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百二十、第一所外语学校

在外事学校草创阶段，柯鲁克和伊莎白一身土布军装，跟学生们同吃同住。他俩喜欢端上一碗饭，在院子里一蹲，用英语与学生对话。进京之后，这习惯仍然未改。多年来，每周至少有三次到食堂与学生们一起吃饭，“对话”。

他俩完全适应了简朴的生活。再粗糙的食物，也能咽下；再糟糕的住地，也能入睡。炎热的夏天，在房东家，柯鲁克取下坚硬硌人的门板当床板，在门道一铺，便呼呼大睡。那几天，他没有刮脸，胡子一大把。有同学路过笑道：“你们看，像不像济公活佛？”

“济公活佛”也有闹肚子疼的时候。那一天，格鲁克肚子疼得难以忍受，经华北军大的校医检查，疑是急性阑尾炎。叶剑英校长立即指示，马上送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

那是1948年8月，盛夏的暴雨哗哗下了一上午，学校负责民运的林念祖带着八名青年轮换着抬担架，在泥泞的路上疾行了五六小时，终于将柯鲁克送进了医院，及时做了手术。第二天一大早，伊莎白骑着毛驴来了，她看到柯鲁克腹腔中的“定时炸弹”被摘除，脱离了危险，一再感谢林念祖和所有同志及朋友们。

当时，最伤脑筋的是没有教材。柯鲁克夫妇想方设法搜集一些英文报刊，从新闻、文学、经济等方面挑选范文。每天晚上，打字机嗒嗒嗒响个不停。一本本简洁、实用的英语教科书，是柯鲁克夫妇的心血之作。

叶剑英校长还叮嘱师生们，为了安全，白天隐蔽，减少活动。

一次国民党空军来袭，飞机几乎是擦着屋顶飞过。重机枪一阵扫射，将柯鲁克夫妇的房顶打穿，露出几个大窟窿。柯鲁克笑着说：“我看得见驾驶员，他看不见我，当然打不中我啰！”

又一次，学校接到紧急通知，傅作义的骑兵要来突袭。师生们紧急集合，连夜从获鹿向赞皇县转移。柯鲁克刚做了手术一个月，身体尚未完全康复，仍然坚持急行军。一百多人组成的一支手无寸铁的队伍在茫茫黑夜中向南疾行，不久与上级失去了联系。而沿途的村庄一片沉寂，想到在这坦荡如砥的大平原，尽是敌人骑兵驰骋的危险之地，更让人心情紧张。经过摸索，走到晨光熹微之时，看到了一些树影。在光秃秃的平原，有树必有村庄。一路走去，发现了一条小溪，又渴又累的队伍，在小溪边散开。这时，领队的与大部队联系上了——原来，经过一夜急行军，到家了！

那个美丽的早晨，伊莎白和柯鲁克出现在小溪边上，满脸欢笑地跟同学们用英语打招呼。四十多年之后，他们的学生陈理回忆起那难忘的一夜时说：“他们俩和我们同甘苦、共进退，始终沉着、镇静、乐观。那种临危不惧的精神，深深打动了我。”

学生的水平参差不齐，有的基础相当差，怎能担负外事、外交重任？这让柯鲁克夫妇暗自着急。不管干扰多大，教学绝不能耽搁！小马扎上一坐，膝盖就是课桌，农家小院、河边路边、军需仓库，从河北南海山到北平西苑老兵营，处处是课堂，随时随地学习。

学生们说：“我们吃最粗粝的食物，学最纯正的英语。”

外事学校1948年只有六七名教师、四十多名学生，如今已是有着数万师生的大名鼎鼎的北京外国语大学。

1949年10月1日，柯鲁克和伊莎白目睹了五星红旗在天安门冉冉升起，与数十万群众一起欢呼雀跃。那一刻，他俩完完全全感觉自己是中国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