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束语
经过持久的较量，战国七雄之间的兼并战争终于有了结果。公元前221年，秦王政灭掉六国，一统天下，建立秦帝国，列国纷争割据局面最终结束，中国历史迎来了新的政治统一。
秦国地居西陲却能够赢得兼并战争的最终胜利，后人对此有多种解释。其中，有一种代表性的看法认为，秦国是凭借其所拥有的明显的地理优势，最终赢得了天下。这种观点强调，秦国据有土地肥沃的关中地区，西边没有强敌，东面有黄河天险和函谷关可据守，进可攻，退可守，地理优势远比处于“四战之地”的魏、韩等国要强得多。也有人主张从制度建设的角度讨论秦国最终取胜的原因，认为商鞅在秦推行变法，最彻底，最坚决，这就为秦的统一奠定了牢固的制度基础。还有人强调战略选择的重要性，认为秦进攻山东六国之前，先巩固了西北边疆，又占据了汉中地区和巴蜀地区，获得了雄厚的纵深后方和广阔的回旋余地，为统一天下奠定了基础。应该说，这些分析都是很有道理的。
如果从国家能力建设的视角看，秦的最终统一并不是偶然的，而是战国时期列国势力动态消长变化的结果，自有一个生成—竞争—积累—转化的演化过程。
战国初期，以三晋地区的韩、赵、魏三国势头最猛。这三个国家，先是魏国，其次是韩国和赵国，挟春秋霸主晋国之余威，先后推行变法措施，国力渐强，引发了其他国家的争相效仿，最终催生了以战国七雄为主体的区域性集权国家。到战国中期以后，七雄的国力、军力各有消长，魏、韩、赵三国的整体实力渐次削弱，在真正具有潜力统一天下的候选国家中，大概以秦、齐、楚三国为主。
这三个国家，所处的地缘政治格局有很大的相似之处。它们都处于列国竞争的外围，各有其广阔的战略纵深，同时也具备较强的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但齐、楚两国最终无法战胜强秦而失败，除了两国统治者在战略决策方面因目光短浅而招致严重的失误之外，还与他们各自所选择的国家治理模式有一定关联。
具体来说，战国七雄在兼并战争的竞争压力下，到战国末期，最后演化出了三种有代表性的国家治理模式，正好对应着秦、齐、楚三个区域性大国。
这三种代表性的国家治理模式，各有特点：
第一种治理模式是秦国模式，以法治为主，以耕战为本；政治制度上，特别强调法术刑名之学的“一断于法”的作用；社会经济政策方面，把奖励耕战作为第一要务。秦国的模式，实际上承袭自三晋国家的法家传统，后经商鞅变法而得以确立。秦国在三晋国家所开创的治理制度的基础上，有所创新和发展，最终形成了“强国家、隆法治、重耕战”的集权治理模式，国家的社会动员能力和经济汲取能力不断强化，使秦国在列国竞争中获得了强大的制度优势。
第二种治理模式是齐国模式。齐国临近山东半岛地区，富有山海渔盐之利，历史上就有浓厚的重商传统，市场经济尤其发达。齐国工商业的发达情况，从齐都临淄出土的战国齐陶文中可窥一斑。由于工商业经济发达，思想自由度也高，齐国设立“稷下学宫”，用优厚条件吸引各国学者，成为一时之选。《管子·轻重》中，曾多次提到以“轻重”为核心的商战概念，与齐国运用市场经济实施跨国竞争的策略有关。但齐国模式也有其自身弱点：一是国家集权能力偏弱；二是过分倚重市场经济导致民富国穷；三是齐国的执政大臣，如孟尝君等人，多有个人私心，导致齐国的政治凝聚力差。战国后期，燕国大将乐毅率军攻齐，半年之内连下齐国七十余城，最后只剩下了莒和即墨两城未被占领，齐国几乎灭国。这正反映出了齐国的工商立国模式的重大缺陷。
