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古的乐声——曾侯乙墓编钟
1977年底，湖北随州擂鼓墩的驻军某部在扩建营房时，发现了一处大型古墓群。经过考古发掘，其中出土了一座南北16.5米、东西21米的多边形竖穴大墓。墓主是一位四十五岁左右的男性贵族。整个墓葬分作东、中、北、西四室，其中东室放置墓主棺椁，外椁饰有青铜框架，有类似窗户的图案，内棺画有彩绘门窗及守墓神兽武士；中室放置随葬礼乐器；北室放置兵器及车马器；西室有殉葬人陪棺十三具，为十三到二十六岁左右的女性，应该是墓主生前的妃妾或近侍宫女。墓中共出土随葬品一万五千多件，其中，青铜器和金、玉、漆、木、竹等器七千多件，各种铭文万余字。
通过分析出土铭文，人们了解到，此墓的墓主是战国初期名叫乙的曾国国君——曾侯乙，其下葬约在公元前433年。
以“曾”为名的国家，不见于传世文献，但在考古资料中时有发现。曾侯乙墓的发现表明，在战国初期，汉水以东随州地区曾有一个以“曾”为名的诸侯国。与随州地区考古发现的其他材料相印证，可以断定曾国是汉水流域的姬姓诸侯国。但文献记载中，此地却是西周所建姬姓封国随的故地。曾国与随国，到底是一个国家，还是两个国家？学术界对此有较大争议。李学勤先生曾撰《曾国之谜》一文，力证“曾即是随”，曾、随实际上是一国两名。
曾侯乙墓发掘出土了大量器物，包括乐器、漆木器、金器、墨竹书简、青铜礼器、棺椁等无不见证了当时文明所达到的高度。尤其是该墓出土的一架青铜编钟，更是极为难得的文化精品，曾被誉为“世界第八大奇迹”。
曾侯乙墓出土的青铜编钟，被命名为“曾侯乙编钟”。编钟是先秦时代的一种组合乐器，通常是按钟的大小、音律、音高，把多枚青铜钟编列成组，可以演奏出悠扬悦耳的乐曲。在先秦时期，编钟和编磬是贵族祭祀、宴乐、典礼等场合使用的重要乐器，在古代礼乐仪式中具有主导作用。编钟通常为青铜钟，编磬则主要是石制，两者搭配，古称“金石之音”。
曾侯乙编钟是目前考古发现所见最大的编钟组合。全套编钟共六十五枚，分八组，悬挂在铜、木做成的三层钟架上。其中，上层三组十九件为钮钟；中层三组三十三件为甬钟，分短枚、无枚、长枚等三种样式；下层为两组大型长枚甬钟，共十二件；另有镈钟一件。最大的一件编钟通高152.3厘米，重203.6公斤；最小的一件通高20.2厘米，重2.4公斤。
编钟的钟架，由长短不同的两堵立面垂直相交，呈曲尺形，全长10.79米，高2.73米，七根彩绘木梁两端以蟠龙纹铜套加固，其上饰有二百四十多个青铜构件，下有六个佩剑的青铜武士和八根圆柱承载。编钟的装配和布局，无论是从力学角度，还是从美学角度，或者从实际操作的角度来看，都显得十分合理。
编钟的钟及钟架的铜构件，均是铜、锡、铅合金，由多种复杂工艺制作而成。全套编钟的装饰，有人、兽、龙、花和多种几何形纹，采用圆雕、浮雕、阴刻、彩绘等多种技法，以赤、黑、黄色与青铜本色相映衬，显得庄重肃穆，精美壮观。
钟体总重两千五百六十七公斤，如果加上钟架（含挂钩）铜质部分，合计约四千四百二十一公斤。其重量、体积在古代编钟中是罕见的。经学者研究，这套编钟需要由五人组成的乐队来演奏，其中三人双手执木槌掌奏中、上层钟，两人各持撞钟木棒，掌奏下层钟。
