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十、葛维汉、林名均初探三星堆
2007年，我曾全程陪同中央电视台拍摄专题片《古蜀寻宗》。当飞行器在三星堆上空盘旋数圈之后，摄像师为同事们展现航拍资料时，大家都感叹说：“我们太低估古蜀人的智慧与魄力了！”
那以北面的鸭子河为屏障，东、西、南三面横跨马牧河的“土坡”，分明是一座古城的城墙。古城由一个外城和内城组成，总面积达十二平方公里，完全是一座气势恢宏的大都邑。这是距今已有三千年至五千年历史的古蜀文化遗址，它将古蜀文明向前推了一千五百年，被誉为“长江文明之源”。
这个源头，还是广汉农民燕保青两锄头挖出来的。
1929年春天，农民燕道诚带领家人，打算挖个水凼凼安放水车，儿子燕保青挥锄挖土，没料到碰到很坚硬的东西，随着“当”的一声响，震得虎口发麻，泥浆溅了一脸。他再次挥锄，又是“当”的一声。燕道诚惊讶地说：“泥巴里有啥子东西？”说着，父子俩扒开泥水，看见一块白色的石盘，直径约一尺半，再搬开石盘，舀净泥水，一坑玉器“出浴”，闪着莹莹的光，让燕氏父子目瞪口呆。
没料到，燕保青两锄头挖开了古蜀封闭了数千年的大门。
当天夜里，燕道诚全家动手，将四百多件玉器搬运回家，藏匿起来。不料，燕氏父子先后患病，自认为是挖掘宝藏惊动了神灵，决定“折财免灾”，将玉器分赠亲友，还将一只玉琮送给了广汉驻军混成旅二团的陶凯团长。陶团长只觉得这是件宝物，请古董商对其进行鉴定。古董商一见，拍案惊呼，这是无价之宝！成都著名金石学家龚熙台也购买了四件玉器，并写了一篇《古玉考》，发表在成都东方美术专科学校校刊的创刊号上。于是，古董商贩纷至沓来，真真假假的“广汉古玉”涌向市场，一些民众也开始在自己的田畴中胡掘乱挖，恨不得将广汉的地皮揭掉几层。
1931年，在广汉传教的英国传教士董宜笃购买到几件玉器，感受到一股来自远古的气息。他去请教戴谦和馆长。经戴谦和鉴定，这几件玉器至少是距今三千五百年的商周时期的祭祀器物。
1933年冬天，博物馆馆长已是葛维汉。在董宜笃的斡旋下，葛维汉获得了广汉县政府的批准以及四川省政府和四川省教育厅的发掘执照。葛维汉请毕业于华西协合大学文学院的林名均与之同行，并先期进行了地形地貌调查，决定来年开春便开始发掘。
林名均是在华西协合大学博物馆任职的第一个中国人。他学的是中文，国学底蕴深厚，是葛维汉不可或缺的帮手。
1934年3月1日，考古队来到燕道诚家，才发现有数十人已经抢先“开挖”，说是罗雨苍县长下的令。
葛维汉立即面见罗县长，耐心说明，考古发掘有一套科学方法，这样你一锄头我一锄头地挖个大土坑，破坏性很大，且弄不清楚年代。罗县长立即下令停止乱挖。
熟知国情的林名均提出了很好的建议：为避免产生“洋人跑到我们中国来抢宝藏”的流言并引发事端，这次发掘，还是由罗县长亲自主持，葛维汉做技术指导。
罗县长深知，本县土匪猖獗，四十里外有座寨子山，是个土匪窝子，若是土匪嗅到了发财的机会，不顾命地杀到发掘现场夺宝，岂不要坏了大事？于是，他立即联系陶团长，说明原委。陶团长一声令下，派了八十名荷枪实弹的官兵驻扎现场，保障发掘工作顺利进行。
1934年3月16日，是个风和日丽的好日子。鸭子河春水盈盈，河滩上禽鸣莺飞，野花疯长。令罗县长和燕道诚及邻里们大开眼界的是，葛维汉一行，先测绘地形地貌，定下坐标系，反复推敲，才确定了发掘位置。
葛维汉说：“所谓‘考古发掘’,就是打探方。”不一会儿，竟然挖出一个方形“田坎”。“田坎”之内，一层又一层地平行剥开。“田坎”一侧就出现不同色泽的沉积剖面。
葛维汉向罗县长解释说，我们脚下的土地，像是一本合上的书，一层层的沉积物就是它的“页码”。从每一层所挖到的物件，可以估计它的年代。比如，这个表层，是清代的沉积物，下面一层一层的，就是明代和元代的沉积物了，越是往下发掘，离我们的年份越是久远。
罗县长不禁叹道：“有道理，有道理。”
这是农历二月初的深夜，新月如钩，给黑黝黝的田野洒下些许光亮，不远处，古老的鸭子河奔流不息，訇然有声。在煤气灯的照耀下，发掘夜以继日地进行着。
葛维汉在他的《汉州发掘简报》中，详尽描绘了发掘地的环境：
燕家的一个小山旁，有个大半圆形弯曲地，好似一轮明月，名叫月亮湾。弯曲处有一家农舍，屋旁一码地有一棵孤树，也就是风水树。充满着神奇的力量——风水。南边较远处有座小山，山上有三个圆丘，被视为星座，人们称这土墩为三星堆。三星堆、孤树、月亮湾以及这块土地是显著的风水之地，并且是广汉的风水中心。
短短十天，就有石璧、石环、石斧、绿松石、料珠和陶器残片六百余件出土，在广汉展出了三天，轰动了全县。罗县长宣布：他代表广汉县，将全部文物赠送给华西协合大学博物馆。
1936年，葛维汉整理出《汉州发掘简报》，发表于《华西边疆研究学会杂志》第六卷，用手绘地图、照片、每件发掘物图片，加上详尽的文字说明，公布了最初的研究成果。1942年，林名均在《说文月刊》上发表了《广汉古代遗物之发现及发掘》，引领了国内学术界研究广汉古代遗物之风。1954年，时任西南博物院院长的冯汉骥重提三星堆一带有古文化遗产一事。1956年，四川省博物馆的王家祐、江甸潮在三星堆月亮湾一带进行了考古调查。1963年，冯汉骥率领联合考古队再次发掘月亮湾等地，他认识到这一带遗址如此密集，“很可能就是古代蜀国一个中心都邑”。
1986年——也就在第一次发掘五十二年之后，在距离葛维汉的探方仅仅六百米的地方，人们发现了三星堆的两个祭祀坑。这成为20世纪全人类考古最伟大的发现之一。
葛维汉不仅对文物有着浓厚兴趣，还对“非物质文化遗产”做了认真、准确、生动的记录。他下了很大的功夫，在苗寨收集整理了752则歌谣、说唱、民间故事。还请了三位苗家歌手到成都，请精通音乐的牙医刘延龄记谱。
1948年，葛维汉回国，定居科罗拉多州。他利用在中国收集的资料进行研究，继续著述，1954年史密斯索尼学院出版了他的《花苗的民歌与民间故事》，1958年又出版了他的《羌族的习俗与宗教》，先后荣获一次维京奖、两次古更赫姆奖。2004年，巴蜀书社出版了李绍明、周蜀蓉编的《葛维汉民族学考古学论著》。无论中外，大家都对他的学术成就给予了充分肯定。特别是他对发掘与研究三星堆所做的开创性的工作，将永载史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