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道（2）

克欲方法，大别为二。一为禅定，一为戒律。《四十二章经》言，优婆塞有五事戒，沙门有二百五十戒。牟子亦曰：“沙门二百五十戒，日日斋，其戒非优婆塞所得闻也。”自汉以来，佛家恒闻大戒有二百五十。至东晋释道安时，始知戒实不只此数。至若汉代沙门奉行戒律之详情，当于下论及之。

禅法之流行

禅定一语，不见于《四十二章经》中。然经谓睹天地，念非常，是谓无常观也。又言诵经比调琴，须缓急得中，此见于《杂阿含》卷九之二十亿耳一段，所谓诵经者，实行禅之误。又云，人愚以吾为不善，吾以四等慈护济之。慈悲喜护，号曰四等。原文夺悲喜二字，即禅法之四无量也。而此外各章所谓行道，似即禅定之古译。然在东汉，桓帝以前，史书阙载，佛教禅法未闻流行。及支谶译《般舟三昧》《首楞严》二经，支曜出《成具光明定意经》。而汉晋间《般舟》有二译，《首楞严》有七译，《成具》有二译。可见大乘禅法之渐盛也。而汉魏二代，安世高之禅法，则似尤为学佛者所风尚。世高特善禅数。大小《十二门》《修行道地》《明度五十计校》，均为禅经，悉安侯所出。而其译大小《安般守意经》，尤为中夏最初盛传之教法。汉末魏初，康僧会《安般守意经序》曰：

余生末踪，始能负薪，考妣殂落，三师凋丧，仰瞻云日，悲无质受，睠言顾之，潸然出涕。宿祚未没，会见南阳韩林，颍川皮业，会稽陈慧。此三贤者，信道笃密，执德弘正，烝烝进进，志道不倦。余从之请问，规同矩合，义无乖异。陈慧注义，余助斟酌，非师不传，不敢自由也。

按韩林、皮业、陈慧似均同学于世高。而所学者为禅法。陈慧且注《安般》。盖与浮调之撰《十慧章句》，同为敷演《安般》者。而康僧会则似学于陈慧等，为世高之再传也。而序中所谓“烝烝进进，规同矩合”，似指精进不懈悉依禅法。是世高僧教人习禅。而汉末韩林、皮业、陈慧，则以行禅知名者也。

盖闻入佛法有二甘露门，一不净观，一持息念。观不净者，坐禅尝以白骨死尸为对象。其法较为艰难。持息念者，即念安般，乃十念之一。安般者，出息入息也。禅心寄托于呼吸，与中国方士习吐纳者相似。吐纳之术，不知始于何时。桓谭《仙赋》有云：“王乔赤松，呼则出故，翕则纳新。”王充《论衡·道虚篇》云：“道家相夸曰，真人食气，以气而为食，故传曰食气者寿而不死。”又云：“道家或以导气养性度世而不死。”《牟子》曰：“圣人云，食谷者智，食草者痴，食肉者悍，食气者寿。”吐纳之术，见于《参同契》。然其详则多赖后人之疏释。《抱朴子·释滞篇》，详述胎息，但亦不能确定是否为汉世道家所行。但在汉末则有荀悦《申鉴》卷三叙治气之术。略曰：

夫善养性者无常术，得其和而已矣。邻脐二寸谓之关。关者所以关藏呼吸之气，以禀授四气也。故长气者亦关息。气短者，其息稍升，其脉稍促，其神稍越。至于以肩息而气舒，其神稍专，至于以关息而气衍矣。故道者常致气于关，是谓术。

长息短息亦见于《安般守意经》。道家之吐纳，固不能仅据此而谓其必因袭佛家之禅法。但当世《安般》禅法之流行，必因其与道术契合，则似无可疑也。

汉末向栩少为书生，性卓诡不群，恒读《老子》《庄子》。博览群籍，兼好黄老古虚。状如学道，又似狂生。好被发，著绛绡头。（《吴志·孙策传注》引常于灶北，坐板床上，如是积久，板乃有膝踝足指之处。常入市行乞。后值张角之乱，宦官张让谗栩，谓疑与角为内应，伏诛。栩盖亦好道术之士。其久坐似系道家禅法。栩为河北朝歌人，而安侯弟子有南阳韩林，颍川皮业。陈慧则南方会稽人。康僧会在吴。而据道安《大十二门经序》，此经系嘉禾七年在建业周司隶舍写。则汉末魏初，河北、江南及中州一带固均有禅学也。而《太平经》中“守一”之法，固得之于佛家禅法，则山东禅法之流行，亦可知也。

