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家分晋
“三家分晋”和“田氏代齐”，是春秋向战国历史过渡的两个关键节点。这两件大事的发生，代表着西周春秋以来原有的宗法国家传统的瓦解，同时也代表着新兴政治力量开始崭露头角。战国历史的巨大帷幕，即由此揭开。
“三家分晋”，是指春秋末年韩、赵、魏三家势力联合瓜分晋国的事件。晋国是春秋五霸之一，自晋文公成就霸业以来，在春秋时代一直颇有影响。韩、赵、魏三家，祖上原本是晋国的三位执政大夫，逐渐发展成晋国三股强大的家族政治势力，最后三家将晋国一分为三。这一事件是春秋中后期晋国国内政治斗争的最终结果，其间也经历了一个长期的积累演化过程。
晋国原是西周分封的地方诸侯，始建于西周初年。其核心位置，主要在今天的山西省境内，一直是西周王室在北方地区的重要藩屏和战略依托点。西周末年，王室衰微，周平王被迫东迁洛邑，晋国和郑国为此出了大力，成为周天子倚重的重要力量，这就是《国语·周语》中所讲的“我周之东迁，晋郑焉依”。此后，晋国逐渐演变为极有影响力的地区性诸侯大国，对当时时局的变迁产生过重要影响。
按周代宗法制度的传统做法，各诸侯国通常都以血缘关系为原则，将公室（诸侯国君）子孙封为大夫，各家大夫领有封地，作为公室的屏卫。但晋国的情况却较为特殊。晋献公时，鉴于曲沃公族恃强夺取君位、以旁支取代大宗的教训，遂采取“尽逐群公子”的办法，弱公族而用异姓大臣为卿，从此晋国不再立公子、公孙为贵族，史称“晋无公族”。晋文公时，改革军制，分置上、中、下“三军”，“三军”分设正、副卿，均由非公族大夫执掌，是谓“六卿”。后来，“六卿”逐渐从军事领域延伸到政治与民政领域，成为晋国政坛上颇有影响的家族势力。此后，晋成公以“宦卿之適（嫡）子而为之田，以为公族”，而执政的赵盾又将各家异姓大夫代为公族，结果导致晋公室力量衰微，而异姓大夫势力却大为膨胀。
晋国作为“春秋五霸”之一，其综合国力较他国为强，但晋国内部各派的斗争却一直没有歇止，而且愈演愈烈。春秋中期以后，晋国国内政局的掌控权逐渐从国君转移到了赵、韩、魏、智、范、中行等“六卿”的手中。随着君权的下移与六卿势力的上升，晋国公室的土地也逐渐被六卿瓜分。六卿之间的领地转让、交换和争夺时有发生；更有甚者，在与晋国公室的斗争中，六卿为争夺民心，纷纷改小亩为大亩，废除井田，将土地分配给劳动者使用，按亩征收实物税，（参见《银雀山汉简·吴问》）开启了春秋战国时期田制改革的序幕。周敬王七年（前513），晋国的执政范宣子，又“铸刑鼎”，以成文法的形式，公布刑书，晋国法治建设也因此出现了重大变化。
春秋末年，六卿分守晋国之地，除了其子孙享有领地世袭的特权外，他们还往往任用家臣养士去做某县某邑的长官。这些家臣养士，就成了非世袭的食禄官僚的前身。而这种食禄官吏制度的出现，也对后世的官僚制度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此外，晋国国内较有影响的政治势力，除六卿之外，还包括郤、栾等大家族。但经过多年的斗争，郤、栾、原、狐、庆、伯等诸家都先后败亡。据《左传·昭公三年》记载，齐相晏婴（晏子）与晋国大夫叔向有一段对话，两人讨论齐、晋两国的政局，晏子认为齐“季世也”，叔向也不禁有“虽吾公室，今亦季世也”的感慨。季世，也就是末世。春秋末期的晋国政局，诚如叔向所言，公室衰微日甚一日，民心离散，百姓逃亡，原有的公室贵族子弟大多“降在皂隶”；而六卿之家却日渐强大，控制了晋国的军政大权，形成了“政在家门，民无所依，君日不悛，以乐慆忧”的局面。面对这前所未有的时局危机，叔向也无力回天，只好发出“晋之公族尽矣··幸而得死，岂其获祀”的悲叹。
叔向所描述的情况，史称“六卿专政”。六卿各占地盘，各有武装，他们为争权夺利，展开了激烈尖锐的斗争，互相攻打不休。公元前458年，六卿中的智氏与赵、韩、魏三家联合，灭掉了范氏、中行氏两家而共分其地。按照原来的规矩，被灭家族的土地，应该归还给“公室”——国君，但这次四卿却将两家土地私分，引起了国君晋出公的不满。晋出公准备向鲁、齐两国求援，对四卿施压，结果却不幸被四卿赶跑，最终流亡国外。公元前456年，四卿逐晋出公，立晋哀公。晋国国政由智、赵、韩、魏四家把持，晋国国君至此已完全成为四卿的“傀儡”。
