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时期的道家学说
道家，又称“道德家”，以“道”论为基础，认为“道”是宇宙本源，天道无为，万物自然化生，主张道法自然，柔弱胜刚强，提倡清静无为，无为而治。道家学说的创始人是老子，后来道家分化为各种不同流派，其中在历史上有较大影响者，是战国末期的庄子之学和齐地的黄老学派。
道家学派的创始人老子是个神龙见首不见尾的人物。《史记·老子伯夷列传》中记录老子事迹仅四百余字，就提到了三位“老子”：
第一位老子，姓李，名耳，字老聃，“楚苦县厉乡曲仁里人也”，曾任“周守藏室之史”。此位老子，大约与孔子同时，但年龄较孔子为长，他“修道德，其学以自隐无名为务”，孔子适周，曾向他“问礼”。后来老子见周室日衰，遂西行至函谷关，守关令尹喜听说他要归隐，要求他把自己的思想写下来，于是“老子乃著书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余言而去，莫知其所终”。
第二位老子，叫老莱子，楚人，也差不多“与孔子同时”，曾著书十五篇，“言道家之用”。
第三位老子，周太史儋，生活在战国中期，曾见过秦献公，并预言秦的统一。有人说太史儋就是老子，也有人说不是，连司马迁也无法断定。
《老子》是先秦道家的经典作品，其篇幅五千多字，今传本《老子》分上、下篇，共八十一章，上篇《道经》，下篇《德经》，合称《道德经》。其中《道经》主要探讨宇宙规律及人生哲理，类似思辨哲学；《德经》侧重讨论社会与政治中的行为规则，类似于社会政治学。但1972年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帛书《老子》，却是《德经》居前，《道经》居后，两经合一，应该称《德道经》。
老子学说的核心范畴是“道”，但“道”却不可用常言来描述：“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在老子眼中，“道”就是无，是世界的最高法则，它先天地而生，可称为“天下之母”，也可称之为“玄”，“玄而又玄，众妙之门”，其中蕴含着世界本原，也包含天地万物的变化规律。
老子认为，世界生成的过程，是“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充气以为和”。“道”贯穿于事物之中，不可描述，无法言说，却又无处不在，无时不动，不可移易。“道”的运动，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具有“相反相成”的特质，其根本法则是“反者，道之动，弱者，道之用。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具体表现就是“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倾，音声相和，前后相随”。
老子强调，为人行事，要“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从“自然”之律，行无为之道，以“柔弱胜刚强”。
老子用“水”做比喻，提出“上善若水”的理念，阐释其“无为”之道。他强调：“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居善地，心善渊，与善仁，言善信，正善治，事善能，动善时。夫唯不争，故无尤。”在老子看来，水虽然是天下最柔弱的事物，但同时正因为其柔弱，才能打败坚强者。“天下莫柔弱于水，而攻坚强者莫之能胜，以其无以易之。”因此，老子的“无为”之道，并非彻底的“无为”，而是要求人们顺应“柔之胜刚，弱之胜强”的自然规律，不要逞强好胜，这样才能使自己处于不败地位。
“尊道”之外，老子还有“贵德”之说，把德看成君主管理臣下的基本原则，强调“道生之，德畜之，物行之，势成之，是以万物莫不尊道而贵德”。依照“道”的规律行事，就是“贵德”。只有坚持“无为”之法，依照“道法自然”原则行事，才算得上是真正“有德”。
具体而言，就是“知其雄，守其雌”“知其白，守其黑”“知其荣，守其辱”。基于此，老子提出了“以正治邦，以奇用兵，以无事取天下”的治国原则，强调“清静为天下正”，要求统治者少扰民，少劳民，“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因此，老子特别欣赏“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的“小国寡民”状态。有人认为老子是在鼓吹回到原始社会，其实这是对老子的误解，他的“小国寡民”说，只不过是对理想治国状态的一种形象比喻罢了。
