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九、先救鸦片烟鬼（2）

戒毒者至少住一个月，住院费加上伙食费远比吸烟的开销少得多。随着一批接一批的“烟鬼”变回正常人，四圣祠男医院的声名越传越大，求医者应接不暇。一忙起来，启尔德既是院长又是医生，还当护士、护工，见哪里出现空当就冲向哪里。

入院的头三天，病人痛不欲生。要将狂躁不安者按倒在床上，真要花大力气，出一身大汗。那时，启尔德就会充当护工。猝不及防，病人发吐，污秽之物，喷他一身。往往一“花”引来百“花”开，病人们吐得满地都是，臭不可闻，让医生护士忙得团团转。

启尔德在回忆那一段工作时，曾说道：“医生，不仅要面对流血与死亡，更要在日常工作中面对污秽的排泄物、呕吐物。作为医生，对于排泄物和呕吐物，不仅不能嫌弃，更要好好研究，因为它们或许能为你的治病救人提供依据。”

让启尔德难受的是戒毒者呼出的气味！那是什么感觉啊？仿佛突然走进死了一千只老鼠的臭阴沟，那是一种极其刺鼻的腐败的气味，令人窒息。每天，启尔德要走进戒毒病房，贴近戒毒者，那是一种怎样的折磨。

但是，每天都看得到治疗效果——戒毒者只要在医生的帮助下熬过前三天，第四天的状况就会明显改善。一周左右，病人的睡眠、饮食都开始好转。经过两周至三周，病人就会有明显改变，开始长肉，皮肤变得洁净而滋润，他们开始有了笑容。那是挣脱了鸦片恶魔、获得新生的笑容——这是启尔德最感宽慰的事。

在与鸦片恶魔搏斗时，启尔德并未感到孤独。

1858年中英《天津条约》规定在华鸦片贸易“合法化”之后，越来越多的英国传教士极力反对这种罪恶的贸易，并形成共识：鸦片贸易的罪魁祸首并非那些贩卖鸦片的英国商人，而是力主鸦片贸易的英国政府。

早在启尔德来华之前的1877年5月，在上海召开的第一次在华基督教士大会，就将反对鸦片贸易作为一个重要议题予以讨论。此次大会，最响亮的一句话是：

有道德上的错误，就不可能有政治上的正确！

来自英国的传教士们居然对他们的政府发难，真是闻所未闻！

基督教伦敦会派到香港和广东一带传教的丹拿牧师，对自己国家的行为深以为耻。他不惜辞去在香港的传教职务，回到英国，专心推动反对鸦片贸易的运动。1874年，丹拿出版《英国的鸦片政策及其对印度、中国的后果》一书。他在书中分析了英国东印度公司、英国政府和中国政府在鸦片贸易问题上所应承担的责任，最后指明英国鸦片贸易政策所带来的祸害。在丹拿的四处奔走下，由曾经来华的传教士发起、旨在推动大规模禁烟运动的组织——英东禁止鸦片贸易会于1874年11月14日在伦敦成立。

1906年5月30日，在英东禁烟会的不懈努力下，十余年的较量终于有了结果，英国国会通过了动议，确认鸦片贸易是违反道德的。1906年9月20日，光绪皇帝颁布谕旨，限十年内完全废止吸食鸦片，并同时颁布限制吸食鸦片的新规条。1907年12月至1908年1月间，英国政府开始与清政府协商，以三年为试验期，逐步减少印度鸦片向中国的输入。

1909年初，四川的地方政府下了最后通令，规定在4月底，所有烟馆必须无条件关闭。果然，成都的五百多家烟馆全部关闭。同时，出现了另一道风景，就是警察全都行动起来，成为戒烟的宣讲者。他们租用一些房子，作为“劝导室”，集合起烟民来，讲解鸦片的危害和禁烟的政策。

启尔德在1910年出版的《治病救人》一书中，记录了他亲历的清朝末年的禁烟运动，为我们留下了珍贵的文史资料。他在书中还记录了1909年由官方召开的、有五千人参加的禁烟大会。

据秦和平考证：此次大会召开的地点在现在的督院街，那时街上还有个广场。四川总督赵尔巽出席了大会，由一位官员代他宣读了“重要讲话”。外国传教士代表也在大会上发了言。

启尔德目睹了黑压压的群众站在广场上，大多数人的眼光是温和的，听懂了光绪皇帝的圣旨和封疆大吏的“重要讲话”，噢噢地呼应着。也有一些人烟瘾发作，开始流鼻涕打哈欠。不到半小时的大会，将散漫的人群集合起来就花了半天时间。

散会后，从督院街回到四圣祠街，晚霞中的老街好像也抖擞起精神。启尔德的心情是很愉快的。姗姗来迟的成功，也是成功。

两年之后，屹立于亚洲之东二百六十八年的大清帝国轰然崩塌。回忆起那天的晚霞，用中国的成语来说，那真是“回光返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