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秦岭（7）

她丈夫也是她的高中同学，分回安康的第一天，梦想就是回西安。他为此辞掉了公务员，考了建设银行的职员，终于在几年后调去了省行，一同带走了父母和孩子，让孩子在西安上学。李纹独自待在安康几年，却渐渐喜欢上安康，并不想跟随老公孩子调去省城。以前那么亲近的家人，看起来也没有那么必需，倒是自己在这边过得自在，甚至恢复了隔两天就去江边，顺着堤岸走一走，把脚浸在江水里过上半天的习惯。眼前这条江变得像洪水之前一样平静，回到了童年时候。如果再次发洪水，她不想再次过江，愿意留在城里，把父亲送过桥去。别人都离开了，总还需要有一个人留下来吧，她就是这个人。她愿意做这个人。有一天她鼓起勇气，尝试向丈夫提出分手，却被当头一句镇住了：

“小样，你这辈子甭想逃出我的手心。”

她感到无言以对的权威和温暖，开始考虑调往西安，之后终于辞职，到省城后找了一个企业里的工作。到西安之后，散漫的状态立刻消失了，开始为孩子的小升初、家里换大房子奔忙，她像换了一个人，追赶着省城的节奏。所有悠长散漫的记忆，都荡漾在当年浸泡过脚面的江水中了。

我也离开了安康，没有再次北上，顺流往东去了上海。经过无数个隧洞之后，我第一次看到了山的尽头，不像关中平原那样处在不远处的南北两面，总是感到不可撼动的存在。真的消失了，最后一座小山坡，像一朵浪花滑入了平原的堤岸。

我的人生路上，似乎不再有必须翻越的界限。

从北京回乡，路过西安，我去长安县找刘牧，他带我搭车经过沣河大桥去秦镇，说这里的米皮最正宗。

这似乎就是梁生宝买稻种经过的那条河。过了河进入山脚地带，略微脱离关中平原的界限，连同秦镇的名字一起，使我感觉亲切。红油米皮的印象倒没有那么深刻。到处是新建的砖房，夹着一两幢落伍的板棚老房子，气息浓厚却不久于世。

老街的面貌保留得完整一些，有些卖米粮酱油菜刀的招牌。刘牧带我到一家门面，光线晦暗，摆着一副锅灶和一个大坛子，也没有招牌，看不出特别的经营，喊了两声才从里面出来，就是他说的卖酒老太。人有点打飘，是小脚，见面还认得他，说给你们温酒啊。刘牧说还是来一壶，老太就去忙，先进了里间，一会儿出来，一边俯身在锅灶上忙活，一边时而转身和刘牧说话。

等会儿拿上桌来，我看到是一个特别的壶，似乎有腰身，还没有看明白。度量很大，远远超出了我们两人的量。刘牧却笑着去拿，提出一个小壶来。我才明白，内里另有一层。

这是一种暖壶，拿起来有些晃荡，像是幼时见过家里分地主的水烟袋。热水装在外边的一层壶体里，酒在里层的小壶中，保持温热。拿出来，只是一个小小的锡壶，两人喝的量。里面还加了姜丝。

老太太忽然想起来什么，过来跟刘牧说，我跟你说件事，给我参考下。老太的口音是纯正的关中口音，咬字温和中带有严肃，只有上了年纪的人，会带这样的口音，像是隐秘的另一种语言。她的疑难是关于这处存身的房子。老太太嫁过两门，第一门男人过世得早，她改嫁时把儿子留在了夫家。现在第二门老汉又过世了，有个侄子愿意抚养她，为她置办棺材，养老送终，将来她过世之后，房子归侄子。

不料现在老街可能要拆迁，第一门的儿子看上了这院房子，说他是啥子“直系继承人”，几次来要，找房产证。前一次房子漏雨，儿子借口说向房管局申请修房补助，要用房产证，她把藏在床铺底下的房产证找出来给他了，儿子拿走了却没还回来，几次索要，只要回来个复印件，听人说是无效的。现在第二门的侄子还是表态，愿意负责她的养老送终，只要按原来的说法，死后房子归他继承，继承一部分也成。但儿子那边想全拿过去。她和儿子多少年不联系，儿子平时也从不来看她，只是听说了这个房子才来的。那次房子漏雨，儿子拿了房产证去，最终还是没修，雨漏到睡房地上成了一个坑，晚上她起夜都怕踩到水坑里，还是侄子找人来修补的。她现在担心儿子拿了房产证，又不管自己。哪天病了，没人伺候，死了无人安埋。要是真的得急病死了，倒也不要紧，横竖败席总有一领。只是怕一时死不了，瘫在床上。你说咋办。她严肃地问了这句，坐到我们的桌边来，一只手肘搁上已经看不出颜色的八仙桌。

刘牧说你别担心，房产证虽说被拿去了，证上还是你的名字，房子还是你的，儿子拿不走。至于说将来房子归谁，这个除了继承权，你的遗嘱也作数。万一你病了，儿子侄子照顾是一样的，你可以找人来公证，哪个为你生养死葬，房子归谁，主动权还是在你手里。老婆婆哦哦地点头，但看出来她的担心并未消失。

酒喝下去有点发热，似乎也柔和一些，果然和冷酒不一样。老婆婆和刘牧还在聊天，我走进里屋看看。这是一开间三进的房子，门面里边有一条封闭的过道，一个四周完全被隔起来的透光的小天井，里进是卧室，像一个完全和外界隔绝的袖珍盒子。站在旧式格子的木窗前，看到暗中微微反光的泥地，因为几代人的踩踏变得光滑润泽，带着微小的无数突起，和童年父母卧房里的地面一样，曾让我产生深深的好奇，以为是赤脚的脚丫特意踩出来的。屋子里半边是一张床，有些高，铺着青色碎花的单子，有点像粗制的瓷。枕头被子以及屋里的用具都是素色的，想到她十几年在这里清冷的生活，又有一种不真实感。

这是我知道的秦岭脚下唯一的一个老人。不知道她剩下的人生路程，还要独自在这间卧室的盒子和黑暗的门面之间来往多少次。桌上暖壶里的酒，还有几分余温。

大约她的担心是过虑，不管房子归谁，过世之后，总可得到一处安葬之地。毕竟她是本地的人。

我唯一知道葬在这秦岭脚下的人，是忠家公的结发妻子，虽然有棺木收殓，却是寄居外乡，终究抷土无存。

忠家公年轻时在西安做建筑工人，后来因故坐了两年牢。出来以后，妻子也生病死了，留下一个儿子。忠家公进秦岭砍树，卖工换了半车木料打了副棺材，把妻子安埋在秦岭脚下，又把儿子留给兄弟抚养。忠家公回到了安康，落实政策后在粮站工作，却又在粮食局改革时丢了工作，以后又结婚离婚，两个女儿跟着妻子走了。忠家公剩了一个人漂。兄弟在西安，一直在给建筑公司领导开车，忠家公的情形渐次沦落，两人的关系就冷淡起来。我见过忠家公在西安带人承包工程期间，因为缺碗到弟弟家借，弟弟说你包工程连个碗都买不起，碗都是自家吃的，怎么外借，忠家公就使气走了，再也不进弟弟的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