帝国。战国历史居于其中，具有承上启下的关键作用。

明末清初著名的思想家王夫之在他所著《读通鉴论》一书中，对战国时代的历史特征有一个简要的评价。他指出：

战国者，古今一大变革之会也。侯王分土，各自为政，而皆以放恣渔猎之情，听耕战刑名殃民之说，与《尚书》、孔子之言背道而驰。

王夫之崇尚儒家“仁政”“爱民”之说，对战国时期混乱失序的历史变迁抱有严厉批评的态度，这是可以理解的。但他同时也正确地指出，战国世变是“古今一大变革之会”。这是非常到位的历史评价。以现代人的眼光看，战国时代的世局变迁，是古代中国从夏、商、周“三代”时期的文明“1.0版”，迈向以秦汉帝国为起点的文明“2.0版”的过渡期，也是中国古代社会形态转型的枢纽期和思想文化变迁的轴心期。

战国时代是中国古代史上的一个整体性历史剧变的时期。这种历史变化，并非局部或单一某个方面的变化，而是一种全方位、系统性、整体性的社会剧变，涉及古代中国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思想文化等多个领域，呈现纷繁复杂的景象，给人以眼花缭乱的感觉。

战国历史的总体情状，西汉史学家司马迁在他所著的《史记·六国年表序》中有一段描述。他说：

（是后）陪臣执政，大夫世禄，六卿擅晋权，征伐会盟，威重于诸侯。及田常杀简公而相齐国，诸侯晏然弗讨，海内争于战功矣。三国终之卒分晋，田和亦灭齐而有之，六国之盛自此始。务在强兵并敌，谋诈用，而从（通“纵”）衡短长之说起。矫称蜂出，誓盟不信，虽置质剖符，犹不能约束也。

司马迁分析了春秋晚期以后“礼崩乐坏”治理失序的情形，把晋、齐两国政治危机所引发的政局剧变，作为战国历史的开端。晋、齐两国都是“春秋五霸”中颇有政治影响力的霸主，对时局演变有着重要影响。春秋后期，以晋、齐为代表的霸主国家，不断兼并周边弱小诸侯，领土面积日益扩张，内部政治冲突激化，原有的宗法国家的政治秩序解体，国君权威失落，导致权臣擅政、政出多门、民众离心，最终酿成了“三家分晋”和“田氏代齐”的政治事变，战国历史的闸门因此而被打开。在这里，司马迁还概括了战国历史的基本特点：一是“海内争于战功”，二是“务在强兵并敌”，三是各国“谋诈用，而从（纵）衡短长之说起”，由此导致“矫称蜂出，誓盟不信，虽置质剖符，犹不能约束也”，最终引发了全面的社会失序。

成书于战国晚期的《吕氏春秋》，在其《季春纪·先己》中，对战国世道变迁也有所概括：

当今之世，巧谋并行，诈术递用，攻战不休，亡国辱主愈众，所事者末也。

《吕氏春秋》用“巧谋”“诈术”“攻战”“亡国辱主”等词来形容战国世局变迁的总体特征，与《史记》的判断大体相合。由此可见，频繁的战乱、兼并与严重的社会失序，是古人对战国历史的总体印象。

作为现代人，我们应该如何理解战国历史的基本特点呢？如果要用最简洁的词语来概括的话，战国历史，大致可以“战”“乱”和“变”三个字来描述。

“战”是战国历史的鲜明特征。

战国时期，列国之间的兼并战争愈演愈烈。战国时代的命名，与这一时期的持久、频繁的兼并战争是密不可分的。据学者统计，在战国的250余年间，前后共发生各类战争468起。战争的烈度和规模，比之前代也更为惨烈。总体来看，春秋时期的列国战争，还保留着一些贵族时代的战争传统。交战双方动用的兵力通常只有数千人，最多也就万余人；交战过程也相对简单，双方排好军阵，然后对攻，几个回合下来，就分出胜负。《左传·僖公二十二年》记载，春秋晚期的宋国与楚国的泓之战，宋襄公坚持讲究“仁义”，要等楚兵渡河列阵完毕后再开战，结果大败，丢了性命。毛泽东形容宋襄公的做法是“蠢猪式”的仁义，但若以当时的历史情境来看，宋襄公所坚持的，恰恰是早期历史的两国交战的基本规则。

战国时期，列国之间的战争早已不是这般的“温柔”了。随着各国军备竞赛的不断升级，兵额数量也持续增加。小国拥兵数十万，大国军队则可达上百万，这已是当时的常态。一些实力较强的地区性大国，不断吞并周边的中、小诸侯国家，扩充自己的势力范围，逐渐发育成了拥有广阔疆域面积的“跨区域国家”，最终形成了韩、赵、魏、齐、楚、燕、秦等“战国七雄”。《战国策》中常以“带甲百万，车千乘，骑万匹”来形容各国的军力之盛。