仁慈好施

汉代佛教，特重屏除私欲。而禅定则祛练神明之方法。故汉末颇为流行。私欲之根，为贪瞋痴三毒。佛家劝人捐财货，乐施与，所以治贪。不杀伐，行仁慈，所以治瞋。戒杀乐施虽为印度所常行，然在中国则罕见。故汉代常道及之。明帝诏云，楚王英“尚浮屠之仁祠”。班勇记天竺事，列其“奉浮图，不杀伐”。襄楷曰：“此道好生恶杀”；袁彦伯《后汉纪》亦曰：“其教以修善慈心为主，不杀生。”此则其所谓仁慈者，以不杀最为世所称道。又《四十二章经》曰：“佛道守大仁慈，以恶来，以善往。”此则以犯而不校，无瞋恚心，为大仁慈也。

《四十二章经》谓沙门“去世资财，乞求自足”，“为道务博爱”，“博哀施”，“德莫大施”。《牟子》谓“佛家以空财布施为名”。而当时所谓布施，特重以饭食给人。《四十二章经》，有饭善人一章。楚王英设伊蒲塞桑门之盛馔。明帝并还其所贡献财帛佐助其事。则饭僧之制，最初即流行。汉末笮融，每浴佛，多设酒饭，布于路，经数十里，任人就食，则其施饭规模甚大。亦可见汉代布施功德首在此也。

汉代方士，不闻戒杀。武帝时谬忌奏泰一方，谓以太牢祭。桓帝祭老子以三牲。至若布施，则亦为治黄白术者所不言。武帝时，李少君以方术游诸侯，人闻其能使物及不死，更馈遗之。常余金钱衣食。人皆以为不治产业而饶给。杨王孙者，学黄老之术。家业千金，厚自奉养生，亡所不致。其行事均与重布施之沙门异其趣。但后汉时，蜀中高士有折像者，幼有仁心，不杀昆虫，不折萌芽。能通京氏《易》，好黄老家言。原有资财二亿，僮八百人。像感多藏厚亡之义，谓盈满之咎，道家所忌，乃散金帛资产，周施亲疏。自知亡日，召宾客九族饮食辞诀，忽然而终。卒后家无余赀。则东汉奉黄老者，固亦有戒杀乐施者也。至若《太平经》常言乐施好生，则尤与佛家契合。此当于下及之。

《太平经》与佛教

《太平经》者，上接黄老图谶之道术，下启张角、张陵之鬼教，与佛教有极密切之关系。兹分三事说之。《太平经》反对佛教；但亦颇窃取佛教之学说；襄楷上桓帝疏中所说。

按东汉佛教流行于东海，而《太平经》出于琅琊，壤地相接，故平原湿阴之襄楷，得读浮屠典籍，并于吉神书。则此经造者如知桑门优婆塞之道术，固亦不足异。经之卷百十七，言有“四毁之行，共污辱皇天之神道，不可以为化首，不可以为法师”，而此四种人者，乃“道之大瑕病所由起，大可憎恶”，名为“天咎”：一为不孝，弃其亲。二曰捐妻子，不好生，无后世。三曰食粪，饮小便。四曰行乞丐。经中于此四行，斥驳之极详。夫出家弃父母，不娶妻无后嗣，自指浮屠之教。而《论衡》谓楚王英曾食不清，则信佛者固亦尝服用粪便也。至若求乞自足，中华道术亦所未闻。故《太平经》人，极不以此为然。其卷百十二有曰：

昆仑之，有真人上下有常。真人主有录籍之人，姓名相次，高明得高，中得中，下得下。殊无搏颊乞丐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