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七 “曹骨头”的半生坎坷

1955年，在全国肃反运动中，曹振家受到审查。审查人员问他：“谁能证明你与英、美军方的关系只是纯粹的‘业务’关系？谁能证明你没有参加‘美国中情局’‘中统’‘军统’之类的组织？一句话，谁能证明你的清白？”

张国和可以做证，但他没有资格，也不可能来中国做证。因为他在抗战后去了美国芝加哥大学读法律，后来在联合国任职。还有一位老上级董宗山，后来去了台湾，他更没法为曹振家做证。

曹振家无法找到证明自己历史清白的证人，他因忍受不了没期限的隔离审查，曾自杀未遂。档案中留下了“反革命”及“严重历史问题”的结论，同时他还被当作“内控”对象。所幸的是，1957年，他在天津骨科医院进修，没被划为右派分子；而他的夫人，却没有那么幸运，被戴上了右派帽子。

“文化大革命”中，军宣队认为华西坝潜藏了很多“美国中情局”和“中统”“军统”的特务。“态度不端正”的曹振家因为历史问题又被揪了出来，在四川医学院教职员工的批判大会上，他被手铐铐走，后被关进了监狱。

两年后，曹振家出监狱时，已经身患膀胱癌，并且心力衰竭、全身浮肿。回到医院，先是每天打扫厕所，监督劳动，后又随巡回医疗队去了广元山区。一天早晨，巡回医疗队的泌尿外科医生邓显昭，也是曹振家在援朝医疗队时的战友，见到曹振家尿桶里的小便颜色异常，询问之下，才知道曹振家尿血已经非常严重了。邓显昭立即报告医院，要求领导同意曹振家返回成都做检查，这才救了曹振家一命。

“文化大革命”中有一句流行语：“那些反动学术权威，就像臭豆腐，闻起来臭，吃起来香。”华西的同事都知道，曹振家这个“曹骨头”在圣约翰、华西两所名牌大学就读，又经野战医院磨炼，基础扎实，医术高明，深受患者的喜爱与信赖。“曹骨头”的美誉，让他的诊室门口总是坐满了候诊的病人。

无论是在历次运动中，还是在饱受冤屈的日子里，曹振家总是认真地对待每一位病人，视病人为家人。不管是门诊遇到的还是找上他家门的病人，他都一视同仁，耐心地进行诊断和治疗。“文化大革命”后期，曹振家做了膀胱全切除和人造假肛手术，生活非常不便，但他还坚持继续工作，看门诊、做手术都一丝不苟。

华西校史专家金开泰讲了两个小故事：

“1972年初，解剖教研室雷清芳四岁的孩子左腿骨折，普外医生诊断后请曹振家来会诊。他立即把孩子抱过来，又是哄又是安慰。雷清芳缴了费回来，没见着曹振家和孩子，一下子着急了。原来，曹振家已抱着孩子到X光室拍片去了。确诊之后，由于没有小夹板，曹振家建议用石膏前后托固定，自膝上大腿三分之一处至跖趾关节，膝屈十度，五周后复查。后来，孩子恢复得很好，没留下后遗症。当时，曹振家与雷清芳并不熟，但曹振家这种急人所急、精确诊断、果断救治的风格，给雷清芳留下了难忘的印象。

“曹振家每天上午的骨科专科门诊号只有十五个，但是没有一天不是大大超出的。坐诊时，他坚持‘以正常挂号的病人优先’的原则，家人、朋友或医院领导带病人来要求他补号看病时，他总是安排在八点上班之前或中午十二点下班之后。所以，他常常是早上七点半提前到门诊部，中午一点后才能回家吃饭。他为病人服务从来没有一句怨言。有一次，他的夫人带孩子单位的领导来求治，他依然让这位领导等到十二点，把所有的挂号病人都看过了，才到放射科取来片子，仔细诊断，然后带病人到手术室做了封闭治疗。

“这个‘曹骨头’，真有一身傲骨！”

改革开放以后，许多冤假错案得以平反。曹振家的老友张国和应外事部门邀请，回北京开办联合国即时传译培训班，住在北京饭店。曹振家终于有机会与分别三十多年的发小见上一面了。一对“难兄难弟”有说不尽的悠悠往事，人生的酸甜苦辣，只能付之笑谈中！