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时期的名家学说

名家思想，又称“刑（形）名之学”，其源头可以追溯到春秋时期晋国成文法的公布，此后一些人专门从概念内涵分析的角度，对法理逐条展开辩论。战国时期，由于社会激烈变革，原有的概念已不能反映事物的内涵，新出现的概念还未获得社会公认，由此出现了严重的名实不符现象。与此同时，诸家之学的争辩日趋激烈，对一些社会概念内涵的理解也出现了严重分歧。名家思想的出现，也就成为一件顺理成章的事情。

战国的名家，以惠施、公孙龙等人为代表。

惠施（约前370—约前310），又称惠子，宋人，其生活时代约与庄子同时。《庄子·秋水》曾记载庄子与惠施两人于濠水之上，有“鱼之乐”与“人之乐”的辩论，传为历史趣谈。《庄子·徐无鬼》记载，惠施去世后，庄子经过其坟墓，感慨道：“自夫子（指惠施）之死也，吾无以为质（对手）矣，吾无与言之矣！”足见两人的交情之深。

与庄子的清高不仕不同，惠施在魏惠王时任魏相二十余年，是当时比较活跃的政治人物。他曾主持魏惠王和齐威王在徐州“相王”，后因与张仪在魏国合纵连横策略上有不同意见，离魏去宋。后又复任魏相。魏襄王年间，惠施出使楚国，曾与楚国辩士黄缭讨论“天地所以不坠不陷，风雨雷霆之故”的问题。

惠施的思想，与“儒”“墨”“杨（杨朱）”等相比，自成一派，但今存的有关史料并不多，《汉书·艺文志》中，曾有《惠子》一篇，已散佚。其事迹与学说概要大多以只言片语的方式散见于《庄子》及《战国策》等先秦古书中。

《庄子·天下》记载，“惠施多方，其书五车”，能“为万物说”。这是说他的知识渊博，涉及面广。其中保存了惠施“历物十事”，即分析万物之理的十个命题。这些命题是：

（1）至大无外，谓之大一；至小无内，谓之小一。

（2）无厚不可积也，其大千里。

（3）天与地卑，山与泽平。

（4）日方中方睨，物方生方死。

（5）大同而与小同异，此之谓小同异；万物毕同毕异，此之谓大同异。

（6）南方无穷而有穷。

（7）今日适越而昔来。

（8）连环可解也。

（9）我知天下之中央，燕之北、越之南是也。

（10）泛爱万物，天地一体也。

这些命题的具体论证情形如何，现在已经不可详考，但其中讨论大多围绕事物名的同异关系而论。惠施认为，万物之“同”与“异”都是相对的，皆可“合”其“同”“异”而一体视之，此之谓“合同异”。惠施的名实之论，有一定的辩证法因素，但也有比较突出的相对论色彩。

战国名家的另一位代表人物是赵人公孙龙。

公孙龙（约前320—前250），其生平事迹更无从详知。《史记·平原君虞卿列传》说，“平原君厚待公孙龙”，则他可能做过赵国平原君的门客。据说，公孙龙曾率弟子从赵至燕，劝说燕昭王“偃兵”（《吕氏春秋·审应览·应言》）。他还曾游学于魏，与公子牟等论学。另据《史记·平原君虞卿列传》记载，赵孝成王九年（前257），秦兵攻赵，平原君使人向魏国求救。信陵君窃符救赵，邯郸得存，公孙龙曾力劝平原君拒绝赵王增加封地的赏赐。公孙龙善辩，曾与孔穿在平原君家讨论“白马非马”的问题。后来，齐使邹衍过赵，平原君又让邹衍与公孙龙辩论“白马非马”（《公孙龙子·迹府》）。

公孙龙的主要思想保存在《公孙龙子》一书中。《汉书·艺文志》载有《公孙龙子》十四篇，今仅存《迹府》《白马论》《指物论》《通变论》《坚白论》《名实论》六篇，其中《迹府》为后人汇辑公孙龙事迹，其余诸篇均与公孙龙所讨论“名实”问题有关。其中以“离坚白”论和“白马非马”论最为有名。

所谓“离坚白”论，是从对“坚白石”的分析展开的。公孙龙认为，人眼所见石为白色，却不能把握石头是否坚硬；用手摸可知石之坚，却不能说明其色为白，因此，“白”和“坚”的性质并非蕴含石中，乃是人的感觉所得。

所谓“白马非马”论，也是公孙龙的著名辩题。他认为，“白”是颜色，“马”是形状；“白马”既有“白”又有“马”，所指并非一般的“马”，所以“白马”就不是“马”了。“白”与“马”的概念是各自独立的，“白马”与“马”也是各自独立的概念。他的结论是：“求马，黄、黑马皆可致；求白马，黄、黑马不可致。”这个辩题所论涉及一般性概念与具体性概念的差别，在逻辑学史上有一定价值。

名家讨论的重点本为名实关系问题，但到了后来，出现了为辩论而辩论的现象，反而将其引向了形式逻辑，偏离了名实关系所指，由此导致名家学说在战国后期逐渐衰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