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四、戒严之夜急出诊

民国初年，四川进入军阀割据时代，先是拥袁与倒袁的两大派系你杀过来我杀过去，策反倒戈，转胜为败，惊天闹剧演不断，城头变幻大王旗。之后是刘氏叔侄反目，拍桌子吵不过瘾，用枪炮吵，吵得满天腥风血雨，杨森、田颂尧、邓锡侯、潘文华也搅入其中。那段混乱的内战史，四川的老百姓弄不明白，洋人们更是云里雾里。那时，川军给老百姓留下的坏印象，就不必赘述了。但是，抗战炮声一响起，先后有三百多万川军慷慨赴国难，成为坚持到抗战胜利的中国重要的武装力量之一。

对于谢道坚和洋医生们来说，战乱更平添了救死扶伤的难度。

1928年，“大革命”失败后的第二年，四川的军阀们又开始混战。谢道坚在加拿大接受了两次腹腔手术，不顾家人阻拦，拖着虚弱的身体，又一次横渡太平洋，独自来到巷战中的成都。

这一夜，医院上空，子弹乱飞，爆炸声不断震颤窗棂。兵荒马乱，给匪盗提供了抢掠良机，四圣祠街的仁济男医院，不得不早早关紧了大门。

这天晚上，机关枪炒豆般嗒嗒地响个不停。

嘭嘭嘭的敲门声，惊醒了谢道坚。

守门的大爷坚决不开门。

敲门人大声呼喊谢医生的大名，并报上了自己的姓名。来者是成都有名的实业家，姓彭。彭老板声嘶力竭地喊道：“谢医生，救命啊！我家内人难产，三天生不下来……救命啊，谢医生！”

大门吱呀一声，开了。彭老板来不及叩头，谢道坚已将红灯笼一举，说：“我们赶紧走！”

刚走了半条街，就是哨卡。听见步枪拉栓的咔嚓声。几条黑影厉声喝道：“口令！”

谢道坚用纯粹的成都话答道：“我是仁济医院的医生，去给产妇接生！”

洋医生的好名声是从枪林弹雨中挣得的！从辛亥革命到如今，他们举起红十字旗，在战火中抢救伤员，走街串巷抢救被误伤的民众，救下多少人命？看对面，确实有一个高鼻子的洋人，举起红灯笼晃了晃，几支枪一齐放下来了：“好，你们过吧！”

又一道哨卡在吼叫：“口令！”

谢道坚又一次喊道：“我是仁济医院的医生，去给产妇接生！”

六道哨卡过完，晨光初露。谢道坚终于看到一息尚存的产妇。几个产婆伫立一旁，个个愁眉紧锁，束手无策。

谢道坚对彭老板说：“马上做剖腹产手术，也许还来得及。”

深宅大院中的这个传统大家庭，从未听说过生娃娃要动刀子。彭老板立即向族长和各位先辈请示。一个个摇着白胡子，愤然拒绝：不准！坚决不准！在祖传老屋动刀子，引来“血光之灾”，“亵渎了祖上”，“冒犯了神明”，如何了得？

谢道坚喝道：“马上抬走——到四圣祠街！”

一路狂奔，一路吆喝，产妇被抬进了手术室。气喘吁吁的谢道坚已换上了消毒衣，做好手术准备。

清晨，枪声渐渐稀疏。

突然，哇的一声，一个新生男婴的哭声，如闪电撕开天幕，让猝不及防的医院为之一阵战栗。接着，哇哇的哭声越来越洪亮，它压倒了枪声，应和着鸟鸣，伴着清晨的霞光飘向古老的街巷。

彭老板喜得贵子，竟在手术室门外泣不成声。

谢道坚一身冷汗，又急又累，又饿又渴，几近虚脱。

据乐山、成都的医院统计，谢道坚一生做过上万台大手术、无数台小手术，拯救过成千上万中国人的生命。

在生命的最后两年，他更是不顾一切地拼命工作。

他在给多伦多的友人的信中写道：

现在刚好十点。我才开始写信，这就是一个有意思的生活，我没有任何抱怨。早上五点钟，我被叫去看了一例产科病例，又去两所医院看了一些病人。十点我按时穿好衣服准时去主日学校，如往常一样引领祷告，唱诗班唱歌。然后必须再次回到医院。此时，来了一位妇女，检查发现急需做剖腹产手术。于是我给她做了手术，然后又回实验室工作。这是多么忙于做手术的一周！仅妇科、产科、外科，在成都已有一大堆事等着我去做。这是繁忙的生活，也是充满巨大责任的真正工作。如此多的决策需要我独立承担。

我最近做了几台腹部大手术。星期二在妇科医院，当我希望在华西做而未能实现时只好在那里做了两台。星期四又做了一台。然后是周三为一个慢性胸腔积液的病人做了一台胸腔成形术。那是全中国首例这样的手术。因为这是胸腔外科学较新的手术。我自己通过实践学习到更多的东西，对病人似乎也更好。

这是伟大的生活。照顾病人实际上就是祈求神灵，再没有别的事像这样特别让我投入其中……

这是崇高的生活，充满欢愉和乐趣，艰苦而责任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