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十九、戴谦和开创的博物馆

在华西坝若有人问起：“哪个是戴谦和？”答曰：“就是冬天喜欢穿‘抱鸡婆棉鞋’的那个洋人。”

戴谦和于1908年踏上中国的土地，是华西协合大学开办时的第一批教师之一，直到1948年退休回国，在成都生活了四十年。他名如其人，真是“谦和”，中国人叫他“戴洋人”。据他的学生回忆：“先生非常简朴，衣着很不讲究。老穿一件过时的旧西装，袜子破了，皮鞋坏了，衣服烂了，修理补缀了再穿。他是西洋人中最不讲究的一位先生。冬天喜欢穿中式棉鞋，夏天爱穿黄色短裤，进城总是跑路。他说：‘跑路又经济，又可以运动一下身体。’”

戴谦和五次任理学院院长，数次兼任数理系系主任，曾培养了中国优秀的天文学家李珩等一大批人才。而最值得称道的是，他创建了华西协合大学博物馆，并担任了十八年的馆长。博物馆集收藏、陈列、展览、研究、教育于一体，戴谦和承担了馆内全部事务。

熟知他的朋友说：“戴谦和不是考古学家，却是最热心的‘票友’。他的兴趣爱好实在太广泛了，一生都在研读百科全书。”

他喜欢仰望天空，关注风云变幻，每天详细记录成都天气，坚持了四十年。华西坝流传着这样的话：“要想知道成都的天气如何，就去问戴谦和吧。”

他还关注大地，从地理、地质到地下埋藏的文物都怀有极大的兴趣。在广汉三星堆文物初露端倪之时，他就预言：“这个地区，将可能发现早期人类化石。”二十五年后，果然发现了“资阳人”头骨化石。

当然，作为人类学者，他更关注人和人类的文化活动。

走在老街古巷，戴谦和的眼睛老盯着窗户。对，他就是在研究中国的窗户。经过三十年的努力，他竟收集了六千多种从秦汉到明清的窗格式样。他喜欢中国的窗户。在华西协合大学的博物馆和图书馆，凌空吊下的雕花窗户，成了独特、典雅的装饰，真令人叫绝。1937年牛津大学出版其所著《中国窗格图案》,1943年由哈佛燕京学社再版。该书运用西方科学方法来研究中国传统建筑艺术，融科学与艺术为一体，是研究中国窗格图案的权威之作。

但是，在博物馆的建设方面，戴谦和不但不“谦和”，反而显得“野心勃勃”。

他一提及大学办的博物馆，言必称“哈佛”：“现代大学如果没有一个好的博物馆，是不完善的。一些一流大学不仅拥有博物馆，而且还创办有几个博物馆，如哈佛大学拥有福格艺术博物馆、皮博迪博物馆、日耳曼博物馆、生物博物馆、植物博物馆。”

1914年，华西协合大学仅有一个博物部，辅助戴谦和的是陶然士和叶长青。这两位传教士熟悉“藏彝走廊”，见多识广。戴谦和如获神助，不断施展吸入文物的“法力”。

在川大博物馆走廊墙上，有一张华西边疆研究学会1934-1935年度学术执行委员会的合影，居中一位大腹便便的学者，就是叶长青。他是长者、先行者，像一尊神，兀自站立在第一排正中，两边的学者都坐着。或许，这张照片让我们知道了他的地位，他是华西边疆研究学会唯一一位荣誉会长。蒋介石、宋美龄也只是荣誉会员。

作为学者，叶长青精通汉语和藏语，甚至藏区内不同的地方语。对于发轫于20世纪20年代的藏学研究，叶长青发表了大量有价值的藏学论著，无疑是民国时期藏学研究的开拓者和奠基者。他以坚毅的脚步行进在青藏高原东部横断山脉的“藏彝走廊”——有着极高山峰、低海拔冰川、湍急河流、高寒草原和深切峡谷的金沙江、大渡河、雅砻江流域；以近于疯狂的热情研究贡嘎山，他努力绘制并用文字描述“藏东最高峰”。他除了研究佛教传入之前西藏流行的本教和传入后藏传佛教的各个派别，还讨论藏区宗教的多样性。

叶长青有一种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深研精神。他通过上层人士疏通关系并获得了尼庵住持允许，走进尼庵，钻进低矮狭窄的“永远不可能让居住者感到舒适”的起居室，见到觉姆“睡觉时必须蜷缩着身体，或如佛像一样盘腿打坐，在任何情况下她们都不可能伸直身体”。叶长青第一次让世人知晓，觉姆就在这样的尼庵中过着圣洁的修行生活。