第三种治理模式是楚国模式。长期以来，楚国的国家治理大都是以楚王和景、屈、昭等贵族家族“共治”为主。楚国贵族势力对国家治理有极大的影响，导致楚国政治出现凝聚力差、缺乏长远战略规划等致命弱点。战国中期，楚国的综合国力可与秦国相媲美，但楚国国君（楚怀王）却缺乏深刻的战略思维，偏听偏信，楚国大臣们又大多只关心自己的家族利益，很少考虑国家整体利益，导致楚国在国家战略选择上瞻前顾后，目标游移，举棋不定，一会儿联齐，一会儿联秦，政治投机的“机会主义”严重，自然无法在长期竞争中最后胜出。
战国七雄之间的兼并战争最终以秦国赢得天下为结局，这标志着以秦国为主的“强国家”治理模式的最终胜出。战国末期，著名的思想家荀子曾到秦国考察，他看到秦国社会治理的情景，感叹秦之所以胜，“非幸也，数也”。在荀子看来，秦能统一天下，不是偶然的事件，而自有其深刻的历史必然性。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灭六国，建立了秦王朝，开启了古代中国的“大地域”帝国统治模式。秦帝国的疆域面积广阔，在古代缺乏现代交通手段和通信技术条件的背景下，如何实现有效治理，是很有难度的问题。秦的统治技术在很大程度上来自战国时期的历史累积。战国时期的一系列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的变革，为秦汉帝国政治的建立，提供了必要的制度基础、治理技术和治理理念。没有战国的世局变迁，就不会有秦汉“大一统”格局的最终出现。
但秦的统一并不是一蹴而就的。在政治统一的目标实现之后，还需要进一步推动社会融合与思想整合。但秦始皇对秦制“强国家”的治理模式过分自信，导致其形成了严重的制度依赖心理，在全国大力推行“以法为教，以吏为师”，迷信国家政治强力，不仅无法有效地形成深度的社会融合，也无法有效地实现思想意识的观念整合，最终招致“二世而亡”的命运。但统一的历史趋势，却是不可阻挡的。最终，刘邦集团在秦末局势中脱颖而出，建立了汉朝，初步完成了社会整合，消解了政治与社会之间的紧张关系，成为秦始皇大一统政治的“遗嘱执行人”。之后，经过西汉多年经营，直到汉武帝刘彻中期，中国才最终完成了思想文化上的“大一统”，秦汉王朝所开辟的“大地域”帝国治理的秩序格局最终得以定型。战国历史剧变的活剧，至此才算是彻底完结。
作为本书的结语，最后用三句话简要地概括一下战国时代：
第一句话：战国时期是一个天下大乱的世道。这个世道不怎么好，虽然有些现代学者基于思想史的视角，很喜欢这个世道的思想自由气氛，但对于普通人来说，这个世道实在是太过混乱，有着无数的战祸与灾难，实在不是一个理想的太平时代。
第二句话：战国时期是一个历史剧变的世道。战国历史总体上处于巨大的社会转型过程中，传统的秩序渐趋解体，新的秩序尚在探索。在这样的历史剧变面前，单靠老皇历是不行的，需要做出彻底的改革。战国变法的历史合理性，就蕴含在其中。
第三句话：战国时期是一个极有变革活力的世道。战国时期，各国推行变法，是在历史情势和现实压力下实现的制度创新尝试，不仅激发了新的治理格局，也激发了巨大的社会活力和探索精神，对后世历史产生了深远影响。历史的苦难恰是文明新生的代价，这正是历史辩证法的奥秘所在。
总之，战国时期是一个剧烈变化的历史转型期，也是一个充满活力的变革创新期，是五千年中国文明史长河中的一个重要转折点。中国古代社会的“深度变迁”与“结构再造”，均与战国历史变迁有密切关系。正因为“变革”的因素贯穿了战国历史的全过程，最终才能够以二百五十年衔接起前后的两个两千年，融合前世，熔铸新世，成为古代中国整体历史进程中承前启后的重要节点。其中蕴含的巨大的思想魅力和深刻的历史密码，值得后人认真揣摩、仔细回味、深刻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