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时期城市的发展

战国时期，随着工商业和市场交易的发展，城市的形态也发生了很大变化，其经济功能有了显著的提升。

《战国策·赵策三》记载，古时“城虽大，无过三百丈者，人虽众，无过三千家者”。而到战国时，却是“千丈之城，万家之邑相望”，不仅“三里之城，七里之郭”常见，而且还出现了“万家之县”“万家之邑”和“万户之都”。（《战国策》《韩非子·十过》）城邑规模的扩大、人口的增加，都与战国工商业的发展有密切关系。

战国时代中原国家兴起的重要城市，据《盐铁论·通有》记载，有“燕之涿（今河北涿州市）、蓟（今北京市），赵之邯郸（今河北邯郸市），魏之温（今河南焦作市温县西）、轵（今河南济源市南），韩之荥阳（今河南郑州市），齐之临淄，楚之宛、陈（均在今河南周口市淮阳区），郑之阳翟（今河南禹州市），三川之二周，富冠海内，皆为天下名都”。

此外，齐的即墨、安阳（今山东聊城市阳谷县）、薛（今山东滕州市），赵的蔺、离石（两地均在今山西吕梁市离石区），魏的大梁、安邑，韩的郑（今河南新郑市）、屯留（今山西屯留区）、长子（今山西长子县），楚的寿春，越的吴（今江苏苏州），宋的陶邑，卫的濮阳（今河南濮阳市），秦的雍（今陕西宝鸡市凤翔区）、咸阳（今陕西咸阳市）、栎阳（今陕西西安市阎良区），也都是当时工商业发达、人口众多的大城市。

其中，安邑、大梁、郑、洛阳、寿春、濮阳、雍、咸阳、吴等城，皆是各国国都，同时又是工商业中心。邯郸、宛是冶铁手工业中心，安邑则是煮造池盐业中心。宋国的陶邑，则因其交通便利而成为有名的物资集散之地。又因其工商业税收比较多，且是当时最富庶的商业城市之一，陶邑为列国权贵所瞩目。卫都濮阳地处濮水以北，交通便利，是三晋和齐国货物集散的重要地点，时人常以陶、卫并称。鲁仲连给燕将的信，就曾说：“请裂地定封，富比陶卫。”（《战国策·齐策六》）周都洛阳也是商业发达、人口众多的城市，后来秦王把河南洛阳作为吕不韦的食邑，民户有十万户之众。韩的旧都阳翟也是著名的商业城市，吕不韦曾经是阳翟大贾。

战国都市的市井生活已经相当丰富，市中有“县（悬）帜甚高”的“酤酒者”（《韩非子·外储说右上》）；还有“卖骏马者”（《战国策·燕策二》），“积兔满市”的卖兔者（《吕氏春秋·审分览·慎势》）；还有占卜、博戏等各类娱乐活动。以齐都临淄为例，战国中期，临淄户数多达七万，“其民无不吹竽鼓瑟，弹琴击筑，斗鸡走犬，六博蹋鞠者。临淄之途，车毂击，人肩摩，连衽成帷，举袂成幕，挥汗成雨。家殷人足，志高气扬”（《史记·苏秦列传》）。其中描述或有所夸张，但足见临淄城的商业繁华之景象。此外，楚国都城郢（今湖北荆州市江陵县），城内人挤人，有“朝衣鲜而暮衣敝”之说。秦都咸阳“四方辐辏并至而会”，城市商业也有极大发展。

那些由冶铁手工业发展起来的城市，也经常为各国所争夺。公元前301年，齐相孟尝君联合韩、魏攻楚。韩、魏两国取楚的宛、叶以北地。宛、叶以北地素有“方城膏腴之地”之称，宛就是著名的冶铁手工业地区和繁荣的商业城市。

秦国对这些冶铁手工业地区当然也十分关注，兼并战争中夺得的最富庶的地方经常会成为秦国权贵的封地。公元前292年，秦将司马错攻韩，夺取宛。次年，司马错又攻取魏的轵和韩的邓。同年，秦泾阳君公子市改封于宛，高陵君公子悝改封于邓。韩国著名的剑戟，有出于宛冯、邓师的，就是这两地的产品。宣太后时秦有四贵之说，其中，魏冉所封的定陶陶邑，公子市所封的宛，公子悝所封的邓，芈戎所封的新城（今河南新密市东南），都是当时工商业比较发达的地方，故此四人皆“私家富重于王室”（《史记·范雎蔡泽列传》）。

战国时期，是中国历史上少见的社会动荡期，也是社会格局发生剧烈变动的社会分化期。西周春秋时期以职业和等级世袭为特征的社会秩序被彻底打破，新的社会阶层陆续生成。

战国社会阶层剧烈分化是多方因素聚合的结果，其中既有政治因素，也有经济因素，同时还有社会性因素：

一方面，随着各国变法的展开，以各国中央集权为核心的新的政治体制逐渐建立，因功受赏、因能授官政策的推行，使原有的世袭社会秩序被打乱，不少旧贵族子弟沦为社会底层，而出身卑微的社会底层人士也可以凭借功劳而获得上升渠道，社会流动性进一步增强。

另一方面，随着授田制及配套政策的实施，个体小农经济确立，并因此造就了庞大的自耕农阶层，但小农生产的不稳定性加之其受集权国家的压榨和商品经济的盘剥，造成社会阶层无时无刻不在分化之中。

此外，其他社会性因素，如军功爵制的推行，政治官僚和封君权贵的出现，商品经济冲击下富商巨贾的产生，高利贷的盛行，土地、奴婢、劳动力的商品化，等等，也是造成战国社会阶层剧烈分化的重要原因。

在上述综合因素的影响下，战国社会阶层构成出现了一些新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