编钟及钟架、架钩上有铭文三千七百五十五字，内容为编号、记事、标音及乐律理论。铭文多数都是错金。其中，甬钟的记事铭文为“曾侯乙作持”，显示此套编钟的制作和享用者都是曾侯乙。上层十九枚钟的铭文只标音名，中、下层四十五枚钟上不仅标着音名，还有较长的乐律铭文，详细记载着编钟的律名、阶名和变化音名等。镈钟的铭文则记载了楚王熊章为曾侯乙铸宗彝一事。
编钟的标音铭文，标示了钟的悬击位置或敲击部位及其所发音的名称。乐律理论记述了曾国与楚、晋、齐、申、周等国的律名对应关系。镈钟铭所见律名二十八个、阶名六十六个，绝大多数都是前所未知的新材料。这套编钟的铭文是一部重要的中国古代乐律理论专著。
整套编钟音色优美、音域宽广，音列充实，基调与现代的C大调相同。每件钟均有呈三度音程的两个乐音，可以分别击发而互不干扰，亦可同时击发构成悦耳的和声。全套编钟有五个八度，只比现代钢琴少一个八度，其中既有深沉浑厚的低音，也有圆润淳朴的中音和清脆明快的高音，其音域自C2至D7，中心音域内具十二半音，可以旋宫转调，演奏七声音阶的多种乐曲。考古工作者与文艺工作者合作，探索用此钟演奏出各种中外名曲，其优美的音色，无不令人称奇。
编钟之外，曾侯乙墓还出土了三十二枚编磬，为石灰石或大理石磨成，分为两层四组挂于青铜错金磬架上，形若倨句，大小各异。其中，一枚编磬上有“曾侯乙作持用终”的铭文。此外，编磬上还刻有（少量为墨笔书写）编号和乐律铭文，计七百零八字，大意与曾侯乙编钟铭辞相通。经复原研究，可知其音域跨三个八度，十二半音齐备。编磬音色清脆，演奏时，需双手执磬槌，跪地而击。
曾侯乙墓的第二项重大考古发现，是在墓中出土的一件漆箱盖上发现了古代二十八宿的天文星宿图案。这件漆箱呈长方形，通长82.8厘米，宽47厘米，高44.8厘米，内涂红漆，外以黑漆为底色，加施红彩。漆箱盖面的正中，有一个朱书篆文“鬥（斗）”字，环绕“鬥”字，按顺时针方向排列着二十八宿的名称，被“鬥”字笔画的延伸线划为四个区域。漆箱盖所记“二十八宿”名称，与《史记·天官书》所载基本相同。盖顶两端分别绘有青龙、白虎的图案，恰好对应这二十八宿的东方七宿和西方七宿，应该与古代天文图的“左青龙，右白虎，前朱雀，后玄武”概念有关。另外，在亢宿之下有“甲寅三日”四个字。
衣箱两端面，一面绘有蟾蜍图和星点纹，另一面绘有大蘑菇云纹和星点纹；两个侧面，一面绘有两兽对峙、卷云纹、星点纹，另一面则没有花纹。这件衣箱盖图案，是我国迄今所发现的二十八宿天文星图与北斗及四象相配的最早的天文学实物资料，说明我国至少在战国早期就已有完整的二十八宿天文概念，是二十八宿理论源出我国先秦时期的重要物证。
曾侯乙墓出土文物中，还包括大量青铜礼器，主要有：镬鼎两件、升鼎九件、饲鼎九件、簋八件、簠四件、大尊缶一对、联座壶一对、冰鉴一对、尊盘一套二件及盥缶四件，等等。其中的尊盘是用先进的失蜡法铸造，表现出战国时期青铜冶铸业所达到的高水平。
曾侯乙墓出土竹简二百零四枚，简上有墨书文字，字数不等，多者六十二字（简212），最少的四字（简118），总计六千六百九十六字。从其中所记内容来看，曾国与楚国有着密切关系，曾侯乙去世时，楚王和楚国的太子、令尹、鲁阳公、阳城君、平夜君等，皆有车马的馈赠。竹简所记葬仪中御者的官衔，大多与楚国相同或相近，显示楚国官制对曾国的较大影响，同时也表明，曾侯乙同楚国的王公贵族之间有着密切的交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