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时期的法家学说

法家是战国诸子之学的重要学派之一，因主张以法治国，强调“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故称“法家”。法家之学，注重治理技术的建设，又称“刑名法术之学”。春秋时期的管仲、子产等人应是法家先驱。战国时期的李悝、商鞅、申不害、慎到力倡变法，成为战国法家思想的实践源泉。到战国末期，法家思想有了进一步发展，韩非子综合商鞅的“法”、慎到的“势”和申不害的“术”思想，实现了法家思想的系统整合。

韩非（约前280—前233），出身韩国贵族，曾同李斯一道师从荀子。韩非有口吃的毛病，不善讲话，却是写文章的高手，其文风严峻峭刻，善于比喻，说理清楚。韩非生活在战国晚期，眼见韩国在列强竞争中日渐衰弱，曾上书韩王，主张变法图强。但韩王不用，于是韩非胸中郁闷，遂著书阐述己意。他所著《孤愤》《五蠹》等篇被秦王政看到，秦王政对此大为赞赏，引为知己，感叹道：“嗟乎，寡人得见此人与之游，死不恨矣！”（《史记·申不害韩非列传》）于是，秦王政派兵攻韩国，韩非被派出使秦国。韩非到了秦国，引起了李斯的嫉妒。李斯联合大臣姚贾在秦王面前说韩非的坏话，导致韩非被关进了秦的监狱。李斯又派人送毒药给韩非，韩非被迫自杀于狱中。稍后，秦王政欲召见韩非却已不能见，悔之晚矣。

韩非的作品汇集为《韩非子》一书。今本《韩非子》共五十五篇，大体是韩非学派著作的汇编，除少数篇章外，大多数是韩非的著作，反映了韩非的思想。

韩非思想的理论基础，源于荀子的“性恶论”，同时吸收了老子思想的一些观念，兼容儒、墨、道诸家的观点，系统总结了前期法家的历史经验，形成了以法为中心的法、术、势相结合的思想体系，成为战国法家思想之集大成者。

韩非认为，社会历史是不断变化的，强调要因时而化，采用新法治国。他还认为，趋利避害是人之本性，人与人的关系都是利害关系，人心无不“畏诛罚而利庆赏”（《二柄》），因此，人君治国的要害，就在于利用好“刑”与“德”二术，操赏、罚二柄，使民畏威而归利。

他吸取了荀子的“重法”原则，并着重总结了商鞅、申不害和慎到的思想，把“法”“术”和“势”三者融会合一，为加强君主集权张目。所谓“法”就是法令，是官府制定、公布的成文法，是官吏据以统治人民的条规。所谓“术”就是权术，是君主驾驭、使用、考察臣下的手段。法和术的区别在于，前者要向国人公开，后者则藏于君主“胸中”。“故法莫如显，而术不欲见。是以明主言法，则境内卑贱莫不闻知也……用术，则亲爱近习莫之得闻也”（《难三》），二者都是治国所不可或缺的。故“君无术则弊于上，臣无法则乱于下，此不可一无，皆帝王之具也”（《定法》）。所谓“势”，就是君主对臣下生杀予夺的权威和权势。他强调，君主要善用“人为之势”，通过手中的权力，综合采用明法、暗术两种治理技术，法以治民，术以知奸，最终统一于君主之势，这样才能使臣下臣服，达到君主集权的目的。韩非特别指出：“国无常强，无常弱。奉法者强则国强，奉法者弱则国弱。”（《有度》）由此可见，韩非把“奉法”作为治乱兴亡的关键。后世英君常引此语来阐述自己的法治观。

韩非吸收了老子“无为而治”的思想，提出了“事在四方，要在中央。圣人执要，四方来效”（《扬权》）的基本治理原则，将战国法家理论上升到了“君权至上”的高度。他主张严刑峻法，审合刑名，定法家于一尊。为此，他激烈地批判法家以外的其他学派，特别是当时影响最大的儒学和墨学，提出了“以法为教”“以吏为师”的基本思路，主张严格限制言论与思想自由，禁止私家著作流传，禁止私人讲学，进而达到“境内之民，其言谈者必轨于法”的目标。这一学说达到了先秦法家理论的最高峰，后来被秦始皇吸收，成为秦的基本治国方略，为秦的最终统一奠定了理论基础，同时也为后世专制体制的延续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