老子思想有极强的思辨色彩，是中国古代哲学朴素辩证法思想的杰出代表。“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倾，音声相和，前后相随。”世间万物，都是彼此对立与相互依存的。因此，贵贱、刚柔、强弱、祸福、荣辱等，相反而相成，没有“此”就没有“彼”，没有“彼”也没有“此”。但事物总有向其对立面转化的趋势，这是“道”的普遍法则，也是“反者，道之动”的含义，基于此，老子提出“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孰知其极，共无正，正复为奇，善复为妖”的观点，认为祸福、正奇、善恶等对立面之间，均可相互转化。因此，肯定的东西，要以否定的东西为基础、为根本、为开端，才能最终成就自己。此所谓“贵以贱为本，高以下为基”。这实在是一种微妙的智慧。
《吕氏春秋·审分览·不二》提出，“老聃贵柔”，确实是对老子思想的精准概括。作为战国道家学派的代表作，《老子》一书在战国百家争鸣中产生了重大影响。战国时期的老子之学大致有三个基本走向：一是与南方楚地的归隐养生学说相结合，对以庄子为代表的自由主义道家学说产生了直接影响；二是与“三晋”刑名法术之学结合，对田骈、慎到等人的“权势论”产生了影响，促进了战国法家“法、术、势”结合理论的形成；其三，老子的无为学说对齐国稷下学派的宋钘、尹文的“心术论”产生了影响，同时结合齐国原有的黄帝神仙术，催生了齐地“黄老之学”的出现。
战国道家学派的另一位代表人物是战国中期的庄子。庄子，名周，宋国蒙（今河南商丘市）人，其生活的年代“与梁惠王、齐宣王同时”。庄子与老子一样，也是一位著名的隐者。他曾做过漆园小吏，生前贫穷困顿，却鄙弃荣华富贵与权势名利。据说，楚威王听说庄周有贤才，便“使使厚币迎之，许以为相”。庄周却笑着对楚国使者说：“千金是重利，卿相是尊贵的职位了。你难道没看见用作郊祭牺牲的牛吗？用美味的食物养了几年，就让它穿上华丽的衣服，进了太庙（成为祭品）。这个时候，即使想当一头自由自在的小猪，难道还可能吗？你赶快走开吧，别玷污我的名声。我宁愿在污渎之中游戏，以图逍遥自在，也不想被有国的人所羁绊。”（《史记·老子伯夷列传》）庄子对当世的统治者采取了完全“不合作”的态度，力图在乱世之中保持独立人格，追求逍遥无恃的精神自在。
《史记》记载，庄子“其学无所不窥，然其要本归于老子之言。故其著书十余万言，大抵率寓言也。作《渔父》《盗跖》《胠箧》，以诋訾孔子之徒，以明老子之术。《畏累虚》《亢桑子》之属，皆空语无事实。然善属书离辞，指事类情，用剽剥儒、墨，虽当世宿学不能自解免也。其言洸洋自恣以适己，故自王公大人不能器之”（《史记·老子伯夷列传》）。其思想学说保留在《庄子》一书中。《汉书·艺文志》载《庄子》其书共五十二篇，今传本《庄子》共三十三篇，分内篇、外篇和杂篇三大部分。
庄子继承老子的“贵柔”“无为”学说并加以发挥，开创了后世老庄哲学的先河。在庄子看来，道无为无形，不见形迹，却是“有情有信”的客观存在，可以超越时空限制，却又与社会、自然现象密切相连，是一切事物的本源，是人效法、学习的对象。要体察“道”就必须做到“无人”“无我”，像“古之真人”那样，“忘怀于物”且“淡情寡欲”，“随物而变，应时而行”，最终才能达到“天人合一”的“道”的境界。庄子强调，德的完美，靠的不是人为的刻意而为，而是要保持人的自然之性。“全德之人”要听从道的安排，随万物变化而变化，顺应自然规律，“游心乎德之和”，“无以好恶内伤其身”。
庄子思想本质上是一种生命哲学。其要点有三：一是自然主义，二是相对主义，三是“顺从时变，随遇而安”。
庄子坚持“天人合一”的自然论，强调坚持“无己”“无功”和“无名”原则，超越人我之境、物我之境，顺物自然，随其所用，追求超脱一切现实羁绊的自由自在、无拘无束的“逍遥游”状态。
庄子人生观的哲学基础是相对主义的“齐物论”。在他看来，是非标准生于“人心”，“物无非彼，物无非是”，“彼出于是，是亦因彼”，“是亦彼也，彼亦是也”，所有的区别都是外在的，最终内在统一为虚无的“道”。只有坚持“万物齐一”的无差别原则，才能破除固有的社会成见和世俗标准，才能达到“物我两忘”“齐万物，一生死”的状态，最终实现精神上的独立自由。这种哲学思维的本质，实际是从道家相对主义原则衍化出来的绝对精神理念。
庄子强调，人要摆脱世俗的窠臼，远离混乱无道的社会现实，就要秉承道的要求，追求一种审美主义的人生态度。他主张，只有随遇而安，坚持“虚而待物”的“心斋”原则，才能收到“乘物以游心，托不得已以养中”的效果，进而达到“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的人生至高境界。这种“忘物我，同天人，超利害，无思虑”的自由理念，其思想核心无非是希望通过人的“自然化”方式，打破日常生活或现实环境的种种羁绊与局限，以无限之审美，破有限之拘束，达到精神境界的绝对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