四家之中，尤以智氏势力最为强盛。智氏的首领，是曾任晋国执政的智宣子之子智襄子（名瑶，又称智伯）。智伯性格刚毅果决，仪表魁伟，勇武善射，多才多艺，能说会道，但其道德品质却不太好，属于有才无德之人。这就为后来智氏的灭亡埋下了伏笔。
智宣子去世后，智伯接任了晋国正卿的位置，他的野心日渐膨胀，但自身的弱点也充分暴露。他不仅贪得无厌，好大喜功，而且刚愎自用，不纳谏言，独断专行，为人骄横跋扈，不可一世，史称“贪而愎”。他总想倚仗自身的强势，把另外三家吃掉，以便独占晋国。于是，智伯以“强公室”为幌子，要求韩、赵、魏三家各交出一部分领地和居民，献给晋国国君，实际上是想借此削弱别人，以增强自己的实力。
三家之中，韩、魏两家实力较弱，他们自知无力与智氏抗衡，虽然不情愿，但也只好把自己管辖的万家之邑拿出来，献给了智伯。但赵氏的主君赵襄子素与智伯不睦，他不愿意屈服，坚决拒绝了智伯的要求。智伯于是大怒，遂胁迫韩、魏两家联合起兵，共同讨伐赵襄子，意欲一举而翦灭之。
赵襄子见形势不妙，遂采取避敌锋芒的策略，退守晋阳（今山西太原市附近）。晋阳是赵氏家族经营多年的老根据地，不仅有坚固的城墙和充足的物资储备，更重要的是有当地民众的拥护与支持。
公元前454年，智伯率韩、魏两家出兵围攻晋阳，鏖战三月不下，将晋阳团团包围两年多，仍未攻克。眼见战事拖延日久却进展甚微，智伯十分焦急，最后想出了一条计策，准备用水攻，决晋水（汾水）以灌晋阳城，把晋阳变为汪洋泽国。
晋阳城被水所困，情况日渐危急。据说当时情形，“城不浸者三板”，水位只差三板（六尺），就和城墙一样高了，城中军民“巢居而处，悬釜而炊，财食将尽，士卒病羸”（《战国策·赵策一》），甚至到了“易子而食”的惨境（《史记·赵世家》），但民无叛意，依然坚守如初。
智伯带着魏桓子、韩康子巡视水情，见赵氏指日可灭，不禁踌躇满志，忘乎所以地说：“吾乃今知水可以亡人国也。”
魏、韩二人闻言，马上联想到自家的事。魏桓子想到汾水可以灌安邑（今山西运城市附近，属魏），韩康子想到绛水可以灌平阳（今山西临汾市，属韩），不免暗暗惊心。但智伯却满心以为大功垂成，对韩、魏二家的微妙心态变化，丝毫没有察觉。
赵襄子为化解危机，与谋臣张孟谈策划，决定策反韩、魏。于是，张孟谈星夜潜出城外，与韩、魏二家密谈，揭露智伯贪得无厌的政治野心，并晓以“唇亡齿寒”之理。韩、魏二家终被说动，于是约好日期，共谋智氏。
赵、魏、韩三家里应外合，反击智伯。赵襄子派军夜出，袭杀智伯守堤之吏，开决汾水河堤，使河水反灌智伯营寨。智伯军队为水所淹，措手不及，乱作一团。韩、魏二家又从两边夹击。智伯军败，最后被赵襄子追上并杀死在榆次凿台，智氏之族尽灭。这一年，是公元前453年。
晋阳之战，最终确立了韩、赵、魏三家在晋国的地位。从此，晋国的政局，就从“四卿并立”转而成为韩、赵、魏“三卿分治”的局面，这就为日后“三家分晋”奠定了基础。
公元前438年，晋哀公去世，其子晋幽公即位。此时，晋国的公室已毫无权威，能够控制的地盘也只有绛（今山西运城市新绛县附近）与曲沃（今山西临汾市曲沃县）二邑，其余的土地，全部被三家瓜分。晋幽公非但不能号令韩、赵、魏三家，反而要去朝见三家之君。从此，韩、赵、魏合称为“三晋”。
公元前403年，周天子“初命晋大夫魏斯、赵籍、韩虔为诸侯”（《资治通鉴》卷一）。韩、赵、魏三家终于得到了周天子的正式册封，获得了与其他老资格诸侯国君平起平坐的地位与名分。三国的开国国君，分别称魏文侯、赵烈侯和韩景侯。正因为如此，这一年，也被后世部分史家视为春秋与战国的历史分界点。公元前376年，韩、赵、魏共同废掉了晋静公，将晋公室剩余土地瓜分殆尽。曾经作为春秋霸主的晋国，就这样消失了。
三家分晋，是春秋后期晋国公室式微、私家渐强局势持续演进的最终结果。魏、赵、韩三国正式获得周天子的册封，代表着春秋以来原有宗族国家政治传统的最终衰落与新兴政治势力的正式登台，成为中国历史上一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重大事件。
三家分晋之后，诸侯各国之间的兼并战争变本加厉，社会局势更加动荡不安，中国历史正式进入了“海内争于战功”“务在强兵并敌”的战国时代。此后，春秋之世原有的大多数中小诸侯国家陆续被灭，仅存的一些老牌诸侯国也势衰力竭，逐步退出历史的核心舞台；而早已名存实亡的周王室，则逐渐降为下等小国，根本没有地位。战国局势最终形成了以齐、楚、燕、韩、赵、魏、秦七雄并立为主的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