战国时期，列国交战的武器装备，也有了很大改进。攻城用的云梯、抛石机，还有连发的弩机等，都开始用于实战。战争的破坏力也大大增强，列国交战旷日持久，战场围攻有时可持续数月，有些大型的战役甚至持续数年之久。交战各国为消灭敌国有生力量，常常采用大规模战场杀戮的手段，导致战况空前惨烈。《孟子》中有“杀人盈城”“杀人盈野”的记载，在当时是相当普遍的情形。其中典型的案例是秦赵的长平之战。这是战国后期决定秦、赵两个大国国运的战略决战，在历史上相当有名。赵军的统帅，先是老将廉颇，后来换成了喜欢“纸上谈兵”的青年将军赵括；秦军的主帅是著名的秦将白起。史载，赵括军败之后，秦军几乎把40余万投降的赵军全部坑杀。前些年考古发现揭露了长平之战的战场遗迹，遗址内层叠堆积的赵军将士的累累遗骨惨不忍睹，令人倍感惊怵和震撼。

“乱”是战国时局的突出表现。

战国时期，社会失序现象日渐突出。在列国之间频繁进行的高烈度兼并战争的压力下，原有的以礼乐文明为特征的旧有秩序格局自此彻底瓦解，新的社会秩序又远未成型，各国陷入了“天下竞于气力”的混沌状态，一切都在流变之中。由此引发了列国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各领域的严重失序。世袭宗法制解体，不少贵族子弟失去靠山和依托，“降在皂隶”，沦落到了社会底层；而原居社会下层的一些有才之士，则可以凭借军功授爵或因知识而拜官，获得上升渠道，成为官员或列国客卿。战国时期，各类风云人物，“朝秦暮楚”，交通往来，四处流动，代表着旧有社会秩序的解体。列国之间的关系，合纵连横，分合不定，代表着战国时期列国间国际秩序的失衡。诸子学说各持己见，相互诘难、辩论与争鸣，反映了旧的意识形态瓦解与新的思想观念的纷争。但诚如古人所言，“物极必反”“拨乱反正”，在战国诸种“乱”象的背后，社会变革的新活力被激发，新的社会秩序的萌芽在不知不觉中悄然萌生。

“变”是战国列强的时代选择。

在兼并战争的情境下，各国面临着生死存亡的严峻考验，其间产生了空前巨大的竞争压力。“战”和“乱”的常态化，激发了各国的变革活力，由此带动了社会秩序的深刻变化。在汹涌而至的历史洪流面前，面对兼并战争的严峻挑战，各国不得不顺应时代要求，纷纷推出变法措施，以求破旧立新，强化国家集权，增强治理能力，由此直接催生了战国变法运动。

战国变法，以魏国为先导。与其他国家相比，魏国的地理位置比较特殊。它长期处于列强环伺的“四战之地”，最先感受到了兼并战争所带来的巨大竞争压力，也就有了更为强烈的危机意识和变革意识。公元前406年，魏国的国君魏文侯任命李悝为相，开始推行变法，揭开了战国时期列国变法的序幕。李悝变法，使魏国国力迅速崛起。

魏国变法的成功，产生了很强的示范效应。各国纷纷跟进、仿效，陆续采取变法措施。其中：吴起变楚（公元前382年）、申不害相韩（公元前351年）、邹忌相齐（公元前356年）、商鞅变秦（公元前356年）、赵武灵王胡服骑射（公元前307年）、燕王哙“让国”（公元前316）。这些变法措施，除了燕王哙教条地模仿“尧舜禅让”，将王位让给相国子之而引发内乱，沦为历史笑柄之外，其他各国的变法都取得了一定成效。其中，变法最彻底、成效最显著的，当数秦孝公时期秦国推行的商鞅变法。

战国变法，以加强中央集权、增强国家治理能力为核心，重点强化两个方面：一是国家的资源汲取能力，二是国家的社会动员能力。而这两个方面的国家能力，恰恰是从古至今国家能力建设的两大主题。

