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十七、三峡升起紫色云雾（2）

最初确实比较艰苦。在头四五年，我们的预算除每位教师一年二百美元工资外，就没别的钱了。我们开始上生理课时，全部设备就是一些试管、烧杯、瓶子、酒精灯和火柴。

没有参考书和图书馆，我们买到一本第一版的《格雷解剖学》?一用就用了几年。至于学生用的教科书，我们每年给五十美元去购买书装备图书馆，但书都在从上海到成都的途中被水浸湿，甚至被盗窃或丢失了。我们只有手写提纲并翻译过来，再请中文老师抄写好交给学生，甚至连使用的纸都没有，让老师自己去想办法解决。

因为我们穷，缺乏设备，教室不够，需要一座图书馆和大量期刊……我们所需的全部项目中，真正能够得到的实在是太少太少，而得不到的实在是太多太多。

在成都，加拿大教会的联合会是主张尽快办成医学院的领头羊。第一次会议是在1914年11月2日由启尔德召集，在他办公室召开的。

甘来德被推选为院务委员会主席，莫尔思为秘书。出席会议的有甘来德、启尔德、谢道坚、莫尔思以及非医学成员班勤。

早期的工作人员，除了以上五位，还有牙科的林则和唐茂森，药学系的米玉士。

在我们的奋斗过程中，从未遇到过像1915-1917年间那样的低潮，这可能是部分也可能是全部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影响，没有新人来补充，本来已经安排的医学博士E.C.威尔福德也没有来。1916年4月，我们决定停招新生，并不是因为什么罕见的事，而是医院在岗的教师只有三人。

1919年，启尔德回国休假；1920年，启尔德病逝。他的教学，深受中国学生喜爱。他们夫妇是医学院的台柱子。启尔德，作为创办医学院的先驱，他也许比其他任何人都值得怀念。

1919年，在成都创办成仁医院，后来担任华西医学院首任院长的甘来德回国未归，他的位置无人填补。他和他的夫人为华西坝创造的功绩是难以估量的。

1920年，多伦多大学医学博士、优秀的外科医生胡祖遗来了。

1923年，一批人数最多、水平最高的教师来到了华西。他们是：

杨济灵，又名杨春普，多伦多大学医学博士，内科主任，教内科学、皮肤病学。他的夫人G.C.Best是很好的英语教师。

启真道，启尔德的大儿子，多伦多大学医学博士，教医学和牙学两院的生理和生物化学。他的夫人启静卿，多伦多大学医学博士，教儿科学和精神病学。

刘延龄，多伦多大学皇家牙医学院博士。

最值得我们称道的，这的确是一群最能吃苦的医学传教士、基督徒。愿意去救助那些急需我们救助的人，我们做了力所能及的事，我们的学院是有双侧先天性髋关节脱臼的早产儿。

“早产儿”，真是妙喻——在华西协合大学还在草创、各方面条件都还不成熟的情况下，又“生下”个医学院。这个医学院是不可能养活自己的，因为“双侧先天性髋关节脱臼”，连行走都困难，移步出外乞讨都不可能，只能喂养。

请注意，胡祖遗、杨济灵、启真道、刘延龄，全都是来自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医学院、牙学院，这些白求恩的校友，无一不是道德高尚、技术精湛的优秀医生。

中国民谚说：“不当家不知柴米贵。”作为医学院首任秘书、第二任院长，莫尔思在《紫色云雾中的三个十字架》一书中，有大量的让他伤透脑筋的财务问题的描述：

1914-1916年，学校的财经情况是很困难的，所以医学院从未提出任何经费要求。头五年的预算总共为1126.69美元，平均每年为215.34美元。而1917年实际开支合计558.39美元，其明细如下：

1.助理人员工资 25.00美元

2.供学生使用的显微镜 350.00美元

3.印刷出版设备 75.00美元

4.运输费用 50.00美元

5.杂费 25.00美元

6.邮费 5.00美元

7.看门人工资 20.00美元

8.保险费 8.39美元

莫尔思院长，没有秘书，甚至没有一个属于他的打字员。唯有努力工作，努力，再努力。

1920年是医学院历史上很重要又令人激动的一年。这年6月，学习内科的四名学生刘月亭、胡承先、李义铭、颜相和毕业。令莫尔思感到“像妈妈生第一个孩子那样喜悦”。

1924年，医学院开始招收第一批女生。来自芦山的乐以成走进了华西校门，1932年毕业，是华西医学院的第一位女博士。

1926年毕业的五名学生中，有后来成为“儿科泰斗”的杜顺德。

20世纪20年代，相比经济上最困难的1914年至1919年，又是另一种困难，这就是“收回教育主权”的呼声，“非基督教运动”引发的对西方教育与医学的排斥。

莫尔思明白：要想否定“基督教会=帝国主义”这个盛行于中国的公式，需要时间，需要大量呈现于亿万老百姓眼前的事实。

从创建大学开始，莫尔思以及启尔德等人，就在不断与五个差会商榷，不断修正目标。

莫尔思认为，学校这艘船“这十年里，好像航行在迷雾中，狂风似乎要掀翻这艘船，不过现在乌云已经散去，风也停下来了”。他的信心，来自终于有学生毕业了，这是最可喜的成果。他写道：

在将来的中国历史中，会有一个短的章节来写这个国家文艺复兴的伟大影响时，会记录下：中国的教会医学学校是在他们自己的土地上，用他们自己的语言，培养为他们自己的人民服务的医生。

请注意莫尔思说的，三个中国“自己的”!

莫尔思以博大的襟怀表白：

医学传教士们，不要想到我们的民族、人种、国家的界限，我们都是国际性的自然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