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农阶层的分化

授田制下的战国小农阶层，就其身份而言，应该是隶属国家权力的以个体家庭为主体的自耕农。小农受田于国家，但同时也要对国家承担相应的赋税、劳役和从军义务。战国时期，国家对小农的盘剥，通常有“布缕之征”“粟米之征”和“力役之征”（《孟子·尽心下》）。除了“以其常正（征），收其租税”“（以其常）役，修其城郭”外，国家还会“厚作敛于百姓，暴夺民衣食之财”。（《墨子·辞过》）

各国除了正常的田赋、力役之外，还要按户征收人口税，称“户赋”或“口赋”。农民所遭受的租税徭役负担颇重，故孟子言：“今也制民之产，仰不足以事父母，俯不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苦，凶年不免于死亡。”（《孟子·梁惠王上》）在这种情况下，不少农民逐渐陷入濒临破产的窘境。很多人被迫借贷维生，最终在高利贷盘剥下，或者弃产流亡，如冯谖所谓“息愈多，急，即以逃亡自捐之”（《史记·孟尝君列传》），或者困死沟壑之中，即孟子所言“称贷而益之，使老稚转乎沟壑”（《孟子·滕文公上》）。此外，还有农民为逃避繁重赋役，选择依附到豪强门下，甘作佃农，以求庇护，此即《韩非子·备内》所说“徭役多则民苦，民苦则权势起，权势起则复除重，复除重则贵人富”。而当时的权贵之人，也正趁农民苦于“徭役多”的时机，诱使贫民归附，成为他们的佃客，忍受他们的剥削。

还有些农民在失掉耕地之后，成为受人雇佣的佣者。《韩非子·外储说右下》记载：“家贫，无以妻之，佣未反。”《韩非子·五蠹》也说：“泽居苦水者，买庸而决窦。”《韩非子·外储说左上》又说，有“卖庸而播耕者”，主人“费家而美食”，“调布而求易者”，通过给庸客美羹、钱布（铜币），希望他耕得深、耘得快。这些都表明，战国晚期农业生产中的雇佣关系已经相当流行。此外，还有一部分农民失地后流入城市，靠出卖自己的劳力为生，此之谓“市佣”。此外，在工商业中也有雇工，称佣作或佣保。

这些情况的出现，导致农业劳动力严重流失，影响了政府的农战政策。因此，《商君书·垦令》有“无得取庸，则大夫家长不建缮……而庸民无所于食，是必农”的说法，通过禁止雇工，达到驱民务农的效果。《吕氏春秋·士容论·上农》也说“农不上闻，不敢私籍于庸”，即没有高级爵位，不准私自雇用佣者。

除此之外，还有一些失地农民成为“散而之四方”的“流民”（《孟子·梁惠王下》）。有不少流民聚集于山林水泽，依靠打家劫舍为生，成为“盗贼”。

秦国还有一种依附身份的农民，称“庶子”。庶子不能单独立户，通常要依附于有爵位的居民。《商君书·境内》记载：斩敌甲首一枚，“赏爵一级，益田一顷，益宅九亩，除庶子一人”；又说：“其有爵者乞无爵者以为庶子，级乞一人。其无役事也，其庶子役其大夫月六日；其役事也，随而养之军。”从中可知，庶子一般是民之无爵者，在无役事的时候，庶子每月要给大夫服役六天；有爵者有特殊劳役时，随时可以调其来服役。这实际上是一种人身依附关系较强的佃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