从1907年开始，叶长青是四川乃至华西史前石器的发现者。他将自己收藏的数百件史前石器悉数捐赠给博物馆。

玻璃柜中的石锛、石斧，比广汉三星堆的文物早一千年至几千年。当年，古蜀先民凭着这些原始工具开天辟地，顽强生活。这些石器，又如同地标一样将古蜀人的分布、迁徙路线指示得一清二楚。

徜徉在博物馆，从石器时代几步就跨越万年，走到汉代。汉砖、汉阙拓片、陪葬的陶制人俑，让我们听到了两千年前的笑声：说书人在笑，杂耍人在笑，农妇在笑，家禽在笑。一座农家院内，有家禽，有猪和牛，与至今犹存的川西农家大院没有太大的差别。

除了叶长青，另一位帮助戴谦和的人就是内地会传教士陶然士，一位擅长用中文写作的考古学家。他为博物馆收购了五千件藏品，主要是汉代和羌族文物。1908年，他就在乐山发掘了一座崖墓，就像打通了一条时间隧洞——他到了东汉。陪葬的，几乎没有一样物品是当地老百姓认为值钱的东西，全是大大小小的陶俑，人啊，狗啊，马啊。而考古学家的眼中，却看到了近两千年前东汉人鲜活的生活场景。

陶然士还是发现和考证被称为四川“蛮子”遗址的第一个西方人，也是最早发现华西石棺葬陶器遗物的学者。他致力于四川古代历史研究，1922年翻译了《华阳国志》中有关蜀国的章节，并发表在《华西教会新闻》上，将古蜀文化介绍给西方读者。陶然士还是羌族研究的先行者，其最重要的学术贡献是对羌族的宗教信仰进行了较为全面系统的阐述，专著有《青衣羌——羌族的历史、习俗和宗教》《羌族宗教的基本精神理念》《中国最早的传教士》等。

馆藏的重要文物数不胜数，最突出的是战国时期的青铜于。这尊于，整体造型优美，其盖子雕刻极为精细。它原是传教士鹿依士的收藏品，被戴谦和借去展览后，引起一片赞叹。鹿依士认为这样的宝藏放在博物馆更有价值，就慷慨捐赠了。鹿依士还捐有清代铜香炉、西藏镀金佛像等十三件高品位文物。

1928年，由毕启校长横渡太平洋，向美国人赖孟德募集资金修建的懋德堂落成。懋德堂主要用作图书馆和博物馆。巍峨的大屋顶，两层重檐横空展开，左右两厢从主楼伸出，好像巨人张开双臂，将前来学习和参观的师生拥入怀中。

进入20世纪30年代，博物馆又一度被称为哈佛燕京博物馆。

哈佛燕京学社成立于1928年1月，是凭借美国铝业大王霍尔遗产基金建立的汉学机构。同年，哈佛大学与中国燕京、岭南、金陵、华西协合、齐鲁和福建协和六所教会大学获得了不等额的霍尔基金。华西获得了每年两万美元的资助。由此，博物馆有了固定的经济来源，甚至在抗战的艰苦岁月里，馆藏品也在不断增添。

走进民俗馆，金碧辉煌的藏传佛教藏品耀人眼目。细看陈列方式，有些异样。

原来，在1933年之前，佛像都是按欧美博物馆的分类法摆设。那一年，发生叠溪大地震，半座县城掉进了岷江，损失非常惨重。1934年，根桑泽程活佛来成都为灾民化缘，受到华西协合大学的隆重接待，并应邀来博物馆参观。活佛看到了各种佛像以及黄教和黑教的宗教器物、唐卡画、法器，对馆藏之丰富表示称赞。他认为，佛像、佛灯等应按藏族佛堂式神龛布展，才能体现藏传佛教的精神。博物馆方面接受了活佛的意见，从那一年开始，直到现在，都是这样布展的。

1932年，在哈佛大学进修考古学的葛维汉回到了华西。那时，酷爱古董的戴谦和已收集了大量藏品，博物馆简直像个超大古玩店，亟须整理和进一步研究。经哈佛燕京学社和戴谦和的推荐，考虑到葛维汉在考古方面造诣很深，于是华西协合大学聘请葛维汉为博物馆继任馆长。

戴谦和的让贤，让出了一个惊天大成果——发现三星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