从历史结果看，战国变法带来了国家治理体系的深刻变革。变法以郡县制取代分封制，催生了中央集权的垂直行政的地域管理模式，带来了地方行政体制的深刻变化。变法强调“因能受职，因功受赏”，以职业官僚取代世卿世禄，创新了人才选拔机制。变法推行以授田制、乡里制和军功爵制为核心的制度变革，国家将土地分给一家一户的小农，有利于充分调动小农的生产积极性，提高单位面积劳动生产率，也极大地增强了国家的经济汲取能力和社会控制能力，形成了集权国家与小农生产者之间的相互依赖、互为条件的共生互动关系。这极大地增强了国家的政治动员、社会动员和经济汲取能力，为秦汉大地域帝国政治的形成，准备了充分的社会历史条件，奠定了坚实的制度根基，成为影响古代中国治乱兴衰的“内在密码”。正是基于这种历史效果，美国学者弗朗西斯·福山才将战国变法视为“现代国家的最早起源”。

变法运动启动了战国社会转型的“多米诺骨牌”，引发了一连串的连锁反应，带来了战国社会结构和思想文化的深刻变迁：

首先是社会阶层分化与社会风气变化。战国变法，瓦解了以等级世袭制为特征的传统宗法秩序，打破了西周以来“士、农、工、商”的“四民分业”状态，引发了社会结构的深层变化。各国社会阶层分化加快，社会流动空前活跃，社会风气也发生着剧烈的变化。战国时期，人群社会的分化和社会流动性的增强，催生了以“士”阶层为代表的数量庞大的“自由职业群体”。他们或是出身各国贵族的破落子弟（如商鞅），或是出身平民阶层的读书人（如苏秦），大都接受过一定教育或有一定文化素养，不事田产，而靠智力谋生。各国为吸引人才，争相开出优惠条件以招贤纳士，为士阶层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舞台。这些人经常在各国间流动，以学干禄，他们或担任国家职务，或成为各国权臣所豢养的门客，用则留，舍则去，成为当时社会变革最活跃的因素。

生产变革和社会分化，促进了商品经济的发展与商人阶层的活跃。战国时期，商品经济发达，高利贷、大宗商品贸易都有极大的发展，商业因素空前活跃。在各交通要道或各国交界的地区，如宛、陶等地，形成了若干大宗贸易集散中心。各国贵族也喜欢同商人往来，商人阶层的社会活跃度与政治影响力远超常人所料。有些商人甚至做起了政治投资。秦相吕不韦就是典型代表。

商品经济的活跃还带动了城市的发展。战国城市中聚集着很多游民，有各种各样的娱乐行业。战国末期，韩非子著《五蠹篇》，对当时的学者、言古者、带剑者、患御者、商工之民等五种“乱国之俗”的社会闲散阶层提出要加以取缔。这五类人都是当时社会变迁而衍生出来的新社会阶层。他们不事生产，不能直接创造社会财富，还要消耗大量社会资源，败坏社会风气，破坏国家耕战。因此，韩非子主张要对他们采取严格限制的措施。

政治、经济和社会的一系列变化，最终引发社会思潮的整体变化。以战国诸子为代表的百家学派开始出现，思想争鸣。各家围绕突出的时代问题与重大理论难题，提出了各自观点，形成百家之学纷争的局面，这就为中国古代思想的进一步发育提供了重要的历史前提，带动了中国古代思想文化的巨大变革。

从战国诸子学派思想演进的总体情境看，诸子学派并非孤立存在，而是彼此之间存在着深层的交流和关联。大致而言，战国前期以儒学和墨学为“显学”，战国中期出现了道家和法家两个学派。道家主要流行于楚地和齐地，专讲长生不老之术和阴谋治国之术，后来演变成战国秦汉的黄老之学。法家的源头是三晋地区（韩、赵、魏）流传的刑名法术传统，后衍生出以法、术、势为核心的国家治理理论。法家之学，后来流传到秦国，成为秦始皇帝国制度建构的重要理论依据。

诸子学说，学派纷呈，彼此交流、相互渗透。到战国晚期，分别在东方齐国和西方秦国形成了两个学术中心：东方以齐国稷下学宫为中心，后来汇编有《管子》；西方以召集门客撰写了《吕氏春秋》的秦相吕不韦为中心。这两个学术中心杂糅诸家之学，带有鲜明的思想整合趋势。此外，从新发现的上博简、清华简等古书情况看，战国时期的楚国地区，也有各家学说的交融互动与交叉传播。诸子百家之学互为争鸣，为秦汉大一统帝国政治秩序的建立，做了重要的思想准备，对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转型也产生了极为深刻的历史影响。

从整体趋势看，战国历史既是西周以来以礼乐制度为核心的早期“大一统”政治解体的历史结果，又是以秦汉王朝为开端的“大一统”帝国政治的历史孕育，是古代中国文明演进的重要转折时段。对战国历史的深入了解，为我们深刻理解和把握古代中国社会变迁的整体走向，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历史标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